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化——（注：本文1998年4月6日收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中国论文,伦理论文,本文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问题，涉及到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世人的看法颇有分歧，值得深入研究。儒家的伦理精神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超越性，它的核心是仁爱。现代化进程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传统性的东西既有应当否定的方面，又有值得肯定的东西，存在着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与交融。儒家伦理精神不仅对儒家文化圈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价值，而且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也有意义。因为现代化进程不仅是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等方面从传统走向现代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因此人文精神对现代化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
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正面阐述了新教伦理作为时代的伦理精神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一原动力，他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伦理精神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得出这一结论的。韦伯又曾从反面论证中国的儒家伦理如果不能提升为时代的伦理精神，则妨碍经济的质的飞跃。他认为从社会结构的特性而言，中国并非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决定性因素，妨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决定因素不是经济本身，也不是社会结构，面是精神性的东西——儒家伦理，是儒家伦理妨碍了中国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这本来是一种可以商讨的学术观点，但自从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所谓亚洲“四小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起飞，引发了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或者说儒家伦理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的大争论。这个争论是有意义的，本文不涉及这个争论，而从这个争论中引出令人深思的问题：即中国儒家伦理精神与世界现代化进程有无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那末是怎样的关系？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也许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会有一定意义。
伦理精神是精神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具有时代性和超越性，即它应当体现时代精神，从道德上把握时代脉搏，内在地显示历史发展趋势。如果伦理精神不能反映历史的主流，与社会发展相一致，那末就不成其为伦理精神。同时，伦理精神也具有超越性，它往往从道德上表明一种社会形态、社会生活方式行将灭亡，或者表明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社会生活方式即将出现。伦理精神还具有民族性，是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道德上的集中体现。中国儒家伦理精神在历史上曾经起过激励民族振奋、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中国儒家伦理精神是什么？它的核心是什么？这当然会有不同的观点。从儒家伦理的发展来看，儒家伦理精神主要是追求一种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和谐统一，其核心是“仁爱”。
儒家伦理是中国古代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时代的产物，伴随历史转型的历程，仁爱观念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西周时期初步形成了爱的观念，主要内容有：爱是惠民。爱即是对民有利，为民做好事。例如周公（旦）赞扬先王祖甲能够“保惠于庶民”（注：《尚书·无逸》。），尤其赞扬“惠鲜鳏寡”（注：《尚书·无逸》。）。惠这一概念是后来“爱”的观念的雏形。爱是孝亲。中国古代国家是建立在血缘家族基础之上的，维护家族的安定和强大是首位任务。因此，孝亲成为爱的首要内容，首先要爱亲人、维护家庭团结才谈得爱他人。罪恶莫大于不孝，“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注：《尚书·康诰》。）。爱，是对被征服的外族的宽容，实施不杀不虐，对他们“维心”为上，对被征服的异族的杀戳是“尔心未爱”。爱，又是专指爱惜具体的事物，诸如粮食、土地等。这时期的爱的观念还是具体的有所指的对象，而且因为处于奴隶社会，这里所谓的“民”都是特指自由民，而不是指包括奴隶在内的一切人，甚至不包括异族如殷族等，这时的爱还没有上升为抽象的普遍概念。春秋时期，仁爱思想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思潮，爱的概念被广泛使用，为人们所接受，成为调节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的伦理标准。如有人提出：“爱亲之谓仁”（注：《国语·鲁语》。）、“爱人能仁”（注：《国语·周语下》。）。
作为儒家伦理精神的爱的观念最终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从具体到抽象的理论升华，始于孔子明确指出“仁”即是“爱人”（注：《论语·八佾》。），“泛爱众而亲仁”（注：《论语·学而》。），“节用而爱人”（注：《论语·学而》。），“君子学道则爱人”（注：《论语·阳货》。）等等原则。从以上所引语录可证明孔子的爱的概念已经抽象为普遍的概念，已经从爱某一特殊对象上升为一般地爱人，从而完成了爱的观念的历史性的转化。关于孔子的“人”的概念是泛指一切人，还是特指统治者，前些年学术界有争论，有人认为是特指统治者或自由民。现在一般认为孔子的“人”是泛指一切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分贫富贵贱，不分君子小人，这里的人只是与动物相区别而言。因为人是泛指、是类，所以孔子的爱已上升为普遍概念。
