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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今安国县东北）人，清初哲学家。对于颜元的哲学思想，学术界虽然进行了一些研究，但与对其他哲学家的研究相比，研究的文章就显得少了。有些大学，在开中国哲学史课程时，往往对其略而不讲，有些人在写中国哲学史时，也往往略而不述。有些同志，在对颜元哲学思想作出肯定性评价的同时，往往又认为它具有经验主义的倾向，甚至认为他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凡此种种，说明对于颜元的哲学思想，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尤其是他在哲学上的变革，不仅在当时的思想界独树一帜，而且至今对于我们的哲学改革，仍不无启迪。为此，本文仅作些初步的研究，抛砖引玉，以期求得学界同仁指正。
一、颜元哲学变革的主要方面
颜元的哲学变革是在与宋明唯心主义哲学的斗争中进行并逐步完成的，其主要成就在认识论方面。在认识论中，他突出了躬习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性作用，不仅批判了宋明理学等传统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而且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他用躬习实践的概念，将唯心主义的“格物致知”命题改造为唯物主义命题。
“格物致知”最早出现于《礼记·大学》，起初是作为一种道德修养步骤提出来的，北宋后逐渐转化为认识论的基本命题。程颐和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角度对“格物致知”作了阐发。程颐认为理为万物之原，物就是理，知，是先天固有的，但心不能直接认识固有的理，所以要格物。所谓“格”，就是“至”和“穷”的意思。他说：“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格”。（《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同上》卷二十五）因此，所谓格物致知就是用心穷理。朱熹接受了程颐的思想，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第一章）即用自己固有的知识推而广之，穷尽天理。这是典型的先验论。
以陆象山、王阳明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则认为：“物”不是理，而是主观的“良知”的外观，所谓“格物”，就是“正心”，就是“正其不正归于正”，所谓格物致知，就是通过正心使离开‘良知’的不正之心归于正而回到“心之良知”（《传习录中》）。颜元认为他们形异而实同，都是离开对客观事物的接触、变革来谈论认识。他认为物既不是理，也不是心，而是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所谓格，也不是指心理的意识活动，而是指变革对象、事物的实践活动。他说：“格物之格，王门训正，朱门训至，汉儒训来，似皆未稳。……元谓当如史书‘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义”。（《习斋记余》）他把“格物”改造为“犯手实做其事”。（《言行录》）他指出，致知“须履中蹈和，躬习实践”。（《存学编》）这样，他不仅对唯心主义的“格物致知”命题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而且，对以往唯物主义的知行观，作了新的发展。
第二，他强调躬习实践是一切认识活动的基础。
颜元在批判、改造唯心主义“格物致知”命题的同时，指出，认识活动必须有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一是主体所具有的思维与感觉的器官。在此前提条件下，还必须通过人对于客观事物的接触与变革的躬习、实践，然后才能将两者联结起来，获得对事物的认识，由事明理。他说：“知无体，以物为体。犹之目无体，以形色为体也。故人目虽明，非视黑视白，明无由用也。人心虽灵，非玩东玩西，灵无由施也。今之言致知者，不过读书、讲问、思辨而已耳，不知致吾知者，皆不在此也。……辟如欲知乐，任读乐谱几百遍，讲问思辨几十层，总不能知；直须搏拊击吹、口歌身舞，亲下手一番，方知乐是如此，知乐者，斯至矣。是谓‘格物而后知至’”。（《四书正误》）
颜元认为，不仅认识的获取必须建立在躬习、实践的基础上，而且，认识的检验、知识的应用、丰富与发展，都必须以躬习、实践为基础。“得之于习行，见之于身世，验之于事功”，（《言行录》）“学问以用而见其得失”。（《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他指出，躬习、实践，是认识论中的根本性问题，程朱陆王的错误正在于否定了这个根本性问题，因而“讲说多而践履少，经济事业则更少”。（《存学编》）
第三，颜元的认识论是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坚持与发展。
对于颜元的认识论，有同志认为，他重行而轻知，偏重感性排斥理性，满足于亲身实践、直接经验而忽视读书、间接经验，片面强调知对行的依赖知忽视知对行的指导，因而是狭隘的经验主义，或是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哲学家。这种看法，我认为是欠妥的。
对于颜元认识论属性的归属，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看他为什么这样讲，其针对性是什么，并将其全部论述联贯起来加以分析。那么，我们就不应作出上述的结论。因为颜元的许多论述，是在与宋明理学的论战中阐述的。因而他必须针对问题，抓住要害，阐发必须有详有略，突出重点。即使如此，他在激烈抨击论敌的错误观点和揭露社会时弊的时候，还是常常提醒人们，他并不是一概反对读书。他认为“读书乃致知之一耳”，是一种间接获取知识的途径，不能废除，“书何可废哉”。（《存学编》）在他主持的漳南书院中，他要学生好好读书，而且要多读，博览群书，不仅正面的书要读，而且像程朱陆王那些对立面的书也要读，要做到知彼知己。对于朱熹、王阳明提倡的那套“静坐澄心”的学习方法，他也并不采取全盘抛弃的态度。他说：“然吾亦非谓全屏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艺之学，即用此功于事时亦无妨。但专用力于此，以为学问根本，而又以讲说为枝叶，则全误矣。”（《存学编》）颜元所反对的是有特定的对象和内容的。他认为由事见理，静心钻研，认真读书是不可少的。他认为读书明理，可以使自己的行动有理论指导，“身心有所依据”。（《存学编》）书本知识，是“穷理之文”，理论是“处世之道”，是指导行路的“路程本”（《存学编》）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必须重视学术理论，重视学术思想的变革，因为这对于造就人才关系极为重大。他说，“学术者，人才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习斋记余》）。他反对浮文虚学，但决不反对一切文字学科。他认为，浮文盛行的时弊必须彻底改变，这种局面也决不可能长久。他在批判浮文虚学时，也提醒人们，要防止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说：“文盛之极必衰，文衰之返则有二，一是文衰而返于实，则天下厌文之心，必转而为喜实之心；乾坤蒙其福矣。……一是文衰而返于野，激而为灭文之念，吾儒与斯民沦胥以亡矣”。（《存学编》）由厌恶浮文虚理，导致毁灭一切文化，返回到野蛮的原始蒙昧状态，这是历史的倒退，势必导致民族的衰亡，这不是他反对浮文虚理的目的，相反，正是他坚决反对的。
