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族的崛起与春秋政治格局的演变——以晋国赵氏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晋国论文,世族论文,个案论文,格局论文,春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当此之时，自西周以来所奉行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随着王室的衰微已为时代所捐弃，一群意气风发的诸侯国君主从周天子手中强夺过“祀与戎”的大权建立自己的功业。各诸侯国君为霸业的成功所做的努力，一方面铸就了本身在一定时期内的骄人业绩，另一方面却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成就了世族的滋长。王纲解纽——霸权迭兴——政出家门——瓜分公室乃是春秋政治发展的一条明显的主线，与之相生相伴的是春秋社会各项制度的变革，最终导致了春秋社会的全面崩溃和一个新时代——战国时代的来临。赵氏是春秋时期晋国政治舞台上极其活跃的显赫家族，我们抽取这一极具代表性的个案深入分析，由斑窥豹，以期揭示春秋政治格局演变的大致脉络。
一、赵氏之崛起
早在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就有赵氏女性祖先女修的身影闪动其中，有关女修的传说传递着我国古代部落联盟时期的信息。作为女修之子的大业，经考证就是为后世所盛称的古代圣贤皋陶。皋陶生活在文明初曙的部落联盟末期，作为部落联盟中的重要一员，积极参与各项国家制度的初创。他不仅是我国古代刑法的创始人，而且还曾设计未来国家的蓝图，堪称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皋陶之子大费，也就是历史上辅助大禹治水大获成功的伯益。
时至商代，赵氏祖先与商王室关系密切。此族对商王朝的建立有开创之功。此后又屡建功勋，并与王室联姻，拥有十分显耀的政治地位，是商王室十分巩固的方国联盟。商末，赵氏祖先的代表人物飞廉为挽救商王朝的覆亡殚精竭虑，死而后已。[1] 西周初建，赵氏祖先因尽忠于商王朝，遭到新政权的残酷镇压，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领地而沦落。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赵氏祖先逐渐获得周王室的认同甚至青睐。至造父时，终因力挽政治狂澜——在扑灭徐偃王之乱中立下卓越功勋而受赐“赵氏”，在西周王室的庇护下建立小邦，成为西周众多封国中的一员。西周末年，王权下跌，社会动荡，赵氏小邦在“辟土服远”热潮中败北，亡于强邻晋国。
赵氏入仕晋国之际，正值我国春秋时代开始之时。在春秋初期的晋国政治舞台上，赵氏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异姓家族。叔带入晋后，赵氏家族整整沉寂了一个世纪，史书上没有这一时期此家族的任何信息。
赵氏的发展契机源于两次正确的政治抉择。首先遭遇的是“曲沃代翼”的重大政治事件。据史料分析，在这场大小宗之争中，赵氏站在曲沃一方。曲沃成功夺权后，赵氏在新政权中很快便崭露头角——赵夙在晋献公发动的拓土战争中功勋卓著，受赐封邑“耿”，立“家”为大夫。从此赵氏在晋国有了立足之地。在随后发生的“骊姬之乱”中，赵夙之弟赵衰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高瞻远瞩，选择了追随公子重耳出亡的政治险途，并以自己的忠贞与才干辅佐重耳返国得政，这就为赵氏在晋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赵衰又辅弼晋文公建立霸业，跻身于晋国卿族的行列，进入了晋国政治权力的中枢。此时的晋国，君权强大，诸卿的权益来源于晋侯的封赐，故均以尽忠于公室为己任，赵氏也不例外。
赵盾时期，卿权向君权发出了挑战的信号。赵盾以晋国执政正卿的身份废立国君，专擅晋政，抑制君权，发展卿权，赵氏势力极度膨胀，开启了晋国君权与卿权间较量的先河。但是，就整个社会体系而言，此时君权仍处于上升阶段，赵氏的专横引起了晋君的忌惮。公元前583年，晋景公利用赵氏内讧及诸卿间相互倾轧的矛盾，发动“下宫之难”，欲意铲除赵氏势力，赵氏几遭灭顶之灾。以后虽有赵武复立，但赵氏元气大伤，一度远离晋国政治权力的中心。然而，此时晋国君权与卿权之争日剧，到赵武回归权力中枢再掌晋政时，晋国政局已然大变，“六卿专权”之局已成，晋君失政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至赵武执政晚年，赵氏已稳步上升为晋国最有发展前途的卿族之一。
