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独”本义新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慎独论文,本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慎独”说在先秦秦汉文献里出现的频率较高，其中《礼记》就有三篇有过论述，分别见于《礼器》、《中庸》及《大学》，而同出儒门的《荀子·不苟》篇也有记载。此后，称引讨论者甚众，如《淮南子》的《缪称》篇、《文子》的《精诚》篇即是。晚近出土的简帛文献，如郭店楚简《五行》篇、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亦有论列。无疑，“慎独”是儒学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个说法，然其解释自郑玄、孔颖达、朱熹至王栋、郝懿行、王念孙，诸家不一，未辨孰是。本文拟在前修时贤解说的基础上，结合新出土文献，对“慎独”本义做出新证，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推进。
一、旧说
传世文献中直接阐发“慎独”之义始于东汉郑玄。郑玄于《礼记·礼器》篇“如此则得不以少为贵乎？是故君子慎其独也”，下注作“少其牲物致诚悫”（注：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影印本1980年版，第206页。），于《礼记·中庸》篇“故君子慎其独也”下则云：“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也。”（注：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影印本1980年版，第397页。）
郑玄的这一解释与刘向《说苑·敬慎》的看法实相一致：“存亡祸福，其要在身，圣人重诫，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独也。”（注：刘向：《敬慎》，《说苑校证》卷十，向宗鲁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0页。）“敬慎所忽”即“慎其闲居之所为”，故刘向引《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独也”以证之。
稍后于郑玄的徐幹也是同一看法，其《中论·法象》说：“人性之所简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独。夫幽微者，显之原也。孤独者，见之端也。胡可简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独而慎幽微。虽在隐蔽，鬼神不得见其隙也。”（注：徐幹：《法象》，《中论校注》，徐湘霖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23页。）
汉人对“慎独”的上述训释到魏晋南北朝时已成为共识。北齐刘昼《刘子·慎独》这样论述：
善者，行之总，不可斯湏离也。若可离，则非善也。人之湏善，犹首之湏冠，足之待履。首不加冠，是越类也。行不蹑履，是夷民也。今处显而循善，在隐而为非，是清旦冠履而昏夜倮跣也。……
暗昧之事，未有幽而不显；昏惑之行，无有隐而不彰。脩操于明，行悖于幽，以人不知。若人不知，则鬼神知之；鬼神不知，则己知之。而云不知，是盗钟掩耳之智也。
孔徒晨起，为善孳孳。东平居室，以善为乐。故身恒居善，则内无忧虑，外无畏惧。独立不惭影，独寝不愧衾，上可以接神明，下可以固人伦。德被幽明，庆祥臻矣。（注：刘昼：《慎独》，《刘子校释》卷二，傅亚庶校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5-106页。）
唐孔颖达在《礼记·中庸》篇正义时明确地说：“故君子慎其独也者，以其隐微之处，恐其罪恶彰显。故君子之人恒慎其独居，言虽曰独居，能谨慎守道也”（注：孔颖达：《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7页。），坚持“疏不破注”的原则。
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进一步发展了郑玄、孔颖达的“慎独”说。其《大学章句》云：
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此言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揜之，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恶而卒不可揜，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则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而必谨其独也。（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页。）
其《中庸章句》亦谓：
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跡虽未形而几则己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18页。）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朱熹集注的解说，影响极大。长期以来，几被人们视为定论。