儒家伦理的爱的抽象化、泛化，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它的发展动力不在概念自身而在自身之外，其进程恰恰反映了历史的进程，是现实的经济结构及由此决定的人际关系所导致的。儒家伦理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封建制的伟大的进步之处，在于不再把奴隶看作物，承认被统治者、贱民等都是人，它使奴隶与自由民的对抗、斗争转变为贵族与农民的矛盾，从人（自由民）与非人（奴隶）的斗争变为人与人的斗争。这一历史进步伴随着伦理观念的变革，爱的观念正是这一伟大变革的表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泛爱主义就是典型。正因为如此，寻求人际关系的有序、和谐就成为迫切而主要的道德任务，儒家伦理精神的爱正是这一历史要求的反映。从理论原因上分析，新的封建社会形态中人和人的关系中，爱作为一种新的伦理精神、道德体系，表明了主体的我不想成为孤立的人，希望在他人身上证实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同时又表明作为客体的他人接受主体的施予、承认，从而达到自我和他人的和谐统一。随着客体的他人从个别、特殊、具体的人抽象为普遍的、一般的类，爱就升华为泛爱，成为儒家的伦理精神。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于调动社会全体成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消弭各部落、氏族之间的纷争、仇恨，*
爱作为一种伦理精神源于何处？儒家认为源于人性。孔子虽没有明确讲人性善，但综观他的学说是把“仁”看作是人自身所固有的。“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注：《论语·学而》。）孟子明确提出人性本善，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注：《孟子·告子上》。）。仁义礼智等德目出自人自身，人性本身是道德根源，人天生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也就是同情怜悯他人的爱心是人性固有的。儒家把“爱”的根源归于人的本性，是为了从理论上寻找人与人之间应当互惠、互爱而不应相互仇恨的依据，既然人性本善，从本性上都有爱心，那么人际关系就应当而且必然是和谐有序的。这表明儒家伦理希望把人（自由民）与非人（奴隶）之间的对立，用人与人之间本性善这一同源来代替，化解现实的阶级斗争。
儒家伦理的爱的核心是爱亲。孔子把爱亲列为仁爱的根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注：《论语·学而》。）“君子笃于亲。”（注：《论语·泰伯》。）他认为只有先爱亲，才能走向“泛爱众”，爱亲是爱人的前提。孟子则更为明确提出：“亲亲，仁也。”（注：《孟子·尽心》。）由于家族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任何人都生活、依赖家族这一血缘大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爱人先爱亲是顺理成章的，但因为要维系封建统治还要靠安抚人民才能办到，让他们顺从，所以韩愈在《原道》中又宣称“博爱之谓仁”。博爱就是爱一切人，对统治者来说是爱民，爱民则民安于其位，民生产物品供养统治者。张载发展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点，认为天地之间的人都是兄弟，因为人都是天地的产物。他在《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不分贫富贵贱，不分健康残疾，凡生活天地之间的人皆兄弟，从而把爱大大推进了一步。“民吾同胞”，可谓是古代的人本主义命题。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之后，不再存在人与非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人与人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缓和解决这一矛盾成为封建伦理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儒家的“爱”以人为目标，爱人分为两个层次。爱人的低层次目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论语·公治长》。）。高层次的爱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注：《论语·雍也》。）。也就是首先不要把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强加到别人头上，以心比心，从消极方面把自己的价值观与他人的价值观统一起来，然后，进一步做到自己想做的、想追求的事情，允许、鼓励他人去做、去追求，从积极方面把自己的价值观与他人的价值观一致起来。儒家的爱企求把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观、追求目标一致起来，成为爱的具体内容。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的途径：“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注：《论语·颜渊》。）能否爱关键在于自身，而不在于外部原因，所以首先要“克己”。在孔子那里起更多偏重内心的反省，后来宋明理学才使它带有浓厚的禁欲主义成分。克己，从视、听、言、行等方面全面检讨自己，是否有不好的东西、是否有越轨等等，是一种内心的自觉限制、自愿约束。“复礼”，是以主动方式使自己的思想感情、言行符合社会的普遍规范。如果人人做到克己复礼，整个社会就会在一个共同理想之下和谐有序。
二
现代化问题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的热门话题。西方世界从本世纪60年代以来，对现代化理论研究方兴未艾，形成林林总总的流派。西方主流派的现代化理论主张“西方中心”(Western Centric)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模式是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唯一发展模式。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大变革过程中，正逐步迈向现代化，它们的现代化进程是一定要按照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去走，还是另有新路？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日益摆在人们面前，其中关键的问题是：西文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取得经济飞速发展中出现了诸如吸毒、家庭危机、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付出了道德沦丧等人文精神丧失的沉重代价，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现象已露端倪，走西方的老路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还是主体选择的结果？