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冲突与我国的文化安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当代论文,冲突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55(2002)02-0062-05
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震撼全球，诚如不少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这场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恐怖行动，是以某些伊斯兰极端分子为核心的跨国恐怖组织所为。其打击目标，不言而喻首先是美国、美国政府及其奉行的对外政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文化冲突，即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哈佛大学资深教授亨廷顿把冷战结束后未来的冲突界定为“文明的冲突”的论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探讨。
虽然，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国际间的政治关系，但不可否认，文化之间的冲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不可能不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关系。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其历史背景、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碰撞和冲突。这种冲突在一般情况下是非对抗性的，往往表现为以彼此互相尊重，各自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而对其他文化采取适当汲收总体拒斥的方式(如中国)；或利用政治经济的强势力量推行自己的文化特别是价值观念的方式(如美国)。这种冲突在某些时候则是对抗性的，显得非常激烈，往往以宗教战争(如以巴之间)、种族屠杀(如印尼、前南非)乃至如9·11事件那样的极端方式来解决。因此，妥善处理文化的对立和冲突，化解不必要的矛盾，以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就成为一个值得认真重视并加以研究的问题。
一
在21世纪的今天，我国维护文化安全的问题是否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便从封闭僵化中走了出来，开始了与“国际接轨”的最初尝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方面，激活了人们的创造力，使得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另一方面，外来(主要是西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语言习惯乃至思维方式也同时大量进入我国，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对广大青少年的影响，更是不可低估。当然，西方文化并不都是不好的，像人类所创造的任何文化形态一样，西方文化中的理性、科学、人道、民主等观念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符合文明“普适性”标准的价值目标。但是文明的标准除“普适性”之外，还有其特殊性——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的具体国情。“文明的普适性(文明标准)和特殊性(中国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其中也包括某些冲突方面。如何取舍，如何妥协?我们的现代智慧面临着上述基本考验。”[1]
现在的问题不是别的，正是这个文明与文化的“普适性”甚至并非“普适性”的因素正在淹没甚至取代文明的“特殊性”即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只要稍微留意一下我们的周围：麦当劳、肯德基、汉堡包、比萨饼、人头马、XO等等，风行中国的大小城市乃至乡村；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愚人节也已成为中国大小城市乃至乡村社会风俗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并不反对“与国际接轨”，也不反对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份，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容许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失落。“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其文化是生存的根基，发展的依据。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形态、生态方式的隐性和表性、深层和表层的根本结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什么都可以失去，唯独文化不能失去，文化血脉不能中断。因为只要文化存在，失去的一切都能重新找回来，而一旦失去了文化，就会造成民族主体性、自主性的完全迷失，这种后果将是灾难性的。”[2]西方文化凭借其经济强势和话语霸权的进入，使得部分国人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以西方文化为时髦甚至为标准，而对自己的历史、文学、艺术、语言文字，不以为意，这种状况已使所有的有识之士深感忧虑与焦急。我们绝不能对此麻木不仁，视作小事。
对西方文化表层形式的学习和模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北大、清华等名牌高校的毕业生越来越多地飘洋过海，在大洋彼岸“乐不思蜀”；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日渐盛行，对祖国的忠诚、对父母的孝敬、对师长的尊重日趋淡化；对西方文艺(包括影视歌曲、小说诗歌乃至哲学著作)津津乐道，而对民族文艺(戏曲、歌舞、音乐、诗词书法乃至古典文学名著)则不感兴趣。前不久一位十分走红的青年演员身着印有日本国旗的和服作广告和清华大学一学生用硫酸伤熊的事例，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
更为严峻的是西方宗教在中国的影响，正如一位论者所说的那样：“当代对于中国文化最强有力的影响者和竞争者，无疑是基督教文化”。[3]作为全球性的主导性文明，基督教尤其是其中的新教伦理与当代世界主流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具有历史和逻辑的关系。就基督教而言，据海外教会赴中国传教人员的统计，中国天主教徒和基督徒已达8000万之众，且每天以2万人的速度递增，已形成一股重要的文化力量。中国广大农村对福音的饥渴，使大规模信众在中国土地上出现。北京大学组织的圣经与基督教对西方文化影响的报告会，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这一状况作为一般的社会现象来看，当然无可厚非，因为我国的宪法和其他法律都承认并尊重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分析和解读，却又不能不令人深思：如果这种宗教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具有历史和逻辑的关系”时，那么就必然会对本国和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秩序产生拒斥，至少是淡化或漠视。也就是说，无论从事实上还是必然的逻辑上，都会影响到本国的“文化安全”，这是一个勿庸置疑，也勿须论证的客观事实，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有了我国的文化安全面临着危机的判断。
二
正是基于对我国文化安全面临危机的认识和判断，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始了回应和对策的研究。这种回应与对策的一个共同思路：即以弘扬本土的文化资源来对抗西方文化的侵蚀，同时也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点。也就是说，自清末以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争论，迄今仍未厘清出一个共识标准。
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对此问题作出过十分简赅的结论：“从逻辑上说，今后中国文化的演变有三个可能的去向：一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像过去那样，以大国自居，自以为高明。这是没有前途的。二是全盘西化，完全抛弃固有的传统。这是不应该的，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不可能的。三是主动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成就，同时发扬固有的优秀传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争取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这是中国文化发展惟一光明的出路。”[4]他的这一归纳当然是正确的。然而这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推演结论，既太笼统，也缺乏可操作性，而且他在作此结论时也没能估计到今天随西方文化的汹涌进入而带来的一系列严峻的问题。
