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莱尔主义,还是基督教社会主义?——从《奥尔顿#183;洛克》中的麦凯之死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洛克论文,基督教论文,之死论文,奥尔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7)04—0041—07
在英国作家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1819—1875)的小说中,《奥尔顿·洛克》(Afton Locke,1850)是最受批评界关注的一部。但是很少有人提及——更不用说深究——其中的一个重要细节,即麦凯于第33章中突然中风死去,而此时小说还剩下整整8个章节。也就是说,主人公洛克在此后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而作为他的良师益友的麦凯过早地撒手人寰,这对洛克随后的精神成长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作者安排麦凯在此时死去,难道仅仅是随意之笔?或者只是为了增添书中的悲剧气氛?
依笔者之见,上述细节标志着洛克——其实也就是小说作者金斯利本人——在卡莱尔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之间做出的一个重要抉择。下文将围绕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一、卡莱尔的影响
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对金斯利的影响毋庸置疑。翻开《奥尔顿·洛克》,卡莱尔的名字就会频频映入我们的眼帘,常常每隔一页就出现一次。卡莱尔的语录也不断地出现,有时候出自麦凯之口,有时候出自克罗思韦特之口,而更多的时候出自洛克之口,并且常常对卡莱尔采用“导师”这一尊称。这和现实生活中金斯利对卡莱尔的敬重相映成趣:他在给卡莱尔写信时就尊称后者为“我最敬爱的导师”。(Frances Kingsley:242)笔者在《对“机械时代”的回应——〈奥尔顿·洛克〉的启示》一文中曾经谈到,小说的副标题“裁缝和诗人”(Tailor and Poet)、主人公洛克的裁缝身份及其对整个故事进程的影响实际上是对卡莱尔的名著《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的呼应;跟卡莱尔一样,金斯利把机械化了的精神世界看成是人类最可怕的危险,并且无情地揭露了功利主义者所裁剪、编织的华丽“外衣”背后的灵魂缺席现象。① 这些都能说明卡莱尔和金斯利之间的紧密联系。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要算麦凯这一人物的塑造,他几乎就是卡莱尔的化身或翻版。长期以来,这一直是评论界的一个共识。比较典型的当推哈特利的如下说法:“麦凯肖像的模板就是卡莱尔。”(Hartley:81)除了时不时地引用卡莱尔的原话以外,麦凯的许多见解跟卡莱尔的如出一辙。例如,他始终主张把道德修炼和心灵的改造放在比政治改革以及各类社会机构或体制的改革更重要的位置上,他的这一主张对洛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洛克在投身宪章运动之前,已经发现麦凯和克罗思韦特在秘密地参加宪章派的活动,因此提出了加入他们行列的请求,可是麦凯没有立即答应,而是要求他安心读书。当他不解地询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加入宪章派时,麦凯只是给了一个简单的回答:“当你准备好的时候。”(Charles Kingsley,Alton Locke:68)先在精神上做好准备,然后再投身于社会改革,这是麦凯对洛克——也是他对克罗思韦特以及所有宪章派——的基本要求。在他的指导下,洛克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包括维吉尔和弥尔顿等人作品在内的书籍,而读得最多的自然是卡莱尔的作品。下面是他阅读《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1837)后的感想:
