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经济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独树一帜的发展观
新马克思主义或称激进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巴芒、弗朗克、沃勒斯坦、斯威齐、阿明、桑托斯、卡尔多索等等。他们不同程度地接受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唯物史观，试图根据20世纪已经发展了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现实，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创造性地回答新的、马克思主义过去没有能回答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自马克思、列宁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是停顿了。如巴芒和斯威齐说：“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停滞，其呆滞的生命力和无成就，不能根据任何简单的假说来解释……，但是有一种我们可以证明的、突出的从而可以补救的（至少在原则上）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在最终分析上，仍然依赖于竞争经济的假设。”（注：见Paul Banan and paul
sweezy，Monopoly Capital，P.3－4.转引自杨玉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辽宁大学出版社，第11页。）“实际情形是，无论是列宁还是他的后继者都没有试图应用暗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的原理’ （Working Principles）和运动规律去探讨垄断支配的后果。在那里，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占着支配的地位。”（注：见Paul Banan
and paul sweezy，Monopoly Capital，P.3－4.转引自杨玉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辽宁大学出版社，第11页。）他们不满足于这种停滞的状况，着手对如下三个基本方面进行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落后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的根源问题；当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形式和运行问题；国际剥削与不平等交换问题。
我们认真地来学习和了解这一学派的发展理论，对于我们经济发展的实践乃至建立我们自己的发展经济学，是十分重要的。
二、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代表性理论
1.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论
沃勒斯坦认为，16世纪以后，世界已纳入资本主义市场，前资本主义已经终结。在此以后，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体系的发展，现代世界体系中， 只有不同的部分、 层次的差别， 如核心一半外围（Semiperiphery）、外围这些层次， 它们在世界总体系中只是功能各异而已，实际世界经济已经资本主义“一体化”了。因此，各种国家、阶级的斗争与矛盾，只应被看作是为了维护或改变自己在这个总体系中的地位所作的努力，都是为了维持或增加自己在世界经济剩余分享上的份额而已。阿明进一步认为，在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一部分（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以另一部分（不发达国家）的不发展，或说牺牲后者的发展为代价的。巴芒和弗朗克更明确地指出，发展与不发展如同一个铜钱的两面，二者是互为依存的“相互依存的依附面”，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以不发达国家的不发展为前提的，从而否定了不发达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他系统地阐述了二者之间的“依附性机制”：
第一，作为宗主国的发达国家，通过多种途径占有第三世界生产的经济剩余。如：对不发达国家的劳动的高额剥削；对不发达国家由垄断的市场结构所加强的不平等的贸易条件；跨国公司所强加的转移定价（不平等交换）；宗主国金融制度支配的信贷条件（附加条件）；宗主国从第三世界吸纳储蓄（通过在不发达国家开设分支银行等）为其自身筹集资金等等。
第二，宗主国破坏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接管或控制后者的原料基地与贸易权；掠夺后者的劳力；争夺后者的高素质人才等等，乃至直接摧垮或破坏后者的工业（如印度的纺织业、墨西哥的石油业、越南的大米加工业，现在正在破坏中国的饮料工业）。
第三，发达国家占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如：带有开放市场条件的附加条件的贷款；前者强制后者的生产结构纳入其国际分工，造成后者对前者的绝对依附——为前者需求而生产，直到跨国公司完全控制后者的民族工业。
第四，在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并没有复制出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社会演进和阶级结构。如：不少国家还未完成工业化，还保留着地主和军事专制制度——这成为发达国的代理阶层。这在旧中国和非洲看得最清楚。
