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适应模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综述
黄兆锋1，黄菲菲2
（1.嘉应学院 文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2.华南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广州510631）
摘 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文化适应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文章从文化适应的源头出发，总结了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和理论模型研究，并在阐述文化适应的研究现状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研究趋势的展望。
关键词： 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理论模型；研究综述
一、文化适应研究的源头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由此带来的思想文化冲突与适应问题越来越受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贝瑞（Berry）[1]，沃德（Ward）[2]等学者溯源了“文化适应”，Rudmin发现柏拉图通过主张减少文化之间接触的来避免社会受外来文化糟粕的影响[3]。“文化适应”这一词首先是由美国民族事务局鲍威尔（Powell）提出的，他于1883年把“文化适应”定义为外文化者对新文化中的行为模仿而导致的心理变化[4]。因为概念和测量方法的不一致，近年来关于文化适应的相关研究充满复杂性和歧义性。但是，学者们较为公认的是由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林顿（Linton）和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在1936提出的一个定义：文化适应是指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开始持续、直接的接触后，一方或双方的原先文化范型发生变化[5]。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领域，文化适应有时也被称为“涵化”或“文化融合”。
二、文化适应理论模型研究
（一）单维模型
帕克（Parks）和米勒（Miller）在1921年以移民对主流文化的渐进式接受过程为依据提出单维模型，单维模型假设移民群体最终会完全认同主流文化的各个方面，而不再受原有文化的任何影响[6]。因此，移民群体总是位于从未适应主流文化的原有文化到完全适应主流文化的这一个连续体上，且无可避免的是，移民群体最终都会达到完全适应的状态（见图1）。在单维模型中提到了一个中间状态，就是持有双文化特征的个体，它指的是个体从无到有的适应过程中，失去了原有文化中的一些特征，而在主流文化中得到了相对的特征。弗兰纳里（Flannery）（2001）等人用单维量表SLS-U （The Suinn-Lew Asian Self-Identity Acculturation Scale）对移民至美国的亚洲人进行了研究调查，发现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单位模型可以较为准确地预测出亚洲人的民族认同感、偏好、代际地位以及文化知识[7]。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单维模型存在的一个局限性，那就是它无法区分持有双文化特征个体中的对两种文化都十分熟悉和对两种文化都不太熟悉的两类群体[8]。
图1 单维模型
（二）二维模型
单维度模型虽然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对它提出了质疑，并相继提出二维度模型。其中最值的关注的是贝瑞在融合了多元论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二维度模型，这个模型假设移民在原有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能够同时进行态度和适应模式的选择，即他们同时具有保持原有文化和身份以及和主流文化交流的倾向[9]211-215。该模型认为，虽然原有文化和主流文化都是被想象为一个单一的连续体，但是个体能够同时接受两种文化。也就是说，对一种文化的接受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另一种文化，即二维模型不赞同单维模型中的个体在移民过程中从无到有的假设。贝瑞认为如果文化适应是一种状态的话，所有移民都将面临两个问题：是否保留原有的价值认同？是否认同当地人及当地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并与之建立亲密关系？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将移民的文化适应策略分为整合型（重视两种文化）、同化型（重视主流文化，轻视传统文化）、分离型（轻视主流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边缘型（轻视两种文化）。这四种策略中，前两种被认为是成功的，后两种则被认为是失败的（见表1）[9]211-215。
四是制订定期进行应急预案演练的制度。在对各类风险源进行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应当定期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重大突发风险应急预案的演练活动，以加强各岗位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对于各类风险的处置能力。