……除了弥尔顿的作品之外,我不知道还有哪本书能够超过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它是伟大的散文诗,是现代唯一的史诗。……该书最大的优点是让我获得了一种强烈的感受和使人心灵高尚的认识,即世上存在着一种叫做“责任”的东西。该书还教会了我如何看待历史,即不仅从中发现有关人类罪行和蠢行的丑剧或悲剧,而且发现正义的上帝的桩桩伟绩。上帝之道博大精深,人类必须服从。人若是犯了罪行和错误,那只能证明他违背了上帝;同样,人若是积善行德,有所收获,那也只能证明他顺从了上帝。(Charles Kingsley,Alton Locke:104)
这段引文中的两个关键词,“责任”和“服从”,分别映衬了卡莱尔的如下两个重要观点:一,人应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二,人必须服从上帝。这两个观点其实不只反映在《法国大革命》这部书中,而是统辖了卡莱尔的许多著作。譬如,《文明的忧思》(Past and Present,1843)第11章中提出了以提倡责任心为特点的“新福音”:“在这个世界上,最新的‘福音’是:了解你所要做的工作,并认真去做你所要做的工作。”(卡莱尔:61)在该书第12章中,卡莱尔又说:“有一种福音历史比其他任何福音更悠久,它还没有被人传播,它是不可言说的。但是,它却根深蒂固、万古长存,这种福音就是:工作,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安宁。”(卡莱尔:67)上述两个观点在此处已经合二为一。“福音”显然隐含着上帝或基督的意思,而“工作”则和前文所说的“责任”并行不悖。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在考察卡莱尔的这两个观点时,需要把它们和时代背景联系起来。当时的英国流行着一种以“现金联结”(cash-nexus)为特点的人生哲学,即听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自由放任、竞争和供求关系的哲学”来说明,这种哲学被卡莱尔称为“一种拜物教,一种终极的世界福音”。(卡莱尔:54—55)卡莱尔的“工作福音”是针对“现金联结”这一“旧福音”提出来的。与此同时,他还猛烈抨击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并对由此引发的宪章运动深表同情,他当年挥毫写就的《宪章运动》(Chartism,1839)就是一个例证。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他的翻版麦凯身上找到印记:麦凯不但告诫洛克要学会“服从”,要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而且他本人在早期也参加了宪章派的活动。此外,他还引导洛克成为一个“人民诗人”,启发他从穷苦大众的生活以及“反抗财神的斗争”中汲取诗歌素材。可以说,洛克跟随麦凯就是跟随了卡莱尔主义。
不过,卡莱尔的思想虽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也掺杂着消极的因素。
首先,他的“工作福音”若强调过头,就会不利于工人阶级争取良好劳动环境的斗争,或者会被用来作为要求被剥削阶级安分守己的借口。事实上,卡莱尔的确表现出了把工作的价值无限拔高的倾向。关于这一点,琼斯曾经一语中的:在卡莱尔那里,工作“已经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是成了目的本身”。(Jones:4)
其次,卡莱尔虽然同情宪章运动,但是反对由工人们自己领导这场运动。他始终拘泥于一个教条,即“具有神授王权者才能充当领导的教条”。(Peyrouton:98)在《宪章运动》中,他毫不讳言地写道:“工人阶级再也不能在没有统领、没有真正的引导和统帅的情况下继续行事了。”(Carlyle:187)显然,他所说的“统帅”不能从工人中产生。