据此，弗朗克正确地指出，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不是由于不发达国家的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所造成的（从主观上说），而是宗主国对不发达国家的“关系”的历史产生物。他认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着一种“宗主国／依附国”的“关系链”，而且，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与否、发展快慢，取决于这种“关系链”的松紧程度，如17世纪的西班牙的衰落、拿破仑战争、30年代大萧条、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等等都一度使这个“链条”放松了，从而那个时期，不发达国家中有部分就得到了发展。而一旦这些特殊事件平息后，“体系”又恢复了平衡，于是“链条”又拉紧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又停滞了、终结了。
在这种“宗主／依附”的关系链之下，外资又如何流入不发达国家呢？客观存在如下的推动机制：
第一，发达国家从国内外积累了大量经济剩余（资本），这种剩余（资本）必须寻找出路（不能作为“贮藏手段”），而国内的出路有限，必须“资本输出”，向外扩张。这是垄断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区别：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这是最本质的动因。
第二，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愿意同外国资本分享有利的投资项目，一般是利用外资与技术开发本地的资源（包括廉价的劳动力）。
第三，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很大，而本地的资源不能充分调动起来——原因是多种的：改革滞后、过度投机、腐败等等。因而，只有依赖外资的注入，而顾不上什么经济上沦为殖民地的问题了。
第四，一些参加了某个国际通货集团的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处于绝对的依附状态，只能引入该集团的发达国家的资本。
2.不平等交换论
不平等交换论是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不平等交换论主要由埃曼努尔（A·Emmanuel）的“不平等交换论”、 弗朗克的“不发展的发展论”和阿明的“阶级斗争国际化论”构成。他们认为，“不平等交换”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内生物，而是上述“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强加给不发达国家的。同时，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同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是两种本质不同的现象，前者是正常的发展差异问题，后者则是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人为地造成的。
其一，不平等交换论。埃曼努尔认为，由于在现代，资本已不是在一国范围内流动，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了，马克思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W＝c+v+m→W＝k+p，其中：K为c+v，即成本价格，p 为平均利润）、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m→p），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来加以审视了。一方面，资本的国际性流动，创造“世界价值”（∑W＝∑c+∑v+∑m）；一方面，劳动则相对不能在国际流动，因而形成了不同国家的工资率——一般都是发达国家的工资率高于不发达国家。这种第一世界的高工资率与第三世界的低工资率，便造成第三世界的较高的剥削率和第一世界的较高的收入率。在此情况下，世界范围的利润平均化过程，必须使大量剩余价值从不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构成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的基础。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所谓国际间的利润平均化过程，或国际生产价格形成过程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形成的。由于不发达国家大多无力参与资本在“部门间”的国际转移，从而它只像一国之内的无产者（劳动提供者）那样，无法分享利润平均化的成果。这一理论，使一国内的阶级间的剥削关系推进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国家间的剥削关系了，亦即剩余价值分配国际化了。
其二，不发展的发展论。这一理论是由弗朗克首先提出的，他的主要论点是：（1）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只经历了“未开发”阶段， 从未经历过“不发展”阶段。而现在的落后国家的不发展，并不是该国本身内在原因所造成，即不是该国国内封建体制和资本缺乏所造成，而是由宗主国和卫星国过去和现在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所造成。（2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括一个硬币的两面：发展和不发展，落后国家的不发展是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内在矛盾的结果。（3 ）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包含两个层次：在国内，是少数剥削者对大多数人生产的经济剩余的榨取与占有；在国际，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国家对附属国家的经济剩余的剥削与占有。