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实践——上海工人新村（1949-1978），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新村论文,工人论文,城市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8；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1)03-0035-06
修订日期：2011-02-25
1 前言
1.1 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城市规划
1949年的新中国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中国社会经历了历史上最为深刻的变革。中西方的城市发展史证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往往带来新的城市理论和规划思想，旧秩序的崩溃必然要寻求新的社会和空间组织方式。1949-1978年中国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如此，这一时期独特的城市政策和规划原则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早在1966年，美国学者K ZHAO在通过对中国城市住宅问题的研究后发现，“在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快速工业化与城市住房短缺的矛盾在1950-1960年代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中更加突出”，尤其是战后共产党政权对私人房地产业的取缔和大量流入城市工业部门的农村人口不断加剧着城市住房的紧张[1]；Kam Wing Chan通过对1949年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梳理，认为“高速工业化与低城市化率并存”的独特现象只能从“生产先于消费”、“消灭城乡差别”等社会主义城市理论出发才能解释[2]；香港学者薛凤旋在比较了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城市理论后也认为，49-78年的中国城市在城市化、土地利用、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很明显采纳了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与“苏联经验”极为相似的城市规划原则③[3]；吕俊华，Peter G Rowe(2002)则把30年的社会主义中国城市的建造过程划分为“经济恢复与一五计划(1949-1957)”、“大跃进与调整(1958-1965)”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8)”三个阶段，并指出“计划经济、重工优先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及“发展重心向内地转移、反城市对策”分别是三个阶段中国城市发展主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4]。
已有研究为我们大致地勾勒出了1949-1978年中国社会主义城市理论的基本轮廓，然而，这些宏观理论在解释具体的城市空间现象方面也产生了新的疑问。首先，中国地域辽阔，城市众多，是否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中国模式”来解释所有城市“社会主义化”过程？其次，中国社会三十年的剧烈动荡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都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城市政策前后矛盾”以及“理论与实践存在巨大差异”的现象，这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城市政策是如何在现实层面被操作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践？笔者认为，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社会主义化过程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必须以城市为单位，借助具体问题的分析才能得到比较清晰的呈现。
1.2 上海的社会主义改造
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中心、外国殖民者的乐园，同时也是国民党政权重要的政治基地。1949年的政权更替，使它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新政权意识到，对上海的改造“是中国革命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历史标识，也是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共产党能否在城市站得住脚，并长远掌握政权的焦点所在”[5]。
与新政权改造上海的决心相对照的是人民政府在具体策略上采取的谨慎态度。这种谨慎，一方面体现在改造初期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温和政策”[6]，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中央对上海的经济和政治定位做出的重大调整。法国历史学家M C Bergè re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使上海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也不能成为领头的城市，因为这种地位要留给首都北京。政治地位的滑落、信贷资金的不足，都让上海不可能具备社会主义的大气派，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上海没有能力除旧布新，建造宽敞气派的大马路和冰冷的斯大林式的建筑”[6]。上海城市空间的“社会主义化”改造与其他城市相比，也因此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无论是对旧空间的改造还是对新空间的拓展，上海的城市建设都缺乏革命年代普遍的“疾风骤雨”式的魄力，仅有几次城市空间发展计划最终也由于资金问题而无法完整的实施④。三十年间，只有“为工人阶级建造的住房”一工人新村成为社会主义时期上海为数不多的、具有实质意义的空间拓展。