赵简子时期，晋君已被架空，徒具虚名。“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2]，各自致力于发展家族势力，晋国将被瓜分的端倪已然显露。赵氏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已有较大的自主权，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已经开始了变更晋国旧制、创立国家新制度的尝试。赵氏迈出了由晋卿向新的君权前进的步伐，完成了化家为国的基本准备。
公元前476年，赵襄子继立是赵氏国家正式建立的标志，赵氏由晋卿蜕化为新的独立政权的君主。此后，经过“晋阳之战”，赵、韩、魏三家分晋，晋国名存实亡。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命赵、韩、魏三家为诸侯。
赵氏在晋国经过了三个多世纪的奋斗，势力稳步上升，最终分晋立国。它的发展是与晋政逐渐下移、终致晋君失政的过程相伴始终的。
二、赵氏发展道路之特点
春秋时期是一个极度注重家族渊源的时代，源远流长的家族传统为赵氏沉积了丰厚的政治资本，这是它在晋国立足和发展的基础。自叔带入晋至赵襄子之时，经历十一世，赵氏取得了由大夫而卿而执政而分国为君的辉煌业绩，尽管期间有过曲折，但总的说来其发展是迅速的，其最终强盛的结果也是令世人瞩目的。赵氏的发展道路有其独特之处，归纳如下：
第一，作为异姓贵族，赵氏是在宗法制相对薄弱的晋国抓住有利的外部环境发展起来的。我国春秋时期的社会结构，总的来说仍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其核心就是按与国君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分配政治权力，因此，一支异姓贵族要想获取政治权力极其不易。而晋国在进入春秋以后，则对宗法制进行了力度较大的扫荡，通过曲沃代翼、晋献公“尽杀群公子”[3]、“诅无畜群公子”及晋成公的“宦卿之适”以为公族等事件与措施[4]，晋国的宗法制渐遭破坏，从而为异姓贵族在晋国的仕进开辟了道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赵氏选择了在晋国发展，实属明智之举。春秋时期，似乎还没有哪个国家具有像晋国这样适宜于异姓卿族发展的外部环境。清人高士奇早就敏锐地指出：“按列国之卿，强半公族。如鲁、如宋、如郑，则并无他姓；齐、卫亦多公族。惟晋，公子不为卿，故卿皆异姓。”[5] 此实晋国宗法制度薄弱的特殊表征。因此可以说，赵氏的发展首先得益于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赵氏的发展道路，是在晋国母体内逐渐壮大，并和其它卿族一起架空晋国，最后瓜分晋国成长起来的。赵氏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两个步骤。首先，在晋公室未卑前极力抓住公室，通过获取公室信任而把持晋政，从而取得更多的政治权益。赵氏对晋公室忠心耿耿，如赵夙之为献公戎御，率军伐霍；赵衰之随重耳出亡，颠沛流离，而后又辅佐文公成就霸业；赵盾历相晋襄、灵、成三朝，亦博得时人“宣孟之忠”的赞许。此外，赵氏还采取了与晋公室联姻的手段来巩固历代晋君对自己的信任。赵衰既与文公有连襟之谊，复又与文公有翁婿之情。赵朔亦娶晋成公女、景公之姊孟姬为妻。在这之前，赵穿还曾娶了晋襄公的女儿为妻。其次，在晋公室既卑的情况下，则通过在众卿族间的纵横捭阖来达到保存自己和兼并其它卿族的目的。晋公室卑弱的局面大约形成于晋平公在位，亦即赵武当政时期。赵氏始终采取争取多数、分化利用、逐个击破的方针和策略，成为这场斗争的最终胜利者。一是发展同韩、魏二家的传统友好关系。这三家在各次兼并斗争中始终站在同一立场上，三家同盟对于赵氏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二是善于委曲求全，不以小利而乱大谋。如赵衰从亡归国后，不象颠颉、魏犨等人居功自傲，招怨于晋侯，而是积极支持晋文公笼络旧族的政策，甘居其下，将“蓄势”作为赵氏此时的主要任务。而赵武当政期间，则曾出现过赵氏与韩、范二氏为争夺州邑领有权的纠纷，赵武不借势压人，从而维系了与众卿的友好关系。又如，赵简子由晋阳返回绛邑，为达成与知氏的妥协，以全力对付范、中行氏，忍痛舍弃臣下董安于以满足知氏的苛刻要求。三是继续打晋的旗号。晋公室虽卑，但在国人中仍具有一定号召力。赵氏懂得这一点，故终春秋之世，未曾像某些卿族那样公然同晋公室翻脸，赵氏进行的各种政治活动都是打着晋的旗号进行的。