贝瑞等提出的二维模型是目前文化适应研究中的主流框架，有不少学者的研究结果都验证了该模型的适用性[10]。例如，Lee（2003）等人以韩裔美国人为对象，在文化适应的特定领域和总体水平两个层次进行调查研究，比较了文化适应的单维和二维两种模型[11]。研究结果表明，移民群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主要采取三种适应策略：整合、同化和分离。这说明，二维模型更能够解释韩裔美国人的文化适应过程。Jang（2007）等人用根据贝瑞的二维模型理论编制的文化适应问卷对韩裔美国老年人进行了研究，找出了两种文化适应策略：整合和分离。结果表明，整合组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身心状况良好，且在美国的定居时间较长[12]。
第一层素填土厚度约1.5m。γ平均值为18.5kN/m3，根据工程经验取值C=2kPa，Φ=30°(下同)。
性状:较正品大,呈宽卵形,长5-6mm,宽5-8mm,表面淡黄白色,略光滑,一端圆阔,有一淡棕色点状种脐,另端稍窄。背面圆凸;腹面有一条较宽而深的纵沟。[13]
表1 二维模型
（三）多维度模型
高职院校在产教融合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 陈小秀 毕传林（1/69）
（四）融合模型
1.社会支持
研究者在对土耳其籍荷兰人的内隐理论研究时发现，土耳其籍荷兰人十分强调在生活中既要保持对土耳其文化和身份的认同又要和荷兰文化进行交流，这个观点是支持贝瑞二维模型中的整合文化适应策略。但是，这里所强调的整合是分区域性的，即土耳其籍荷兰人强调在公共场合要适应荷兰文化，而在私人的生活空间则要保持对原有土耳其文化的认同。
随着对文化适应研究的深入，贝瑞发现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民族群体在选择文化适应策略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会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主流文化群体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态度的影响。因此，贝瑞在二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个维度，即主流文化群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当主流文化群体采取的是承认、包容、尊重其他非主流文化的态度时，就会采用“多元文化”策略；当主流文化群体希望促进其他民族群体的同化时，采取的就是“熔炉”策略；当主流文化群体对非主流文化群体出现抵制、排斥的态度时，采取的就是“种族隔离”策略，此时非主流文化群体只能被迫采取“分离”策略；当主流文化群体将文化适应中的群体“边缘化”时，实际上采取的就是“排斥”策略。除了贝瑞的三维度理论外，有学者还提出多种三维度甚至四维度模型。
三、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
文化适应研究涉及的方面较广，但可分为文化适应理论方面的探讨和文化适应与各种心理过程以及行为关系的探讨，前者主要有理论框架的讨论、比较，以及量表的发展和修订，后者研究得最多的是文化适应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在文化适应过程中，跨文化群体将会面临多方面的文化冲突，如生活习俗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等。而移民群体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和与之伴随而来的心理变化，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14]。有研究发现，不同的影响因素会对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移民群体造成不同的心理变化。其中，社会支持、生活变化、文化距离、旅居时间歧视与偏见是影响文化适应的外部因素；人格、应对方式、认知评价方式、与文化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人口统计学因素是影响文化适应的内部因素[15]。关注跨文化适应群体的适应心理，研究不同的文化适应影响因素，以及与文化适应有关的心理健康问题，对于移民个体的心理健康以及社会的安定与和谐都有促进作用。
（一）影响文化适应的外部因素
阿伦兹（Arends）和维杰威（Vijver）（2003）在研究文化适应的特定文化领域和维度的基础上提出了融合模型，该模型认为，移民的文化适应状态应该是基于对源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整合性适应[13]。
因此对于钩虫性十二指肠炎综合征患者的诊断，依赖检查者对本病的认识和经验，要避免误诊、漏诊机率，提高诊断率，还需要进行多方面综合判断。患者就诊时要仔细询问病人病史，尤其是来自农村的患者，要仔细询问其是否有长期田间劳作史，皮肤有无与粪便及疫水接触史，这都是诊断钩虫病的重要方面。另外，诊断钩虫病的简单方法是予患者多次粪涂片检查求证，进一步提高诊断率[16-17]。
