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省份农地资源价值量估算——基于对农地功能和价值分类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地论文,价值量论文,中国论文,价值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2-08-28
文章编号：1007-7588(2012)12-2224-10
1 引言
作为国民经济生产的第一生产资料，土地的配置效率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社会福利水平。农地除了提供食物、纤维、木材等实物性产品，还提供了开敞空间、景观、文化、生物多样性及养老、就业保险等非实物型产品，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福利[1]。
然而，传统经济学对农地价值的认识仅停留在单纯的经济产出价值上，而忽略了农地所具有的非市场价值[2]。因此，传统经济学估算的农地市场价值仅仅是农地资源目前的使用价值或经济产出效益，即传统价值理论中所指的价值部分，而不包括农地资源所具备的提供开敞空间、景观、维护生物多样性、保育环境和社会保障等所体现的价值。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用地需求与日俱增，农地资源保护工作面临严峻挑战，而对农地资源所具有的社会效用与生态效用的抛弃和忽视正是导致农地向城市过度流转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而造成巨大的社会、生态效益损失，最终导致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通过对我国农地资源的价值进行全面评估，定量地揭示出农地资源为社会提供的巨大外部效益，对于引导社会决策者更加关注土地利用的社会、生态目标和公共利益需要，提高全社会保护农地的积极性以强化农地城市流转的社会调控，以及对土地资源配置进行调控从而减少社会福利损失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 农地资源的价值构成与估算方法
2.1农地资源的价值构成
价值的源泉在于功能或效用，农地的功能可概括为三类[3]：
2.1.1农地的经济产出功能农地资源与人类劳动相结合产出了人类生存和生产所必需的食物和原料，不仅人类食物中的粮、油、蔬菜等食物产品靠农地资源供给，而且肉、蛋、奶、禽、鱼等农副产品也由农地资源转化而来。农地还是轻工业与建筑业原料主要来源地，如棉、麻、木、竹等，均来源于农地。
2.1.2农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农地及其中的生物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具有生态服务功能，包括生物多样性的产生与维持、气候调节、营养物质贮存与循环、土壤肥力的更新与维持、环境净化与有害有毒物质的降解、植物花粉的传播与种子的扩散、有害生物的控制、减轻自然灾害等许多方面。此外，农田系统可成为人们休闲、娱乐、文化、教育和科研场所[1]。
2.1.3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农地资源还在两个层次上发挥社会保障功能：在国家层次上提供食物安全，在农民层次上提供社会保障。在我国现阶段，农地是大多数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资源，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农地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农地的社会保障价值主要体现为：农业吸纳了我国农村大量的劳动力，缓和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维护了社会稳定；当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就业不稳定的时候，农地也为他们提供了退路和生存保障，农地还是农民养老的保证。因此，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作用巨大。
因此，就我国当前的需求来看，农地资源的功能可概括为经济产出功能、生态服务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而农地资源的价值是其功能的货币度量，农地价值包含农地经济产出价值、农地社会保障价值和农地生态服务价值。
2.2农地资源价值的估算方法
本文对农地资源的经济产出价值、生态服务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尝试用以下方法来分别加以评估：
对于经济产出功能，一般采用其市场价格来度量[3,4]，即用农地资源的年收益除以贴现率，年收益可从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数据算出。本文试图测算我国各省份农地资源1994年-2009年(16年)的经济效益，以观察长时期的动态变化状况，因此通过构建农业生产部门的C-D生产函数，计算出农业生产边际生产效益。并且由于效益总量与农地数量是一次性关系，边际效益等于总效益相对于数量的偏导数，平均效益等于总效益除以数量，所以，此时可将边际效益近似代替平均效益。
对于具有“外部性”的生态服务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一般采用非市场评估的方法，如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e Method，CVM)、旅游成本法(Travel Cost Method，TCV)和享乐定价法(Hedonic Price Method，HPM)[2，5]，但非市场评估结果很难纳入目前的市场价值体系。本文尝试用近似市场法来评估农地资源生态服务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2]：首先，为研究方便，本文直接采用Costanza 1997年对全球10种类型用地资源生态服务价值的权威研究成果来评估我国各省份的农地资源生态服务价值。其次，社会保障价值是农地提供的养老保险价值和就业保障价值之和。在此，特定义本文所研究的农地社会价值为农户层次上的社会保障，不考虑国家层次上的粮食安全。
为使所评估出的价值具有可比性，通过我国1994年-2009年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将所有价值量换算成2009年年价。
3 农地资源经济产出价值的估算[6]
运用C-D函数来模拟农业部门的生产过程，模型如下：
式中Y代表的是农业部门总收益；A代表技术贡献率；a、β、γ分别是资本投入K、劳动力投入L和土地投入Land在农业部门的生产弹性。
为满足统一口径，农业部门的总收益Y采用的是第一产业的GDP数值，资本投入K为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新增固定资产和城镇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之和(因为从这三种统计数据比较好获取第一产业的数值)，劳动力投入L为农业从业人员人数，其数据均来自各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1995年-2010年)。
为使得计算过程更加简便，并使回归结果更加具有规律性和代表性(取多样本的平均值，将有利于减少干扰因素)，现将我国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①②，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省；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1省区市。将公式(1)两边取对数，运用Eviews5.0软件中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对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1。
根据方程(1)，得到土地在农业部门的边际收益方程：
将表1的数据代入方程(2)，分别计算出我国各省市的农地边际收益(表2)。
4 农地资源生态服务价值的估算
本研究直接采用Costanza的研究成果[7]，即从其对全球10种类型用地资源的生态服务价值中选取了每单位林地、农田、草地、水面的生态效益(表3)。
我国国家气象局以喜热作物生长期(日平均气温≥10℃时期)中的积温、最冷月平均气温和极端最低气温为主要指标进行了中国气候区划，把我国划为温带、亚热带和热带三大带，每带中又划分为南、中、北三亚带。
根据我国各省份所处的气候带对林地资源进行划分，属于(边缘)热带的省份有海南，属于亚热带的省市有：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其余的省市属于温带。
