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华人心理学——访台湾大学杨国枢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大学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心理学论文,教授论文,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国枢，山东省胶县人，台湾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毕业，美国伊利诺大学硕士及哲学博士（心理学），曾任台湾大学心理系教授兼主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化关系国际学刊顾问编辑。
李：杨先生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倡导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思想，自1992年至今每年暑期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联合举办社会心理学高级研讨班并亲自主持教学，这次又专程到广州、北京、南京等地作有关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学术演讲。请问这一思潮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源起的，杨先生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心路历程？
杨：在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中，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及社会变迁的差异，使台湾、大陆及香港这三个主要的华人社会，各有其不同的发展轨迹与文化特征。在不同发展模式与社会形态的制约下，三个华人社会的心理科学也各有其不同的经历与际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中，欧美国家一直处于核心国家的地位，台湾则一直处于边陲社会的地位。核心国家对边陲国家的影响并不限于政治与经济两方面，它们常假借其政治的绝对优势，遂行其学术、教育及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影响。40多年来台湾的心理学一直是美国心理学的附庸，缺乏应有的自发性与独创性。我们所探讨的对象虽是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中的中国人，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西方式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从事研究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我们有意无意地抑制自己中国式的思想观念与哲学取向，使其难以表现在研究历程中，同时不加批评地接受与承袭西方的问题、理论及方法。因此充其量只能亦步亦趋，以赶上国外的学术潮流为能事。在研究数量上无法与西方相比，在研究行为与性质上也没有新意。台湾心理学界这种缺乏“灵魂”的情形，激发了部分同仁的强烈不安与质疑。大约自1975年开始，我们展开反省的尝试，并联合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同仁，共同探讨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之中国化的可能性，最后乃决定推动此一学术运动。
我个人最终以“建立中国人之本土心理学”为研究的主旨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88年春季我在美国东部康乃尔大学任访问学者时曾应医疗人类学者Arthur Kleinman教授之邀前往哈佛大学， 在十几位各系教授组成之“中国、日本及印度之人格观念研讨会”的月会中发表演讲，报道个人在中国人之人格与行为方面的研究及观念，并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有名的发展心理学者Terome Kagan问我一个问题：如果西方的心理学完全不存在，而由中国心理学者自行发展出一种现代心理学，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学？我稍顿之后才勉强说明在无西方心理学的影响之下的当代中国人心理学，可能是一种偏向集体主义取向的心理学。当时及会后，我对自己的回答很不满意。Kagan 的问题使我们赤裸裸地面对华人心理学界的惨痛困境：拿掉西方心理学（特别是美国心理学）及模仿西方心理学所获得的一点研究成果，我们几乎就一无所有。这次“哈佛经验”使我深刻地体认到，所谓西方心理学实际上是西方的本土心理学，而美国心理学则是大部份以美国白人大学生被试为研究对象而得出来的美国本土心理学。经历了一再的思考与反省，1988年8 月自美返台后，我决心以“本土化”的说法代替“中国化”的名称，提出“建立中国人之本土心理学”口号，鼓吹建立华人本土心理学。
李：心理学本土化正在形成一种世界性潮流，本土研究取向对跨文化心理学持一种负面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跨文化心理学所采取的依然是唯西方主流心理学是瞻的观点，另一方面则认为，在所拟比较的国家或社会成功地建立起比较象样的本土心理学以前，任何零星而浮浅的跨文化研究，或是受他国的本土心理学强势所支配的跨文化研究都是一种浪费或误导。那么，本土性研究是怎样来确立的，它在人类心理学中又怎样定位呢？