本文无法回答这样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只是探索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对于避免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付出的伦理道德的代价有何作用等问题。因为现代化进程中除了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之外，还有人的现代化，这就需要建立适应现代化的人文精神，这对于加速现代化而少付代价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人的价值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人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形成了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从工业化时代产生并发展的异化现象不仅没有得到克服，反而日益严重。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指出当代科技发展，既可以增强人的力量，也可以加剧人的懦弱，当前人比以前更无力支配他自己创造的工具设备。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认为科技已在当代社会成为第一位生产力，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题，工具性的科技成为目的本身，它们支配、控制人，使人类丧失人性。还造成了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等等。这是有见地的观点。当然，要消灭日益严重的异化现象并非一朝夕的事情，但是在“物化”日趋泛滥的情况下，提倡、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益的。儒家伦理通过肯定他人来肯定自身，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在现代社会生活中，
现代化进程是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过渡，除了传统的经济、政治等向现代的经济、政治过渡之外，还有个文化系统和价值体系的转变。工业化时代，文化系统和价值观念体系的转型集中表现在从封建主义、整体主义、权威主义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转变，个人主义成为文化系统和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个人主义作为文化系统和价值观体系，主张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达到的目标，同时又可以自由选择达到目标的手段。这种价值观具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随着当代科技的发展，个人主义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个人行为的各个方面，从而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
个人主义伴随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而产生和发展，西方有的思想家也看到它对社会凝聚力的瓦解作用，以及对人际和谐的不良作用，也设想过种种解决方案。儒家的爱也许对遏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会起一定作用，因为发展中国家实施现代化并非一定要把西方发达国家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一并吸收过来，照搬照拿，尤其受儒家文化圈影响地区更应发扬儒家伦理处理人际关系、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合理成分。儒家伦理精神强调整体、社会、民族的利益，是一种整体主义的价值导向。一方面，它强调个体对整体的服从，有对个性压制的一面；另一方面，强调个人与他人的追求目标一致，以及价值观上的一致，又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最终儒家的爱把它的价值指向社会整体，并以“天”或“理”为普遍性概念表达出来。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少消极因素，然而它的价值取向对于一味讲个人自由、权利的价值取向更有利于社会生活的协调，更有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
随着全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尤其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既不断征服，又不断破坏自然。生产环境的严重污染不仅对自然造成无法估量的破坏，而且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科技发展，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对待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万能主义”已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衍生物，以致无法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制的掠夺。急功近利思想的驱使，造成只顾私利、或只顾一个集团、地区利益、或只顾一个国家利益，不惜破坏生态环境的全球性的严重后果，等等。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对人类自身的威胁已引起全世界各国的关注，尤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是否也必须以此为代价来实现现代化，已成为世界瞩目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当然需要有很多措施，但其中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合理的天人观是相当重要的。儒家伦理精神强调从爱人到爱物、从爱一切人到爱一切物的泛爱主义，可能会有助于在现代化进程中树立正确的天人观。儒家从爱一切人到爱一切物的发展，与其“天人观”的发展演变有关。张载提出“天人合一”（注：《正蒙·乾称》。），这一观点在中国古代渊源流长，《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观。天人合一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确有很多精辟的观点，它强调万物一体、人和自然统一，正因为如此，张载又提出不仅要爱人还要爱万物。泛爱物，“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将这些思想加以创造性的改造，将有利于树立新的发展观，尤其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许可以少付出代价，以期在世界上出现一个合乎人类和自然本身发展的“天人合一”的美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