但是，对以谨慎独处、道德自律释“慎独”，明人就有异议。如王栋认为：“诚意功夫在‘慎独’。‘独’即‘意’之别名，‘慎’即‘诚’之用力者耳。‘意’是心之主宰。”（注：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34页。）刘宗周也以心之主宰的“意”为《大学》、《中庸》“慎独”之“独”，认为“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注：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80页。）。由此，引发了清代乾嘉学者的进一步讨论。
对于《荀子·不苟》“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郝懿行补注：
“慎”者，诚也；诚者，实也。心不笃实，则所谓独者不可见。……推寻上下文意，“慎”当训诚。据《释诂》云“慎，诚也。”非慎训谨之谓。《中庸》“慎独”与此义别。“慎”字古义训诚，《诗》凡四见，毛、郑俱依《尔雅》为释。《大学》两言“慎独”，皆在《诚意》篇中，其意亦与《诗》同。唯《中庸》以“戒慎”“慎独”为言，此别义，乃今义也。（注：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8-29页。）
这是说《荀子·不苟》篇的“慎独”当训为“诚”，而《大学》、《中庸》之“慎独”意义不同，乃别为一义，即仍维护郑玄、孔颖达、朱熹的谨慎独处说。王念孙《读书杂志》则认为：
《中庸》之“慎独”，“慎”字亦当训为诚，非上文“戒慎”之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即《大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则“慎独”不当有二义。陈硕甫云：“《中庸》言慎独，即是诚身。”）故《礼器》说礼之以少为贵者曰：“是故君子慎其独也。”郑注云：“少其牲物，致诚悫。”是“慎其独”即诚其独也。“慎独”之为“诚独”，郑于《礼器》已释讫，故《中庸》、《大学》注皆不复释。孔冲远未达此旨，故训为谨慎耳。凡经典中“慎”字，与“谨”同义者多，与“诚”同义者少。训谨训诚，原无古今之異，（“慎”之为谨，不烦训释。故传、注无文。非“诚”为古义而“谨”为今义也。）唯“慎独”之“慎”则当训为诚，故曰：“君子必慎其独”，又曰“君子必诚其意”。《礼器》、《中庸》、《大学》、《荀子》之“慎独”，其义一而已矣。（注：王先谦：《荀子集解》，第28、29页。）
凌廷堪也说：
慎独指礼而言。礼之以少为贵，《记》文已明言之。然则《学》、《庸》之慎独，皆礼之内心精微可知也。后儒置《礼器》不观，而高言慎独，则与禅家之独坐观空何异？由此观之，不唯明儒之提倡慎独为认贼作子，即宋儒之诠解慎独亦属郢书燕说也。今考古人所谓慎独者，盖言礼之内心精微，皆若有威仪临乎其侧，虽不见礼，如或见之，非人所不知、己所独知也。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言正心必先诚意也，即慎独之谓也。（注：凌廷堪：《慎独格物说》，《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4、145页。）
遗憾的是，上述清代学者的解释长期不为人所重视。
二、时论
随着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帛书《五行》篇和20世纪90年代郭店楚简《五行》篇的出土，学人们开始重新讨论“慎独”之本义，然其意见却大体不出郝、王、凌说范围。
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首先讨论马王堆帛书《五行》篇“慎独”问题的是日本学者岛森哲男（岛森哲男1979）。中国学者庞朴为马王堆帛书《五行》篇作注，也多次谈到了“慎独”。在1979年的注中，他说：
《礼记·礼器》：“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者也。德产之致也精微，观天下之物无可称其德者，如此则得不以少为贵乎？是故君子慎其独也，”本书谈慎独，亦指内心专一。（注：庞朴：《帛书五行篇校注》，《帛书五行篇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52页。）
在1980年的注中，他在上段话前加上了“儒书屡言慎独，所指不尽同”一句（庞朴1980:33），在1988年的再版本中，他又加上了“《荀子·不苟》篇释慎独曰：‘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注：庞朴：《帛书五行篇校注》，《帛书五行篇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54页。）一段。这是说帛书《五行》篇的“慎独”说与《礼记·礼器》篇、《荀子·不苟》篇说同，而与《礼记·中庸》、《大学》篇迥异。
魏启鹏也有同样的看法，只不过他将“慎独”之“慎”读作了“顺”：
“独”乃指心与耳、目、鼻、口、手、足数体间，唯心之性好“悦仁义”，故“心贵”，心为人体之“君”也。（参看后文316行至326行。）慎读为顺。《荀子·仲尼》：“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注》：“慎读为顺。”“慎独”即“顺独”。顺，从也，为臣之道，《荀子·臣道》、《说苑·臣术》皆曰“从命而利君谓之顺”。故“慎独”者，谓“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316行），当尊心之“贵”，从心“君”之命，而同“好仁义也”。传世经籍中唯《礼记·礼器》所云“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者也。……是故君子慎其独也”与佚书之义较接近。（注：魏启鹏：《德行校释》，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1页。）