这些消极思想在麦凯身上都得到了体现。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我们发现麦凯跟克罗思韦特和洛克等人之间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最后他竟拒绝在宪章派的请愿书上签名。换言之,在工人们争取合理权益的问题上,麦凯强调“服从”有余,参与斗争不足。跟卡莱尔一样,他陷入了一种十分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同情劳苦大众的悲惨遭遇,另一方面又拿不出(甚至反对)任何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案。小说第八章中有一段关于他带领洛克深入贫民窟体验生活的描写,其间他所发的一番感慨颇能说明他的矛盾和局限性:
在古典悲剧中,人总是被环境征服,这不正是它的定义吗?你明白如今的悲剧是什么吗?人正在征服环境,这难道不正是现代的悲剧吗?……许多小阁楼见证着人的耐心,以及坚忍不拔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见证着比死亡更强大的爱心。世人往往对此视而不见,可是上帝的慧眼看见了,他的目光进入了地球上的黑暗之处,发现了那些闪光的东西。(Charles Kingsley,Alton Locke:95)
麦凯此处所说的“悲剧”以及“闪光的东西”有一个具体的场景作依托。他当时带洛克重点探望了挤在一个小阁楼里相依为命的四位女子,其中一位是失去了劳动力的老人,另外三位是年轻的裁缝;由于老板和中间商的层层盘剥,她们再勤劳手巧也无法维持生活,因而只能靠卖身来增添收入,即便如此也无济于事。麦凯和洛克进屋时,发现她们连一块取暖用的煤都买不起,而此时其中的一位年轻姑娘已经病人膏肓,阴冷的天气对她尤其不利。尽管环境极其恶劣,她们仍然坚韧地互相照料着。这确实是一幕人间悲剧,同时也确实体现了人类的一些高贵品质和精神。然而,在“听”完麦凯的那一段感慨之后,我们不禁想问:要改变那四位女子的悲惨命运,以及无数劳动者类似的命运,仅仅依靠麦凯所说的“耐心”、“爱心”、“坚忍不拔”和“自我牺牲”能行吗?所谓“耐心”,自然是指耐心地等待上帝的干涉。然而,无论是虚构世界中的麦凯,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卡莱尔,都在他们人生的后期表露出了失去耐心的迹象。根据克莱佛的记载,晚期的卡莱尔“一天比一天更愤世嫉俗”,“似乎越来越满足于仅仅从他的象牙塔里发表预言而已,就像托伊费尔斯德罗克② 从他的小屋里俯视着整座城市时所做的那样”。(Klaver,232)跟他的原型一样,麦凯在晚期也“变得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愤世嫉俗,并且对自己的阶级和全人类的前景越来越不抱希望”;他所持的观点和发表的言论“经常只是消极的”。
麦凯不仅像卡莱尔,而且喜爱卡莱尔,尤其喜爱卡莱尔的书。小说中提到,麦凯“每天至少阅读十二小时……他最喜欢的书籍是托马斯·卡莱尔的著作”。有意思的是,卡莱尔也喜爱麦凯。《奥尔顿·洛克》一书出版以后,卡莱尔予以了高度评价,并且表明自己最喜爱的莫过于麦凯③;在给金斯利的一封信中,他称赞麦凯的形象塑造“近乎完美”。(Frances Kingsley:244)这至少从侧面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麦凯的言行跟卡莱尔的思想非常合拍。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尤其是麦凯的原因,人们常常把金斯利和卡莱尔相提并论,甚至认为金斯利是卡莱尔“对19世纪基督教信奉者的影响”的“最佳代表”。(Hawley:134)这一观点影响颇大,往往导致人们过多地关注《奥尔顿·洛克》中卡莱尔的影子,而对其中隐含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重视不足,挖掘不深。有鉴于此,我们将在下一小节从麦凯猝死这一细节入手,发掘其背后的意蕴。
二、选择基督教社会主义
前文提到,麦凯在小说远未结束之前就早早地消失了。这一细节有什么意义?