第三，在扩大领地占有的方式上，更注意向周边地区、特别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拓。长期以来晋国疆域的拓展主要依靠从周边狄人那里获得土地，赵氏领地的扩展实际也主要遵循了这一策略。环顾春秋赵氏所领有的封邑，多分布在晋之四周，其中有的邑落，如楼、屏、蔺、长子、晋阳等，便明显是在原狄人据有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这些土地有的来自晋的封赏(如楼、屏)，有的则可能是赵氏直接从狄人那里通过各种手段获取的。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越是到后期，赵氏越是注意对周边地区的开拓，尤其是对西北部戎狄居住地区的开拓。直到赵简子临终前，还不忘掠取常山以北的代地，并为此专门选择了襄子做他的接班人，以完成他的这一宏图。实践证明，赵氏的这一发展方略是行之有效的。此外，赵氏也像晋公室一样不存华夷之见，为了增进与戎狄的往来，每每与之联姻。这既是由其周边环境、也是由其发展战略所决定的。
第四，审时度势，采取各种进步措施，以顺应历史潮流、争取民心，使自己在竞争中处于优势。春秋时期社会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赵氏顺应时代潮流所采取的具有革新意味的措施，既体现在赵盾、赵武、赵鞅等人担任晋国执政时在全晋范围内施行的一些措施，也包括在自己的封邑内搞的一些新举措。如赵盾执政伊始开展的“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中的某些做法，赵武执政时同楚国签订的“弭兵之约”，赵鞅任卿职期间主持的“铸刑鼎”等。后者限于文献记载，我们只知道赵简子在其封域内采取的一些措施，如扩大亩制、建立田税与户税制度、调节税率、尊贤重士、实行按军功赏禄和释放奴隶，等等。这些措施均是赵氏走向兴盛的直接原因。
第五，赵氏一贯注重自身在国际上的形象。自赵盾执政伊始，赵氏即首开大夫主盟之局，将赵氏家族推上国际政坛。赵武时期，又以谦和外交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赵简子在以平定王室的英姿显露国际政坛后，即受到列国政治菁英的青睐，赵氏代晋的趋势首先得到了各国政治势力的认同。这一切均为赵氏立国铺平了道路。
三、赵氏之历史地位
赵氏是春秋时期一个显赫的政治家族，它以其辉煌的业绩奠定了自身在春秋乃至中国古代史上的坚实地位。
第一，作为晋卿，赵氏是成就晋国霸业的支柱力量之一，是对春秋霸政时代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个家族，晋国霸业始自晋文公，而文公霸业的成功又离不开赵衰的辅弼。在关系文公能否登上霸主宝座的关键问题上，赵衰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平定“王子带之乱”，力挽东周王室于倾危之际，从而使晋文公牢牢掌握了“尊王”旗帜。二是在决定霸业成功与否的城濮之战中，赵衰力荐数人，保证了此战的胜利。故而，《史记·赵世家》称“文公所以反国及霸，多赵衰计策”，《韩非子·说疑》则径直将其称作“霸王之佐”。晋灵公时期，由于晋君年幼，赵盾秉政。他以执政正卿的身份决定对外和战，替代晋君主持国际盟会，处理国际纠纷，从而打破了由晋君垄断的主盟格局，开启了大夫主盟的先例，霸主政治为之一变。继赵盾出任赵氏宗子的赵括及其兄赵同不谙时局变化，意欲通过战争维护晋之霸业，然而邲之战的失败使他们的美好愿望化为泡影，晋楚霸权易手，二人难辞其咎。赵武执掌晋政后，倡导弭兵之盟，造成晋楚分享霸权的格局，而这是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的，有论者称他成就了春秋时期最文雅的一段霸业，不为过誉之辞。至赵简子时期，南方的吴国兴起，黄池之会，晋吴争夺霸权，赵简子仍为维护晋霸之尊竭尽全力。赵氏是晋国霸业的积极维护者，其中不无扩大本家族政治影响的目的在内，而且这一动机愈到后期就愈加明显。