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恩怨——化作诗篇震寰宇——‘95获诺贝尔奖的爱尔兰诗人希尼导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尔兰论文,寰宇论文,诗篇论文,恩怨论文,诗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几回梦里是希尼
1992年，当沃尔考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我在《“第四世界”的大作家》一文中写道：“我曾认为V.S.纳波尔或谢默斯·希尼有可能获奖。”谈到将来谁有可能获奖时，我说：“欧洲作家中就剩下德国的格拉斯，爱尔兰的希尼和比利时的H·柯劳斯。 在德国格拉斯几乎与伯尔齐名；而爱尔兰诗人希尼也直追叶芝。H ·柯劳斯是佛兰芒语中最出色的作家。”（见《外国文学》1993年第1期）
1993年，当莫里森获奖的时候，我在《一个文学种类的诞生》中写道：“根据这一思路，早在10月7 日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宣布获奖消息之前，瑞典新闻界的观察家就看准了四个人：比利时的诗人和剧作家H·柯劳斯，他是现在用佛兰芒语写作的最出色的作家；希尼， 是最近几年来最有竞争力的爱尔兰诗人；北岛因为与诺贝尔委员会的马悦然教授关系密切，自八五年以来，常常被列为侯选人；还有艾·艾姆德·赛义德，一个出生于叙利亚的黎巴嫩诗人。
“这四位作家当中最著名的应当是爱尔兰诗人希尼。很年轻的时候，他出过一部小册子叫做《诗十一首》，后来在他二十七岁上出了一部很象样的《自然主义者之死》，诗集中不乏传统的口语诗作，但也有不少动人和惊人之处，其中的隐喻对诗人来说可谓天然去雕饰。这部诗集向人们预言，希尼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后来他陆续出版了《通向黑暗之门》、《在外过冬》、《北方》、《野外作业》等相当成功的诗集。对一个优秀的诗人来说，一般最好的创作时间只有十年左右，但希尼自六十年代以来却佳作叠出。诺贝尔文学奖特别愿意授给在青年时代发表过惊天动地的作品而中老年时又‘后继有诗’的作家。希尼今年五十四岁，我想他还有获奖的机会。”（载《外国文学》1994年第1期）
1994年当大江健三 郎获奖的时候，我在《大江西去》一文中写道：“欧洲作家中近年来呼声更高的还是比利时的柯劳斯和爱尔兰的希尼。但现在看来他们又一次失败了。”（载《外国文学》1995年第1期）
看来我是迷恋上希尼了，连做梦都想着希尼。记得七十年代一位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的委员曾说：“如果马尔克斯不能获奖的话，我死不瞑目。”后来马尔克斯果然在1982年获奖，这位委员终于可以瞑目，而我再也不用在“最近几年有哪几位作家可能获奖”的题目下，介绍希尼了。
1939年希尼（Seamus Heaney）出生于爱尔兰北部的莫斯畔， 这个小地方位于安垂姆郡（Antrim）和伦敦德莱郡（Londondery）之间，安垂姆郡曾因为很久以前吊死过一个名曰麦考莱的天主教徒名扬英伦，而伦敦德莱郡则是英国国教的堡垒，以后我们将会看到希尼出生在这样一个“几乎象丰鲁恼”似的地方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希尼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自己也干过一些农活，因此前几年中国人偶然介绍希尼时就说他“出生于劳动人民家庭，祖父挖泥炭，父亲种白薯”。他是九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据说小时候他对诗一窍不通，他曾回忆说：“我对词汇有一种困惑。诗歌是一处圣所，不是你披上衣服就可以随便走进去的那种地方，它对我来说有某种神圣和神秘的感觉……如果你在伊顿公学或任何地方小学，你会与诗无缘，我们身边没有美学。”
希尼六岁时进入阿那霍瑞地方小学。由于这些学校是英国政府出资创办的，所以学校里是正规的英国教育，学的是英国的语言、英国的历史、英国文化。但希尼又不可避免地受到爱尔兰文化的熏陶。这种矛盾表现在他十一岁时就能一首又一首地背诵拜伦和济慈的诗，但这是硬塞给爱尔兰学童的文化，而在日常生活中，如家庭聚会或亲戚来访，希尼常常被大人叫来背一首爱尔兰歌谣。后者使希尼的生活非常有趣。在学校和家庭之间，希尼似乎很难找到和解和办法。学校里莎士比亚、乔叟、华兹华斯、拜伦、阿诺德、弗罗斯特使他知道了英诗的伟大，但爱尔兰的根也使他终身难以忘怀，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希尼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才终于得到完善的解决。