近年来，随着上海旧城改造的加快，工人新村研究逐渐开始受到历史和城市学者的注意。然而，由于历史文献的匮乏，目前的新村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层面的讨论[7-9]，对新村的历史背景、形成机制以及新村对上海城市空间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还少有论及。本文通过对1949-1978年上海工人新村建造历史的梳理，考察共产党新政权是如何通过“为工人建新村”的方式对上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村的建造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国家政治、经济政策以及社会运动的影响？社会主义城市①理论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在这座资本主义大都市中被实践的？
2 工人新村的缘起
2.1 1949年以后的上海工人阶级及其住房状况
共产党进入上海以后，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提出“通过增加产业工人数量，把畸形的消费型城市转变成生产型城市”，再加上“低工资高就业”的经济政策，上海工人数连年迅猛增长⑤[10]。伴随着数量上增长的是工人阶级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前所未有的提升。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共产党政权认为，革命胜利后，新政权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如果说，革命战争时期，党通过土改，依靠农民阶级取得了胜利，那么在社会主义时期，“依靠工人阶级来进行工业化生产和城市建设”成为新政权当然的政治意愿。在当时中国主流的媒体报道中，“工农兵学商”的排列次序史无前例的把工人阶级置于社会阶层的首位，共产党新政权明确表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是工人阶级。
然而，工人地位提高的同时，城市居民，尤其是城市工人家庭面临着严重的住房短缺：100万的产业工人(连同家属约300万人)住在条件简陋的棚户、厂房和旧式里弄，人均居住面积不到4
，恶劣的居住环境严重影响了工人的生活与社会主义生产。私人房主和企业主由于缺少建筑材料和对未来政治经济形势的普遍担忧，大多不愿意对破损房屋进行必要的维修或重建，每年大量房屋坍塌，加上拓宽马路等市政工程拆迁等原因，城市可居住的房屋面积持续下降。即使把没收的外国人和敌伪房产重新分配，仍然不足以改变住房的紧张局面。在私人投资停滞和国家住房建设尚未启动的情况下，新政权面临着严峻的住房压力。
1951年经过了短暂的经济恢复，毛泽东提出“必须有计划的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需要”的指示，住房重建计划逐渐被人民政府提到议事日程中来。在新政权看来，“建造住房”首先是关于“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因此，缓解住房压力只是1950年代建造工人住宅的目的之一，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新政权必须通过实际行动—为工人建新村—来履行“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依靠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城市”的政治承诺。“阶级”观念的引入使得城市住房问题有了政治上的含义，工人住宅不再是一项单纯的市政建设，而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它包含着新政权对工人阶级特殊的政治关怀、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实践和制度建构。
2.2 新村与新村主义
那么究竟什么是“新村”，为什么要选择“新村”的方式为工人阶级建造住房？实际上，新村不是1949年以后的新事物，“新村”理念早在五四时期就从日本被介绍到了中国知识界，并成为流行于新青年之间的一种思潮。其本质是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即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就能逐步建成“社会主义天国”。新村主义的美丽远景，也影响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1919年，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认为，现在的学校与家庭、学校与社会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根源是“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学生脱离了农业生产劳动，造成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为消灭这种差别，他设想必须建立家庭、学校、社会结合为一体的“新村”⑥[11]。因此，“新村”不仅仅是一种居住模式，而是包含着对其中的“村民”从工作和生活两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种乌托邦实验。这在毛泽东日后成为新中国领袖之后的许多政治措施，都能看到这种鲜明的“新村”情结⑦。
