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敏[1]2003年在《中国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研究》文中指出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增长乏力的态势,中国政府为此实施了一系列的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货币政策,包括发行国债、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等。政策力度之大,手段之多,调整之频繁,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这些政策的效应如何,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否达到预期的调控目标,是政府和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因此,对财政货币政策效应进行分析与评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以当代宏观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以宏观统计数据为依据,以宏观经济模型和统计方法为工具,对中国近年来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选择、制定、实施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和评价。通过对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手段的实施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进行分析、总结与评价,测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中的作用与贡献,对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标的制定和调整,对政策工具的运用和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以及两大政策的协调与配合等,提出对策与建议。本论文研究采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与系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强调理论、方法与实证分析有机统一,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研究成果既为宏观调控的实践提供可靠的依据,又对经济政策学的理论体系起到了丰富发展的作用。本论文主要研究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建立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评价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体系;二是对我国1998 年以来扩大内需所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效应进行系统地实证分析和评价。本论文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为第1—2 章。第1 章主要是叙述论文写作目的、方式和方法,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评述。第2 章是阐述财政货币政策的有关基本理论问题,以便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和实证铺垫。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与工具、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与影响因素、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与配合,以及中外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践等内容。第二部分为第3—4 章,主要阐述经济政策效应及其评价的理论与方法。第3 章是关于财政货币政策效应评价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包括经济政策效
刘建平[2]2014年在《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研究》文中指出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后危机阶段,各国经济复苏具有不均衡和不确定的复杂特征。中国率先实现了复苏,但面临着复苏动力不足,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并存的复杂态势。宏观调控处于两难的境地,政策目标在保增长与结构转型之间难以取得均衡。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遇到的新局势和困难,对中国宏观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对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在实践当中,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宏观调理论在不断地发展,但是解决了经济过热的问题,又产生过冷的问题；解决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又产生通货紧缩的问题。事实上,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反而可能会成为诱发下一轮危机的制度性因素。当前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包括凯恩斯的失业均衡理论、现代非瓦尔拉均衡理论以及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等。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主要有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两种政策手段。经济实践当中这些传统宏观调控政策因为忽视差异化而呈现一刀切的常态,常常容易导致经济过冷与过热交替出现。探索和建立差异化视角下的宏观调控经济的理论体系,可以为传统的宏观调控增添新的手段,并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新的政策视角和工具。回顾历次宏观调控的实践以总结相应的周期性波动和宏观调控范式,探讨统一的宏观调控体系差异化问题以及相应的政策完善、思路和对策对于解决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困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金融危机以来,面对中国经济所处的复杂局面,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中国宏观经济所呈现的态势一方面说明了政府应对危机的宏观调控措施得当,但另一方面也再次印证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交替使用也面临导致经济的冷热反复的困境。通过探索宏观调控政策的差异化问题,可以在实践上丰富和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可以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空间指向和产业指向,实现宏观调控的有保有压,提高微观经济主体的适应性,从而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政策效应,避免经济运行呈现大起大落式的周期性波动。本文系统研究了中国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回顾和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以及在调控实践当中所采取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演变过程。研究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形成机制以及中国宏观调控的范式。重点研究了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差异效应形成机制与影响以及转型时期宏观调控主体行为差异及影响等。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并从区域政策入手,以空间和差异化的视角提出优化宏观调控的对策。