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中心主义：一种哲学观念还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兼评我国学界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人类论文,中心论文,学界论文,传统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学界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主要胶着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环境、生态危机该不该由“人类中心主义”负责？二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能否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与此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前提问题——亦即如何界定“人类中心主义”？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个前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对前两个问题的回答。为此，笔者不惴浅陋，试以上问题略陈孔见，就教于学界。
1 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初步考察
“人类中心主义”（亦称：“人类中心论”）是一个舶来品。在国外，尤其在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是流变的，其外延也是大小不定的。
据笔者所知，站在现代立场上、比较早地、系统明确论及“人类中心主义”的当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1946年秋，海德格尔写下了《论人类中心论的信》〔1〕。在此信中， 他明确地向“人类中心主义”宣战，其主要论点是：（1）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就是人类中心论。 海德格尔说：“一切形而上学之特有的东西表现在：形而上学是‘人类中心论的’。因此，任何人类中心论仍然是形而上学的。”〔2〕（2）西方的“人论”早已变成该受批判的“人类中心论”了。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人作为理性的动物到处围绕着自身旋转”，甚至可以说，从柏拉图到尼采的西方历史就是形而上学的人类中心论史。故而，海德格尔在信中明确提出：“人不是存在者的中心，人不是存在者的主宰，人是存在者的看护者”。（3）“人类中心论”的产生意味着思想时代的结束。 因为，人类中心论的产生，人们不再考虑存在问题，不再考虑人与存在的关系，存在落入被遗忘的状态。（4 ）与“人类中心论”的对立绝不包含维护非人性的东西。由于“人类中心论”对理性的本质不加沉思，它通过把某物标示为“价值”，就剥夺了被评价的东西的尊严，通过把某物评价为价值，被评价的东西就只被允许作为人评价的对象。因此，反对“人类中心论”不是反人性、反理性，而是为人更加人性些、更加理性些打开另外一些眼界。很显然，海德格尔所批判的是近代西方传统文化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换言之，海德格尔是在近代西方传统文化精神的意义上来使用“人类中心主义”的。
1955年，德国另一位哲学家——米夏埃尔·兰德曼在他的名著《哲学人类学》一书中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述了“人类中心主义”。兰德曼认为，“人类中心论”只不过是人为了自己在世界上的特权地位而做出的一种假设而已。它的前身就是《圣经》中的“神中心论”。在《圣经》中，上帝创造了人，对此的反题是：人创造了上帝。因此，“神中心论”就是“人类中心论”。“人类中心论”实际上是以“地心说”作为其假设基础的。在兰德曼看来，对“人类中心论”，有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是哥白尼以他的“日心说”永久地破坏了“人类中心论”这种假设的基础——“地心说”。第二次是达尔文以其“人象所有其他物种一样直接来源于动物界”的结论在生物学中给了关于人的特权信念以狠狠一击。第三次冲击是历史主义把哥白尼革命与达尔文主义结合，不断怀疑和抨击“人自认为自己是优越于所有其他生物的精英”的信仰。至此，人从前的完整的自我意识，连同其“人类中心论”失去了所有的基础和支点。因此，兰德曼指出：“反对神中心论的现代思想在强调人的独立性的同时也反对‘人类中心论’。”不难看出，兰德曼是在哲学世界观的意义上来使用“人类中心主义”，他所论及的“人类中心论”实际上是古代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
前苏联的H·A·什科连科在其著作《哲学·生态学·宇航学》中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照人类中心主义的。关于“人类中心主义”成为理论以前已经以颠倒方式存在以及在世界观中初始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演变、起始等问题，什科连科与兰德曼持基本相同的观点。什科连科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新颖之处在于：首先，“地球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原理发展、克服和变化的历史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这些原理和对它的否定、克服的综合物——普遍的“宇宙主义，即把宇宙和人看成是自调整、自稳衡的统一系统并要求合理改造宇宙。”其次，什科连科认为，在当代的宇航时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在许多方面都宇宙化了。实践本身和部门科学要求其同时放弃地球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但是，地球作为全球生态系统、作为人类住所的意义明显地加强了。现代的人类中心论无疑同现代地球中心论有联系，这种人类中心论不仅是“地球中心论的”，而且也是“宇宙主义的”。最后，现代社会实践的人类中心论旨在人成为认识和行动的主体和客体，开发地球和人实际能够达到的宇宙部分的自然界，以便发展自己的创造力和科学技术可能性，保证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和谐发展的条件。因此，地球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作为世界观的基本原理是基本被克服了，但是在社会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战略中，在社会意识的方面——生态的和宇航的方面必须以“扬弃”的方式存在。很显然，什科连科所倡导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人类中心主义，它无疑是现代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
……
基于以上考察我们初步得出两条基本结论：