（4）由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以不发达国家的不发展为条件的， 所以不打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真正的发展）是不可能的。（5）经济国际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 往往使独立了的原附属国有可能重新附属国化。这主要是通过上述推进因素（资本输出的推进因素），宗主国对不发达国家输出过时的设备与技术（这也是发达国家寻找其经济剩余的吸收对象的一种形式），既可以为其经济剩余找到出路，又不会引起对宗主国的产品的竞争（技术档次不同，无法形成竞争），还可以大量就地剥削廉价劳力并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所以，原宗主国对本国的出口兴趣下降，他可以在国外办厂（资本输出）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美国目前的出口额同它在国外的生产总值一样多）。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原宗主国是否控制了资本被输入国的经济，如果是，这就恢复了原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独立了的原附属国又重新沦为经济上的附庸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即附属国化，在这种不发达国家，就会出现一方面广大劳动者由于高失业率和高剥削率而没有因发展而得到多少实惠，甚至状况更加恶化；一方面极少数上层获得了超额的发展利益，而形成一个超前消费的特殊阶层。这样在工业化过程中，市场狭窄化，工厂开工不足，只靠少数特殊阶层的高消费来维系这种狭窄化的市场的需求，发展便会陷于胶着状态甚至停滞，“不发展的发展”就出现了。
其三，阶级斗争国际化论。阿明认为，由于这种不平等交换和不发展的发展存在，说明阶级斗争问题必须从世界范围来加以研究。剩余价值剥削的国际化，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的国际化。这是“南北问题”的根源。在发达国家内部，似乎阶级斗争大大缓和了，但是发达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缓和，是剩余价值剥剥国际化的结果——从不发达国家吸取剩余，用其一部分支撑发达国家内的“福利主义”。
3.现代帝国主义论
其一，五大特征。奥坎纳是著名的垄断资本学派的经济学家，他比较系统地论证了当代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1 ）资本的进一步积聚和集中。世界资本主义一体化成为以跨国公司为基础的“大美国”结构或者一体化为集团式的大垄断企业，在这些大垄断企业的支持下，技术变革加速进行。（2）自由国际市场的消失。 过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种商品贸易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被跨国公司的国际调整利润边界的价格形成机制所取代了，即由管理（通过国际帐目表）确定价格。所以，国际价格一般总是对发达国家有利的。（3 ）在国际投资中国家资本积极参与。国家资本积极参与、资助和保证私人投资，制定同跨国公司的全球利益相适应的全球对外政策（注：七国集团实际上就是协调这种全球对外政策的机构）。（4 ）在跨国公司所有制关系和控制的基础上构成了巩固的“国际统治阶级”，通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使世界资本市场国际化。（5）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威协， 而使所有这些趋势加剧。这即是说，当代的帝国主义，是以资本的高度聚集与集中为基础，以经济国际化、组织跨国化为条件，以资本的全球输出为特征，以垄断国际资本市场、维护“支配—依附”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而且，作为这些垄断成员国的国家（政府）全面参与这一过程。当代帝国主义，仍然秉承了资本主义扩张的内在本质，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差异，在原始积累时代，是靠野蛮地掠夺殖民地财富进行；在当代，则是靠不平等交换、国际资本的流动、跨国公司的经营等更巧妙的手段而已。
其二，三大阶段。阿明进一步论述了资本主义扩张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商业扩张阶段。即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扩张。整个19世纪，资本主义中心国国内由于工人阶级相对贫困化而引起“消费不足”，而造成消费不足，则又是由于为了抑制利润率下降而提高剩余价值剥削率造成的。为了解决这个“恶性循环”的两大问题，便驱使宗主国向外扩张：一方面可以购买不发达国家的廉价原料而降低不变资本的成本，购买便宜的生活资料而降低可变资本的成本，从而抑制住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一方面又通过输出商品（“外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不发达国家的自然经济，扩大了商品市场。这样，对外扩张便成了同时可以解决“市场不足”（消费不足）和“利润率下降”两大恶性循环难题的“双刃剑”。这就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扩张的直接动因。第二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阿明认为，到了垄断——帝国主义阶段，宗主国的对外扩张动因仍然基于国内利润下降的反应，但是，是以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为主要特征，即通过在附属国直接投资，在生产领域（而不是交换领域）里不等价交换直接获取超额利润，用来弥补国内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据阿明的估计，每年从外围国流向中心国的价值，约占中心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这样，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两种互为因果的两极化倾向：一方面，发达国家收入提高了，劳动收入（工资）提高了，资本收入（利润率）也提高了；一方面，不发达国家剥削率提高了，更贫困了。