农地的社会保障价值应该等于
之和，但由于中国农村的现实与本文前面的研究证明：农民对耕地的依赖程度与农民的非农收入水平成反向关系，而各地农民的非农收入水平差异明显。从三个经济带的情况来看，农村居民人均非农纯收入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收入较低的省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的地区性比较明显。因此，需要用当地农业人口人均非农业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值来对各地农地资源的社会保障价值进行修正，修正系数K的计算公式为：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1)由表4-表6的测算结果，得到我国1994年-2009年农地资源经济产出、生态服务与社会保障价值的变化状况。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农地资源的经济产出价值呈总体上升趋势，说明随着资金、技术投入的增加，农业经济产出也会增加，这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无明显规律，因为根据本文的计算方法，其变化仅取决于耕地、林地、水面、园地和牧草地面积在农地面积中的比例变化。可以预计的是：随着我国生态退耕政策的进一步贯彻和实施，林地、水面、草地面积在农地面积中比例增加，农地的生态服务价值将会出现增长的态势。社会保障价值也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逐年提高和人均农地面积的下降。
(2)根据表4-表6的测算结果，还可得到我国1994年-2009年农地经济生产价值、生态服务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的在农地总价值量中的百分比。
图2显示，1994年-2009年间，我国农地资源的社会保障价值与生态服务价值均远远大于农地的经济产出价值，这说明农地资源具有较低的经济效益和较高的社会与生态效益。农地的社会保障价值在农地总价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且其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这说明，1994年-2009年间我国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而农村社会保险体系远未发展起来，农民的社会保障只能依赖于土地，并且这种依赖性随着城乡差距的增长而扩大。
(3)从东、中、西部三大地区间的比较看(图3)，1994年-2009年农地规模按东、中、西依次递增，而农地三者功能的价值量却按东、中、西依次递减，说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更大。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出发，在保障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可赋予东部发达地区更多的建设占用耕地指标，以达到在占用较少耕地指标的情况下产生更多GDP的目的。图3显示，与之成对比的是，在农地面积最大的西部地区，其农地经济生产价值所占比例最小，而生态服务价值较大，说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应更注重于生态保护。中部地区则在农地利用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应更加注重于耕地保护。通过调整建设占用耕地指标的空间分配格局和耕地保护区域的空间分配格局将有利于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具体的做法是增加东部地区的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指标，同时将基本农田保护的空间格局调整到中部地区，并在西部地区大力实施国家的生态退耕政策。
(4)影响农地种植决策的关键因素是农地的直接生产价值，而影响农地非农转用决策的是农地的社会保障价值[8，9]；在现有的市场机制下，农地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中相当一部分具有外部性，被全社会所共享，却无法被市场交换体现出来，从而导致了农地保护的投入与收益不对称。如果能把农地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纳入到农地总价值中，就能从很大程度上扭转土地农用比较效益低下的局面。
(5)农地城市流转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的农业利用比较收益低下，因而不可避免地向效益较高的其他用途转换。但土地向非农用途转移，经济效益可能提高了，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损失最终将导致社会总福利的净损失。为了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合理评价土地非农化的机会成本，包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按照最优流转量来进行农地城市流转是缓解农地保护与经济增长矛盾、减少社会福利损失的唯一途径，即最优流转量的确定原则是农业部门的边际收益等于非农业部门的边际收益。
a.农地面积比例 b.经济生产价值比例 c.生态服务价值比例 d.社会保障价值比例
图3 1994年-2009年我国东、中、西农地面积、农地经济生产价值、生态服务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比例
Fig.3 Ratios of farmland,economic output value,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and social security value of eastern,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from 1994 to 2009
6.2讨论
(1)本文用农地的边际经济效益代替农地的平均经济产出价值，会导致测算结果偏低。然而，每一种测算方法都可能导致结果与实际的偏差，本文的研究目的重点在于观察农地经济产出、生态服务与社会保障价值量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间的相对变化，而不仅在于对这三种价值量的绝对值进行比较。因此，这种假设不会影响本文结论的得出。
(2)由于农地的三类功能密切相关，一种功能的丧失，会极大地影响其他功能，论文对农地总价值可看成是三类价值之和的假设可能导致计算结果的部分重叠。如在计算农地生态价值时，采用的Costanza研究结果中包含了食物的生产价值，但由于农地生态功能的范畴很大(食物生产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7]，因此本文计算的农地生态效益(表4)与农地经济效益(表5)可能有部分重叠，但不会影响本文对农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长期动态变化趋势的分析。
(3)农地社会保障价值的测算方法也只是探索性的研究，从表6的计算结果来看，用养老保险费法计算的农地社会保障价值偏高，这是由于本文假设农民的社会保障完全依赖于农地资源，但随着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安排的逐步完善，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能够由社会或政府提供而不是依赖于农地资源时，农地资源的社会保障价值将会下降[10]。
(4)农地的社会保障价值应该还包含有国家层面的食品安全保障价值，本文没有估算，如果将这一部分加以考虑的话，可以肯定的是：农地的社会保障价值在农地总价值中将占有更大的比例[11]。
注释：
①划分依据见http://baike.baidu.com/view/54348.htm;
②建设部综合财务司，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2004，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③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在此用人均耕地面积乘以1.4代替人均农地面积，数据从《中国土地年鉴》(1995年-1997年)和《中国国土资源年鉴》(1998年-2010年)中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