本文界定了本研究涉及的“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等基本概念,梳理了西方国家关于宏观调控思想与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深入分析了一国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和管理的客观依据。本文系统回顾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进行的几次宏观调控的背景、过程和效果,总结了转型时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演变,分析了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的部分缺陷。本文对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宏观调控范式进行了总结,研究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与原因,总结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手段选择和应用、决策机制以及宏观调控范式的基本框架。本文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差异效应问题。总结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差异化的体现,包括区域发展差异化、产业发展差异化、城乡发展差异化以及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差异化等。分析了统一的财政货币政策与经济发展差异化的矛盾。研究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差异化的影响及形成机制。本文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主体行为差异问题,界定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决策主体、实施主体,包括目标差异、行为差异等。分析了决策主体和实施主体之间的不合作博弈行为的表现、形成原因以及对宏观调控产生的效应。本文分析了转型经济对宏观调控的要求。总结了转型经济在形成路径、发展主导模式以及总量和结构问题并存的特殊性。分析了转型经济因其特殊性而对宏观调控提出的系列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和对策,提出了宏观经济调控要创新思路,把握好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关系,并充分发挥深化改革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牵引作用。同时,提出区域政策是宏观调控实现差异化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以及区域政策与产业政策相协调、构建统一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区域货币政策、构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财政政策的优化对策。
樊世杰[3]2009年在《论国内需求与汇率制度安排》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外向型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外需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在发展过程中,中国也出现了对外依存度过高、内外需发展不协调等问题,成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巨大隐患。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经济感受到了过于依赖外需的弊端。1998年,为应对危机中国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战略,并出台了有关政策措施。但从实践效果看,尽管这些措施在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没有扭转国内消费率下降的趋势,中国经济增长仍过于依赖投资和外需拉动,同时,还带来和加剧了产能过剩、贸易摩擦增多、增长方式粗放等问题。2008年,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需的急剧萎缩再次重创了中国经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发展任务。显然,在此背景下,如何立足于内需实现经济发展,如何统筹利用各种要素来解决发展难题,既发挥好外需的作用,又有效防范世界经济波动带来的风险,是当前理论界应该关注的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研究和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围绕我国扩大内需的主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采用历史和逻辑、规范与实证的分析方法,首次并着重从汇率制度安排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全文共分五篇,第一篇是有关扩大内需的文献综评,主要介绍和评述国内外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第二篇,主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出发,考察和评价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成败得失,研究和分析中国从以出口导向等为主要内容的外向型发展战略,转向立足于扩大内需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背景。在历史地分析中国外向型发展战略演变过程的同时,也用实践证明了中国需要立足内需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第叁篇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分析了内需、外需与汇率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处理内需外需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特别是重点分析了汇率对扩大内需和利用外需的影响,指出要积极有效地扩大内需、利用外需,必须营建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在对有关汇率选择理论和我国汇率制度的演进进行考察后,提出了有利于扩大内需的汇率制度安排──钉住一篮子商品汇率制度的初步构想。第四篇,主要分析了我国扩大内需实践中财政货币政策的效用,并在评价和反思近年来我国扩大内需政策的基础上,得到了有益的启示。第五篇,主要对美国、日本和泰国扩大内需的典型实践进行了回顾和借鉴,并在分析我国当前扩大内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扩大内需的综合性对策建议。总体上看,本文有叁个创新之处。第一,在系统回顾我国对外开放重大历史事件的基础上,把握对外开放的鲜明特征,将我国的对外开放历程划分为以点带面、纵深推进和全面开放叁个阶段,并结合对外开放的历程,梳理与回顾了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战略的发展过程。尽管只是一项文献工作,但从对外开放演进的角度来揭示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确定过程,这可能是首次尝试,能够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第二,跳出了就内需谈内需的分析路子,从分析内需、外需和汇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强调扩大内需必须要处理好内需与外需的相互关系,实现两者的相互促进。同时,从汇率政策的视角,分析了汇率对扩大内需和利用外需的影响,指出要有效扩大内需,实现内需与外需的相互促进,就必须注意汇率政策的影响,必须营造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并据此提出了构建钉住一篮子商品汇率制度的初步构想。在扩大内需领域的研究当中纳入汇率制度的安排问题,在现有的研究当中,可能具有一定的开创性。第叁,创新了扩大内需的对策思路。