这一切就是殖民主义的根源，阿明称之为“资本支配的地理的扩张与征服”。第三阶段，二战后的资本主义扩张，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扩张，又可称之为后帝国主义阶段。阿明认为，在上一阶段，垄断和帝国主义是为了克服“利润率下降趋势”在制度上的反应。但是，随着这一问题因殖民主义而得到缓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如何吸收“超额经济剩余”问题，或者说，如何解决过剩资本的吸收（出路）问题？为解决这种超额剩余的吸收问题，显然单靠资产阶级的一些集团力量是不够了，于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应运而生。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组织剩余的吸收，实际上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一方面，由国家出面支持与组织对外扩张，“征服”外部市场，来吸收自己的剩余资本，一些国家元首带着大批资本家到国外去兜售投资项目，已司空见惯；一方面，通过政府增加公共支出甚至是“军事支出”来消化剩余。在这方面，二战以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70年代以前做得是比较成功的，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了大起大落的经济周期。
其三，三大扭曲。阿明认为，外围同中心的本质区别在于外围经济的“外倾／非关联”的特质。所谓“外倾”，即外围国家陷入了为适应中心国需要（即附庸）的一体化的从属部分而不能自拔；所谓“非关联”，即外围国的国民经济是不成体系的畸形发展，各产业间的关联度较小。这种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变态的、被扭曲了的社会经济结构。在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中处处可见：外国的“种植园”孤立地运行；“繁华”的大都市与贫瘠至极的乡村；发达的高消费工业与短缺的日用品；第三产业旺盛与基础工业近于零，等等。在这里，阿明具体论述了“三大扭曲’：
（1）出口扭曲。
由于外围国家是由前资本主义关系直接转向商品经济——不是像中心国那样通过循序渐进的市场发育来实现的，而是由外力（侵略）或内力（政府）的暴力或强制的方式构造了适合于中心国需要的社会经济结构。这势必使其成为服从中心需要的“出口导向”，这种出口导向不是正常的，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外倾”，其后果是不好的。首先，外围国把资金（自有的、引进的）和人力资本导向出口部门而不顾及其他部门的协调发展，使出口部门成为支配国家经济整体的特殊部门，使整个国民经济结构服从于中心国市场的需求，而且是不等价的，这样，经济上就沦为国际资本的附庸了。其次，外围国这种出口部门的发展，肯定难以带动社会生产力的全面进步，也不可能真正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因为，它的工业化不是从起点开始的，而是从“终点”开始的。为适应中心国和本国特权阶层的高档需求，一开始就在“出口部门”引进先进的技术，而这种先进技术是同整个国民经济技术状态脱节的，其他部门（特别是农业）依然是落后的技术甚至是传统技术。这种“非关联”性，必然造成发展的停滞甚至中断。再次，这种出口导向，一方面把劳动工资压到很低的水平，另一方面又培养了一大批寄生性的社会集团（如庄园主、富农、官僚、买办资产者等等）。阿明认为，这是一种“局部工业化”，是满足上述特殊阶层与中心国对奢侈品需求的工业化。与此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半贵族”化的职工（高薪职工），这不仅阻碍了民族工业（尤其基础工业）的成长，而且使工人阶级出现分化而丧失战斗力。
（2）第三产业部门的扭曲。
为了服务上述“外倾”式的出口，第三产业便有了异乎正常的超发展。这种发展，往往是同国内一般的一、二产业的发展脱节的、不对称的，是没有国内一、二产业基础的变态发展。由于没有一、二产业的基础，所以便会造成政府行政支出过度——出现第三世界“永久性”的财政危机。而这方面，外国资本同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一则是为他的“出口”的需要，一则第三产业是短期行为，投资少、收效快，而且不会制造他自己的工业制品的竞争者。
（3）积累过程的扭曲。
上述两个扭曲，必然导致积累过程的外倾。阿明认为这种外倾式的积累过程是按“乘数效应”加速进行的。这是因为：a.在外围国投资所得利润流向中心国；b.由于出口部门技术先进而工资相对低廉，从而不可能在外围国内实现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平衡；c.由于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一些基本生产部门、关键技术、高新尖的产品生产与研制部门，大都留在中心国。这种“外倾”式的按乘数效应加速的积累——即剩余外流，使得外围国家缺少投资去按乘数效应发展本国的相关产业。这样，就很难出现正常的工业化过程中的那种由“诱导部门”通过乘数效应而逐层扩展到其他部门的“传导机制”。这就是过去许多外围国家产业非关联性的资金积累的原因。阿明举了一个例子：以采矿（铁矿）为例，当法国洛林铁矿矿石开采完了以后，由于它在此以前已经由采矿业这个“诱导部门”的乘数效应而发展起了一整套一体化的工业配套结构，虽然自己没有了铁矿石，它仍可从外国、外地购进矿石继续生产。但是，毛里塔尼亚的铁矿在矿石采完后，它没有“传导”出其他配套部门，只是单纯的采矿，所以该国就得沦为一片荒漠了。总之，这种“外倾”式的扭曲，实质上是一种殖民地现象。