在过去的20年中，学者们对社会支持作为在压力情境下维持心理幸福感所扮演的保护机制角色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社会支持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且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概念中包括结构和功能两个组成成分[16]。结构成分代表的是正式和非正式的支持，例如个体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的大小，在社会网络下和别的成员交流的频率，相互的支持以及支持的质量[17]。功能成分指的是对所获得的支持的感知水平，例如情感支持，积极的支持和具体的支持[18][19]。另外，社会支持中也可以区分为母体文化群体和异质文化群体支持。母体文化群体能够为个体提供情感帮助；而异质文化群体的支持，则能够帮助个体在面对异质文化压力的时候产生亲近感和归属感[20]。
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移民群体将会面临一系列的生活变化，如果可以得到社会支持，也许能够减少压力，达到更好的心理适应。有学者（2012）用多维度的社会支持主观评定量表MSPSS（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对居住在香港的巴基斯坦人和尼泊尔人进行了调查，发现家人、朋友和其它重要他人这三方面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在他们的文化适应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21]。
1.人格
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文化距离被看作是影响文化适应方向和结果的重要因素[22][23]。有学者通过调查美国大学留学生的文化距离和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南美，欧洲和英国的学生的整合程度比北韩，台湾和东南亚的学生高，推测大概是因为在后者的群体中，产生了较大的文化距离差异[24]。Galchenko（2007）则以俄罗斯的交换生为被试群体，研究文化距离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影响，结果显示，如果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文化距离越大，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就越困难[25]。
要以保护原有的历史文化基础为原则，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文化名城进行持续的保护利用，最高程度地还原古建筑，使其具有完整性和历史性。与此同时，重视挖掘其更深层次的内在含义，将现实建筑中的改造转化成相关文字典籍的展览，避免保护与开发的矛盾碰撞，缓和二者之间的关系。
3.歧视与偏见
对于移民青少年而言，歧视移民身份的态度是可以被辨认出来的[26]。即使生活在自由和宽容社会的今天，歧视仍旧很普遍和流行。而且，歧视往往会伤害到那些没有充足社会资源的移民群体。有学者通过结构功能理论的视角，调查了从大陆内地前往香港接受中等教育的1243名学生，研究结果显示，在文化适应的早期，如果在主流文化中采取整合的文化适应策略以及和传统文化进行分离，被试能有效地避免在文化适应中由歧视带来的不利影响[27]。因此，歧视与偏见在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过程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4.生活变化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人们和以前相比，更愿意跨文化生活。但是，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将会遭遇一系列的生活变化，如文化差异，气候变化，环境变化等。而这些生活变化在对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通过纵向研究方法调查了生活变化对留美台湾学生的文化适应压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生活变化和学生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体验到的压力存在一定的相关[28]。
2.人口统计学变量
5.时间对心理适应的影响
半个世纪前，利斯加德（Lysgaard）（1955）提出，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旅居者的文化适应在第一年里大约呈现一个类似型的曲线[29]。因为，旅居者最初感到的是好奇和兴奋，随之而来的是迷惑和困惑，最终将会通过成功的应对达到平衡。但是，时间对心理适应的影响是否真的就像型曲线一样发展变化，许多学者对这一点提出了质疑。有研究者发现，利斯加德采用横断研究的设计去研究一个纵向过程的现象，这是很不合理的一个设计[30][31]。但是，因为研究样本太小，很少有学者会采用纵向研究的设计。
总体而言，型曲线仍旧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因为它不仅直观而且符合个体的感受。我们每到一个新的环境，都会被主流文化所吸引，进而产生好奇心和兴奋感。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想念自身的传统文化，并有可能伴随着出现一系列的适应问题。
（二）影响文化适应的内部因素
2.文化距离
在和其它的文化进行接触时，一个核心的过程就是能够从根本上辨别出人和人之间的假想、价值和象征的不同，这也就暗示着人们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可能会怀疑他们自身的设想，以及在主流文化中对价值和象征的理解[32]。当人们从之前的社会生活中搬离至另一个社会文化中时，人格就被假定为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在最开始的文化适应过程中，人们最先体验到的就是人格差异带来的影响。