“工人”与“新村”的并置还包含着一种奇妙的矛盾：“工人”是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产物，而“村”是中国传统的乡土聚落，“工人”与“乡村”这一看似矛盾的结合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莫里斯·迈斯纳认为这正是毛泽东主义中向“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一种回归[12]。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就提出，要让那些富有潜力的“革命人民”脱离城市的腐化生活，到革命力量聚集的农村中去。农村的落后经济不但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障碍，相反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优越性。即使在革命胜利的1949年后，“到农村去”的方法仍然强调城里的居民应当到农村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只有这样才能培养真正的无产阶级品质。在具体措施上，新政权一方面强调要使农村现代化，另一方面则是以工人新村和城市人民公社运动为代表的“城市乡村化”。
3 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实践：工人新村的建造(1949-1978)
法国地理学家程若望认为，1949年后的新政权对上海采取了长期的“反城市”空间政策，除了卫星城的建设外，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空间拓展，而卫星城的建设也由于财政条件的限制在1980年代之前也一直十分缓慢[13]。工人新村的建造就成为社会主义时期上海城市最重要的空间实践。以1952年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的建立为起点，到1978年间，工人住宅始终是上海城市住房建设的主体②。
工人新村，既属于消费领域的住房建设，同时也是服务于工业生产的配套计划。新村建设一直受到生产(工业化)—消费(住房)关系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一对矛盾关系来进一步的审视，社会主义时期以工业化为主的国家经济政策是如何介入到上海工人新村的建造过程中的？新村的建造又是如何把社会主义城市政策逐步地体现在城市空间实践中的？
三十年(1949-1978)的上海工人新村建造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表1)。
图1 上海工人新村历年建设面积(1951-1978)
Fig.1 Construction Area of Workers'New Village in Shanghai over the Year of 1951-1978
3.1 第一阶段：开端(1949-1953)
由于新政权对资本主义大都市的警惕，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在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方面受到诸多的限制。旧国民政府的《大上海都市计划》被“生产先于消费、内地优于沿海”的社会主义城市理论所替代。1949年底，指导上海城市建设的苏联专家认为，上海的基本人口比重过小，属于畸形的消费城市。对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应当增加基本人口(产业工人)数量，疏散非基本人口，严格限制大城市的规模[14]。至有人提出要把上海城市人口的一半都迁往农村⑧。在1953一五计划中，156个国家重点大型工业生产项目没有一个分配给上海，大批的上海工厂和有经验的职工被有组织地外迁支援内地建设。相比之下，国家更加重视首都和内陆工业基地的建设，对上海实施了十分不利的财政政策⑨。这一时期的新工房建设量十分有限，主要有52-53年间由国家统一投资建设的工人住宅示范性项目“1002户”和“两万户”，两年内建新村70个，面积436万，占30年新村总量22％。这些新村试点的主要目的是“为全市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企业建造工人住宅指明一个方向，发挥示范作用。希望各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能够积极地解决各自的工人住宅问题”[15]。然而在解放初期频繁的政治运动和公私合营政策的压力下，除个别国营企业外，私人企业响应者寥寥。1002户与两万户新工房对于不断膨胀的上海产业工人队伍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大多数工人认为新工房“数量太少，解决的多是劳动模范和工人干部的住房困难，一般工人很难轮到”[16]。因此，这一阶段的新村建造更多的具有象征性意义，没能从根本上缓解工人住房的短缺问题，而工人数量的增加却使得人均居住面积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表2)。
3.2 第二阶段：扩张期(1954-1958)
一五后期，针对苏联重工业发展模式效果不理想的现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出，不要为了发展内地而牺牲了沿海地区，也不要为了生产资料的增加而忽视了消费品的生产。上海作为沿海工业基地的重要地位被重新认识。第二年对上海的投资额度就达到了380万元，超过了一五计划头四年的投资总额，上海似乎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57-58年，上海利用国家工业投资的大幅增加，争取到了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对外宣布698个在建的工业项目[6]。1958-1960大跃进期间，职工人数更是骤增了60万。于此同时，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1957年接近尾声，作为江浙皖的中心、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本营—上海，逐步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的新村建设也在政府及国营企业的主导下也达到了高潮：1954至1958年，除了在已有基地上的扩建之外，在城市边缘另辟新村基地11处。五年间建新村126个，面积1308万，占新村总量64％，尤其是1958年以40个新村、760万平方米的建设面积占据了30年的最高点。
3.3 第三阶段：停滞期(1959-1978)