这种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倾向，还有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即内在殖民化。卡尔多索认为，这种帝国主义式的依附关系的结果，必然在不发达国家造成“两极化”，形成相对先进的地区、部分和阶层与相对落后的地区、部分和阶层，而且后者往往紧密地依附于中心国家，成为中心国利益的代理人，剥削本国落后的地区、部分和阶层。这就是内在殖民化。他认为，中心国的利益集团往往和依附国的特权阶层结成政治—经济联盟，造成依附国的内部分裂。所以，依附决不只是“外部现象”，而是一种“内在现象”，因为它有深刻的国内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所以，根除依附的办法，必须要改变依附国国内的结构——改革制度或基本秩序，而“贸易自由化”不但解决不了依附问题，反而会加剧其依附性。
4.非资本主义发展论
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依附国家要真正走上发展之路，必须能自主地发展，要作到自主的发展，摆脱依附关系，其必备条件是革命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实现。因为，实现真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者还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或者还在向资本主义转变之中，如何使这样一些还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最终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呢？
他们的理论主张是要经历两个阶段：一般民主阶段，然后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前一阶段，是全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但须绕过或缩短资本主义阶段的形式或方法，实现国家的政治独立。他们认为由民主阶段转向社会主义发展，必须有四个条件：一是这些国家的生产方式必须是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的、亚细亚的），或者是向资本主义过渡之中的；二是政治领导权应掌握在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他们反帝反封建，也愿意支持向社会主义转变（这点近乎空想）；三是这些国家愿意中断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全部依附关系包括不平等的经济条约；四是必须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紧密的关系，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援助。
三、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评价
新马克思主义者参差不齐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他们的主要功绩，在于揭示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关系的阶级本质，在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某些领域）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例如揭示了代帝国主义的新特点和经济上的殖民主义问题）。
具体地说，他们的学说值得肯定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平等交换论，发展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把它推向国际化。综观二战以来，为什么第三世界除了“四小”之外还无像样的大国真正走上发展之路？为什么非洲一些国家愈来愈陷于贫困状态？为什么一些国家本来有些起色（如索马里），可一旦西方大国一插手就出现内乱？如果不从这种“不平等交换”和发达国家有意制造“依附国”的剩余剥削国际化去理解，确是说不清楚的。又如，二战以来，发达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缓和了，福利主义提高了，钱从何来？如果不从剩余价值的国际转移来理解，也是说不清楚的。
第二，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论，比较确切地解释了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中心国企图通过经济国际化和跨国公司垄断世界市场的野心。从中心国的主观愿望来说，这种体系化的倾向的确是存在的、是在运作之中的（当然客观上由不由得他，那是另一问题）。特别是在9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崩溃（生产关系方面）和信息化、国际化的发展（生产力的方向），这种体系化的趋向是加强了。因此，我们审视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忽视这一国际资本主义的存在以及本质的政策倾向，否则，便有落入“依附”陷阱的危险。同时，我们审视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如欧美矛盾），也不能天真地认为谁好谁坏，他们只不过是争夺在这种体系中如何保持或增加“世界经济剩余”的份额而已。