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并不是为了一时地应对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本文在借鉴国内外政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实现内需与外需的相互促进、构建稳定的货币环境等方面出发,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将汇率政策、利用外需政策纳入到扩大内需的综合性政策安排中去,突破了以往研究中只重视财税政策、信贷政策、利率政策的局限,在构建有利于扩大内需的综合性政策安排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李桂萍[4]2004年在《中国1998年以来财政货币政策实施效应的分析》文中提出1997年中国面临着国内外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经济增速下滑的严峻局面，中国政府果断提出并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货币政策至今已实施了6个年头，如何全面细致地评价政策实施的效果，以及如何进一步促进政策积极效应的有效发挥，成为理论界热切关注的焦点。论文就此用实证方法分析了中国1998年以来财政、货币政策实施的效应，即首先分析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的背景及内容，接着给出选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析政策效应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贡献率方法、回归方法计算出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包括国债投资与税收调整措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挤出效应，以及稳健的货币政策措施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计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乘数值、挤出效应程度，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对于就业、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影响，对于1998年以来财政、货币政策实施的综合效应给出评价，并得出简要结论。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较全面地分析、计算出了中国1998年以来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挤出效应程度以及财政、货币政策乘数值，得出扩张性财政政策自实施以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7.43％—25.25％，政策效应随着实施年度的增加呈现减弱的趋势，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挤出部分占收入增加部分的3.85％-10.89％。相对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增长所发挥的效应而言，稳健的货币政策呈现出弱效应(货币政策乘数值远远小于财政政策乘数值)，且政策效应也随着实施年度的增加呈现递减趋势，但从其综合效应分析来看，稳健的货币政策还是有效的。
李颖[5]2009年在《基于我国内需结构失衡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两者之间协调配合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一国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正确地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使之能够协调配合,以形成最大合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服务于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它们又存在不同的特点和差异,在宏观调控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不同的经济背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有多种搭配模式,不同的组合方式将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只有将两大政策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长久以来,我国内需结构失衡问题十分严重,投资率高和消费率低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投资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不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自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真正和持久的拉动力量。没有消费增长的支持,投资增长形成的新增生产能力将会大量闲置。不论是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还是投资增长本身,都不可能持续。由此,我国内需结构失衡问题向财政货币政策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成为财政货币政策的重点。在过去的十余年间,财政货币政策对于内需结构调整的效果不明显。通过经济计量分析也表明,财政货币政策对投资的影响要大于对消费的影响,也就是说,财政货币政策没有促进消费需求的形成和增加,并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需要进一步加强。这其中,财政货币政策的缺陷是影响财政货币政策调整内需结构效果的内部因素,不论是在政策制定上、工具选择上、政策实施力度上,还是在政策搭配模式上,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影响了财政货币政策效力的发挥。而制度和体制障碍则是外部影响因素,制度性因素对内需结构失衡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政策本身的影响,加大了财政货币政策调整内需结构的难度。为此,财政货币政策应逐步由调控投资领域转向调控消费领域,因为过度投资会引发经济波动,而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意义。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应立足于优化内需结构,逐步扩大消费、适度减少投资,使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协调。但由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以及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单纯地压缩投资规模不能作为扩大消费的前提,否则很有可能加剧经济衰退,这是宏观调控应力求避免的。所以,财政货币政策可以考虑以提高投资效率作为突破点,将提高投资效率和扩大消费结合起来,逐步实现内需结构的合理化。在调整内需结构的过程中,对财政政策应给予足够地重视,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结构调节优势。采取“微观化”的财政货币政策,这是由我国内需结构失衡的特征和形成机制决定的,针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制定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同时,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模式。所以,具体的财政货币政策措施可以围绕提高投资效率和扩大消费展开。