杨：讨论本土心理学的问题，必须同时考虑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两方面的情形。一个社会之相同种族的成员、其心理与行为兼受文化性与生物性两大因素的影响，所谓文化性是指社会的、文化的及历史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影响不仅产生于心理行为的形成或习得阶段，而且也产生于心理与行为的发动或表现阶段。前者是社会、文化及历史的因素对心理与行为的发展性的影响，后者是这些因素对心理与行为的情境性的影响。就生物性方面而言，种族进化与种族遗传至少可能经由两个途径影响或决定同族人类的心理与行为：（1）种族进化所导致的心理机制与行为策略，经由遗传历程而直接影响或决定特定的心理与行为；（2）由种族进化所导致的生理及心理机制与行为策略先形成经济的、社会的及文化的（包括教养子女的方式）特殊型态，后者再进而影响或决定特定的心理与行为。特定社会或国家的特定社会、文化、历史、哲学及其成员的遗传因素，一方面影响或决定当地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同时又影响或决定当地心理学研究人员的问题、理论与方法。也经由这样一套共同的因素的机制，才可保证当地心理学者所研究的问题、所建构的理论、所采用的方法能够高度适合当地民众的需要。由于受到同一组文化性与生物性因素的影响，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知识体系与被研究者的心理及行为之间便能够形成一种契合状态。我们称之为“本土性契合”，本土心理学就是一种能达到本土性契合境界的心理学。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重点即在使心理学的研究能够达到本土性契合的标准。“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则是一种在本土性契合条件下以三个华人社会的中国人为主要对象所建立的心理学知识体系。在建立此种体系的过程中，研究者根据当地华人社会中之社会的、文化的、哲学的及历史的观点，自然反映华人种族进化及遗传因素的影响，从而提出妥切的问题，建构合适的理论，设计有效的方法，以便在当地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脉胳中，尽量准确而充分地描述、分析、理解及预测当地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
到目前为止的跨文化心理学难以有效反映非西方人在其独特社会文化下的心理与行为。其形成的主要学术原因是：学术上领先的西方心理学者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或方法以后，便在其它国家或社会验证其理论或方法的跨文化有效性，以扩展其跨文化的适用范围，因而在此基础上形成和代表的不是真正的人类心理学。只有在众多国家或社会之本土心理学发展有成之后，真正人类心理学的建立才有可能。人类心理学或全球心理学是不同族群、宗教或地域的本土心理学，是不同国家或社会的本土心理学以及不同种族或地区的本土心理学自下而上的统合。因而各国的本土心理学不仅具有切实系统地描述、分析、解释及预测该国或社会之人民的心理行为并从而能有效预防、减轻或解决该国或社会的各种独特的或共有的社会问题的特殊性功能，还具有建立真正人类心理学的共同性功能。
李：著名美国社会学家墨顿（Robert Merton）曾就社会学中国化问题回答中国留学生时说“真正的知识是超越国界的”，在谈到从事本土化研究或是建立本土化知识体系时，这种观念必然形成一种阻力。
杨：说科学或知识是超越国界的人，完全忽略了知识社会学（特别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或理论（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知识或理论）——并非产生于社会真空之中，而是受到特定社会、文化及历史因素的影响。就有关人类的心理与行为的知识或理论而言，一项符合真正知识之标准的知识，如果我们不能以本土化的方式先分别在各个国家或社会探讨此种知识的有效性，又如何能得到“真正知识超越国界”的结论？就心理学而言，只有经由各层次的本土心理学的建立与比较，才能检定哪些真正的知识是有国界或其它界限的，哪些真正的知识是没有国界或其它界限的。
李：杨先生能否就此给出一个反例？
杨：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人都知道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该理论的建立是以西方社会强调identity的文化背景密切相联的，在中文里面找不到一个完全对等的词，它的意思是说一种人格的整合与内外的一致。该理论认为当一个人的行为与他现有的认知所不相符时便会产生认知失调，认知失调使得个体的identity受到破坏，于是便尽可能的通过各种方式使失调变成协调。中国人是不是亦有认知失调的痛苦呢？我认为是没有的，从儿童的教养方式上我们所强调的是按照家长的吩咐行动，保留头脑中自我的看法，也就是说被关注的是行动的方式与结果，而不是认知的内容及认知历程，及至长大以后，我们可以心里想一样而嘴上说另一样却不感到失调的痛苦。比如一个教授对台湾地区大学联考制有许多看法和意见，但当教育部门邀请他为支持联考而发表电视讲话时他亦能在公众面前说出联考的好处而不感到为难。这里面没有失调。
李：一个好的研究除了所提的问题及提问的方法之外，研究的策略和所采取的方法也是十分重要的。杨先生之提倡本土化的研究，是在西化心理学的阵营中做了几十年的研究之后的反思与觉悟，是洞悉了西方心理学之后的反观与反叛。在推动本土化学术运动时是不是面临这样的忧患：一些不曾受过西方心理科学训练的人正好认为可以从空白处萌生理论，因而产生一些没有心理学基础的所谓本土研究？
