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 “群道”思想的渊源及其要义
李 昳 聪1，2
(1.嘉应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2.中央民族大学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荀子的“群道”思想兼具人道与天道之内涵，是一种包括人与自然在内的“万物皆得其宜”的和谐系统。荀子之所以要在其理想治理框架中贯穿这一“群道”思想，与当时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密不可分。荀子所处的时代，铁质农具的使用和水利工程的建造改写了人们对天人关系的传统认知，难能可贵的是，荀子能够对这些繁荣表象进行深刻反思，正视人的能动性及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群道”这一富有创见的思想。对荀子“群道”思想渊源的探究不仅有益于深入了解荀子及其思想，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构筑生命共同体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荀子；群道；渊源；要义
郭沫若称赞荀子是集百家之大成的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认为荀子一方面批判了诸子百家的学说，另一方面也融会贯通了诸子百家的思想，实现了对百家的超越，形成了系统的荀子学说。在《十批判书》中郭沫若说：“这些固然表示他(荀子)对于百家都采取了超越的态度，而在他的学说思想里面，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百家的影响。或者是正面的接受与发展，或者是反面的攻击与对立，或者是综合的统一与衍变。”[1]213荀子对之前思想文化的发挥不仅表现在他的人性论上，也表现在他的人道与天道相和谐的“群道”观上。《荀子·王制》道：“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2]165荀子在这里将各自分立的人与自然统一于“群道”当中，并认为只有从更为广义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理解人与自然之关系，在治道即社会管理的过程中不仅要依循社会之礼法，同时更要尊重自然内在的法则，只有循道而治才会达到天人合一、人际和谐的“万物皆得其宜”的理想境界。在构筑生命共同体、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深入探究荀子的“群道”思想，对于我们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荀子之前的天人关系思想遗产
荀子的“群道”思想与以往先贤关于人与自然的认识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不仅体现出荀子对以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反映了荀子对当时人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反思。
3) 受制于创新能力后劲不足、产业附加值偏低、原材料上涨等原因，近几年制造业效益增长受限。包括工程机械在内的诸多细分行业遭遇寒冬。加强技术创新，寻找新增长点成为当务之急。
我国采取了自由披露和强制披露向结合的原则，自愿披露会计信息是指企业一律按照本身的目标、意向和大概对外表露会计信息，这类披露形式具备随意性和主动性的特点。强制性披露会计信息，是指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将决定要求置于国家领导的管束之下，由各个企业依据政府或民间机构一致拟定的范例进行信息披露。但是现状确实：总体披露率较低，自愿性不足；形式上不规范，内容上也不具有可比性；
孔子秉持以仁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但并没有忽略自然的存在。《论语·阳货》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是以人的天性为假设对道德进行研究。所谓“性”，在孔子看来即为自然存在，也就是说，孔子相信命运之“天”对现实人生的决定作用。他在《论语·颜渊》中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所以，在面对“天”这种不可抗拒的外在的异己力量时，孔子提倡不可逆天而行，否则就会落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的下场。不过，孔子关于天道和人道的分离以及天道较人道更为根本的天人关系思想并不是完全消极的，他在承认“天命”的同时也强调“知”，认为基于人对天命的多重复杂性的认识和把握就可以协调天人关系。他在《论语·尧曰》中强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他认为，人只有认识了天命的不可抗拒性，方生敬畏，顺应天命；人只有体悟了天人相通的道理，方致不怨天尤人。在这里，孔子是从天道入手，以人道对天道的体认和敬畏之情而心生诚意，达到主客观的统一，即达到天人合一。
钱穆先生在《农业与中国文化》中强调中国文化成长于传统农业社会。在一半靠人力、一半依赖自然的传统农业社会，人们在“靠天吃饭”的生产过程中，必然会面对许多自身无法控制的外部自然条件，由此就将自然神圣化，萌生出中国人特有的崇天奉祖的信仰方式，形成“天人合一”的信奉原则，并将这种传统农业社会中崇尚和顺应自然的思维模式固化和传承下来。由此，钱先生说：“我们中国古人所称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一个农村观念，一个乡下人想法，但是有它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3]114
人们通常认为荀子是儒家，可以说这在整体上不错，但荀子不是纯粹的儒家，因为他所承继的不只是儒家的思想。需要强调的是，荀子所处的时代，外部条件已有了巨大的变化。笔者认为，促使荀子思想发生转变和发展的主要有两大因素，一个是铁制工具的应用，另一个是都江堰等水利工程的建造。遗憾的是很多研究荀子思想的人对此均有所忽略，特别是后一个因素。
荀子生活在公元前313年至238年间，这是中国古代冶铁技术水平迅速提升的时期。铸铁柔化退火工艺的进步和铁铸范的广泛使用，不仅提高了铁质生产工具的质量，也降低了制造成本。大量质优价廉的铁制生产工具被广泛地应用到农耕中，这对于以农业为主的古代中国来说意义非同凡响。有专家曾经对这种技术革新的影响做过考察，发现铁耒耜和其他铁农具的应用使深耕易耨成为可能，并使粮食的亩产在原来基础上提高近20%。这些发明及技术上的革新，一定程度地改善了古人靠天吃饭的状况，使人们意识到可以运用自身的聪明才智变害为利，变祸为福。正是有了这种对自身潜力的发掘，人们开始从祈求神灵的保佑转向了对自我的肯定，在人天关系中更多地展现了人的能动性。