方凤玲[6]2005年在《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及治理》文中研究说明1997年底我国宏观经济实现软着陆后，人们面对的不再是短缺经济，而是商品供给过剩，库存不断增大，生产能力过剩，价格过度走低，平均利润率奇低。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内生增长的主要障碍，并使政府采取的启动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难以取得满意效果。对有效需求不足这一课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我国社会经济大系统出发，采用调查与预测、结构功能分析、计量经济学和系统评价方法，对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特点、原因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文章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宏观经济指标和近期的主要经济指标出发，说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问题，近两年虽有好转，但离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还有很大距离；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常态，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具有不同的特点。接着，探讨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分析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部门的决策行为的基础上，说明各个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决策行为是我国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微观基础。其次，探讨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政策原因。高积累政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稳定物价—零通胀”政策、消费政策和固定汇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目前有效需求的不足。第叁，分析了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体制、制度原因。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工资制度、法律制度、供求体制、投资体制、金融利率体制、民营企业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影响着我国的有效需求。第四，分析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其他原因。劳动力供给的长期过剩，国内供求关系的根本性改变，消费者心理预期的消极作用，还有世界经济持续下滑，东亚金融危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都影响着我国的有效需求状况。最后，提出我国治理有效需求不足应采取的对策。在货币政策上，可扩大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放松利率管制，适当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信贷结构，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在财政政策上，由民营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增长为主力拉动社会投资；用税收政策刺激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加大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规范民营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进金融工具创新，培育信用消费市场和新的需求主体；由政府支付改革成本并加快改革。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着重提高引进技术的质量，优化产业结构；适当放宽外资进入第叁产业的限制；完善出口退税管理机制。在采取以上措施的同时，要正确处理和解决好政府和市场、平等和效率、货币、物价、经济之间、采取的措施与金融风险的关系问题，以及农业、农村、农民等问题。
全慧英[7]2014年在《日本扩大内需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中国的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相对过剩的社会生产供给同落后的消费之间的矛盾。"中国政府将重新审视内需消费的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并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当前,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扩大内需成为我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缓解国际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鼓励内需是减少顺差的重要途径,而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起将近20年扩大内需的实践,其中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对我国实现扩大内需都具有借鉴意义。日本1959年《经济白皮书》指出,技术革新与消费革命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来,日本政府建立健全了一套增加国民收入、扩大内需消费的政策体系,较好地解决了供给与消费需求的矛盾。因此,借鉴日本扩大内需政策研究中国如何扩大内需显得格外重要。本文以日本扩大内需政策理论为基础,分析日本扩大内需政策带来的成效及不足,通过对中国现行扩大内需政策的分析,最后总结了日本扩大内政策对中国的一些启示。
陈立兴[8]2006年在《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接受西方宏观经济学观点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宏观调控理论的研究大都着眼于国家内部或单边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效果分析。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事物当中，宏观调控政策调整的外部性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中国的财政政策等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不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国内改革和融入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提高周边国家和全球经济增长率、保证世界经济稳定运行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中国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全新领域。因此，中国当前参与国际经济事务过程中所奉行的经济理论和执行的财政、货币政策面临重大变革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多数研究仍然处于消化和应用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偏重于微观层面应对单一冲击或实现单一目标的对策研究，没有过多地突破传统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在解释现实经济运行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没有对客观存在多年并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做出系统的经济学分析，二是忽视了在宏观层面通过合作使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国际经济协调政策研究。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的过程中，一直积极参与不同层次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在这种国际经济协作趋势下，在这种国际经济协作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宏观调控理论也正在不断丰富和形成，在“和平崛起”这一指导原则提出之后，研究崛起的中国将对区域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什么影响、周边国家如何看待综合国力不断上升的中国以及如何在崛起过程中保持和平等一系列问题，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理论研究中国的重点。作为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中国财政政策将在政府采购、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税收、国债发行等几个方面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研究和探讨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财政政策的这些变化是本文的主要内容，各部分紧紧围绕这一主题，探讨不同层次的国际经济协作对中国经济特别是财政运行的影响，并针对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从财政政策调控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的应对措施。