结论1，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悠久历史和演进过程，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现形态是不一样的，不同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性质、内涵、主张也有很大的差异。
人类中心主义的第一个形态是古代人类中心主义。它是建立在部门“科学”基础之上的，是一种宗教观念与“科学”猜测混杂的世界观，其理论核心是“人神同一”、“人高于神”，目的在于挣脱神对人的束缚。它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直至16世纪才逐步被“扬弃”；近代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第二个形态。它是建立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基础之上，它从笛卡尔那里开始发源，经启蒙运动伴理性主义而生，它的理论核心是“改天换地”、“征服自然”，做自然的主宰，目的在于挣脱自然对人类的束缚；人类中心主义的第三个形态是现代生态人类中心主义。它是伴随着环境、生态危机的凸现而产生的。因此，它既是建立在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扬弃的基础之上，也是建立在当代全球环境、生态保护运动以及当代人类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它的理论核心是“与自然和解”、“做自然的朋友”，主张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人类自身，目的在于建立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关系。
结论2，尽管各种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之间有这样那样的差异、 不同。但是，作为人类中心主义也还有不少共同之处。其一，都倾向承认，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为了寻找、确立自己在宇宙中优越地位、维护自身利益而做出的一种理论假说；其二，都承认人类中心主义经历着一个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其三，出发点和归宿点最终都是围绕人类的利益和发展；其四，都蕴含着对人类运用理性力量、利用科学技术的手段改造自然实现自己目的的能力的无比自豪和自信。笔者以为，以上四点当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内涵。
2 “人类中心主义”对当今的生态危机该不该负责？
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它的凸现并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才是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但是，它的累积、形成却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成因也是十分复杂的（这里只讨论它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关系）。
人类自百万年前诞生以来，经历了种种磨难与挑战。历史表明，人类花费了自人类诞生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通过为自身存活的斗争才确立了自己在物种世界的主导地位。然而，获得在物种世界中的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人在大自然中的主导地位。随后，便是人类依附大自然、受制于大自然，在自然的怀抱中创造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时期。一方面，人类进行了农业革命，极大改变了人自身的生存状况，创造了有文字记载的灿烂历史；另一方面，人类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被自然束缚的状态，不仅无力与自然抗争，也很少体验到人的生存价值。这一时期，人类的活动对自然生态也有过某些破坏，但绝难谈到与自然抗衡。
但是，人类并不肯就此罢休，而是立志要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这一天终于随着18世纪的工业革命来到了。在做自然主人的信念鼓励下，人类发动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改造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人类的智慧和力量得以充分体现，改造和征服自然的宿愿终于变成了现实，他们真的成了自然的主人；在短短二、三百年的时间里，人类创造了比过去几千年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的财富，人类改天换地，为所欲为，甚至两次世界大战也未从根本上动摇人作为自然的主人、作为世界中心的信念。然而，就在人类还来不及陶醉于改天换地带来的文明和繁荣、来不及享受作为自然主人的惬意时，突然发现与改天换地的工业革命而来的不尽是文明与繁荣，而且还有灾难与困境。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便是这种灾难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本想是做自然的主人，到头来却使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成了问题，这是人类所始料不及的。因此，可以这样讲，当今的生态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近三百年以来人类改造、征服自然实践活动产生出来的副效应，而支撑这种实践的主要理论基石便是近代的人类中心主义。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与当代生态危机有着某种直接的逻辑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理论观点——征服自然、主宰自然——直接误导了人对自然关系在认识上的片面性及在实践上的简单处理。其二，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由于简单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限制面对人的主体性的片面张扬，客观上助长了人类对大自然不顾后果的掠夺、征服。应该说主体性不仅包括人作为认识、实践主体对客体的主动、主导、自主力的肯定，而且也包括主体对这些能力的自控、自制以及对其活动结果正负效应的自省、自责和责任。不幸的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只强调了前者，却忽视了后者，造成了人类只对改造、征服自然的成就津津乐道，引以为自豪，却逃避了对其活动后果的负效应的自责和所应承担的责任，这些失误反过来又进一步膨胀了人对自然征服的自信，也进一步加重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其三，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践活动的先天性缺陷，客观上导致了环境、生态的恶化。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由于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利己主义本性，使得他们不可能从“人类”的利益出发，不可能从长远利益出发。当然，也不可能对其活动后果真正负责。