在麦凯去世之前,洛克与他之间的分歧已经呈现日益严重的趋势。刚开始时,洛克完全遵循了麦凯的教诲,努力使自己学会忍耐,学会前文所说的“服从”。然而,当看到工友们以及下层阶级所有人员的生活每况愈下,而麦凯却变得越来越消极时,他不禁心急如焚。他失望地发现,“麦凯竟然拿不出任何积极的建议和解释”,最多只能用下面这样的话来搪塞:“上帝是伟大的——谁曾经抵挡得住他的意志?”下面这段内心独白生动地表现了他的焦虑以及对麦凯的疑虑:
上帝是否真的关心人类?……他是否有可能现在就进行干预呢?我们这个时代是否就有希望见到他挺身而出,亲手拨乱反正,主持世间的正义呢?这才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但是可怜的麦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给我们任何安慰。他只会说:“上帝是伟大的,邪恶的人将被逐入地狱。”是啊,少数怙恶不悛、得意洋洋的恶人将万劫不复,可是成百万受苦受难、忍饥挨饿的社会与环境的牺牲品难道就命该如此吗?他们的希望在哪里呢?(Charles Kingsley,Alton Locke:213)
此处洛克和麦凯的分歧已经相当明显。与此形成对应关系的是金斯利跟卡莱尔之间的龃龉。在写给莫里斯(F.D.Maurice,1805—1872)的一封信中,金斯利曾经谈到自己在参加了一次聚会以后的感受(卡莱尔成了那次聚会的发言主角),其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我从没听到过比这更愚蠢的发泄了,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关于魔鬼的教条——愤世嫉俗式的咒骂快要让我恶心了。在他面前,我克制住了自己的脾气,但是出来之后,我忍不住讥骂了几句,一吐心中的愤懑和厌恶……他有的尽是昔日法利赛人④ 的凶猛,却没有以赛亚⑤ 的有关上帝的仁慈以及人类复苏的预见。(Klavei,232)
简而言之,麦凯/卡莱尔与洛克/金斯利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前者针砭时弊有余,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不足,对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具体方法一筹莫展;而后者恰恰迫切地希望前者能在具体方法上为他们指点迷津。诚然,麦凯的一些主张并非全无道理——他教育洛克在投身正义事业之前先要看清什么是正义,在改变社会制度之前先要改变自己的心灵,这些都是对的。然而,作为第一步的心灵转变固然重要,作为第二步的社会改革也不可或缺。麦凯的问题——也是卡莱尔的问题——是只完成了第一步,而实际上置第二步于不顾,具有强烈时代责任感的洛克和金斯利对此显然是不满意的。
也就是说,麦凯在猝死之前,已经不再胜任洛克的导师,或者说纯粹的卡莱尔主义已经无法为洛克指引方向。按照故事情节发展的逻辑,此时作者迫切需要为洛克另找一位指路人。果然,我们很快发现洛克有了一位新的良师益友,这人就是埃莉诺。虽然他俩早就认识,但是在麦凯去世之前从未有过真正的思想交流。麦凯死亡不久,洛克因卷入暴动而被捕入狱,随即身染伤寒,出狱后病情每况愈下。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埃莉诺来到了他的身边,不仅对他悉心照料,而且跟他就信仰和社会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无数次深入的讨论。在埃莉诺的指引下,洛克成了一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在洛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金斯利的影子:跟洛克一样,金斯利转向基督教社会主义也得益于一个人的指引,这个人就是有“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摩西”之称的莫里斯。(Raven:94)在给莫里斯的一封信中,金斯利这样写道:“虽然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卡莱尔]教导我的那些东西,但是假如你没有带领我迈出了超越他的那一步,那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处在什么样的境地!”(Hartley:82)金斯利用了“超越”一词,显然表明他认为莫里斯的思想比卡莱尔的思想更为优越。那么,基督教社会主义与卡莱尔主义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概括地说,它们之间有两大区别。