第一章从回顾亚当·斯密创立财政学开始，阐述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蒙代尔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研究、国际财政研究的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理论的研究，认为目前财政理论的发展和财政政策的研究的范围已经逐步扩展到国家以外。因此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战略和“和谐世界”新理念对财政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财政政策理论研究和实践必须具有全球视野。第二章应用博弈理论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在各种层次的国际经济协作趋势不断扩大的新背景下，并没有一个超国家政府的权力存在，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政策不再由纯经济理论所决定，而是受到各个参与方的影响，是所有国家进行博弈的结果。通过博弈模型分析，在国际经济协作过程中尽管始终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但实力不同的大国和小国都可以通过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和合作实现帕累托改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还在博弈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亚太地区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财政政策方面转变和实践，阐述了不同国家通过财政政策的协调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所做的努力。第叁章首先回顾了日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财政政策，对财政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评价，总结了日本在参与国际政策协调、应对石油危机和日元升值的冲击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由于日本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的亚洲国家，又是中国的近邻，其发展的轨迹以及参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其次回顾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在一体化过程中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方面的协调措施。中国正在积极推进与东盟国家、非洲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安排，因此欧盟一体化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其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财政税收安排对中国当前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这一章的最后总结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的税收调整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新趋势。第四章首先比较了近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崛起的异同点，中国经济崛起将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更大的空间，同时也会形成更大的冲击。因此中国实施“和平崛起”战略，无意于在经济实力壮大过程中寻求霸权或支配世界事务，而是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贸易和投资的发展等和平手段来获取世界资源，摆脱国内资源短缺、环境压力和社会矛盾的困扰，并通过不断扩大国内市场为其他国家带来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威胁；其次，重点论述了“和平崛起”战略对中国制定财政调控政策、参与不同层次的国际经济合作的指导作用，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对周边地区和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中国财政理论的发展和财政实践使中国财政调控能力日益增强，各种财政调控措施成为“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五章首先阐述了WTO的主要原则和WTO框架下的博弈格局、中国在WTO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参与WTO的利益，然后在分析加入WTO对中国财政运行的影响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在WTO框架下财政政策调整策略，主要是关税水平逐年下降、出口退税政策的优化、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化以及履行对政府采购制度的承诺等等，还分析了中国参与多哈回合谈判过程中的策略和谈判过程中一些与中国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财政政策调整效果。第六章论述了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国财政政策的转变与创新。在回顾了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安排、中日韩经济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参与区域协作面临的复杂外部环境，提出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协作的应对措施和财政安排。中国应该以亚洲为依托，积极参与各种层次的区域经济协作。财政政策方面，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国家内部区域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探讨建立亚洲区域经济协作补偿机制，加强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运行和政策的跟踪监测，协调好国内外政策的操作力度和方向，减小区域合作的阻力等等。最后从财政收支的角度，简要分析了中、日、韩叁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前景及其对未来中国财政收支产生的影响。第七章系统地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实践和财政理论的发展，一是改革开放后的赤字预算的实践和财政平衡理论的变化，充分利用公共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政府经常性支出要向公共财政方向转变，增加教育、健康和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二是关于国债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债在宏观调控中发挥巨大作用。对国债功能的认识，由单纯弥补财政赤字，到为国家经济建设筹集资金和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对国债运作的认识，由临时性偶然操作到长期持续运用。回顾了1981年以来，我国国内债务发行经历了重大变化以及重新启用国债、举借国内外债务的重要作用。叁是灵活运用各种税收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努力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四是通过一系列财税政策措施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措施有扩大公共消费支出，加强政府采购制度建设，增进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调整现有的外资税收政策，引导外资投向，提高外资利用水平，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出口与进口贸易的平衡发展等。