这时爱尔兰硬是被英国人分为南北两处，希尼先是在德利的圣·克鲁勃学院读中学，在这里他学着用拉丁语写格律严整的六音步诗。进入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之后，他又对英语中的首韵诗发生了兴趣。1961年，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取得英语学士学位，不久与玛丽小姐结婚。他先是在一所中学里当了一年教师，正是在这时，他开始阅读帕特拉克·卡文纳、泰德·休斯等人的作品。卡文纳的《大饥饿》等反映爱尔兰生活的诗篇，使他看到了英国文学的传统与爱尔兰生活相结合的可能性，于是1963—1966年在圣·约瑟教育学院当讲师期间，他在贝尔法斯特的节日出版社出版了《诗十一首》。这是一本相当不成功因而被后来许多介绍希尼的人忽略了的小册子，但一年后的《自然主义者之死》使他一举成名。这成了希尼最主要的诗集之一。诗中从爱尔兰的农舍、草莓、葡萄到农民的播种与收割使他笔下的爱尔兰的田园牧歌一如哈代笔下的威塞克斯的农村风光。不过希尼不为田园牧歌而田园牧歌，他说：“我写诗/是为了认识自己，让黑暗发出回声。”
《自然主义者之死》的成功使他有幸来到母校任英国文学讲师，也使他获得了艾里克·乔治奖和霍姆德雷奖。两年后他与别人合出了诗集《韵律的空间》（Room to Rhyme），也就在这一年， 他获得了毛姆奖。
接着他连续出了两部诗集：《讷湖组诗》（ALoughNeaghSequence,1969），《通向黑暗之门》（Door into the Dark,1969）两部诗集中都时时浮现北爱尔兰的乡风野草。在《通向黑暗之门》中，诗人继续“挖掘”爱尔兰黑暗的土地，在这亘古未变的古老生活里，诗人仍然可以感觉到原始生命力的流动。《不法分子》就是这样一首看似赘琐但却有深厚功底的作品，作者没有极力赞美爱尔兰古老的遗风，而是在《铁匠铺》中说：“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一扇通向黑暗之门。”
一直到1972年，希尼都在母校贝尔法斯特任教。六十年代，英国新教徒在北爱尔兰大选中获胜，开始变本加厉地歧视天主教徒，1969 年4月，竟发生二十万天主教徒与警察搏斗的事件，1972年1 月的“血腥星期日”则使冲突达到高潮。希尼亲身经历了这一切，诗歌观念也开始转变：“从那一刻起，诗的问题便从简单地获取令人满意的文字图像转向寻求表现我们苦难的意象与象征。这便出现了一些符合天主教徒心理的作品：《黑夜行》（Night Drive: Poems,1970）、 《地》（Land,1971），似乎都没有《自然主义者之死》和《通向黑暗之门》成功。 直到1972年他的《在外过冬》（Wintering Out）的出版才使人相信希尼毕竟是希尼！他为此获得了戴尼斯·德维林纪念奖。在这部诗集中，诗人又开始从更深的层次“挖掘”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冲突的根源。正因为这样，他不愿意对一些表面的冲突表态。这招来许多天主教徒的议论。诗人无可奈何，便在1972年从贝尔法斯特迁到爱尔兰的威克洛郡，后来则定居都柏林。
稍微宁静的生活使他在服从现实生活和追求艺术至上之间做出了新的选择。 他的一些天才而优美的诗章不断地出现在后来的《北方》（North,1975）和《野外作业》（Field Work,1979）等诗集中。 应当说整个七十年代是希尼创作的峰巅，也是爱尔兰和英语诗歌的光辉灿烂的十年。
写到这里使我想起十多年前有位名曰布兹（Elisabeth B.Booz）的女士来云南大学讲学时写了一部《现代英国文学简介》，我依稀记得她在书中这样写道：英国诗坛（她认为英国诗歌当然是包括爱尔兰的）在二十年代有艾略特，三十年代有奥登，四十年代有迪伦·托马斯，五十年代有拉金，六十年代有休斯，而到了七十年代则没有任何诗人享此殊荣了。现在看来应当补上一句，七十年代有希尼。文章千古事，而认识一个作家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野外作业》之后，希尼有时在牛津大学讲学，有时则到伯克利或哈佛讲学。这一时期他发表了《朝圣岛》（Station Island,1984）和《山楂灯》（The Haw Lantern,1987）。 《朝圣岛》同样显示出诗人 对爱尔兰冲突的矛盾心境。最后乔伊斯出来劝诗人一心写作。《山楂灯》中的《泥泞的幻景》，诗人又回到爱尔兰沼泽，他反对利用这块土地做临时性的政治交易。进入八十年代他的诗作越来越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注目。因此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继叶芝之后爱尔兰最重要的诗人”。在此期间，他继1975年出版过一部《诗选》之后，刚刚又完成了一部新的《诗选》，这使人想到他已到了收获的季节，所以在圈子里经常有人议论希尼获得诺贝尔奖只是时间问题了。不过每每人们向他谈及此事时，他总是婉转地回避。