然而，不论其为公室还是为私家，赵氏都是春秋霸政时代极为活跃的一支力量，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第二，赵氏由大夫而卿而执政而分国为君的发展历程，是春秋时期政权逐渐下移、最终实现向新的君权转移的典型代表。时入春秋，政治格局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变而为“自诸侯出”，各诸侯国利用王室衰微、无力对之进行约束的大好时机，按照各自的意愿发展本国实力。晋国走上了一条有别于其它诸国的道路，它否定了公族近支对公室的支持作用，转而依恃卿族的力量，这就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成就了卿大夫家族的滋长。赵氏就是在这种有利的社会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最初它只是晋国国内一个默默无闻的异姓家族，依靠对公室的勤勉忠贞取得了公室的信任，先“立家”为大夫，进而又晋升为“卿”，进入到晋国权力的中枢。晋灵公时期，晋君幼弱，身为正卿的赵盾便专擅晋政，使晋国政权下移，在各诸侯国中率先出现了“政在大夫”的局面。虽有晋景公不甘君权旁落、兴诛灭赵氏之举，但赵氏在晋国的势力已是盘根错节，难以根除，君权不得不向卿权做出让步——赵氏得以复立，复立后的赵氏继续保持了旺盛的发展势头。赵简子当政后，晋君已被架空。一个新兴的政权已经孕育成熟，具备了脱离其腐朽的母体而诞生的条件。赵襄子“化家为国”，最终完成了这一神圣使命。“三家分晋”奠定了战国七雄的政治格局，从此中国历史步入了以兼并统一战争为主要内容的时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当前史学界有一种观点即认为三家分晋乃是我国战国时代开始的标志[6]，可见这一事件之意义确实重大。
第三，赵氏主观上为实现自身发展所做出的各项变革，客观上是促进社会性质转变的有益尝试；其最终的成功，无疑为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榜样作用。其一，据《吴问》记载，赵简子进行了扩大亩制的改革，将周制的“步百为亩”变为“二百四十步”为亩，从而提高了属民的生产积极性。其二，赵简子时期，赵氏已实行田税与户税制度，往昔籍而不税的籍田制显然已被废除，此堪当赋税制度的一大进步。其三，春秋时期的郡县之设是后世中国地方行政建制的源头，铁之战前赵简子誓师辞即表明赵氏领地在当时已有郡县之设。可见，在郡县制的形成过程中，也有赵氏之力。其四，铁之战时作为应急措施出台的各级军功赏，扩大了军功奖赏的范围，有利于调动全军上下的战斗积极性，实是后世军功爵赏制之滥觞。其五，赵襄子时期，新型的君臣关系逐渐确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得到强化，文武分职的官僚体制也在初创之中，这些均是后世国家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赵氏之先进性由此可见一斑。
第四，赵氏北进战略及与戎狄联姻策略的实施，对促进民族融合及华夏族的最终形成有一定影响，从而使其在我国民族发展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赵氏北进战略的矛头直指戎狄族聚居的地区，代国并入赵氏版图，有利于这一地区的文明进程及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快了代地少数部族与中原民族融合的步伐。在赵氏那里，“严夷夏之别”的观念十分淡薄；相反，赵氏却有与戎狄族通婚的传统，赵衰娶狄女叔隗为妻，赵襄子之母也是“狄婢”，他本人更娶西戎空同氏之女为妻，赵简子则有女为代王妻。这一传统的形成既是受其周边环境的影响，也是由其发展战略决定的。赵氏与戎狄之间的联姻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相互间的心理隔阂，增强了相互间的认同意识，从而为民族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使赵国一跃而为军事强国。他之所以在短时期内就使改革大获成效，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是赵氏祖先一贯执行的民族策略发挥了荫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