第八章从调节内外平衡出发，探讨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贸易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问题。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的协调应该以保持经济的内外平衡为最终目标，当前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进行积极调控。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方面，要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和组合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松紧搭配组合，适度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积极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宏观和微观各个层面，建立和完善规划、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优化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还要从加入WTO后参与世界产业分工的高度，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发挥综合效应。第九章探讨了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当前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内部因素主要有：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市场经济的不完善；中国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和保护市场的能力均面临着严峻挑战；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步伐缓慢，尚不能满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其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增大；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影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外部因素主要有：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本身就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很多不利影响；外资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输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知识产权纠纷加剧；国际资源争夺白热化：跨国公司“攻城略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强势压力等等。经济全球化还对中国地方财政运行产生较大压力，主要表现在经济全球化会加剧地方财政的支出压力和地方财政的融资困难，因此应尝试地方政府举债，加强地方财政特别是加强财政融资能力，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妥善应对挑战。当前中国应该利用WTO体制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具体的应对措施一是在发展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用开放应对开放中的危机；二是全面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参与WTO规则的制定；叁是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分散国家经济风险；四是充分利用WTO救济体系与争端解决机制维护正当经济利益；五是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推行全球共同安全和可持续安全观念。维护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财政安排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改进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提高政府行政控制能力以控制经济风险；第二，把支持自主创新作为公共财政的重要政策目标；第叁，充分发挥政府采购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扶持功能；第四，运用针锋相对的策略，灵活应用关税、非关税、出口退税等措施应对来自各个方面滥用反倾销、限制进口、技术壁垒和环保壁垒条款：第五，注重零关税对中国市场的影响。
汪洋[9]2008年在《国债的金融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国债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属于财政与金融的双重范畴。国债的金融属性特征在不同的经济环境条件下所表现的形式与程度不同。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国债的金融属性特征就表现得越为明显,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变迁及扩展,国债规模也逐步扩大,国债对于经济的影响也日益深入与广泛,国债作为金融资产以及作为金融资源的表现也就更加充分。理论与实践都已证明,国债是财政与金融重要的连接点,国债操作是政府实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与协调的重要环节,并在其流转运动中联系着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的经济运行。因而,研究国债的经济效应必须将国债的财政属性与金融属性结合起来,才有利于揭示国债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特征。国债既是当今世界各国密切关注的重要经济问题,更是中国转型经济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离不开国债的支持,经济市场化改革与金融运行机制完善离不开国债运行机制的完善。但是,目前中国国债的运行还存在着许多困难、矛盾和问题。其深层原因是中国还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制度变迁相对滞后,因此,国债的经济金融功能的实现也处于相对滞后的变动、完善和发展之中。这种变动、发展和完善过程,有些方面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债运行的一般规律,有些方面则具有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特征。因此,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国债的金融功能及其国债对主要经济金融变量(货币供应、利率、汇率、资本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的研究,系统深入地研究和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债金融效应的一般规律,并客观地分析中国转型期国债运行的金融特点,即中国国债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发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中国国债金融功能和有效合理发挥国债经济金融效应的路径和策略。本文首先通过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中西方国债的实践发展和理论演进特征进行历史性考察与分析,理解与掌握国债发展的历史前提及社会经济基础,从历史与实践的角度考察西方国债的发展脉络,在其变迁过程中发现国债发展的历史逻辑。通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国债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渐进过程,国债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同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国债作为政府政策工具体现着政府的意志与要求,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国债的发展与变迁与其相适应,并逐步体现出其市场性的特征,国债的经济功能也逐步由财政功能向其财政与金融双重功能的转化,国债的理论研究也由宏观逐步向宏观与微观市场结合的理论转变。