写诗之外，希尼还出版过《编辑》（Editor,1970）和《编辑， 探索之二）（Editor,Soundings 2,1974）。1980年他收集了他在1968年—1978 年间的散文、 随笔和文艺批评文章， 结成了一本《沉思》（Preoccupations,Selected Prose 1968—1978）。 这本书记载了诗人成长的道路，“当我的根和我阅读的东西交叉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成了一名诗人。”最近他收集了一下他在牛津和哈佛大学当诗歌教授（1989—1993）时的讲稿，名曰《诗补》（The Redress of Poetry）。 自奥登和格雷夫斯之后已没有人能象希尼这样讲得大受欢迎。
今年五十六岁的希尼是周游世界的“国际诗歌大使”，他一会儿在都柏林，面前是一片令人心慰的爱尔兰大海，一会儿又在哈佛大学，给学生们讲授修辞与写作。他的一生就是讲课，读书，写书，翻译。目前他在英语世界里被一些人认为是最著名的诗人，只有1992年获奖的沃尔考特和被布兹女士称为六十年执英国诗坛之牛耳的休斯可与他相比，他的名气在英美，特别是在爱尔兰已是妇孺皆知，有人形容说，当他走在都柏林大街上，没有一次不是要被别人拍上几张照片的。
从上面这些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希尼的获奖已是瓜熟蒂落。大约是每个诗人都有一种怀旧的情思，所以在秋天的日子里希尼与他的妻子玛丽来到荷马的故乡，正在这时10月5 日瑞典皇家学院公布了他获奖的消息，整整一个星期四他的孩子和消息灵通的记者都无法找到他，美国驻希腊大使J.K.史密斯曾邀请他在星期五参加一个晚会，也没见他参加。原来在这一天他给家打电话时他儿子向他说：“你听到了吗！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希尼答道：“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他儿子说：“没有。”
于是希尼便准备在星期六返回都柏林，因为爱尔兰总理约·布鲁顿在首都机场等着他呢！
二、曾几时，文学与政治结了缘
星期六晚上希尼到达都柏林机场之后马上被邀请到玛丽·罗宾逊总统的官邸去参加香槟酒会。英国《泰晤士报》则在第二天的星期日版上对此事做了详细的报道，紧接着美国《纽约时报》对此事也写了篇不短的文章。但仔细看这两篇文章，就会发现有一点蹊跷：美国人大谈希尼的获奖与爱尔兰的关系，而英国人则对此闭口不言，只是说：“其人也工诗，其诗也工，故获奖。”为什么英国人在爱尔兰问题上这样敏感呢？
往事越千年，凯撒挥鞭。
那时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上的居民都是凯尔特人。人种没有什么不同。罗马人的铁蹄踏过了西欧的每一块地方，就是没有到过爱尔兰，这使得两岛有了区别，后来两个岛上都信奉天主教，但在十二世纪英国的诺曼王朝却用刀剑夺取了爱尔兰岛，从此开始了在这块土地上的历时八百年的殖民统治。十六世纪大部分英格兰人已信奉了英国国教，他们大批大批地来到爱尔兰北部居住，而这里的爱尔兰人则依然信奉天主教，于是民族冲突与宗教矛盾，使北部爱尔兰几乎没有过上一天平安日子。
1801年，英国索性将爱尔兰这块殖民地并入英国。英国人在这里知敛不知养，曾有一次爱尔兰用以度日的马铃薯发生大面积病害，爱尔兰人本指望政府赈济，结果英国反倒从灾区运走大批粮食，致使一百五十万爱尔兰人活活饿死，为此许多人远走他乡。1841 年爱尔兰有人口817万，到1891年只剩下470万。 这应了一句被人们引用得几乎无法再引用的古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复仇组织相继诞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被打得精疲力尽，爱尔兰人迅速组织“义勇军”。英国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承认爱尔兰为“自由邦”，但北方六郡仍归英国。1948年爱尔兰南方二十六郡宣布退出英联邦，但北方六郡英国则紧抓不放。由此爱尔兰南北分治，爱尔兰的天空成了分裂的天空。