应当指出，我们固然要充分看到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危机所具有的某种根源性关系，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思想家对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但是，①指出这种关系，是以充分肯定人类中心主义在近代工业革命、近代文明的革命性作用为前提的；②还要看到生态危机作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实践活动的副产品的某种历史必然性。因为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及其结果总是以劳动对象的必要丧失、甚至破坏为代价的。再加上由于人类理性能力的历史局限性，使得人不可能完全预见自己活动的全部后果；③也不能把所有生态问题完全推到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头上。因为生态危机成因十分复杂，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只是在始源意义上与生态危机有某种逻辑关系。即使在当代，人们尽管批判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倡导现代生态人类中心主义，发动全球性环境、生态保护运动，生态环境问题在某些方面仍不断升级，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我们批判近代人类中心主义，指出它与当今生态危机有着某种关系，是站在当代人类的认识、实践水平上的，目的是走出、超越近代人类中心主义。
3 通过当代人类中心主义能否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既然要走出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为什么又要走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这有必要吗？
回答是肯定的。人类只能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走出，进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别无选择。理由是：其一，从世界观的意义讲，在同其他智慧中心接触的科学假说未实现以前，人类中心主义是不会消失的，也没有理由消失；其二，人类认识、实践活动的特点之一总是需要以某种理论预设作为其认识、实践活动的某些基本立场。人类中心主义这个假说，仍然需要作为人在宇宙中地位的信念支柱；其三，从人类生存竞争的历史来看，人类的生存、发展总是以某些动、植物的牺牲、丧失为前提，总是以某些环境、生态的某种程度的“破坏”为代价的，即使在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今天，这个基本事实仍然可能存在下去。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从人类利益出发又最终回到人类利益，最终都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最终置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去进行任何认识、实践活动。区别仅在于是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民族、国家利益还是人类利益。
第二个问题：从人类利益出发、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出发，能否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伙伴关系呢？对此，我们要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人类必须与自然建立新型的和谐友好关系，这同样是别无选择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原本就是自然的产物，人类在任何时候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离开自然而存在，自然是人类价值的承载。不管人的理性多么伟大，不管科学技术如何发达，人类要利用它，必须与自然相互作用才能生效，才能达到人的目的。当今生态危机实质上是自然对人类处理同自然关系时的不负责任的行为的“报复”。生态危机，也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危机，它迫使人类必须与自然“握手言好”。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完全是由人类一手造成的，因此，建立人与自然新型关系也只能由人类自己主动进行，“解铃还需系铃人”。
其次，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应该能促使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缓和以至逐步建立起和谐相处的新型关系。这是因为，就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本身而言，它是迄今为止的，与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有着重要区别的最合理的人类中心主义。其一，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单向的主、客体思维方式以及对人类中心主义内涵理解的片面性相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最辩证，理论主张最科学、最全面的人类中心主义。譬如，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就是征服自然，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则是与自然和谐共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只是把自然看作是对象，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则把自然不仅看作对象，而且看作有自身价值的“有机体”；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相信，只有征服自然，才能获得人类利益的满足，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则坚信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获得人类利益，等等。其二，对人类生存意义的理解，主张不同。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引导人类只是围绕着自身功利的、物质的利益旋转，忽视了人类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使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过程中，遗忘了自身，使人疏离了自然、疏离了自我、疏离了“家园”；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则引导人类不仅要追求物质生活，更追求精神境界。