He doesn’t study as/so hard as his brother.他学习不如他弟弟努力。
(1) 《规范》对闭式系统和开式系统分别作出的喷头数量及防护区数量的限制，是导致不能继续沿用原设计方案的最大约束。但根据《规范》，采用闭式系统时,每套泵组喷头数量不应超过100个；采用开式系统时，防护区数量不超过3个。以上均是对两种系统的定性要求，并未说明多种系统形式不能共用1套泵组。而根据以往做法，1套泵组负担两种系统形式可满足功能要求。根据《规范》条文，可考虑选取3个防护分区采用开式系统，其他考虑采用闭式系统，闭式喷头总数量控制在100个以内，系统共用1套泵组，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制定应对方案。
在现有的人格理论中，艾森克的人格理论、大五人格理论和控制点理论占据着主要的统治地位。Jang和Kim（2010）以主流文化的人格作为影响因素了解交换学生的文化适应情况。在他们的研究中，人格主要以主流文化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进行划分。研究结果表明，和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相比，个人主义文化下的个体的人格因素在其文化适应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33]。
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表示，组间差异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组间差异比较采用χ2检验。
人口统计学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等，而这些也是学者们较为关注的因素。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人口统计学变量是学者们首要考虑的因素。例如，张结海发现人口统计变量中的白领移民的中国方言学习能力和本地朋友圈因素对外地白领移民上海文化适应具有显著的影响[34]；年龄变量在丘奇（Church）（1982）的研究中发现，青少年组、老年组和其它组别相比，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体验到更多的高危时期[30]；教育水平变量在贾亚苏里亚（1993）等人的研究中则显示出高文化水平的移民群体和低教育水平的移民群体相比，则更有能力去整合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35]。而维杰威（Vijver）等人在2005年则以人口统计学因素（性别、年龄、职业、教育和移民时间）为变量研究摩洛哥人移民到荷兰的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36]。
3.应对资源
在结构——功能理论的视角下，各种应对资源对移民群体成功地进行文化适应以及减轻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由歧视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应对资源是影响个体文化适应过程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者发现，从朋友，家人和其它重要他人中获得社会应对资源的移民群体更倾向于取得较好的成就[37][38]。Cheung和Leung（2009）年从应对资源是否能够缓和文化适应过程中遭受的歧视这个角度分析了在港学习的大陆学生的文化适应状况[39]。
文化适应过程的心理适应问题研究发现，认知评价在心理健康结果中占据了百分之二十二的比例[40]。威胁和认知评价是两种压力性评价的类型，它们决定了某个遭遇对于个体而言是否有压力[41]。威胁评价包括个体的应对资源和应对能力是否不能使其有效处理压力性事件的评价[42]。相反，挑战评价指的是个体在面对应激源时，其知觉能力和资源能有效地应对潜在危险的感知[43]。
4.认知评价方式
实验研究已经证实，文化适应过程中，高威胁性的认知评价和各种类型的消极情绪比如抑郁、焦虑、孤独和悲痛相联系。例如，斯金纳（Skinner）和布鲁尔（Brewer）于2002年发现威胁评价和低的应对期望联系，转而和高水平的焦虑相联系[44]。与主流文化中当地人的实际社会交流影响相比，在文化适应中,对社会互动进行威胁评价将会给抑郁症状造成更明显的影响。与此相反，挑战评价和积极的情绪结果相关，例如渴望、兴奋、自信、幸福和自豪[45]。Pan在2011则从积极的视角了解中国大陆研究生在香港学习的文化适应过程中，当面临一系列的文化冲突时所采取的评价和应对方式[46]。
⑱ Paul M．Schwartz，“Property，Privacy，and Personal Data”，Harvard Law Review，117，2004，pp．2056 ～2128．
四、文化适应的研究现状
近几十年来，文化适应的研究越来越多，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但总体而言，其研究现状可以归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文化适应理论模型的探讨，主要是单维模型和二维模型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讨论、比较；第二类是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研究内外因素对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的研究。
（一）文化适应理论模型的探讨