在北爱尔兰的一百五十万居民中，百分之六十的人信奉新教，百分之四十的信奉天主教。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后裔主张北爱尔兰脱离联合王国，回归爱尔兰共和国，而信奉新教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后裔则要靠拢英国本土。两股力量撕扯着北爱尔兰，爆炸、枪杀不断，鲜血流遍。
在这场斗争中，天主教徒一直被排斥，在政治、就业、住房等方面受到歧视。而希尼在他回到都柏林的当天就说：“我信奉天主教。”在谈到北爱尔兰两教的冲突时，希尼说：“一方不能强制另一方的个性，当然两教冲突的北爱尔兰有其自身的个性。”
知道了这些我们才能了解希尼其人，才能拿到解开希尼诗歌的钥匙：希尼是一个明显倾向爱尔兰和爱尔兰的天主教的人，并对一年前爱尔兰共和军的停火宣言赞不绝口：“这个国家一年前已有了一个新的气氛。因为它充满了新的活力而十分宝贵。我的北爱尔兰意识非常强烈，当然首先我是爱尔兰人。”
正是因为希尼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所以希尼童年时代的好友、对推动当前的和谈起了相当作用的天主教领导人休姆说：“我希望这项奖金是因为他的诗，而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倾向。”休姆今年被提名为和平奖候选人，休姆的落选则更可以看出希尼的获奖具有文学和政治双重色彩。
美国《时代》周刊认为，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在颁发文学奖时总是在寻找一种地理上的意义。目前北爱尔兰的和平谈判明显地影响了今年的遴选。希尼虽然有强烈的爱尔兰倾向，但他不喜欢暴力，更不喜欢战争，他喜欢和谈，所以在这种特殊时期，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希尼似乎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事实上，希尼对爱尔兰问题的反映多是引而不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诗歌是门槛而非道路。”
不过在观察生活中他总是会情不自禁地谴责英国政府。美国《新闻周刊》说他在1988年到伦敦接受一项英国奖金时，曾非常激烈地批评了撒切尔政府。那时爱尔兰共和军和英国军队开始了新一轮流血冲突，希尼认为，英国破坏了英——爱协议的精神。
《爱尔兰泰晤士报》则直截了当地说：“毫无疑问，许多地方都会议论，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在历史关键的一年里把奖金授给爱尔兰人是一种政治上的选择。”
的确，希尼的获奖在爱尔兰引起强烈反响，爱尔兰总理布鲁顿在机场就称赞希尼的获奖是北爱尔兰和平的象征。他当着许多记者的面拿着一本希尼讲演集让他签名。从10月5日晚上， 希尼就成了爱尔兰电视上的主角，而希尼也乐意在电视上白发长吟。希尼说，他支持天主教的观点，后来受到许多新教徒的指责。他自己认为，他是在七十年代前期由于受到新教徒准军事游击队的恐吓才离开北爱尔兰的。
做为一个带有强烈爱尔兰色彩的诗人，当别人问希尼在他继叶芝、萧伯纳和贝克特之后成为第四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何感想时，他说：“我与他们相比，自感是大山下的小山包，我只是向往他们。”
那么希尼究竟是靠诗歌还是靠政治观点获奖，这还要我们继续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一下其他作家，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当今世界文学要先看拉美。首先，略萨近年来仍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他今年大约是五十九岁，在国际上的名气并不在希尼之下，而瑞典人之所以将文学桂冠抛向希尼而非略萨，我想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几年前曾有一位拉美作家获奖，二是希尼比略萨带有更强的政治色彩。
不过，本世纪内至少会有一位拉美作家获奖大约是比较肯定的。这就使得墨西哥的富恩特斯、阿根廷的萨瓦托和巴西的亚马多在垂暮之年还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北美作家当中阿瑟·米勒、诺曼·梅勒、奥茨、厄普代克等人由于1993年莫里森的获奖可能要推迟，这可能也是他们今年无法与希尼竞争的原因之一。