其一,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针砭时弊的同时,还拿出了比较积极的行动纲领,而卡莱尔则基本上停留在对社会弊端的抨击和诅咒上。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原则是“合作与团契”。(Pella:2980)这一原则是针对当时颇为走红的一些政治经济学理论——其关键词是“自由放任经济”和“自由竞争”——而提出来的。莫里斯、金斯利和勒德洛等人认为自由竞争是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主张工人们采用各种合作形式(包括组织生产合作社)来与之抗衡,而且他们自己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或组织了一些合作社的活动。根据霍利的记载,当时的一家名为《基督教观察者》的刊物曾经登载文章,指责“合作与团契”原则“违背了迄今为止所有得到认可的政治经济学原则”。(Hawley:133)事实上,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向当时披着“权威”光环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挑战。在这一点上,莫里斯、金斯利和勒德洛等人跟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十分相似,后者“斩断了自己同‘政治经济学’的联系,因为她相信驾驭社会关系的应该是人道的伦理观念,而不应该是盲目的市场力量”。(Stoneman:68—69)不仅如此,他们还提出了自己的“学科理论”。按照莫里斯的说法,“合作与团契”原则体现了一种“伙伴科学”(science of partnetrship)。(Vidlei:97)“伙伴科学”是一种行动科学,它在改造社会现实方面有一套行动纲领,这正是卡莱尔的学说所不具备的。
其二,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更多地主张教会直接参与社会改革,甚至主张个人的积极参与,而卡莱尔则更多地主张等待上帝的审判。虽然卡莱尔和金斯利都把宗教信仰与前文所说的“心灵的转变”放在比社会改革更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强调了信仰问题之后,卡莱尔实际上是裹足不前,而金斯利和他的同伴们则急切地希望把信仰化为实践。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合作与团契”之外,基督教社会主义理论还有一个关键词,即“道成肉身”(incarnation),意指上帝已经化身成为基督,正在带领人类铲除邪恶,这同时也为教会直接介入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相形之下,卡莱尔学说中的上帝干预显得遥遥无期(小说中麦凯的理论也是如此)。金斯利等人不仅提出了上述主张,而且身体力行,非常积极地参与并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许多书籍都记载了金斯利如何深入工人群众,参加他们的集会和讨论,还亲自参与撰写并张贴海报之类的活动。(Klaver:137—39)在一次跟工人们交谈的过程中,他甚至向他们宣布:“我就是宪章派。”(Colloms:116)在金斯利参加的所有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他在推动卫生改革运动以及改善童工状况方面的贡献。他曾经写过不少文章,大声疾呼改进英国的卫生状况,并且指责“英国公众对卫生改革近乎冷漠”,指责英国政府在卫生立法方面无所作为,并且称之为“对无辜者的屠杀”。(Charles Kingsley,1880:2,261)他还在《酵母》(Yeast,1848)等小说中花大量篇幅揭露了英国的卫生状况,以此加强卫生改革的呼声。他的小说甚至直接导致了改革:他的名著《水娃》(The Water-Babies,1863)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从而“促使1864年烟囱清扫工规范法案得以通过,该法案规定对任何雇佣儿童打扫烟囱者处以10英镑的罚款”。(Derbyshire:63)金斯利对劳动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因而常常直接呼吁工人们团结起来,重组社会,重建社会秩序(卡莱尔绝对不会这样做)。关于这一点,许多西方的评论家认识不足。例如,德比希尔最近还这样描述金斯利:“他很乐意让社会底层的人留在底层。”(Derbyshire:63)事实上,金斯利多次主张工人们自己当家做主。他曾经对服装业的工人们这样说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属于自己的车间和家里工作并生活呢?为什么不能为自己的利润而工作?……成衣店的老板们最好的归宿只有一个,那就是消亡灭种。”(Charles Kingsley,“Cheap Clothes and Nasty”:lxxxiv)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此激烈的言辞以及其他诸多类似的文字都是以“牧师”——牧师和教会密不可分——的名义发表的(金斯利用“牧师洛特”的笔名发表过许多文章,而且这一做法得到了莫里斯等人的支持),可见其推动教会投入社会改革的意图之强烈。