其三，实践的范围、程度不同。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从实践范围上看，只仅仅局限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中心主义、个人中心主义意义上的实践。而现代人类中心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全球性的实践活动。当今层出不穷的环保组织、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运动、日益普及的全球意识都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从现实可能性来看，人类是可以逐步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一，人类既然能假科学技术之手“改天换地”，那么，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人类对科学技术合理运用能力的增强，人类就可能控制、减少乃至逐步解决生态问题。事实上，随着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张扬，随着世界范围的绿色和平运动，随着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的努力，一些生态、环境问题正在得以缓解或逐步解决。因此，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消极悲观是没有理由的。
但是，还必须指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盲目乐观也是十分危险的。其一，即当代的人类中心主义，从世界观的角度看，仍然还是一个科学的假说，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其二，尽管人类的理性能力从长远看是无限的，但在其现实性上总是有限的。不管科学技术多么发达，不管人类控制自己活动的能力有多大，都是有一定历史条件的，都要受一定的历史条件的制约，这就决定了人类对其实践活动的结果所引发的新问题不可能做到完全的预见、控制。而且，随着人的其它能力的增强，人的行为的破坏力也在同步增长，对于这一点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其三，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折射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只要人类还划分为阶级，还存在着私有制，还有国家、民族利益，就不可能完全、彻底、真正做到从人类利益出发。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伙伴关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 对我国学界关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争论的一点看法
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容乐观。我国的自然资源由于先天不足与过渡使用已日益稀缺；由于人口过多、随着我国工、农业的迅猛发展，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的压力越来越大，亟需强化国民的生态、环保意识。我国学界关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的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国民环保、生态意识已经开始向高层次提升，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理论自觉。通过人类中心主义的讨论，吸取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有关环境、生态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工业化、现代化与环境、生态平衡发展无疑有着现实的实践意义。
从理论上看，国内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讨论，实际上是对我国近十几年来张扬人的主体性的某种反思。凸现主体性是我国理论界对过去理论上盛行的机械决定论、实践上压抑主体性进行反思、批判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哲学工作者对自身深刻反思的结果，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迫切需要。正因为如此，主体性的张扬带来了理论的春天和哲学的突破性的发展。但是，在张扬主体性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先天性不足：这就是只强调了主体在认识、实践活动中的主动、主导作用，而忽视了主体对自身活动能力及结果的自省、自察和责任；在思维方式上仍残存着主、客二分的某些痕迹，它最终表现在理论上便是“相对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表现在社会生活中便是急功近利、个人自由主义、小团体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等行为和现象。因此，开展人类中心主义讨论，在理论上也是有意义的。
勿庸讳言，由于我国的人类中心主义讨论才刚刚开始，因此，也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与缺憾，主要表现在：其一，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讨论，缺乏对“人类中心主义”历史的必要考察，缺乏对“人类中心主义”内涵的必要界定，缺少对人类中心主义型态的必要区分，势必造成概念的模糊、混乱。譬如，拥护“人类中心主义”者，竞连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也加以拥护；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者，又连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也加以批判和抛弃。其二，思维方式上还多少局限在简单的主、客二分的思路上。所不同的只在于主张人类中心主义者，倾向于从主体一极来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则倾向于从客体一极来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三，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探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与历史观对于走出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伙伴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注释：
〔1〕〔2〕国内把海德格尔的信误译为《论人道主义的信》，详见宋祖良著《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