欧洲作家当中旅居英国的V.S.纳波尔、德国的格拉斯和比利时的柯劳斯名气越来越大，他们没有获奖很可能是由于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认为希尼更迫切需要获奖，虽然他们的文学成就并不在希尼之下。孟子所谓：“知（智）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的人都聪明得很，他们知道，许多人都应当获奖，但希尼更具有“时效性”。
欧洲作家当中，莫拉维亚、昆德拉、萨罗特和格拉克等人，他们的作品早已得到世界的承认，他们多少有点象乔伊斯、劳伦斯、博尔赫斯、普鲁斯特、高尔基，这些人没有获奖也不会使他们逊色，而即使是获了奖，如罗素、邱吉尔等人，也不能使他们增色。
非洲作家当中尼日利亚的阿契贝和南非的富加德、布鲁塔斯，以及肯尼亚的西翁奥、塞内加尔的第薄、桑戈尔等越来越具有国际名气了。特别是阿契贝，笔者曾买到过他的一些英文书如《不再舒适》（NoLonger at Ease）、《上帝之箭》（Arrow of God）和诗集《当心黑人男子》（Beware Soul Brother）， 一次偶然碰到《土崩瓦解》（Thing s Fall Apart），当即买了下来，但仔细一看才知是用速写符号记的，我当时非常震惊，阿契贝的书普及得被印成各种符号了。阿契贝已多次成为候选人，今年虽然再次失败，但谁也不再否认，他有可能成为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三位非洲作家。
亚洲作家当中，拉什迪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相比之下，要比希尼重要得多，但他的作品都没有象希尼那样得到更多的赞誉。黎巴嫩的阿德尼斯会在将来的几年内有一些希望。至于印度的古马尔和韩国的金基河获奖的可能性还要在以上两位作家之后。日本作家在本世纪内是根本没有希望了。
这样就剩下中国作家了。由于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把每年候选人的情况要保密五十年，所以我们无法知道今年巴金是否被他们做为重点考虑对象，巴金今年九十一岁了，这使他最有可能获得而又最不可能获得这项殊荣。王蒙也是一位很有希望的作家。相比之下，北岛的政治色彩最浓厚。他在北欧有许多朋友，他1984年从英文翻译了一本《北欧诗选》，这使他在瑞典文学界越来越被人熟悉。他与乔伊斯、劳伦斯等人不同，就他本人来讲，他是一个非常需要诺贝尔文学奖来提高地位的诗人。文学本来就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呢。
三、欲说希尼好困惑
仔细看一看《自然主义者之死》中的诗篇对理解希尼诗歌的内容是相当重要的。这部诗集中的第一首诗《挖掘》，形象地表现了希尼从一个农家子变为一个诗人的过程。希尼的上一辈父老乡亲是很少有机会上学的，所以当他背着书包上学堂时，老人们总是笑着说：“笔杆子到底比锹把子轻啊。”诗中他的父亲在挖地，就象他的爷爷一样：
说真的，这老头子的巧劲，
就象他老头子使铁铲一样。
现在诗人没有象他的祖祖辈辈一样，而是：
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之间，
躺着一支粗壮的笔
我要用它去挖掘。
希尼这首描写农村生活的诗，既不同于苏格兰高地上的彭斯，也不同于坎伯兰湖区的华兹华斯，当然也不同于喜欢“林中驻马”的弗罗斯特。首先这是一首把农活描写得非常具体也非常逼真的写实诗；其次它的象征意味是，说明了爱尔兰一种历史的转变，现在他有了笔，但他仍然在挖掘。值得注意的是他手中的笔是“粗壮的”，所以就不易被折断，他要用它去挖掘爱尔兰土地上的感情世界。
这一挖，从《自然主义者之死》到《通向黑暗之门》，就在北爱尔兰的沼泽地上挖出许多传世的诗篇，如《搅乳日》、《饮水》、《不法分子》、《跟随者》、《阳光》，和著名的《自然主义者之死》。这些诗以独特的笔法描写了北爱尔兰的乡土，其中《跟随者》从另一个场面丰富了《挖掘》中的主题。《搅乳日》则是从一个儿童的眼睛里看到的大人们把牛奶搅拌成奶油的过程。《不法分子》曾令许多人认为希尼的诗有些赘琐、庸俗，其实这首诗无处不飘荡着爱尔兰朴实的民风。诗中写的是农村母牛的配种，养公牛的老克利后来说：“要不行，再带她回来，”这是一种厚道与认真，与唯利是图的城市商贾有天壤之别。
接下来我们看《自然主义者之死》这首诗。诗中追忆了童年对青蛙与蝌蚪的喜爱：
最妙的还是堰荫里
粘乎乎水一样滋生着的
暖暖厚厚的蛙卵。每春
我都要在家中的窗台上，学校
的书架上摆满肥肉冻，等待着