通过对国债金融的金融资产属性、金融资源属性以及金融功能属性的分析,对国债的金融功能进行了系统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阐述,指出国债所具有的基本经济金融功能:资源配置功能、风险管理功能、提供流动性功能,基准利率功能、宏观经济管理功能、金融稳定与调控功能。完善的国债及国债市场所具有的这些功能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密切联系相互统一并互为前提,国债经济金融功能的发挥不仅需要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也需要相应合理的制度安排,国债的各项金融功能共同统一于国债对于经济金融体系的动态演进与相互作用之中。国债的不合理运用也能导致负效应及影响,并可能会增加经济体系的财政与金融的风险,合理运用国债及国债市场是保证经济金融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讨论国债的“准货币”和“铸币税”性质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国债作为金融资产的货币特性以及国债所具有的货币效应。根据国债运行的不同阶段,国债的货币供应效应是不同的,影响国债货币供应效应的因素非常复杂,既有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经济运行及经济主体行为因素,还体现着政府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意图,同时还受到经济环境以及金融体制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在分析基本的利率决定理论的基础上,将国债因素纳入宏观经济模型,通过国债运行对于储蓄,消费、投资以及货币供求的影响分析,得出国债运行在封闭与开放不同经济条件下国债发行的利率效应。并就国债基准利率效应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对国债与国际收支及汇率关系的理论综述的基础上,讨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债与国际收支以及国债与汇率的相互关系,并通过运用扩展的M-F模型分析了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下的国债融资的政府支出效应的机制。另外,本文还从政策层面分析了国债政策与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国债政策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最为重要的连接渠道并具有其独特的特征,国债政策与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是宏观经济管理与调控的重要内容与必然要求。对于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债融资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与协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债政策与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与配合的原则及可供选择的模式。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寻求对中国国债发展的现实做出解释与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并为中国经济金融的改革与发展服务。因此,本文的立足点始终围绕中国国债发展的实际情况,基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与体制转轨环境中财政、金融不断变革的特性,对中国国债的金融效应予以应有的实证分析,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至2006年中国国债与相关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进行计量检验以及经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中国国债的货币供应效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1994年以前,由于经济体系及制度制约,国债的货币效应并不显着,1994年后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家政策的逐步调整,国债的货币供应效应有所体现,但还不是非常显着,国债的金融功能还没有充分有效的发挥出来,发展国债市场,建立完善的国债运行机制,发挥国债的货币供应的宏观经济调控效应是中国国债发展的必然选择。(2)对于中国国债发行的利率效应进行实证检验,中国国债的利率效应并不显着,分析其成因在于中国非市场化的利率体制以及金融体系发展的约束。还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国债利率与金融市场利率的相互关系,讨论了中国国债利率没有成为基准利率的影响因素,得出中国国债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对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作用。(3)同时,在国债与汇率、资本流动与国际收支之间关系的理论考察的基础上,就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国债的发行对于国际收支,净出口的相互作用机制以及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对于中国国债经济效应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4)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债政策运用在宏观经济管理以及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变化以及效果。中国国债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国家金融战略的逐步实施,资本市场尤其是国债市场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金融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完善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出来。金融改革的深化离不开国债市场金融功能的完善及其有效发挥,并对国债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国债市场的建设与发展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因此,最后本文从中国国债及国债市场的功能定位出发,讨论了中国国债金融功能错位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在此基础上从中国国债发展同金融体系结构、商业银行改革以及中国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国债及国债市场在中国金融体系变革中发挥的作用,并认为,中国的国债市场发展必须同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相适应,既要吸收国外先进的国债市场的成功经验,同时要根据我国转轨经济发展中的实际情况,按照国债市场发展本身所特有的规律,深化国债市场的改革和创新,加快国债市场发展和开放的步伐,充分发挥国债市场的经济金融功能,提升国债市场的效率,以利于最终构筑起功能完善、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体系。