综上所述，颜元由于出于论战的特殊环境，面临的突出问题，在问题的阐发过程中有详有略，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但是，如果将其思想前后联贯起来考察，说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者或是具有狭隘经验主义倾向的哲学家，是值得商榷的。从他的论述的基本精神来看，他不仅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也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既继承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知行观，又将躬习、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作用突出出来，比前人更进了一步，所以，他不是向后的倒退，而是前进，是发展。
二、引发颜元进行哲学变革的原因
颜元早年信奉陆王心学，后来又笃信程朱理学，中年以后学术思想为之一变，树起批判宋明理学的大旗，提出了“践履之学”，他和他的弟子李塨等人形成了以“实学”为特色的颜李学派。引发颜元进行哲学变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如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都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一样，颜元的哲学变革，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
从客观原因来说：其一是社会的动荡，民族危机加重，向人们提出了如何振兴民族的时代课题。由宋至明的680年（公元960—1644年）之中，汉民族多次遭受北方民族的侵躏和奴役，满清入关以后，制造了“嘉定屠城”、“扬州十日”等民族惨案。民族奴役和压迫的加重，对于汉族人民和爱国之士来说，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极大刺激，它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时代课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历史局面？如何才能改变这种局面，振兴民族？颜元的哲学变革，正是这种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反思的升华。
其二是，明朝中后期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与发展。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工场手工业和商业，逐渐从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的母胎中分离出来，商品经济因素不断增长，工商业集中的城市不断出现并扩大，逐渐形成了一股以工场主和商人为主体的新兴社会势力。他们发展实业以求利，需要有能为其谋利的实用知识和人才。然而重义轻利，重农抑商，存天理灭人欲等传统的统治思想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成为压抑新兴势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障碍。在这种形势下，变革传统观念，代之以新的观念，就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颜元以实学取代虚学，重践履、习行的主张正是适应了社会的这一客观要求。
其三，是宋明理学在民族危亡之际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面前，充分暴露出其理论的苍白无力，非但不能为振兴民族提供理论指导，相反却把人们引入了脱离实际的空谈，造成了种种社会弊端，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一种思想阻力，引起了社会新兴势力的不满，也引起了具有爱国精神的一些学者的不满。颜元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现实，才毅然从宋明理学中背叛出来，致力于哲学变革的。
从主观原因来说：主要是他长期生活于社会的下层，一生以务农、教书、行医为业，从未做官。家境也较为清贫，其父因家贫去做人家的养子，满清入关之际流落关东，客死异乡，使他对民族的奴役之苦有切身的体验。颜元青年时代生活在县城，受到市民意识的影响，以后搬到农村教书务农，又兼行医。曾为寻父去关东，为行医而去中州（今河南一带），在开封开设过诊所。他交游广泛，曾和“知兵，能技击，精西洋数学”（《习斋年谱》）的扬计公研讨过西方科学技术，受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正是长期的社会下层生活经历，对社会多方面人士的交往，使他的思想能够比较地贴近社会现实，看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听到人民要求改变现状、振兴民族的呼声，从而引发了他与理学决裂并进行哲学变革的决心。
三、颜元哲学变革的缺陷
各个时期历史人物的思想，都受着特定历史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颜元同样也不能例外，他的哲学变革具有不彻底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他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封建统治的思想支柱——孔孟之道。他为了批判宋明理学，需要借助理论依据，他采用了历来人们惯用的托古改制的手法，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打出了复三代孔门之旧的复古旗号，以古之圣人，压今之圣人，用古之事，评今之事，借孔孟之理，批宋儒之理。这样，他就使自己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不得不受到限制。虽然他一再向人们强调：“师古之意，不必袭古之迹”。（《存治编》）其本意在于“以复古求解放”，（梁启超语）是打着孔孟的旗号，宣扬自己的观点。但正因为如此，就不可能通过批判宋儒进一步追根究底，至多追到汉儒就停止了，如对宋明的义利观，他追踪批判了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但没有进一步追究其根源和孔孟的天命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观点的内在联系。事实上他自己的思想和孔孟的思想依然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他所说的“孔孟以前，天地所生以主此气机者，率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率为天地造实绩，而民以安，物以阜”。（《存学编》）也往往以孔孟之道来作解释。所以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具有不彻底性。
