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能超越什么和不能超越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探索和创造。这个探索和创造是我们的先人所没有做过的。这个伟大的探索和创造，既是一个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运动，更是从根本上具有创新特征地走出的一条新路。核心问题就是它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超越迄今许多国家经由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实现现代化的阶段，而努力探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说，它是旨在超越人类社会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经历的资本主义制度完整发展阶段，而又不超越人类社会达到高度文明所不能超越的现代化阶段。深刻而具体地认识和把握这个“有超越又有所不超越”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过去的成功和失误，我们现今的共识和争论，我们以后的发展和辉煌，我们今后还会遇到的曲折和考验，都大半源于在这个问题上的有没有、能不能实现透彻认识和恰当把握。
二、这是一个大题目，这是一个已经立题并有了基本提纲的大文章，这是一个正在撰写的大文章，这更是一个还需要从理论到实践进一步地推进的大文章。从总体思路而言，做好这篇大文章，首先就是一定要始终清醒地明确——
现代中国是在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上进行超越资本主义完整发展阶段伟大探索的
三、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明确社会主义方向，但又不是搞理想式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亿万中国人民所作出的历史性选择。这个选择，在20世纪的中国，是正确的、科学的选择。这是一个在对历史必然性深刻认识基础上的自觉选择，是一个伟大的造福人民的科学探索。
四、这就需要从根本上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举之新，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从所处的国内外条件出发，不使资本主义在中国继续自发地得到充分发展。不是经由资本主义完整发展来为社会主义准备充分条件之后再搞社会主义，而是经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走上发达的、“够格的”社会主义。这种超越，不是全部人类历史超越了整个资本主义阶段，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并且其中部分已经进入高度发达阶段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已然展示的情况下，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在资本主义有了一些发展但还处于不发达的阶段（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这是现代中国才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发展道路。
五、这种现实可能性是20世纪中国所处的国内外条件所决定的。因为20世纪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个历史发展总趋势不断地在理论与实践中凸现并为人们不断深刻地再认识的世纪；因为20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不断展开及其尽管一时有所缓解而无从根本解决的世纪；因为20世纪是社会主义经过成功和不成功的实践而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实质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世纪；因为20世纪是中国要再按资本主义道路一步步走下去不仅苦难重重而且困难重重的世纪；因为20世纪中国具备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条件的世纪；因为20世纪的中国经过自己的实践已经找到了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就是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超越资本主义的伟大探索是具备着实现的基本条件的，因而是一种科学的选择。
六、这种现实可能性是同19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问世和在实践中被人们经过不断的再认识而日益得到共识相关联的。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实践和对这个社会发展进程的认识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颠扑不破，之所以正确，之所以一定要实现并且一定会实现，就在于其科学地揭示了历史发展总趋势。在20世纪，社会主义目标之所以是科学而不是幻想，是因为它代表了人类社会所现实地已然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的现代化和社会化的要求。
七、这个历史发展总趋势，不仅由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深刻论证，而且经历了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和资本主义实践的检验，经历了20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检验。20世纪社会主义成功的实践和不成功的实践，20世纪资本主义的多次危机和它的被缓解、被推迟但无法根本解决的实践，都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这一点。凡是遵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并找到具体实现形式而付诸实践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就成功并大放异彩；而违背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而行事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就出现大大小小曲折乃至重大的倒退。从20世纪的资本主义实践来看，不仅本世纪前期资本主义世界的多次危机，无不显示社会主义呼之欲出的必然性；就是本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危机的缓解，也无一不是展示了其向社会主义的某些借鉴；而现实资本主义的状态，更是说明其根本矛盾的解决只能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进步性、合理性、优越性已在实践中不断地被证实和被人们认识。
八、20世纪的中国更是面对着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重困难。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实践的不成功，决定了中国人民抛弃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就是选择社会主义方向。中国20世纪的资本主义实践的不成功，既同官僚资产阶级的腐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有关；也同国际资本主义的压制有关；更同中国的国情有关。这不仅在本世纪的前期是如此，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更是明显地反应出来。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深刻地反思历史经验教训，从国内外的大环境来提出和思考这个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
从国内情况来说，邓小平指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那样，“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所以，“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因为“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8、229、158、361 页）因此，对中国人民负责，对世界人民负责，决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要坚定地干社会主义，但长期要干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邓小平还指出，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而言，中国也必须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能发展起来。这既是面对和平与发展这样主题的历史时代，可以利用国际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人才来发展自己，更是只有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可以顶住国际上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