在文化适应的理论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框架，出现争议最大的主要是以下两个文化适应模型：帕克和米勒 （1921）提出的单维模型，该模型认为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总是会从最初的原有文化到对主流文化的完全认同[6]。单维模型中的无论是适用于拉美移民的ARSMA量表（The Acculturation Rating Scale for Mexican Americans）还是由Suinn等编制的SLASIA单维量表（The Suinn-Lew Asian Self-Identity Acculturation Scale）在20世纪中都占据着主要的统治地位。但到了后期，有许多的心理学家对它提出了挑战；随后贝瑞（1993）提出了二维模型，他认为文化适应由两个维度组成，分别是保持对自己母文化的认同以及保持与当地社会群体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4种文化适应策略：整合（既保持原有文化也注重与其它群体进行日常交往）、同化（舍弃原有文化但注重与其它群体进行日常交流）、分离（保持原有文化但拒绝与其它群体交往）、边缘化（对于原有文化和与其它群体进行交流都没兴趣）。由贝瑞（1989）等人编制的Acculturation Attitudes Scale是在现如今的文化适应研究中被使用最多的文化适应态度量表[10]。
在现有的研究中，不少学者通过研究比较了两种模型的适用性。如弗兰纳里（2001）等人用SLS-U单维量表和AAI二维量表（The Asian American Acculturation Inventory）对亚裔美国人的文化适应过程进行了实证主义的文化适应理论模型比较，结果发现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单维模型能够更好地预测亚洲人的偏好、文化知识、民族认同感和代际地位[7]；Lee（2003）等人以韩裔美国人为对象，在文化适应的特定领域和总体水平两个层次比较了文化适应的单维和二维两种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文化适应和人口统计学变量之间相互关联，且在韩裔美国人的文化适应过程中发现存在三种文化适应策略（同化、整合和分离）[11]。这说明二维模型更能解释韩裔美国人的文化适应过程；莱德（Ryder）（2000）等人对华裔人士、非华裔的东亚人和不同国籍身份的移民个体三个群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人格、自我同一性和自我调整能力进行了单维模型和二维模型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单维模型测量显示这三者在原有文化和主流文化中都有着连贯一致的外部关联，但在不同文化中的关联是呈反比关系的；而二维模型测量显示在原有文化和主流文化中都有着相对应的独立的维度，这些维度说明这三者在不同文化中并没有呈现出反比关系。总体而言，二维模型更具操作性且更有效[47]。
（二）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的探讨
陈慧（2003）等人在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影响文化适应的内部和外部因素[15]。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支持、生活变化、文化距离、时间对心理适应的影响和歧视与偏见；内部因素则由评价和应对方式、应对资源、人格和人口统计学因素组成。国内外对文化适应的这些影响因素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且现有的研究基本上是针对一个或两个因素结合文化适应模型理论对移民群体进行分析。
在外部因素方面，谭静（2017）等人基于跨文化适应的外部影响因素，即以社支持程度、生活环境差异、他人歧视与偏见为变量，对四川人在新疆地区的跨文化状况进行调查与分析[48]。何志华和叶志宏（2012）从教育人类学角度研究了彝族大学生文化适应的现状、问题和策略[49]。Ying（2005）通过纵向研究方法调查了生活变化对留美的台湾学生文化适应压力的影响[28]。Pan（2011）从积极的视角了解中国大陆学生在香港学习的文化适应过程中，当面临一系列的文化冲突时，所采取的评价和应对方式[46]。
在内部因素方面，有学者以人口统计学因素（性别、年龄、职业、教育和移民时间）为变量研究摩洛哥人移民到荷兰的文化适应过程中的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36]。Jang和Kim（2010）则以主流文化的人格作为影响因素了解交换学生的文化适应情况，在他的研究中，人格主要以主流文化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进行划分[33]。Tonsing （2012）等人用多维度的社会支持主观评定量表对居住在香港的巴基斯坦和尼泊尔人进行了调查，通过因素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家人、朋友和其它重要他人这三个因素在他们的文化适应过程中是起重要作用的[21]。Cheung和Leung（2009）通过结构功能理论的视角，调查了从大陆内地前往香港接受中等教育的1243名学生，研究结果显示，在文化适应的早期，如果在主流文化中采取整合的文化适应策略及和传统文化进行分离，被试能有效地避免在文化适应中由歧视带来的不利影响[27]。
五、总结与展望
自雷德菲尔德（1936）提出文化适应的经典定义以来，文化适应领域的研究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国内学者余伟和郑刚（2005）归纳总结了文化适应理论的横断研究过程和相关研究范[50]。
总之，我们在解读文本的同时，也要解读文本中一幅幅精美、有趣的插图，认真揣摩编者的意图，让每一幅小小的插图都“动”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在小小的图片中了解精彩的世界，使插图亲近文本，亲近孩子，亲近我们的语文课堂。
