德国青年职业教育与社会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社会稳定论文,职业教育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919(2002)05-0015-04
德国是最早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国家之一，也是具有职业培训文化传统的国家之一，有学者认为，“德国的职业教育在当代世界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样品’”[1]。从几个重大历史阶段上看，德国总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客观需要，制定出以职业教育为重点的教育结构体系。就其直接的结果而言，以青年为主体的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培养出大批年轻的素质较好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对德国的经济起飞与繁荣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从职业教育对整个社会的多种派生作用的大视角上看，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在德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起到了稳定社会的政治作用。这正如德国学者瓦尔特·R·海因茨所指出的，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其目标不仅在于为经济服务，而且在于年轻人的社会化”[2](p71)。因此，研究德国职业技术教育的“派生作用”，对于我们充分认识职业教育的功能，制定符合国情的、更加全面的青年职业教育政策，有着许多借鉴意义。
一
德国青年职业教育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中世纪晚期。12世纪至13世纪，随着欧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的分工进程逐渐加快，在欧洲一些封建城市出现了商人和各行业手工业者为保障本行业和行业成员利益而组织的行会。行会组织为了保证本行业的产品质量，防止行业间的混乱，对从业人员有严格规定。这些规定虽然主要是一些经营规范（如提倡行业内各成员有均等的竞争机会，防止经营规模的不平等化，维护业内人员的共同利益，力求交易的公平合理等等），但不可否认，行业内正常的经济运行本身就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行会制度下，师傅对年轻的弟子不仅要传授行业秘诀，而且要对其进行文化、道德、宗教等全面的素质教育，这就促使早期工商业者在文化知识、道德规范、技艺秘诀的传授上由家庭世袭传授演变为一种一般性的制度化的学徒式技艺传授。这种学徒制度随着行会的发展而逐渐带有社会性质，从而催生了职业技术教育的萌芽。
德国在13世纪颁布的城市法（例如普鲁士的奥格斯堡于1267年颁布的城市法）中就已经有关于学徒教育制度方面的规定。这种学徒教育制度与行会组织的结合，不仅为中世纪德国的手工业发展培养出大批高水平的工艺人才，同时也对当时的城市秩序起了规范作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时的城市职业技术学校的教育主要是由行会施行的，行会不仅为职业技术教育提供资金，而且制定师徒合同，合同中规定了学徒应尽的义务，如勤奋学习和工作、遵从师傅的指教、严守行业机密、恪守行会的道德规范、信奉宗教等等。青年人为了获得谋生的技能，学得一些必需的职业技艺和生活的知识，就不得不将自身置于师傅的严格管教之下，甚至成为师傅的奴仆[3]，这就从社会环境上大大减少了青年人游手好闲、滋事生非的机率。
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由于生产关系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剥削的加剧，德国的各邦国为了巩固统治、复兴国家，都十分重视教育。其中普鲁士作为德国的一个从属邦国发展到一个强国乃至最后统一德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普鲁士的全民教育意识，认为对劳动者的教育十分重要，受教育有知识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从而把城市中的一般学徒教育发展为对所有劳动者的教育，尤其是把对青年人的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事业，认为教育是培养青年人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的重要手段，这使得职业技术教育所派生出的社会稳定功能，由被动的管束开始上升到培养主体的自觉意识。