第二，他对“实践”的理解是不科学的，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所谓的“实践”虽然在基本立场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他对“格物致知”的阐发也超越了同时代的唯物主义者。但由于其阶级地位的局限性，历史观的唯心论，他将振兴民族的希望不放在广大劳动人民身上，而是寄希望于少数聪明的英雄人物身上，认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是愚昧无知的。他说：“愚蒙人也，宜耕田凿井，以养父母，以受天子之法制，不应妄为大言，鼓天下之愚民，而立教门。若聪明人也，则以天地粹气所钟，宜学为公卿百执事，以勤民生，以佐王治，以辅扶天地，不宜退而寂灭，以负天地笃生之心”。（《存人编》）这是孔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唯心史观的再现。正如马克思所说：“有一种唯物主义的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马恩选集》一卷第17页）颜元的唯物主义，也和马克思批评的那种唯物主义一样，并不懂得实践的真正含义，不懂得劳动人民是实践的主体，不懂得实践是社会的实践，是千百万劳动人民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他把实践仅仅理解为个人的活动，把自己和少数圣贤，视为高人一等。这样，他在世界观上就不可能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也就由他所理解的躬习实践的局限性而导致了哲学变革的不彻底性。
四、颜元哲学变革的现实意义
尽管颜元的哲学变革具有不彻底性，但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其意义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内容变革的本身在哲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更在于它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将哲学改革推向深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二点：
第一，哲学改革必须端正学风，明确目的，突出重点。
多年来哲学界一直在呼唤哲学要改革。但是，许多人偏重于教科书哲学原理理论体系的改造方面。当然这也是必要的，然而具体的作法往往放在板块的搬动、结构的重新组装上面。致使出版的新教材数以千计，但新意不多。有些同志不满于这种状况，跳出教科书的理论体系框架，从不同角度另辟新径，使哲学改革出现了一线生机。但是有些同志往往急于构建新的哲学体系，而这些新构建的体系又往往难以为人们所接受。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改变现状，将哲学改革引向深入？有些同志从哲学应该成为时代的精华出发，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成果。联系改革中的正反经验，结合哲学史的研究，颜元的哲学变革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那就是我们是否也可以像颜元那样，分析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分析阻碍我们振兴民族，推进改革的主要思潮，找准批判的对象。将批判继承与创新结合起来，将历史与现实研究结合起来，将总结本民族的经验教训与借鉴其他民族的经验教训结合起来，使哲学改革为解决时代课题服务，为造就一代新人，提高全民族素质服务。因此，我认为不应将主要精力放在体系的构建上，而应放在有现实意义的课题上。经过广泛的研究，时机成熟时，再将重点进行转移，这样是否会更有益些。
第二，哲学的改革应该与改革者自身的思想变革结合起来。
颜元的哲学变革使我们获得一个重要的启示，即哲学的变革与哲学工作者自身的思想变革是紧密相联的。其一是，要自觉与所接受的传统错误观念决裂。颜元早年学过神仙导引，青年时期接受了陆王的主观唯心主义，25岁时又转而信奉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34岁时居祖母丧感到宋学的一套礼仪违戾性情，对其产生了怀疑。50岁以后他在南游中看到宋明理学与现实的矛盾，也发现了自己学术观点的错误，认识到自己“深受其害。”（《朱子语类评》）决心与之决裂。这就告诉我们，学术观念的变革，是变革者不断以现实审视传统观念对自身影响的变革过程。其二是，变革的实现必须通过克服自己的私心杂念才能完成。颜元在认识上有所提高以后，并不是立刻就完成了变革的，而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过程的，尤其是克服了那种明哲保身、追求功名利禄的过程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反传统，批判统治阶级扶植的权威，是要冒风险的。“韩愈诋佛，几至杀身，况敢议今之尧舜周孔者乎！季友著书，驳程朱之说，发本州决杖，况议及宋儒之学术、品诸者乎！此言已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存学编》）但是，经过思想斗争，他出于忧国忧民的爱国心、历史的责任感，毅然下定决心，“冒死言之”。（《存学编》）他的弟子王昆绳说他的变革是“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正是由于颜元能克服自己的私心杂念，以国家民族为重，从而解放了思想，增强了变革的勇气，才取得了哲学改革的成就的。这就启示我们，颜元在那种极为艰险的环境中能够做到的，在今天，我们具有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下，更应该自觉排除一切私心杂念，解放思想，将哲学改革的工作做得更好，使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的精华，在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研究颜元哲学变革所得到的启迪。这也说明颜元的哲学变革，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