二、荀子时代天人关系认识转变的社会条件
老子是孔子的同时代人，其思想深邃，关注宇宙之生成与发展。他在《道德经·二十五章》中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来表达道的存在方式和人类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途径。老子认为，人的生死命运决定于天道、自然，但是由于人类自卑自贱的认识和自暴自弃的破坏行为对自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毁坏。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源主要在于人之私欲的兴起和发作。老子在《道德经·四十六章》中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憯于欲得。”并由此提出了以“少私寡欲”作为节制欲望的主张。在老子看来，无论是名还是利，私欲都会扭曲人性，使人离失道德，也会让社会每况愈下，落入无序的混乱状态。所以，少私寡欲就是要学会知足知止，不好名利。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老子对欲望的节制不是没有限度的，而是“顺其自然”，凡事过度是不可行的。老子曾在《道德经·五十五章》中提出了“益生曰祥”的观念，认为若背离自然之理，而以外物增益其生，不仅于生命无补，反而有损于生命健康的发展，招致灾祸。在他看来，完美的人生境界会如婴儿般天真未凿。他在《道德经·二十八章》中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这里的婴儿就是指未经人为改造的最自然的、最原始的状态。也只有这种如婴儿般的状态才不为外物所累，不因外物而移其性。
由上可见，孔子和老子指称的天道以特有的方式孕育并创造了包含人道在内的世界，而人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延续这种创造，以人道特有的能力来弘扬天道。这种天道观符合人类的认识进化历程，也给荀子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打下了思想基础，并留下了空间。
观察组：男、女占比各为26：19；年龄段在49～83岁之间，经计算后中位年龄为（66.21±1.34）岁。
气体绝缘封闭式组合电器(gas insulated switchgear,GIS)因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可靠性高、检修维护工作量少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中国电力系统[1]。断路器因具有灭弧功能，能够关合、开断正常负荷电流及故障大电流，是保证GIS安全正常运行的关键设备。断路器操作机构作为断路器核心部件之一，是保证断路器正常开断、分合运行及故障电流的关键。该部件的可靠动作是保证断路器正常运行，保证电网设备安全、供电可靠的重要基础[2]。
同时，荀子对孔子、老子等先哲有关天人关系的主张，如孔子的“畏天命”，老子的“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等提出质疑，甚至加以否定。 他说：“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2]308据此笔者认为，荀子的思想不纯粹是儒家的思想。当然，荀子对孔子、老子的否定有些简单化和绝对化。如果仅限于个别话语，并孤立地看，孔子、老子的主张都缺乏“参”，缺乏能动性，甚至不注重“利用”。荀子则不然，他很重视“利”与“用”，即合于人之目的的参与活动与结果。在《荀子·劝学》中，他教导人们：“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2]4通过利用水陆交通工具的实例，荀子打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2]4这里的“假”就是“借”，“善假”就是“利用”，显然，这是在讨论方法论价值论问题。“学”的要点在“善假于物也”。荀子的这种方法论不只是用到了学习领域，而且扩展到政治体制中。他在《荀子·王制》中说：“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2]164只有顺应自然运行的规律，去规范改变万物，才会使天下广受大利。这里的“裁”是主观的一种欲达到某种目的的行为，所以它是与价值相关联的一种规范。对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的区分，荀子有相当清晰的认识，正如他在《荀子·礼论》中所说：“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2]366这句话中的“天”“地”都属于事实领域，其性质是“生物”“载人”，所求为是非、有无。而“辨”“治”则为价值领域，与目的相关，它要回答的是善恶、好坏、应当不应当的问题。
老子的顺其自然，强调的是自然的客观存在，自然的伟大与不可抗拒性；而习惯于制度规范的孔子，也相信天命不可违，所以有“畏天命”之说。我们不难发现，与前代思想家相比，荀子更加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子·天论》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主张——“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2]317这一短语的意思多被说成是“人定胜天”。究竟什么是“人定胜天”？有说是“人一定能胜过天”，有说是“人安定了是比天还大的事”， 解释不一。“人定胜天”是多部古籍里都有的，但孤立地讨论很难确定其旨意，而《荀子》中也找不到这样的原话，所以“人定胜天”在语义上似乎模糊不清。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先看看荀子对天都有些什么见解，这样才有可能更精准地把握其天人关系论。荀子曾经说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2]306-307这里所言，自然变化与人无关，它是具有恒定不移的规律的，这与现代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相近。接着他又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讨论价值问题，他说：“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2]307意即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就会有益，不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就会有灾。由此他在《荀子·富国》中将“无夺农时”，即按照自然规律进行农业生产作为“如是则国富矣”[2]179的重要条件或途径。荀子在《荀子·天论》中指出人与天、地的相互关联之密不可分性，首先提出天、地、人存在的机制：“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2]308进而断定这三种机制即时、财、治的相互影响关系，用他的话说就是“夫是之谓能参”。