1958年以后，片面强调生产的经济政策首先在农村地区出现了粮食生产困难，轻重工业比例的失调也影响到城市的工业生产。1960年冬，国民经济进入调整巩固期，上海开始缩减工业规模，精简职工31.2万人。不久中苏关系破裂和美越战争爆发，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中央又回到了忽略上海城市建设的工业化政策，提出构建“三线城市”的设想，上海再次成为支援内地建设的人才和技术输出地。几年之中，数百家工厂和17万名技术工人、3万名工程技术人员被转移到了内地，大专院校新毕业技术人员的分配也以面向内地为主[6]。从此，上海的工业不仅没有再创办新的企业，反而是逐渐萎缩。在整个1960-1970年代，文革和三线政策交织在一起，上海在城市建设方面几乎无所作为，住宅建设也因为财政困难进入了缓慢甚至是停滞期。市区范围内的新村建设基本停止，住宅建设仅以改造市内棚户区和卫星城工业区零星住宅为主。十年文革(1966-1977)更是取消了新村规划的编制，仅仅通过填空补齐和改造的办法扩建已有新村。20年间只扩建新村60个，面积285万，占新村总量的14％。新村建设量长期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
在三十年(1949-1978)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上海的城市政策充满了矛盾和反复。“内地优于沿海、消除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工业化政策长期限制了对上海的财政投入；而地方政府推行的“重生产轻生活”、以牺牲居民需求来追求快速工业化的经济政策，也使得除1952-1954和1957-1958的两次短暂的建设高潮之外，住宅等非生产领域投资在三十年间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新村的建设出现了明显的“非连续性”特征。尽管新政权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上海城市住房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地解决，住房建设速度远远跟不上城市人口的增加速度，人均居住水平甚至有所下降(1957年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3.1，直到1965年才恢复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水平)，仍有一百多万人的职工仍然生活在棚户区的茅草屋里。在城市建设受到严重限制的情况下，新村建设没有能够彻底改善大多数工人的住房条件。
4 新村与城市空间和社会生活
4.1 空间布局：依附与工业区的工人新村
与新村建设的非连续性相比，“为生产服务”的社会主义城市原则在新村布局方面得到了相当程度地实现。早在1951年的经济恢复期，上海人民政府就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提出：保留并扩建原有的沪东、西、南三大工业区，新建的工人住宅的布局方向应当集中地安排在靠近这三大工业区的五角场(沪东)、市西北(沪西)、市西南(沪南)地区内。“服务于工业区”成为影响新村选址的决定性原则(见图2)。
图2 上海工业区与工人新村分布图(1950-1990)
Fig.2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 Zone and Workers' New Village in Shanghai(1950-1990)
资料来源：参见参考文献[14]。
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的总规划师汪定曾认为，虽然市区内缺乏大块空地，选择靠近普陀工业区的郊区农地也是无奈之举，但不可否认新村基地的选择是“单纯以靠近工业区为原则，而忽视了与城市的关系[17]。”新村附近主要的公共交通线路是通往工厂而非城市中心，新村之间、新村与城市之间的交通连接十分不便。新村内公共服务设施的普遍匮乏也体现了新村建设不是一个全面的住宅发展计划，它是以工业生产而非居住—商业服务为导向，它的布局和规模主要取决于工业区计划。远离市区的新村工人不得不更依赖于厂区的服务设施，居住地点和工作地点的靠近，方便了工人上下班通勤的同时，也模糊了工作与休闲，集体生产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界限，“先生产再生活”、“以厂为家”、“舍小家为大家”的生活方式在新村中十分普遍(见图2)。
实用主义的选址原则在工人的生活空间与生产场所之间建立了一种紧密的联系，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单位大院”式的、具有上海特色的空间组织方式：一方面，在远离城市中心的空白土地上，建设者可以更好的“选择理想的居民，建造理想新村，树立新的生活规范”；另一方面，依附于老工业区的新村规划又延续了旧上海城市的权力和空间结构。比较1949年前的棚户区与1949年后的工人新村的空间分布(图3)，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政府在城市周边地区大力兴建一批工人新村，对棚户区也实施了种种改造，但从城市的功能分区，公共事业的分布，特别是居住空间布局来看，旧的城市空间格局—原租界地区与四周华界、贫民区域之间的“中心—边缘”关系—被大致的延续了下来。上海原有的空间形态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相反还有某种形式的强化”[18]。
图3 1949年以前上海工业区与棚户区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 Zone and Shanty Area in Shanghai before Year 1949
资料来源：参见参考文献[16]。
4.2 低标准的新村生活
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上海房地产业，政府成为土地所有者和城市住房的主要开发管理者。过去由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房地产开发方式逐渐转变为以国家计划为导向的标准化住宅设计。每年新村的建设量由中央和地方的住房投资计划而不是工人的住房需求来决定，住宅设计也是由建设部和地方设计院的定型设计标准而不是工人家庭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在这种背景下，工人住宅的设计标准也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波动不断的降低。从1952年1002户到1953年的两万户，每平方米造价从74元/降至57.9元/。54年“一五”计划开始，住宅建设的重点完全转到为生产建设服务上来，1956年新村建设标准再次降到48.5元/[19]。住宅设计中关于自然气候、美观、功能、居住习惯等多方面的探索迅速地被标准、造价等更为实用的概念所取代。1958年大跃进之后，住宅等非建设性投资更是急剧下降，节约成为住宅设计中压倒一切的原则，工人住宅的设计标准下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整个1960年代，工人住房建设出现了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下降。