杨：我一贯反对不懂外文的人来进行本土化的研究。任何一个学术研究都要求研究者具备该领域的基本理念及知识体系。同时，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应采取多元化的原则，在任何一个研究园地中，只靠单一的研究范型来建立理论与创造知识，并不是一种最有效的做法。更有效的方式是鼓励多元范型的做法。也就是有数个基本假设不同的研究范型同时并存与并进。基本假设不同的研究范型本身虽然无法整合，但却可在更高的层次就各个范型的理论及知识加以分析与比较，以便对它们所探讨的共同课题或现象获得多方面的综合性理解。在建立华人本土心理学的过程中，不同的学者应可发展出不同的本土性方法论，共同组成一套比较完整而有系统的本土性知识体系。
李：杨先生曾多次讲到一个学者所选择的职业应该是能藉以安身立命的“志业”而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凭借一种内发的激励机制、锲而不舍，才能有所作为。但不同的研究者基于自身对生命的不同理解与不同的关怀，常常选择不同的研究切入点，甚至会偏好某些不同的研究方法，这里是不是存在一种个性差异呢？
杨：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不同价值观、气质或性格的研究者，会偏好不同的方法论或研究法。例如：William James 曾将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具有严苛精神或硬心肠（tough－mindedness）者与具有宽柔精神或软心肠（tender－mindedness）者。前一类人是经验主义的、感觉主义的、悲观主义的、无宗教信仰的、多元论及怀疑主义的；后一类人则是理性主义的、观念论的、乐观主义的、有宗教信仰的、一元论及武断主义的。我个人认为严苛精神强烈的研究者可能比较偏好实证论取向的方法论及量化的研究法；而宽柔精神强烈的研究者则可能比较偏好诠释学或现象学取向的方法论及质化的研究方法。价值观、气质或性格是不容易改变的，因此对不同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偏好也是不容易改变的。这中间的关系非理智的感性成份居多。当然，习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年轻时学到的方法论或方法，久用成习，也就不想不愿或不能加以改变，并且还会想出种种理由或优点为之辩护。
李：在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本土的、传统的东西都面临变化、整合和重构，人的心理与行为发生种种变迁，我们所研究的传统也是一种活着的、有生命力的、至今仍作用人的心理行为的那些构面，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已经在哪些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
杨：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所强调的是从过份优势之西方心理学的主控中重新获得自发性、自主性及自动性，使有关中国人之心理与行为的研究做到自由化及独立化。但本土心理学的性质和目的要靠妥善的研究方法和适当的研究策略才能凸显和达成。除了不套用他国的理论与方法；不忽略他国理论方法；不排斥他人所用之方法；不采用跨文化研究策略；不采用抽象性太高的或变项范围太大的项目；不用外语进行思考、不将学术研究泛政治化之外，还有十件事是应该特别着意去做的。这十件事可以简称“十要”：1.要忍受悬疑未决的状态。 为了使本土化的想法与灵感能有较大的出现机会，必须要有较久之悬疑未决的空档或时间，不可轻易抓来一个西方的现成的概念、理论与方法作为答案，过早填补和封闭了虚悬的思考缺口。2.要充分反映中国人的思想。3.要批判地运用西方理论。4.要强调社会文化的脉胳。 只有在具体而复杂的社会背景与真实生活中，才能了解中国人之心理与行为的确切面貌及功能。5.要研究特有的心理与行为。自特有的现象入手研究， 最好能采取民俗性的名词概念以保持所探讨之现象的原貌与原味。6.要详细描述研究之现象。7.要同样重视内容与机制。8.要与华人学术传统衔接，其中最重要的是古代学者之有关历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观念、思想及理论。藉助中国古代学者的心理思想，较易创造能够适当反映华人社会文化因素的概念、理论及方法。9.要兼顾传统面与现代面， 也就是兼顾所研究之心理与行为的传统面与现代面，并探讨其间之变迁的动力历程，以确切了解所研究之行为的当前真相及演变由来。10.要兼研今人与古人的心理。
在过去十几年中，有志于本土化或中国化的心理学者及其它社会科学研究者曾先后完成多项有关的研究，人情、面子、缘、报、关系取向、孝道、家族主义及其相关现象、社会取向、社会取向的成就动机、个人传统性、组织行为、公平观、正义观、价值观、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等等。华语文心理、书法心理、儒法思想的心理学观等等。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只有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才是有关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之真正的心理学。西方的本土心理学已有长足的进步，但我们的本土心理学却尚在脚步蹒跚的襁褓期中。相信终有一天，通过大陆、台湾、香港三地学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必将缔造华人本土心理学，并会因此而重写适合于中国人的普通心理学。重写社会心理学、重写人格心理学、重写发展心理学、重写教育心理学，等等种种。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有成之日，便是华人社会各种心理学的“改朝换代”之时。我们应以此为目标，以此为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