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特征论文,渐进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1）01-0053-03
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改革，使中华大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避免了东欧式的社会动荡，使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研究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对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对中国二十一世纪的改革和发展，乃至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提供借鉴，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中国的改革，正确妥善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下，实现了体制的平稳转轨，其平稳过渡的操作特征体现了中国改革的渐进性质。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步扩展到城市。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在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就着重指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首先搞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调动占全国百分之八十人口的积极性。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经营方式上，由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的统一经营变为以家庭分散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经营方式。在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上，由原来单一的集体占有变为两权分离、公有和私有并存。在劳动方式上，由一家一户的分散劳动代替了原来生产队范围内的集中劳动。在分配方式上，由农户包干分配方式代替了合作社组织集中统一分配的模式。农村改革的成功进一步暴露出城市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对城市改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农村经济向商品化、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疏通城乡流通渠道，为不断增多的农村产品开拓市场；为帮助农村扩大副产品加工范围和加工深度，要求把农副产品的加工业由城市转到农村；农村的改革也要求充分发挥城市的领导作用，城市应真正成为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教育的中心，带动农村向新的目标发展。为适应农村改革的要求，在城市改革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从此以城市为重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了。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逐步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思路，开始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束缚，加强了市场调节的作用，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提出了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形式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在分配形式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此等等，都深刻体现了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
中国的改革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后推进国有经济体制的改革。在改革方法上，坚持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制企业的改革。非国有经济包括各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它们规模小、见效快、改起来比较容易，并且涉动面小，好调整。国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难度大，一直把对它的改革放在后面。当前，我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已见成效，但有待于进一步继续和深化。
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还表现在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后配套进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军事体制的改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经济制度和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这种改革必然要求上层建筑进行相应的改革，以便与之相适应。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如我国经济体制要求缩小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干预经济的程度，转变干预经济的单一行政手段，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下放权力、精简机构，克服官僚主义，并转变职能、改变工作方法等。正像邓小平同志说的：“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我国的政治体制主要指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它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必不可少的机构，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政治体制在各种体制中处于核心地位和保证作用。政治体制改革对其他体制改革具有支配和制约作用，政治体制改革搞不好，也会影响到其他体制的改革。正因如此，我国很重视政治体治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从横的方面看，它涉及党、国家、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改革；从纵的方面看，它包括中央、地方、基层三个层次的权力结构、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等方面的调整。改革就是要理顺各种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协调复杂的利益矛盾，涉及面广，牵动全局，这就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从而决定了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尽可能地平稳进行。
伴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教育、科技、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如调整科研系统的组织机构，正确处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推进科研和生产相结合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随着世界范围以知识产业迅速发展为标志的新产业革命的兴起，教育作为新产业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将成为各国在世界上生存发展以至争雄称霸的第一位战略产业。国之兴旺，教育为本。我国的教育事业面临严峻的考验，教育体制的改革任务极其艰巨，加之科技、教育、文化体制改革要配套进行，需要全党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精力的投入，这绝非是件易事，也非短期内实现，只能经历较长的发展过程。
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与经济、政治、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相适应，我国进行了军事体制改革。1985年6 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战略决策，标志着军队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军队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战斗力，建立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强的现代化精兵，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军队。
此外，中国改革的渐进性还体现在分阶段进行的过程中。回顾走过来的历程， 大体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91年，这是改革的逐步展开阶段。第二阶段是1992年到现在，这是改革的深化、攻坚阶段。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经过党的十四大，启动了改革向纵深发展。随着世纪的转换，中国改革将会沿着时间的轨迹向更高阶段发展。
二
科学的方法是社会主义改革成功的钥匙。中国在改革过程中所采用的科学方法论原则，体现了改革的渐进性特点。
（一）正确处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是人类发展到19世纪40年代的必然产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历史经验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为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提供获得解放的科学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这一真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成就都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一切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邓小平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1]但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也没有固定的模式。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但是，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正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二）正确自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的关系。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因此，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毫无疑义的，是绝不能动摇的。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关键是在坚持一个中心的基础上，处理好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有机地统一起来。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二者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这已在改革的曲折历程中形成人们的共识。尽管如此，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的、内在的统一，还需要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经历长期的、渐进性过程。