李圣君[10]2002年在《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研究》文中提出业内人士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建国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效益和增长质量比较好的最佳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宏观经济基本稳定，既无波动，又无通胀。由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进一步扩大内需，推进结构调整和各项改革，克服世界经济增速减缓带来的不良影响，经济运行质量总体良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稳定增长，2000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1年前叁季度达到8,119亿美元。1953-1978年期间GDP增长率波动系数为154%，而改革开放以来，其波动系数明显下降为33%，“八五”和“九五”期间则分别为17%、12%。同时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率得到明显改善，经济增长率“八五”和“九五”期间分别为12%、8.3%。消费率由1995年的57.5%提高到2000年的60.8%，“九五”期间居民消费达到23.45万亿元，投资增长率为11.2%，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6.5%。尽管如此，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却依然存在。其主要表现：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不良资产上升，不堪重负；金融呆坏帐比率较大，信贷渠道不畅，社会信用制度急需整顿；财政赤字较大，国债市场需要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面临持续扩张的压力；股市风险加剧，泡沫太大，市盈率较高，急需规范整顿；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较低。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但这种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高增长。因而所创造的繁荣也是掩盖了许多深层次矛盾的表面繁荣。其背后是巨大的财政赤字、金融体系运转的不畅，自然资源巨大的浪费和宏观调控不力等等。我们追求的是有效的经济增长，而有效的经济增长是需要一个客观过程的。有鉴于此，为了真正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克服上述经济体制运行中所固有的弊端，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中的重大作用，本文选题为《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研究》，以期与热心于这方面研究的同志共勉。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手段。正确运用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而面对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和经济<WP=3>全球化的影响，如何运用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国际上通常的做法。中国经济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实行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方针政策来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诸如，财政赤字、发行国债、通货紧缩等等，这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运用的实践，不仅对我国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财政货币理论。本篇论文围绕多年来我国理论界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探讨中的主要问题、基本观点及政策主张，展开讨论。在全面介绍财政货币政策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总结我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调节宏观经济的经验与教训，扼要地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美、德、英、日）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做法与经验。并就当前国内国际经济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适应新形势的一些见解和主张。例如，“十五”期间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在“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法定目标约束下，“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证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并明确提出在“十五”前期“反通货紧缩”，在中后期则实施有规则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例如，“十五”期间应适度缩小财政赤字的规模，逐步调整和完善国债市场，实行适度的国债调控政策，兼顾财政的周期性平衡；同时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加快税费改革步伐，加大财政贴息的运作空间，实行政府采购制度，并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等等。全文主要内容包括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些基本概念、政策目标、政策实施工具及基本理论分析，在理论分析中介绍了不同学派有关财政货币政策理论的不同观点，本部分还简要介绍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方式和效力。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几个典型国家的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相互配合的实践，以其作为参考，有助于更好的理解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第叁部分主要回顾了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相互协调发展的历史，我国正处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这意味着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处于过渡时期，有其不成熟的特点。第四部分从财政政策角度论述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及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WP=4>的积极作用，分析了财政政策发挥其有效性的机制传导过程。第五部分从货币政策角度论述了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分析了货币政策发挥其有效性的机制传导过程。第六部分在第叁、四部分得基础上阐述了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货币政策货币
参考文献：
[1]. 中国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研究[D]. 袁国敏. 辽宁大学. 2003
[2]. 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研究[D]. 刘建平. 武汉大学. 2014
[3]. 论国内需求与汇率制度安排[D]. 樊世杰. 中共中央党校. 2009
[4]. 中国1998年以来财政货币政策实施效应的分析[D]. 李桂萍. 内蒙古大学. 2004
[5]. 基于我国内需结构失衡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李颖. 天津财经大学. 2009
[6]. 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及治理[D]. 方凤玲. 西北工业大学. 2005
[7]. 日本扩大内需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启示[D]. 全慧英.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8]. 国际经济协作背景下的中国财政政策研究[D]. 陈立兴. 东北财经大学. 2006
[9]. 国债的金融效应研究[D]. 汪洋. 辽宁大学. 2008
[10]. 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研究[D]. 李圣君. 东北财经大学. 2002
标签：财政与税收论文; 金融论文; 扩大内需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宏观调控论文; 国债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汇率决定理论论文; 货币市场论文; 宏观调控手段论文; 财政政策工具论文; 汇率变动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中国货币论文; 汇率改革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