三、荀子“群道”思想的要义
铁制工具的改进和广泛使用，都江堰等水利工程的建成使用，改变了人们对人天关系的传统认识，当时作为思想家的荀子自然会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和深入探究。
更加彰显人类伟大智慧的是当时的水利工程建设。最初是秦朝统治的关中平原，因郑国渠的修建使用一时富甲天下，被赞誉为“金池汤城，沃野千里”。据《史记·河渠书》记载，郑国渠挖好后，“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4]1197。可见，这一水利工程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之后，公元前277年，即秦灭蜀40年后，李冰作为第三任蜀郡守在古蜀先贤的基础上又创建了另一项重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不仅杜绝了该地的水患，而且其灌溉系统还惠及附近三百万亩农田，基本实现了旱涝保收。《华阳国志》记载后：“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为之天府。”[5]自此，成都平原变成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丰产区，一直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通过建渠修坝来治水，这在当时是紧系百姓生活甚至关乎国运兴衰的大事。这种变水害为水利的巨大变化，必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人们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点从后人对都江堰总工程师李冰的各种化煞镇邪的传说中就能看得出来。相传蜀守李冰曾经入水戮蛟，还假扮送给江神的新媳妇与江神大战，最后杀死江神。荀子当时正游历秦、楚、齐之间，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思想家，他不可能不关注那些造福人类的重大水利工程。
我们再从语境来分析荀子所谓的“人定胜天”思想。荀子在《荀子·天论》中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2]317以上这段话，前面六句列举了六种情况下的不同态度或选择，每句的前半部分都是荀子认为错误或不足的主张，包括老子的“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孔子的“畏天命”等；每句的后半部分都是荀子认为值得遵循的做法，强调适用。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是基于对前面列举情况的分析判断而归纳出的结论：所以，如果放弃人的努力而只是寄希望于天，那就不能理解万物的本性和发展规律，也就不能去利用它了。但相比之下，其中的“制天命而用之”更具概括性，正因为如此，“制天命而用之”一直以来更受人们关注而成为至理名言。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先秦汉字中，“制”和“利”这两个字的字形很难区别，其形象构成都是用刀割植物或农作物，荀子在这里究竟用的是“制”还是“利”仍存争议，有待文字专家去研究考证，不过这对我们解说荀子的主张影响不大，因为“制”有“按照”的意思，“利”有“用”的意思，所以无论将“制天命而用之”解释为“按自然规律办事”或“利用自然规律办事”，意思上基本一致。荀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并强调人们要遵循和利用自然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这在当时是人类认识上的一个伟大进步。放到今天来理解就是：只有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才有效率或绩效可言，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笔者认为，把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解说为“人定胜天”大体上也不错，只是在今天看来有点刺眼，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出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的潮流，另一方面是因为耗散结构理论中的阈值难以控制——很难说人是否“一定”能胜天。事实上，荀子在这里强调的是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根据人的需要或目的去掌握和利用自然规律。这相对于当时“畏天命”“从天命”的主流天人观，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四、结 语
荀子生活在一个多方面都经历变革的时代，尤其是与农业相关的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发展和人的生存环境的改善，由此促使人们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改变。荀子在传承孔子、老子等先哲伟大思想，承认天道重要性的同时，也提升了对人所应具有的能动性的认识，认为人具有巨大的潜在资质和能力，可以利用自然规律和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为自己谋利益。荀子提出的“制天命而用之”不仅是人类为自己的生存和幸福“与天相参”的积极方式，更是融合人道与天道、达至“天人合一”的正确途径。