九、正是这样，邓小平始终坚定地认为：“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对自己的发展充满信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321、 206页）这样的坚定信心就在于：在20世纪初期， 中国共产党人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认识世界资本主义中，明确社会主义方向的；20世纪前期，中国共产党人是在领导人民革命的斗争中，明确了自己已然担当起了领导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而在20世纪的后期，中国共产党人则更是经过了艰苦的探索，在多次的正反比较中，明确了长期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路的具体框架。
十、这个框架的科学性根本就在于：既明确了社会主义根本方向的不动摇，更弄清楚了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必须也只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是坚定地拒绝资本主义道路，坚定地超越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而在这个大前提下，则要始终明确——
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和形成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是不能超越的
十一、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要对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不移，对超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毫不动摇，更要明确必须牢牢抓住解决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和形成与完善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从而确保大力发展生产力任务的实现。不是说选择了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共产党人把握了搞社会主义的主动权之后，明确中心任务并解决好体制问题，就更重要，就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些问题上的不清醒，将使伟大的探索受挫乃至失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离开生产力发展去搞什么巩固社会主义，离开生产力水平去构思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经验教训的本质即在于斯。
十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句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这个唯物史观的真理是千真万确的。任何一个社会体制只要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不会灭亡。人为地企图取消是不会成功的，硬想使之灭亡，那就只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十三、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在是否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及与之相应的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方面的经验教训，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诚然，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一个完满的体制，不是“天堂”，更不会“万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考察中对市场经济缺陷的批判，并没有错。20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修正，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而市场经济体制作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社会化、现代化进程的体制，在实践过程中还显示着有很长的一个阶段的生命力，迄今还没有别的更合适的体制可以替代。（这不是说，在这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人们智慧的增长，不会出现新的体制。比如试想，在19世纪的时候，人们设想对市场经济可能实行国家宏观调控问题了么？！）而我们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主观企图替代其的实践，已经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人们可以设想在更进一步的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之后，一个更合理的、能够取代市场经济的、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更有利于人们利益满足和实现的经济体制将会出现。而在这之前，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是不会过时的。我们应当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把市场经济体制搞得更好一些。
十四、在是否采用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的时候，我们长期被“姓社姓资”所困。实践告诉我们，问题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明确：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搞社会化、现代化，这同资本主义搞社会化、现代化，在诸多体制的许多方面的确是存在“差不多”的问题，这个“差不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性，违背这个“共同性”，想去作同“差不多”对着干的试验，其结果是我们已经深刻体验到的。而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的思想，使我们有了新的视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不是绕开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走，而是使人类推进现代化所必需的体制有效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使之干得更好。
十五、采用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不是说这种体制十全十美，而是说绕不开。这就是一个尊重唯物论的问题。与此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有一种绕不开，那就是——
不能绕开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和旧制度遗留的祸害
十六、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完全地为人民谋利益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现代化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事业，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进程。没有现代化，就没有社会主义，更没有共产主义。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索，是为了不受资本主义之苦。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101 页）搞社会主义现代化由于可以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鉴，从而可以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努力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毛病。但是，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则是避不开的。这一方面是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是我们创新时所无法摆脱的历史包袱。