不过，郭店楚简《五行》篇出，仍有学者持不同之说。如丁四新认为：
简帛书所谓“慎独”谓慎心，“独”指心君，与耳、目、鼻、口、四肢相对，心君是身体诸器官的绝对主宰者，具有至尊无上的独贵地位，这在先秦文献中如《管子》四篇、《荀子·解蔽》等，皆有明证。《礼记·礼器》云：“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也。……是故君子慎其独也。”与简帛《五行》所谓“慎独”义近。（注：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2页。）
梁涛则对这种不同说提出了挑战：
《大学》、《中庸》以及《五行》的慎独均是指内心的专一，指内在的精神状态。……郑玄、朱熹的错误在于，他们把“诚其意”的内在精神的理解为“慎其闲居所为”的外在行为，把精神专一理解为独居、独处，因而造成整个意思发生改变。（注：梁涛：《郭店楚简与“君子慎独”》，简帛研究网站，2000年6月4日。）
刘信芳也认为：
《大学》之慎独与《五行》之慎独并无二致。……《中庸》之“慎独”与《五行》之“慎独”可谓一脉相承，谈的都是群体意识中的自我意识问题。……今天我们既已读《五行》之慎独，则在慎独的理解上应该走出郑《注》的阴影。（注：刘信芳：《简帛五行解诂》，台北艺文印书馆2000年版，第325-326页。）
这些基于马王堆帛书《五行》篇和郭店楚简《五行》篇的新说，印证并发展了王念孙之说。
三、新证
上引传世文献和简帛《五行》篇的“慎独”说，其意义究竟是基本一致还是根本不同？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慎独”本义的探讨。
笔者认为，从“慎独”的本义看，王念孙“《礼器》、《中庸》、《大学》、《荀子》之“慎独”，其义一而已”说是正确的，梁涛、刘信芳的简帛《五行》“慎独”与《中庸》、《大学》“慎独”“并无二致”说是可信的，明人王阳明一系，特别是王栋、刘宗周以“独”为“心”，以“独”为“良知本体”可谓凿破混沌，只是关于“慎独”之“慎”的训释，从古至今诸家不是误释，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以致难以彻底解决问题。
前贤时人将“慎独”之“慎”或训为“谨”，或训为“诚”，或读为“顺”，皆不足取。笔者认为，“慎”字之本义应是“心里珍重”。其字应是形声兼会意，“心”为义符，而“真”既为声符，也为义符。严格地说，“慎”应是“真”的后起分别字。因此，要了解“慎”字本义，首先就要了解“真”字的本义。
许慎《说文解字·匕部》：“真，僊人变形而登天也。从匕，从目，从
。八，所承载也”，其说实不可信。唐兰指出：
真字本作
，当是从贝匕声，匕非变匕之匕，实殄字古文之
也。真在真部，殄在谆部，真谆音相近。变化之匕，古殆无此字。倒人为，与倒大为屰同。与
左右相反，实一字也。（注：唐兰：《释真》，《考古社刊》第5期。）
朱芳圃进一步证明“真即珍之初文”：
《说文·玉部》：“珍，宝也。从玉，
声。”考从真从得声之字，例相通用，《诗·大雅·云汉》：“胡宁
我以旱”，《释文》：“，韩诗作疹”；《周礼·春官·典瑞》：“珍圭”郑注：“杜子春云，‘珍当为镇，书亦或为镇’”；《说文·彡部》：“，稠发也。从彡，人声。《诗》曰：‘发如云’。鬒，或从髟，真声”，是其证也。又贝与玉同为宝物，故字之从玉作者一从贝作，如《说文·玉部》玩或体作貦。是真从贝，声，与珍从玉声，音义悉同。由于真为借义所专，故别造珍字代之，真之初形本义，因之晦矣。（注：朱芳圃：《真》，《殷周文字释丛》卷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0页。）
知道“真”是“珍”之初文，再来看其后起分别字“慎”，就知道“慎”之本义不应是“谨”，而应取“心”、“真”，也就是“心”、“珍”之会意。
“珍”之本义为“宝”，为珍重，“慎”字增义符“心”，本义就是“心里珍重”。许慎为第一号文字学家，其名慎，字叔重。“叔”为排行，名“慎”而字“重”，名、字相应，也是以“慎”为“重”。（注：此为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2001级研究生刁小龙上我课时所提出。张丰乾《叩其两端与重其个性——“君子慎其独”的再考察》（http://www.bamboosilk.org，2001年6月3日）也释“慎”为“重”，但论证不同，可参考。）
“慎”本义是“心里珍重”，可从出土简帛中得到充分证明。
郭店楚简《五行》篇和马王堆帛书《五行》篇都借解说《诗·曹风·鸤鸠》和《邶风·燕燕》之句阐发过“慎独”的内涵，其中以马王堆帛书《五行》篇最为详尽。其解说《曹风·鸤鸠》诗句的逻辑结构是：能“慎其独”，方能“为一”；能“为一”，方能为“君子”。所以，“君子慎其独也”。具体来说，“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也”。此“五”，庞朴谓“指彼五行”（庞朴1988:53），梁涛以为指“‘仁义礼智圣’，按照《五行》的交代，它乃是‘形于内’的五种‘德之行’”（梁涛2000），刘信芳以为鸤鸠之“五子”（刘信芳2000:49），池田知久以为是“身体的、物质的性质”（池田知久1994:58），郭齐勇以为是“五官四体”（郭齐勇2000:206）。
此“五”当指“不形于内”的仁义礼智圣“五行”，它们“不形于内”，外在于心，与仁义礼智圣的“德之行”相对，实为外在性、表面性的仁义礼智圣。“舍夫五而慎其心”，就是要舍弃这种外在性、表面性的仁义礼智圣“五行”，珍重出乎内心的仁义礼智圣“德之行”。这就是“慎其独”，珍重心。只有这样，仁义礼智圣各自的“德之行”才能“为一”，达到“和”的最高境界。应该指出，此处帛书“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也。□］然后一”，原缺两字，前一字补为“也”，不可移易。后一字，浅野裕一补为“君子”，而庞朴补为“独”（庞朴1988:52、53）。魏启鹏(2001)、郭齐勇(2000)、梁涛(2000)、刘信芳(2000)等均从庞朴。