随着18世纪至19世纪工业革命在欧洲的顺利进行，手工业生产者由家庭作坊转向工厂，由手工操作生产全过程变为用机器操作局部生产，德国也逐步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传统的学徒制度也面临着适应工业化生产的转型。工业化大生产要求劳动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以提高生产率，因此向青年人提出了学习与机器生产有关的职业技术的要求。当时德国是以普鲁士的教育制度为基础的，规定青年在18岁以前都要尽可能接受职业的补习教育，在习得基本的劳动技能的同时接受思想教育，以培养青年具有“为国家服务”的精神，成为忠于国王的“德意志公民”；同时要求劳动者对自己所负担的工作具有“社会责任感”，培养青年人具有钢铁般坚强的意志，挖掘他们为祖国贡献力量的潜力。在这一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德国一方面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保证了工业革命的顺利进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20世纪初，德国逐步发展成为“以工艺技术、金融和工业组织以及物质进步为公共生活的显著特征的民族”[4]，而且德意志民族在工业化进程中凭着非凡的敬业精神和辛勤、刻苦、严谨的工作作风，用了30年的时间完成了英国用10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革命，使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职业技术教育使广大青年把学习与劳动结合起来，培养了劳动者的民族观和国家观，缓解了社会矛盾。德国就是在这种转型过渡中，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国家化的对青年劳动者的职业教育。
二
民族主义的教育为德国的经济飞跃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政权落入反动阶级手中后，民族主义思想却成为统治者侵略扩张的思想支柱以及控制广大群众的工具。两次世界大战使德国这个工业强国毁于战火，德国的全民教育也走上了畸形。尤其是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德国全面实行法西斯专制，全部教育被纳入进行侵略战争的轨道。法西斯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具有前后连续主动性、主人气概，不胆怯、残忍的青年。”[5]希特勒叫嚣要把德国学生训练成“使全世界望而生畏的青年”，因此缩短基础教育时间，强制凡年满18岁的青年都要“劳动服役”一年，进行法西斯的军事训练。从1936年起，希特勒强令把“所有德国青年”统统组织在希特勒青年团中，以军国主义教育替代了职业技术教育，使德国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不仅再一次给世界带来浩劫，也再一次给德国带来民族灾难。
战后德国吸取历史教训，一方面，战后初期盟国对德国进行了强制“再教育”和改造，使“旧的社会秩序已经荡然无存”[6](p507)；另一方面，德国人自己也进行了反省，联邦德国政府在政治上抛弃了法西斯独裁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政体。在文化教育方面，以优秀的德国文化传统为精神支柱，逐年增加教育投入，恢复了传统的对青年的职业教育体系，把青年的职业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第二根支柱”，并且在实践中形成了适应新形势发展需求的职业教育模式。联邦德国甚至将职业教育纳入中等义务教育的范畴，并且明确提出“培养为明天工作的人”的职业技术教育目标[6](p547)，这些都足见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民主德国也在1959年制定了基础教育法，明确规定10年制综合技术教育为全民义务教育，这些教育都是免费的[7]。两德统一前，民主德国约有1,000所企业和地方职业学校，专职教师1.7万人[8](p154)，由此也可看出德国职业教育的规模。1988年，在联邦德国的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三大部门中，受过职业培训的员工比例达90%[6](p548)，由此可见德国职业教育的显赫成果。可以这样说，二战后，联邦德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经济大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青年的职业教育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另外，完善的职业教育使企业和学校之间联手，劳资双方结成“社会伙伴关系”，少对抗多合作，很少发生大的社会冲突，广大劳动群众生活安定，社会和生产秩序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保证[8](p88)。