比较而言，倒是“新儒家”和“兼容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两种文化思潮较有借鉴研究的价值。
“新儒家”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并逐步形成潮流的。1982年10月在中国台湾明确提出“新儒家”的概念，并认定熊十力、梁漱冥、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和钱穆等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海外则以哈佛大学的杜维明等人为代表，不断造成新的影响。于是祖国大陆学术界也开始引起重视，虽不明曰“新儒家”，但宗旨仍然相同，即在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旗帜之下，从事着对传统儒学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开发和利用。也就是说，为中国文化“招魂”和“立魂”。“新儒家”试图在中国文化面临危机的时刻，通过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诠释来保卫和发展中国文化，以面对压力和挑战，我认为至少这一主观动机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如何认真继承和弘扬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和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应对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再树我们的道德目标和人文精神，重建民族的自尊和自信，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儒学和《论语》重新认识和评价。”[5]
“兼容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主要是指上个世纪20～30年代留学欧美的那一批学者的理论与实践。他们既有深厚的国学修养和根基，又在西方接受了严格的教育训练；一方面执着于传统，一方面又深受西方文化的洗礼；一方面不忘民族文化的本位，一方面又吸纳了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用吴宓的话来说是“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其代表人物为王国维、陈寅恪、钱穆、张东逊、吴宓等人，而钱钟书则是这一文化思想流派在当代最杰出的代表。钱先生出身于笃守儒学的书香世家，深受中国文化的薰陶，爱国主义始终是他思想的核心，以中国文化为骄傲始终是他的精神支柱。然而他又留学西洋，受西方文化很深的影响，他精通多国文字，熟悉西方典籍，可谓学贯中西。这一文化思想派别，尽管不及“新儒家”的影响那么大，但近年来对他们学术思想的发掘和宣传，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三
以上提及的种种文化思潮，当然都不是我国的主流文化思潮，因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化思潮的主流，其权威地位是历史和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所奠定的，因此是任何其他社会文化思潮都无法取代的。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和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产生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之上，但是经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党的领导集体的不懈努力，它已经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紧密地融为了一体，从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和文化心理结构。因此，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无疑是保卫我国文化安全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认真挖掘清理并使之发扬光大。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中的“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想，不能不加深我们对“中国”两个字份量的认识。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国情，也就是说，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一个前提。
什么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呢?毫无疑问，就是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为核心，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6]因此，在当代而言，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始终是“先进文化”的重要资源。我们无法割断历史，今天的中国和中国文化是一份既定的不可更改的遗产，是几千年来老祖宗一代一代不断创造并积淀下来的。我们无法也不可能彻底抛弃传统，跳到另一块土地上去重新创造一种文化。文化的发展具有累积性的特点，现在的文化一定要也只能是建立在过去文化的成就之上，一定要汲取过去的文化成就。否则，只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值得反省的是过去的我们对传统文化批判和抛弃得太多，继承和汲取得太少，因而造成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之中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倾向。因此，在西方文化的强势挑战和话语霸权面前，缺乏回应的能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那样：“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7]他反复告诫我们，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的民族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也没有了，关系太大了。要懂得中国的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江泽民同志对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也十分重视，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实践者，也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
因此，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核心作用的前提下，向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寻求精神资源，是保卫我国文化安全的唯一选择，这对于我们如何充满信心地迈入21世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以及抵御西方后现代种种消极思潮的影响，从而对世界文化作出适合我国国情，有利于我们发展进步的选择，进而促进整个民族精神的高扬，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新儒家”和“兼容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才给予积极的评价，才认为他们的努力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四
应当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优秀的文化，中国与埃及、古巴比伦、印度合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但是除中国之外的其他三国的传统文化都曾先后出现过长期的中断，只有中国传统文化一直绵延至今。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中国文化伟大的生命力，它是我们民族的珍贵遗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有着很强的凝聚力，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尤其应当大力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