其实，此字当补为“慎”。此是说，“慎然后一”，珍重心，才能使仁义礼智圣各自的“德之行”“和”而“为一”。这些“慎”字训为“谨”，是说不通的；训为“诚”，也非常别扭；读为“顺”，更不可从。只有训为“珍重”，才能文从字顺。极重内心者不重外表，所以称之为慎独，慎独就是不重外表，只重内心。由此可知，这里的“慎其独”，其“慎”字也只能训为“珍重”，而不能训为“谨”、“诚”，或读为“顺”。
传世文献的“慎独”之“慎”，也只能训为“珍重”。《礼记·礼器》称：“礼之以多为贵者，以其外心者也”，“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者也”，“是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于礼只重“以其内心者也”而不重“以其外心者也”，所以“慎其独”就是珍重出于内心者也。
《淮南子·谬称》说：“周公［不］惭乎景，故君子慎其独也”，《文子·精诚》说“圣人不惭于影，君子慎其独也”。古人信鬼，夜行看见自己的影子，容易以为鬼影而受惊。但圣人周公“不惭”，内心无愧，所以不受惊。俗语“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与此意同。周公夜行而“不惭于影”，是因其平日“慎独”，珍重内心这一大体而不重耳目鼻口身这些小体所致。因此，这里“慎其独”之“慎”字，也只能训为“珍重”。
《荀子·不苟》认为，“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之“常”，是“以至其诚者也”，是其诚达到极致而造成的；而“君子至德”以致“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百姓如此“顺”其“命”，则是“以慎其独者也”，是因为“慎其独”所致。此“慎其独”与“至其诚”相对为文，且下文称“不诚则不独”，显然“诚”与“独”对，“至”与“慎”对，“慎”是不能训为“诚”的。此“慎”只能训为“珍重”，是说百姓“顺命”，是君子贵心、珍重内心修养所致。
《礼记·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因此君子唯恐有“所不睹”，唯恐有“所不闻”。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因此君子要把握道，只有“慎其独也”，“至其诚者也”，重在心诚。由此可知，此“慎”亦可以本义释之，不必训为“诚”。
《礼记·大学》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是说要“诚意”，不要“自欺”，所以君子必须要“慎其独也”，也就是说必须要珍重自己的良心。“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是说小人表里不一，纯属自欺欺人，因为“诚于中”者必“形于外”，“外”最终掩饰不了“中”，“中”是最根本的，是决定“外”的，所以“君子必慎其独也”，必须要珍重“中”，珍重“独”。其下文所谓“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也是强调“中”对于“外”的决定作用。至于“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也是“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之意，印证“诚于中”者必“形于外”，以支持珍重“中”、珍重“心”之说。
由上可知，不但郑玄以来解“慎独”为“谨慎独处”是错误的，王念孙以及今人据简帛《五行》篇解“慎独”之“慎”为“诚”，也不可信。传世文献也好，出土简帛也好，“慎独”之“慎”皆宜以本义“珍重”为解。
“慎独”说本义的揭破，关键是四步：一是以王栋、刘宗周为代表明代心学派，以心之主宰“意”解“独”，破除了郑玄“闲居”之误；以“诚意”释“慎独”，将汉、宋学者的修养功夫论上升为心学本体论。二是王念孙、凌廷堪的《礼器》与《大学》、《中庸》的“慎独”不当有二义说，开启了破解《大学》、《中庸》“慎独”之谜的大门。三是梁涛的简、帛《五行》与《大学》、《中庸》之“慎独”之义相同说，以两重证据法逼近了“慎独”的本义。四就是笔者的工作，释出了“慎独”之“慎”的本义，在王栋、刘宗周、王念孙、凌廷堪、梁涛研究的基础上，对有关“慎独”本义的问题作了一个比较妥善的解决。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王栋、刘宗周为代表的明代心学派的“慎独”说超越了汉儒郑玄、宋儒朱熹，发展了儒家传统的心性理论，是“慎独”学说的重大突破。因此，忽视明代心学振的建树，只目之以“空疏”，有欠客观。
而近年来关于“慎独”问题的讨论，也有一些教训值得吸取：一是固守成说，不敢承认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本文所揭示的客观事实，以郑玄、朱熹之是非为是非。二是提出新说忽视前贤的建树，对明清学者的成绩，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这反映出学术史训练及学术规范方面尚存欠缺，应当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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