如果说新村工人对于建造材料和技术方面的“低标准”尚能接受的话，那么对于住房面积的狭小带来的家庭矛盾以及厨卫合用带来的邻里纠纷的抱怨就在所难免了。根据上海房管局1958年的调查资料，当时上海人口构成中，四口以上的家庭占78.6％，其中三代人挤在十几平方米一间房里的情况十分普遍[21]。狭小的居住面积无法适应不同家庭结构的需求，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家庭也很难满足其未来发展的可能。而厨卫合用的低标准设计直到70年代末才有所改善，再熟悉的同事和老邻居也难免在公用面积的使用上发生龌龊，工人新村的建设不仅造成了生活上的不便，也给未来的家庭和邻里关系埋下了矛盾的因素。
5 结语
“历史—空间—社会”的三重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工人新村建造”这样一个城市空间实践是如何嵌入到整个上海三十年的社会史中的：①带有社会主义理想色彩的工人新村产生于解放初期共产党政权“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政治意愿；②受工业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三十年的新村建造过程出现了明显的“非连续性”特征，这种“非连续性”一方面体现了新政权在“生产与消费，城市与农村，工业化与住房建设”等城市问题上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上海的城市空间在“社会主义化”过程中所特有的地方性规律。正如M C Bergè re所言，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没有击垮共产主义，而是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共产主义也没有摧毁上海，而是改变了上海。在这个面貌几乎没有改变的城市里，产生了新的经济和社会体制”[6]；③作为社会主义新城市空间，大规模建造的工人新村没能彻底改善工人阶级的居住状况，但它对城市结构与社会生活却产生着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工人新村以及新村工人，至今仍是上海城市空间和居民构成的重要部分，也是城市改造和社区运动的重大课题。包含在新村中的社会主义城市理论，以及新村与城市空间和社会生活之间的种种关系仍然是我们观察和分析今天城市现象的重要背景和参照。
致谢：感谢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EHESS)近代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CMC)的Fran
ois Gipouloux教授在成文过程中提出的中肯建议。
注释：
①“社会主义城市”指在社会主义时期(1949-1978)按照社会主义城市的理论和原则建造或改造的中国城市。
②上海历年市区各类居住房屋住房实有情况(单位：万)
③这些原则包括“发展理念”和“空间结构”两方面内容。发展理念的原则有：城市主要功能是工业生产，行政及中地功能为次，尽量压制消费功能；以大量非自愿性的人口迁移，特别是由特大城市迁移至新建中小城市及农村，来控制特大城市发展，促进中小城市及西部城市开发，城市空间布局力求均衡；以户口及消费品配给制控制城市人口及其消费增长；以行政手段保障城市供给并促进城乡交流，逐步消灭“三大差别”。空间结构的原则有：核心地区多设置广场来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精神；市中心行政功能突出，商务中心功能衰落；城市采用组团布局，之间以绿带隔开；住宅采用自给自足的邻里概念，布局接近工作单位，特别是在近远郊新建的工业区；交通工具以公共汽车和自行车为主。见参考文献[3]。
④这些空间发展计划主要包括：对已有城市空间的改造和新空间的拓展两部分内容：“以棚户区计划为代表的城市改造运动，因为财政和物资的原因迟迟得不到实施，1958年以后，大规模的棚户区工程基本停顿下来。”见参考文献[17]；对于新空间的拓展，上海50年代开始的城市拓展主要有“结合工业区外迁的卫星城计划”和“工人新村的建造”两个内容。而“卫星城的建设由于财政条件的限制在80年代之前一直十分缓慢”。见参考文献[12]。
⑤1949年全市市区职工人数为82.8万人，1952年为125.1万人，57年增加了39万人，平均每年增加7.8万人，1959年职工人数为203.3万人，比49年增加一倍以上，随着行政区的扩大，1960年的职工人数达到285.95万人。见参考文献[10]。
⑥“合若干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新村”还对全体成员每天都活动作了统一的安排，即睡眠8小时；游憩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见参考文献[11]。
⑦1958年，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毛泽东认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理想和他早年一度设想的“新村”有可能实现。八月在谈到人民公社时，毛泽东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见参考文献[11]。
⑧对于共产党干部和农村士兵，大城市里存在着党的纲领中所批判的一切：资本主义的胜利，帝国主义的狂妄和世界文化的衍生物。当时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说过：上海是寄生虫的城市，是犯罪和难民的城市，也是冒险家的乐园。他建议要把500万城市人口的一般迁移到中原地区。见参考文献[6]。
⑨从1950到1979年间，上海向中央上缴的财政收入超过了上海自身市政预算收入的13倍，一般是将税收的87％上缴北京。见参考文献[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