（三）正确处理传统观念的变革与继承的关系。所谓传统是由历史沿习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等。它是特定民族在历史活动中积累而成的稳定的社会因素，体现在劳动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并通过社会心理的影响得以世代相传。辩证地看问题，文化传统具有两重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不例外。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足以使一切炎黄子孙为之骄傲。我们的民族除具有勤劳、勇敢、质朴、善良的优秀品质外，还有反强暴、爱和平、重道义、贵信实、讲操守、尚礼让、崇气节、颂正直、赞团结、求真理等道德心理特征。但是，我们民族历史积淀中固有的传统也包含着许多封建性因素，如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思想；“重本抑末”的轻商思想；集权主义的政治观念；“清心寡欲”“无为而治”的行为观；“中庸”“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为富不仁”的贫富观；“知足者常乐”“不敢为天下先”的生活准则；迷信权威、崇拜偶像、绝对求同的信仰观；“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因循守旧观，论资排辈的等级观；“长官意志”的管理观，等等。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窒息着一切要求改革的创新精神，阻碍着改革和生产力的发展。在改革过程中，彻底清除封建传统积淀的任务十分艰巨，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民族传统的思想方式和心理习惯，比起人们的具体思想观点来，是一种更为稳定和更难改变的东西。
在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划清三大界限。一是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二是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三是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工作中缺乏经验而产生的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这就深刻阐明了变革与继承的关系。变革传统文化是新陈代谢、破旧立新的辩证统一。改革中要有破有立，要从实际出发，进行具体分析。摒弃旧传统，要着眼于提出和确立新的思想方式和新的风尚，使人们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这样才能破除长期束缚人们的旧传统观念。这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改革中要做到这一点，只能循序渐进，急于求成是办不到的。
（四）坚持系统论的原则。系统论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全面性、综合性，并把事物的各个要素看成是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结构。整体是结构的全貌，系统最本质的特征是整体性。系统作为整体，它的性质和功能不是各个要素的性质和功能的简单相加，也不能把整体的性质和功能还原于要素的性质和功能。系统的整体性要求我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要着眼于整体，追求系统整体的最佳效应。我国的改革是庞大的系统工程，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就是要调整其内在的不合理结构，使之更加合理，实现优化的整体结构，从而产生优化的整体效益。改革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按一定层次、一定结构构成改革的整体，它们有主有次、相互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对此，邓小平同志运用了系统方法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这里就有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与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变化的关系等问题。应根据诸领域或诸环节的内在联系和主客观条件成熟程度，有先有后、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我国在改革中分清轻重缓急，难易兼顾，按层次有步骤地进行，避免了一哄而起和过大的波动，使各方面的改革配套进行，取得了成功的经验。这也进一步体现了中国的改革渐进性的特点。
三
中国改革走渐进式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是由改革的性质和中国的国情决定的。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改革是在不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具体制度和体制的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础上的量变过程。中国的改革不是根本制度的变革，即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众所周知，量变是事物数量的增减以及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空间排列次序的变化，是一种渐进的、不显著的变化，体现了事物发展的连续性。人们通常所见之事物的统一、均势、相持、凝聚、平衡等都是事物在量变中呈现的状态。既然改革不是质变而是量变，不是显著变化而是不显著的变化，不是渐进过程的中断，而是处在渐进过程之中，这就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点。
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改革的渐进性。邓小平认为，我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的各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中国作为古老的国家，封建主义有几千年的影响，封建主义尽管作为政治制度被推翻，但封建主义残余根深蒂固，对改革有巨大滞阻力。比如，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体制，往往遇到自然经济中形成的“自给自足”、“小而全”、“万事不求人”的封建小农意识的影响；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往往会遇到“不患寡而患不均”、“抑富济贫”的小生产的平均主义思想的干扰；要实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精简机构，扩大企业自主权，往往会遇到家法观念、特权思想和家长作风的阻碍；要改革用人制度，实行任人唯贤，往往会遇到等级观念和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的家族观念等封建意识的抵触，等等。实践证明，不消除封建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心理状态等方面的陈腐观念，改革就不能顺利发展。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建立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观念，是贯穿整个改革过程的一项长期任务。
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我国目前的情况决定了完成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从而也决定了改革的渐进性。我国生产力水平落后，而且发展很不平衡，许多地方还是手工生产，劳动生产率低下。此外，不仅存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别，而且不同地区之间，特别是东西部之间存在着经济文化发展的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了我国改革起点低、跨度大、困难多。经济体制必须与一定经济水平和经济条件相联系，我们的改革不可能完全按照现代化市场经济的要求，一步到位，一举做到。规范化的控制和管理，只能逐步深化，逐渐走向更高层次。所以说，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也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渐进性。
中国的改革还要受人才、民族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目前缺乏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干部和管理人才。多年来，都已经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对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控制经济的运行，按价值规律办事，都比较生疏，所以改革的进度不能过快，步子不能迈得太大。我国科学技术比较落后，教育文化事业不发达，许多地方的辍学率在增加，文盲、半文盲人数还不少，随着就业问题的出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很大。从总体上讲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远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这种情况影响到对改革政策的认识和贯彻，加大了改革的难度，势必减缓改革的进程。
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这就决定了改革在不断探索中前进。邓小平曾对此作过深入分析，他指出，改革是一场伟大的试验，有些事情不可能一次完成，甚至有时还可能出现差错。这不要紧，只要我们勇于探索，而又细心谨慎，错误就可以随时得到纠正。还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还是要摸索前进。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新课题，史无前例，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借鉴，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吸取，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逐步摸索，循序渐进。特别是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各地情况不一，条件不同，文化积淀不同，这就决定了只能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勇于探索，注重试验，不断总结经验，使改革继续沿着渐进性道路不断向纵深发展。
[收稿日期]1999-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