第三，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从外部来说取决于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松紧程度，或曰“支配—依附”关系链的松紧程度，这比较能说明当代第三世界发展的波浪式现实。比如：“四小”的兴起，时机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使“关系链”一度松驰了，战争使得中心国（特别是美国）不得不加强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实力，也没有精力去强化“依附链”，所以，“四小”崛起了。又如，日本在东亚由于历史上的原因，难以在东亚形成以它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有力“控制器”，所以在东亚，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链相对于拉美和非洲，是较为松散的。这也为中国和新“四小”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第四，关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必然要在依附国培植代理阶层，制造“超前消费”的特殊集团，加剧后者国内殖民化趋向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警惕“国际接轨”中的消极作用，逐步消除分配不公和由此产生的地域间、部门间、阶层间的“两极分化”，从而冲击社会的稳定，也是大有益处的。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也不是没有缺陷的，这种缺陷或错误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认为真正的发展只有建立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论点，过于武断，或者说，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下，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绝不可能，不符合事实。南韩、新加坡、台湾地区、马来西亚等等新兴工业国和地区的出现，说明在“松弛”条件下，仍是可能的。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产阶级能否较彻底地消除前资本主义关系和实行相对独立的民族工业化政策。
第二，认为第三世界“不发展”只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掣肘，也不全面。“不发展”这个现实，我认为至少有四个层面的原因：从历史上说，由于资本主义首先是在西欧兴起的，那里的宗主国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靠掠夺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财富进行原始积累的，所以造成不发达国家的“先天不足”，独立后，它们又无法进行原始积累，从而使工业化如无外资注入，很难启动。这一点，和依附论的观点是不完全一致的。从现实来说，当第三世界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之后，又受到“不平等交换”的掣肘。这一点完全如依附论所说。从客观上来说，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支配—依附”结构的确制约相当大一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但确也有少数不发达国家发展起来了。从主观上来说，不发达国家自身反封建的彻底程度、限制买办势力的力度、防止或消除对外依附阶层的力量等等，则是其能否发展的内在因素。而这又要看其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是否强大有力。综合上述因素，虽然都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只要在第四个方面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发展仍是可能的，中国大陆、南韩、台湾地区就是例证。
第三，对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命题是有价值的，但对此发展所设置的前提条件（四个条件）中，第二个条件是空想的（由小资产阶级掌握政治领导权）。这点，俄国的民粹派在历史上证明不行。第三个条件也过于绝对化（有一个过程），第四个条件是有迁就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嫌，而这个条件的客体现在已不存在了。
第四，对“不平等交换”，肯定其主流是消极的是对的，但对不发达国家应不应该、可不可能利用这种交换，采取迂回的策略以最终取得自己真正的发展，则认识不足。事物发展往往是辩证的，先利用自己低工资的优势引入外资，启动自己的发展，同时采取相对独立的战略把民族工业发展起来，逐步由“不平等交换”过渡到“平等交换”。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有机构成的提高，不能满足于“三来一补”。而且，在方法论上，也不能把“世界经济剩余”静止化，其总量是不变的，好像只这么大一块蛋糕，中心国分多了，边缘国就会少分。不完全如此。由于技术的进步，资源开发深度的提高，“蛋糕”是会越做越大的，在中心国多分的同时，边缘国也可以增加分配的份额，或者只是相对的减少而绝对的增加。此其一。其二，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绝不是铁板一块，它本身内部也是有矛盾的，有缺口的，即使“大美国”体系不松动，但也会有某些“薄弱环节”会松动，问题是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能否看准这种矛盾，在“夹缝中求得自己的发展”。
总之，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比较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他们的确是想根据发展了的世界形势，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条件下回答不发达国家的不发展问题。这应该给予肯定。但是，他们至少犯了绝对化的毛病，缺乏历史辩证法，似乎除了建立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体系，不发达国家就绝对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这必然导致发展的悲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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