继承和弘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便是对儒学的评价和如何继承的问题。中华民族是一个泛神论的民族，并没有一个统一信仰的强大宗教(这当然是指在汉民族中)，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正是儒家学说取代宗教而成为全民的共同信仰。不管是精华还是糟粕，不管是继承还是批判，它确实是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识。儒家在塑造、构建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维系了我们民族几千年不断的文化血脉，而且在很长的时间里成为官方与百姓的共同信仰，代代相传，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二千余年的政治体制、社会习俗、心理行为方式、语言文字之中，其影响所及甚至达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从而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儒家文化圈”。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随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势经济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和冲击。在对历史和文化进行了痛苦的检视和反思之后，不少人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惰性和糟粕，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算和批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甚至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当然，对于任何进步思潮、运动及口号，都是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的产物，其产生和形成都自有其深刻的原因，即使是有所偏激，也丝毫无可指责。然而在今天来看，这一口号显然是过于片面和情绪化了。对民族文化的“精魂”作全盘否定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如果全盘否定，其后果将是整个文化传统的彻底断裂，文化血脉的彻底切断，民族精神家园的彻底失落，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界不少人提出“转化性的创造”或许可算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所谓的转化性创造，就是对固有的无可改变和替代的传统予以重新的清理、解构和阐释，然后重建解读体系，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放异彩。就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将来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这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每一个中华民族的成员，都应该尽其力之所及做一点事……我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有些部分，对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对于人生中的普遍问题的解决，是有所贡献的。这就有永久的价值。”因此他认为应当把这些“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他把这一工作简赅地称之曰“阐旧邦以辅新命。”[8]
那么这些“有永久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在人格修养和道德伦理方面。儒学极为重视道德，这在《论语》中可以清楚地窥见到。公私之分，义利之辩以及理欲之论常常是儒学论述的核心问题。儒家强调重义轻利，先公后私，以理节欲，强调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特别是它的道德本体论或曰道德至上论，即“君子义以为上”——认为道德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价值的观点，即使在今天，也是有巨大意义的。这种超越了经济利益、物质利益和感官享受的道德追求，无论对于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还是对于健全人格的塑造，都具有十分巨大的作用和意义。几千年来，在中华民族各个时期不断涌现出来的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无一不是此种价值观念影响教育薰陶的结果。“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三军可夺师，匹夫不可夺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伟辞名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去追求人格的高尚和道德的完美，是我们民族精神崇高和伟大传统之所在，是我们永远都不应放弃的。
孔子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人格尊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在承认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的同时，又承认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的价值更高，则永远都是正确的。在儒家强调的道德之中，清理、剥离和剔除其带有封建性政治因素的糟粕之后，将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个人修养方面的道德观念及个人行为准则加以诠释和阐发，对于调动起人们思想上对民族精神的忠诚和认同，抵御形形色色异质文化中的毒素和糟粕，从而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当前来说，我认为以下三点是特别需要强调和重视的。
一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热爱宗邦祖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今天就是我们所说的爱国主义。爱祖国，这是对任何一个人最起码的要求，因为宗邦祖国是我们生命的寄托，精神的家园，是我们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容含糊的。在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冲击的今天，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
二是对父母的孝敬。这一点在很长时期不加分析地被当作儒学的糟粕来批判，其实是很偏颇的。孔学很重视人性感情的培养，强调以“亲子之情”即“孝”，作为最后的实在伦常关系以建立“人”——“仁”的根本。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当然面对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其中既有血缘的，也有非血缘的。然而父母、家庭却是他所首先面对的一种“社会关系”。因此，人性的感情首先是来源于血缘的亲情。李泽厚认为：“强调人性情感的教育，以之作为社会的根本。这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传统。”[9]很难设想一个连生育并抚养自己的父母都不爱的人，会去爱国家，爱他人。重视亲情，并由此推及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社会才会充满友爱与和谐，社会公德和个人私德才会找到有机的结合点。由亲情进而提高升华为一种道德感情，这在当前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尤其需要加以提倡。
三是对教师的尊重。应当把“尊师”作为一个道德问题来看待，对教育自己，传授知识给自己的人的不尊重，首先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只有将此问题提升到道德的高度，整个社会才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气，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才会有实质性的提升。因为尊重教师也就是尊重文明，尊重文明的传播者。
此外，培养人形成忠诚、正直的品质，特别是养成人具有羞耻感和自省的能力，都是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和提倡的。相信只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指引之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我们古老悠久的文化传统进行认真的清理和发掘，并结合实际贯注在我们的宣传教育之中，持之以恒，从各级学校的德育教育入手，在高等教育和干部教育中则开设相关的讲座和课程，就能够激发起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从而推动民族精神的高扬，有效地维护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文化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