十七、从根本上说来，现代化是人类向大自然的进一步索取。这意味着自然平衡的改组。而正如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版第4 卷第383页）全部工业化、社会化、 现代化的进程中所不断地出现着的已经并将被人们认识的正负效应，不正是证明这一点么？！比如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方面的种种问题，已经一再警示我们；全球性的重视环境保护问题，表明了人们对自己祖先无知的悔悟。而实践告诉我们：由于客观事物矛盾的暴露有一个过程，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特定条件下的有限性，由于人们在进行某些决策时的主客观条件所限，更加上还有着某些利益的驱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的利益多元化，更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这一点）。我们实现同自然界的协调，形成尽可能的互补，需要长期的努力，而且也永远无法十全十美、尽善尽美。我们应当作最大有利的争取和尽可能降低祸害的努力。这是对我们毅力和智慧的考验。
十八、现代化进程也是社会重组的进程。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进步，必然在社会生活中出现许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进步。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普遍的。我们在收获大量的进步成果的同时，不能无视也无法摆脱现代化中所出现的许多“现代社会病”。资本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许多“社会病”包括吸毒、颓废、犯罪等等社会心理、生态等的变态和扭曲，不能仅仅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在我们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并将会再出现某些现象，也不能仅仅以为只是外来的影响。
十九、在这方面，需要少一些“本来不该发生”之类的感叹，而多一些超前性的预见，从而采取预防措施和为使之减少到可能最低限度作出尽可能的努力。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中，在这一类问题上既缺乏预见，更囿于私利而缺乏大力整治的决心。社会主义要干得比资本主义好，就在于预见和努力整治，使之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任务。
二十、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是应当牢记的。他这样说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585 页）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着长期封建主义社会所遗留给我们的遗产。这也是无法回避的。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出现许多具有封建色彩及其变种的东西，也是不足为怪的。所以，必需的态度是：准备同这些东西作长期的斗争。这就要少一些脱离实际的“灭此朝食”之类的“根除”的喧嚣，多一些“韧”的斗志，多一些具体的分析和有效的对策研究。
二十一、超越是历史发展的要求，而不能超越的东西也是历史地摆在我们的日程之上，这就要求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
对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长期保持清醒头脑，致力于把握“度·限·力”的结合方面下功夫，实现干得比资本主义现代化要好
二十二、把“超越”与“不超越”有机地统一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这是可能做到的，但更是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归根到底，这是中国和中国所处的世界的发展不平衡所决定的。这就需要解决好对不平衡的实际的充分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把握。这特别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依靠坚强的领导核心，善于驾驭局势，把握主动权。
二十三、当人们谈论在客观上存在的中国社会主义实现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的时候，理所当然地会对中国和苏联的改革的大相径庭的做法和后果，留下深刻的印象。个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在关键时刻，执政党的领导集体的眼力、勇气和智谋，不能不说是具有关键性的。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确是列宁所说的那样的“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151页）这是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的。 他们之所以达到“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是同这样一些影响因素相联系的：（1 ）他们是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许多重要成员和在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工作的主要骨干；（2 ）因而他们有长期斗争的锻炼，既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又有旺盛的斗志，更有着丰富的经验；（3）他们既有艰苦斗争夺取政权的体验， 更有历经“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对坚持党的领导有着不动摇的决心；（4 ）他们“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因此对正反经验教训体会很深刻；（5 ）因此，他们对干社会主义很坚定，对改革最坚决，更能审时度势地恰当把握；（6）他们在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中又有很高的威望， 有很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7 ）他们更是切身体会并能出以公心地积极实现新老交替，顺利地实现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等等。这是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就决定了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超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这样的完全正确的选择，得以搞成功，是一定可以搞成功的探索。
二十四、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一个伟大的探索要成功，既要有明确而坚定的目标，更要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不同阶段的具体目标和系统的方针政策。邓小平总结自己长期的实践体验，一再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这就是说：远大目标必须有，而具体阶段分解目标更是不可少。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明确了共产主义目标，但当新民主主义目标没有明确前就搞不成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有了主动权，但在明确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前，也还是搞不成功。现在，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长时期中不同阶段的具体分目标和与之相应的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否则，也是搞不成功的。
二十五、邓小平还不断地讲这样一个道理：“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140 页）在明确具体分阶段的目标时，力戒“急性病”是十分重要的。经验表明：关键是要做到适度。能够做到的，要尽力去做。而在一个具体阶段，任何的奋斗都是有限的，要明确这个“极限”，不能超过。这就是努力地去做应当做、做得了、能做好的事情，而不要去做不该做、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这不仅有前车之鉴，而且在今天也是需要时时警惕的。
二十六、在社会生活中，“极限”是又确定又不确定的，也就是具有相当的弹性的。这就需要提高执政党的驾驭局势的能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表明：能不能科学、准确地把握机遇、迎接挑战，能不能及时、恰当地把握进退、有序调整，能不能坚定、果断地坚持原则、毫不动摇，能不能冷静、清醒地策略灵活、主次分明，对于我们事业的成败关系极大。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实践表明，正如十五大所肯定的，“我们党具有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驾驭局势的能力”。这是我们不断前进的保障，将使我们在实现“超越”和“不超越”的相结合上不断地登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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