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将关注点放在移民群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态度倾向，并据此提出了单维模型、二维模型等理论模型。但是，随着理论模型的完善，学者们开始从横断研究转向纵向研究。孙丽璐和郑涌（2010 ）在移民文化适应的研究趋势中提到，理论模型正逐渐从以态度倾向的横断面研究开始转向过程的纵向性研究，并介绍了基于认知闭合需求与决定性机制、个体倾向、结果变量的逆推导等一些过程机制[51]。科希（Kosic）（2004）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克罗地亚籍的罗马人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动机因素（认知闭合需求与决定性）、应对策略和文化适应策略对文化适应压力的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认知闭合需求与决定性是应对策略和文化适应策略的中介变量[52]。格陵兰（Greenland）和布朗（Brown）（2005）对35名居住在英国的日本人进行了持续12个月的研究调查，结果发现，常见的文化适应变量（文化距离和语言能力）和群际变量（群内偏见和群际焦虑）二者和文化适应压力以及身心失调疾病之间有着紧密关系，高程度的群际焦虑将会提高文化适应的压力，这说明个体的文化接触会对移民整体产生影响[53]。
另外，过往的研究将文化适应作为自变量，和一些其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探讨，不少学者对这种关系提出了质疑，而现有的研究中则倾向于将文化适应作为因变量，去逆向推导它的预测变量，萨夫达尔（Safdar）（2003）等人对伊朗籍的加拿大人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三个结果变量（保持原有文化、参与主流文化和身心健康的保持）进行了研究调查，并用结构方程模型逆向推导出了三个预测变量（心理社会适应、家庭和文化的联系以及文化适应日常争论的经历）。研究结果表明，心理社会适应和群体外部行为及精神压力相关，家庭和文化的联系和文化适应日常争论的经历分别和群体内部行为和精神压力相关。此外，这些预测变量需进一步通过文化适应模型预测出行为结果变量[54]。
总之，理论模型研究方向的转变给学者们提供了未来的研究思路，但是同时要注意将个体置身于相应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中，要看到非主流社会文化与主流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因此，有学者认为同群成员之间的关联也会对其文化适应产生影响。我国的文化适应研究主要集中于流动人口、少数民族和来华留学生面临的文化适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如何更好地在原有文化适应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社会现状和文化传统来构建本土化的文化适应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必然会对我国的文化适应研究以及人口安全研究产生长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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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Model of Accultur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HUANG Zhao-feng1, HUANG Fei-fei2
（1.School of Liberal Arts,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514015, China）（2.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With further globalization, the research of acculturation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original research of acculturation, and summari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oretical models.The current state of acculturation research and new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accultur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theoretical model, research prospective
收稿日期： 2018-10-21
基金项目： 嘉应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7SZY01）。
作者简介： 黄兆锋（1989-），男，广东梅州人，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应用心理；黄菲菲（1989-），女，广东梅州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心理教育统计、测量。
责任编辑：赖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