荀子在《荀子·王制》中强调：“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洿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2]165这可以说是荀子统一人道、天道于“群道”思想中的重要实践规则。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种治理的规范要求超越了孔子所提出的敬天知天的“畏天命”之天道观，也超越了老子对宇宙哲学冥思后提出“复归于婴儿”的以人道顺应天道之观念。它有着将自然作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实现个人、社会、国家甚至人道与天道的共同幸福与繁荣的宏大旨归。同时，荀子的“群道”思想又体现了人类作为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追求个人生存发展利益的过程中应当自觉调整自身以适应自然、维护自然的责任和担当。可以说这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生命共同体”思想不谋而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我们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思想作为支点，在具体的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将人与自然统一起来。质而言之，回望荀子的“群道”思想，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解和谐的思想资源，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从已有研究来看，由于资源与经费有限，很多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仍然停留在简单的课堂教育与日常讲座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即便拥有较多是师资的经管院系，也依旧没有充分挖掘教师资源，“填鸭式”的培养模式难以改观。即便各级教育部门在大力号召教育教学改革，但是实际运转起来，难度依旧不小。
参考文献：
[1]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郭沫若全集:历史编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 王先谦.荀子集解[M]. 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3] 姜义华.港台与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
[4]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The Origin of Xunzi ’s Thinking on Qundao and Its Essence
LI Yi-cong1,2
(1.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514015; 2.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Xunzi’s thought of Qundao has both human and heavenly connotations and it is a harmonious system of “everything is suitable” including man and nature. The reason why Xunzi wants to run through this thought in his ideal governance framework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major changes inthe social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In Xunzi’s era, the use of iron agricultural too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ve rewritten people’s traditional cogn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at is commendable is that Xunzi can deeply reflect on these prosperous appearances, face the human initiativ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on this basis,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Qunda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 of Xunzi’s thoughts of Qundao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Xunzi and his thoughts, but also has certain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us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life today.
Key words :Xunzi; Qundao; origin of thinking; essence
收稿日期: 2019-06-26
基金项目: 2018 年广东省高等教育一般项目(粤高教2018-180 )；梅州市哲学社会科学 2019 年规划课题“传统生态民生智慧的当代阐释和时代创新研究”(mz-ybxm-2019054)。
作者简介: 李昳聪(1977—)，女，辽宁大连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哲学博士研究生，广东嘉应学院政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史与传统生态伦理文化。
中图分类号: B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824( 2019) 06-0088-04
责任编辑： 师连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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