就小说《奥尔顿·洛克》而言,上述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埃莉诺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跟麦凯一样,埃莉诺也强调要服从上帝,强调把心灵的转变置于社会改革之上,但是她在社会改革实践上显然比麦凯走得更远。如前文所述,麦凯也参加了宪章派的集会,但是他在关键时刻半途而废,其后几乎远离了任何社会活动。当然,他身前不断有接济穷人的善举,如出钱帮助前文提到的那四个苦命女子买煤取暖;他在遗嘱中还交代把自己的全部图书用以建立一个工人图书馆。不过,这些都只是慈善行为,还不足以构成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倡导的社会行动:按照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解释,教会以及所有信奉上帝者的“责任是捍卫穷人和遭受压迫的人,而不仅仅是局限于维多利亚式的慈善行为,是把《圣经》……作为社会行动的真正的基础”。(Pella:2980)相比之下,埃莉诺在投入社会改革方面要积极得多,而且富有成效。她的最大成果是组织了一个有五十多位缝衣女工参加的合作社,其宗旨就是上文中所说的“合作与团契”。这些妇女原先遭受着跟洛克入狱之前同样的命运——洛克的裁缝老板是一位“燃烧着19世纪伟大精神”的资本家,他让工人们自由招标,要价最低、出活最多者可以把活揽到自己家中去干;这种迫使工人们“自由竞争”的手段使洛克和工友们的工作量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实际工资却减少了一半。在埃莉诺的合作社里,女工们“一起工作,分享所得,这些利润的大部分本来会被那些残忍的老板们侵吞,可是现在都进入了她们自己的口袋。埃莉诺帮助她们记账,负责产品的出售,并且管理着每一个环节。此外,她还在女工们劳动时念书给她们听,甚至每天都教她们学习文化。”(Charles Kingsley,Alton Locke:393)也就是说,埃莉诺成功地抗衡了“自由竞争”的狂潮,成功地把“合作与团契”的理念化作了现实,成功地实践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
在其他重大的社会改革问题上,埃莉诺的态度和立场也完全与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相一致。比如,在政治改革上,她明确地要求洛克和克罗思韦特等人采取主动:“去争取普选权吧,只是要本着救赎全人类的立场——本着基督徒放眼世界的神圣义务。”她还鼓动洛克等人主动出击,剥夺每个坏人的选举权:“去剥夺每个破坏了上帝规矩的人的选举权吧,不管那人是穷是富……”(Charles Kingsley,Alton Locke:407)这样的主张显然跟基督教社会主义关于教会直接参与社会改革的主张十分吻合,同时跟麦凯的矜持和保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还须指出的是,埃莉诺没有像麦凯那样在人生的后半期变得悲观消极,而是始终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信心。麦凯去世前曾经给洛克和克罗思韦特分别留下了一些遗产,但是在遗嘱上附加了一个条件,即他俩必须去美国呆上七年之久,以便“隔着大西洋让自己的头脑冷静下来”,其实是不让他们投身当时当地的社会改革,否则就要取消他们的遗产继承权。对此,埃莉诺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假如可怜的麦凯当初对未来的信心多一点,那么他也许根本不会在遗嘱上附加那么一个致命的条件。”(Charles Kingsley,Alton Locke:427)在批评麦凯的同时,埃莉诺实际上也表达了自己对未来的信念。在故事中,她的信念一直未变,而且她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洛克,甚至影响着克罗思韦特。我们从小说结尾处得知,洛克在到达美洲大陆以后的一个小时之内便因病去世,不过克罗思韦特渴望着回到祖国,回到埃莉诺的阵营,进而“为劳工的解放助一臂之力”。
总之,埃莉诺堪称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化身。洛克在最后启程赴美之前,发自肺腑地对埃莉诺说了一句话:“至少我得到了你的拯救、教诲和培训。”(Charles Kingsley,Alton Locke:430)换言之,洛克在麦凯之后找到了一位新导师。这就回答了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作者为何安排麦凯在故事中途死去?显然,麦凯的离去有助于埃莉诺顺利地全面影响洛克。更重要的是,麦凯之死还有一个象征作用:它标志着洛克乃至金斯利本人开始与卡莱尔主义分道扬镳,走向了基督教社会主义。
注释:
① 详见《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61—65页。
② 原文为Teufelsdrckh,为卡莱尔名著《旧衣新裁》的主人公。
③ 关于卡莱尔是否意识到自己就是麦凯的原型,评论界众说纷纭。克莱佛最近认为卡莱尔有可能是“装作不知”。(Klaver:229)
④ 原文为Pharisee,指生活在耶稣基督时代、过于严守宗教法规的犹太人。
⑤ 原文为Isaiah,希伯来人公认的最伟大的先知,于公元前740—701年间掌管行政事务。他曾经猛烈抨击腐败的世风,并预言将有灾难降临,但是最后人类将得到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