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风格创造的重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性论文,演员论文,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北京人艺风格的群体系统中，演员个人独创风格的形成，也是非常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其重要性决不下于导演风格的创造。因为无论是剧本原作的风格，还是导演再创造之后的风格构想，最终都要通过演员的表演在舞台上体现出来。离开了演员的出色表演，作家的风格再好，导演的构思再美，都是枉然。焦菊隐说：“创作风格，要通过一定的艺术形象，也就是说，要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略论话剧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这里所讲的载负舞台风格的艺术形象，当然不只是由演员所扮演的人物形象，人物以外的布景、道具、灯光、效果等，也都组成着具体的形象。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人物形象都处于中心的地位，其它的物质性可感形象，都仅仅起一种烘云托月的辅助作用、陪衬作用。个别时候，导演也有可能突出一下外部环境因素的某一点，或某一个具体的物象，以造成特定的情调与氛围，或暗示特定的含义。即便如此，那用意归根结蒂也还是紧紧围绕着人物命运的展示并为这一展示服务的。因此，强调演员个人独特风格的创造，也是北京人艺演剧学派风格探索和风格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没有一大批素养好、造诣高、风格鲜明的第一流演员作为学派在表演艺术上的支柱和代表，就不可能有人艺风格。
焦菊隐认为，“演员艺术风格的形成，其原则、精神与导演风格问题差不多，只是更复杂一些，更难讲得清楚。”这是很有道理的。演员风格问题的复杂和烦难，主要表现在这样几点上。一是演员风格的形成带有显而易见的依附性；二是演员风格的形成又必须具有独特性、独立性。此外，还有诸如演员个人风格和流派风格的异同关系问题，演员个人风格之间的异同关系问题等。
像导演的风格创造一样，演员的风格创造也带有依附性。在依附作家原作的风格这一点上，二者是相近的。不同仅仅在于导演的风格构思重点在全局、在整体，以及那些与全局的成败关系重大的局部；演员的风格构思虽然也要兼顾全局和整体，但重点却主要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哪怕这个角色只处于配角的地位。这是焦菊隐一再强调导演和演员都必须首先掌握原作风格的根本原因所在。
演员的风格创造是通过成功地扮演他所担任的角色来实现的。因此，他不能不下功夫熟悉剧作家的风格，特别是自己所要塑造的人物的外部特征和心理特征，以及人物在剧本整体风格中的地位与意义。这是必须首先要做的，既是为角色定位，也是为风格定位。有了这个最初的座标点、出发地，才有可能进入正式的艺术创造。
演员的气质、禀赋、素养各不相同，有些人戏路宽，有些人戏路窄。戏路比较窄的本色型演员，只能演好那些与自己气质和性格相近的角色；戏路比较宽的性格型演员，则可以适应多种类型性格的角色。然而，既使戏路宽的演员，也会有自己的局限，也不可能是全能的。何况，剧中人物的气质和风度，决不可能与生活中的演员一般无二。所以对于一切演员来说，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个适应作家风格和适应角色的问题。适应，就是熟悉。演员熟悉作家的风格，作家也熟悉演员的风格。正是在这种相互的熟悉中，北京人艺的演员和老舍、郭沫若、曹禺这样的著名作家之间不仅建立了真正的友谊，而且建立了风格创造上声气相通的合作关系。老舍夫人就很深情地讲过：“在国内上演《茶馆》的话剧团体，据我所知，只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家，它的导演、演员、设计、阵容很强，对老舍风格很熟悉，和老舍有着几十年的合作关系。”（《关于老舍的〈茶馆〉》）这种合作关系，也表现在作家的剧本构思常常会把剧院和演员的特点考虑进去。焦菊隐说：“我国作家笔下的人物，有不少是结合着他们所熟悉的演员或导演的艺术风格特点而写的。这样的剧本，会使演员和导演感到，它既是作家的创作，又和自己的艺术创造有着血缘关系。”（《导演·作家·演员》）焦菊隐在这里指的主要就是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与经常为他们写剧本的作家们的合作关系。
还是以与老舍的合作为例。关于这种合作，导演夏淳曾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剧院演出老舍同志的剧本比较多，除了《茶馆》外，还有《龙须沟》、《女店员》、《红大院》、《骆驼祥子》（梅阡根据老舍的同名小说改编）等共7个之多。因此，我们对老舍同志的作品和他本人都比较熟悉，而且相互之间产生了创作上的默契与深厚感情。老舍同志的一些剧本都是在和我们剧院互相探讨、研究和协作之下写成的。《茶馆》诞生以前，老舍同志原是想写一个以普选为题材的剧本来歌颂社会主义的真正民主，揭露和批判旧时代的虚假的民主。他刚刚写好就来念给我们听。听完以后，大家都觉得这个戏的第一幕写得最精彩，实际上就是现在《茶馆》第一幕的基础。于是剧院当即向老舍同志建议：索性通过一个茶馆的变迁来反映时代的变化。老舍同志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不久他就把《茶馆》的新稿写了出来。”（《〈茶馆〉导演后记》）类似于老舍根据演员和导演的建议而对自己的原作进行加工或反复加工的情况，在其他剧作家那里也并不罕见。
焦菊隐很看重这种合作关系。他还发现，莫斯科艺术剧院因为常演契诃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戏剧，小剧院因为常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他的关于“剧院风格的基础是剧目，是剧作家的风格”的提法，就是从这里得到启示的。他得出结论说：“如果一个剧院十多年没有固定的作家提供演出剧目，东拼西凑地演出，那就很难形成什么风格。”其实，这种合作不仅对于形成剧院的流派风格至关重要，就是对于演员和导演的个人风格的形成，也决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