德国的青年职业教育采取的是双元制模式，即实际操作培训在工作场所进行，理论培训和普通教育是在职业学校进行。联邦德国有9年制、10年制或13年制的基础教育，从这些学校毕业的约80%的青少年都要进入双元制职业培训中。青年徒工每星期有3天～4天在工作场所培训学习，其余1天～2天在学校学习理论课程。在对青年徒的工培训中，还注意培养青年人的自信心、进取心和事业心，同时还配有严格的管理与法律保障，以保证青年徒工高质量地完成岗前培训这一重要环节。在民主德国，普通教育以10年制综合技术普及教育学校为基本形式，中高年级的学生每周有4小时到工厂或农业生产合作社上综合技术课，他们毕业后，大约有85%的人还要进入职业学校学习，因此，民主德国的职业教育实际上分为普通教育、职业基础教育和职业专门教育三部分，形成了由基础到专业、由浅入深地对学生授以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职业技术教育框架[8](p153-154)。良好的职业教育为德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加之其他的国际国内条件，联邦德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实现了充分就业，60年代的失业率除1967年外，历年都在1%以下[6](p511)。较低的失业率，使联邦德国成为西方国家中社会气氛宽松的佼佼者。
三
两德统一后，社会的转型和经济改革，使全国失业人数剧增，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加之由于形成了全德国统一的竞争性市场，原民主德国地区不仅要适应新的就业规范和准则，而且面临着结构性失业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疲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骤增。为此，德国政府对原东德地区的劳动者特别是青年失业人员加强职业培训，提供就业帮助。为鼓励人们参加职业教育和专业训练，国家给予承担必要的费用和补助金等，变压力为提高素质的动力，以缓解失业造成的社会压力[8](p69)。
德国的职业教育非常注重培训专业与社会需求的结合，据1995年中国职业教育与培训考察团访德报告提供的数字，在当时全德38个职业教育培训的专业中，有10个是最受欢迎的热门专业，每年经职业培训毕业上岗者达60万人，而且每年为职业培训花费230亿马克，相当于国民经济中工资薪金数额的3%[9]。德国正是以这样高投入的、供需对路的职业教育，力求获得社会的相对稳定。
进入20世纪末期，随着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德国的职业教育又面临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以满足越来越高的对生产者素质的要求。国家急需培养年轻人具有跨岗位、跨职业、跨行业的社会技能和组织技能，急需大量的知识型劳动者。面对世界知识经济对青年的职业培训所提出的新要求和挑战，德国再一次加大对其传统职业教育与新时期要求发生矛盾的改革力度。联邦政府最近采取紧急措施，减少青年的失业，如1998年决定把25岁以下的10万失业青年纳入培训和就业轨道。政府对劳动力市场采取的这一大规模的行动，说明要通过对失业青年的职业培训，来防止造成社会动荡。职业教育将再一次承担起减轻社会压力、保持社会稳定、使统一后的德国实现再一次的飞跃的历史重任。
四
从历史上德国政治与职业教育的发展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出，德国职业教育逐步完善的过程，也就是企业和国家经济成功的过程，同时也是德国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
教育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的，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维护其经济基础的核心，它要求教育所培养的劳动后备军的思想意识与其政治目标保持一致。一方面，政治制度决定着教育的方针、目标和内容；另一方面，教育制度又起着维护和加强政治制度的作用。德国历史上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职业教育的萌芽时期，学徒制的最初形式是在家庭范围内父子之间的技艺世袭，保证了家庭生活的稳定性和技艺的延续。当家庭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到靠内部无法完成时，就逐渐转变为一般的技艺传授教育，这就明显地带有了社会职业教育的特点。这样，城市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有了规范，从而保证了城市的政治秩序，尽管由于当时城市还不很发达，这种教育的社会性只局限于一定的阶层。当工业革命发生后，生产结构中的劳动力因素发生变化，一方面劳动力素质低下，不适应生产技术的掌握和改进；另一方面大量农业、手工业的失业者造成了社会问题，德国对青年的职业教育体系也就应运而生。社会化的大生产才真正地带来了教育的国家化和社会化。可实际上，青年在接受职业教育的过程中，除了掌握普通职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外，还更多地培养了德意志民族观念和民族情感。这种民族观念和民族情感是作为一个合格公民、合格劳动者的基本前提，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41)所言：“啊，国家，你把我培养起来的最终目的是使我成为对于实现你的目的有用的人，而不是使我成为对于实现我的目的有用的人。”[10]德国就是这样通过职业教育，把政治观和价值观内化为广大青年的生产技能和为国贡献的精神，“为青年提供社会化的经历从而使他获得心理上和社会上的稳定”[2](p69)，以求得政治制度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