这些渐渐发胖的小圆点突然
变成活泼游动的小蝌蚪。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当诗人再次看到成熟的青蛙时，就不可爱了。它们挺着大肚皮，粗劣地叫着，扑通叭哒地走着，象泥巴弹一样放着屁，于是诗人感到一阵恶心，在猥亵的恫吓中，转身走开了。这首诗有极大的象征意义，蝌蚪可以想象为人类的童年，而青蛙则是成熟的人类。
蝌蚪是可爱的，非常巧合的是，中国曾有一位诗人也叫蝌蚪，是著名朦胧诗人江河的妻子，但在1987年3月自杀了。 此事若用郢书燕说的方式（未必没有道理）就是蝌蚪是不能长大的，长大了就等于死亡。在希尼的诗中，自然主义者就这样死亡了。
《阳光》一诗可以使人联想到狄更生的《午后》，一开始一种骄阳似火而令人感到懒倦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大地。强烈的阳光照进水中成了浓浓的黄金，但希尼不是一个描写纯粹自然景物的诗人，他总是用若隐若现的手法表现北爱尔兰的人民与不稳定的政局，所以在诗的最后他笔锋一转，说：
这就是爱
象白铁匠的煤勺子
失去了光彩
掉进了装食物的箱子
爱是美丽的、鲜艳的，而现在成了煤勺子。
希尼直接写爱尔兰与英国的民族冲突和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宗教冲突的诗在《走过冬天》和《北方》中也有体现。这构成了希尼诗中的第二个重要内容。《警察来访》就是一首典型的隐喻：警察穿着“法律的皮靴”来查帐，“我”注视着他那发亮的手枪皮套，父亲故意漏报一块萝卜地，“我”默默地想着黑牢的样子。后来警察走了，看了“我”这个未来的抗英枪手几眼。这是一幅充满敌意的特写画，没有寒喧，而只有欺骗和恐吓。
在《在外过冬》和《北方》中，诗人开始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探索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冲突的根源。就象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探索经济规律是最深刻的分析（较之从资源配置和机制的角度）一样，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探索政治形势也是最深刻的分析。《在外过冬》中的《阿那霍瑞什》、《图姆》、《布罗阿厄》从方言地名的角度探讨了宗派对立的根源。《北方》中《安泰》、《赫克勒斯与安泰》暗示了英国殖民者必然要失败的结局，因为安泰离了土地就没有力量，而英国人的入侵则是离开了土地。在这部诗集中，希尼天主教徒的立场被从另外一个角度表现出来，这使许多爱尔兰人拍手称快，但在最后一首《暴露》中诗人表达了自己的隐痛：
我不是拘留犯，也不是告密者，
只是一个内心流亡者，长头发，
爱思索，一个绿林流寇，
自大屠杀中逃脱。
这说明希尼开始逃避政治。事实上几年前从北爱尔兰迁到都柏林时，希尼就成了有争议的人物，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对爱尔兰特别是北爱尔兰父老乡亲的背叛。所以他这种逃避的态度，使我们想到“国无人，莫吾知兮，我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时诗人在重新思考艺术家的责任和诗的功用。他得出的结论大约是：
佞骨不知何处朽，
龙舟岁岁吊沧浪。
所以在他的《野外作业》中，显示了艺术至上的原则。这一时期虽然有《伤亡者》这样的描写失业工人在小酒店被炸死的诗篇，但《野外作业》的第一篇《牡蛎》就暗示了诗人不再受历史的限制，而要追求艺术的独立。诗集中的十首《格兰莫尔十四行诗》把远古的意象与自己的艺术追求结合起来。虽然这种结合是痛苦而短暂的：
你带着蓄意的亲吻而来，为要
把我们引向那美丽而痛苦的
肉体的缔结；我们的分离；
我们露湿的睡梦中脸上的小憩。
这样说诗似乎把希尼说得有点玄了。但如果我们以中国当代文坛来做比较就容易理解，几十年来当代的中国作家很少有人能把远古的意象和自己的艺术追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包括老一辈的郭沫若、矛盾、巴金、老舍等人，也包括稍晚一点的丁玲、艾青、臧克家等人（当然这并不贬低他们以前的作品），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去比较一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静静的顿河）。不过这种局面被新近的一些作家打破了，马建、刘恒等人首开先河，最近有位青海的作家叫杨志军，他发表了一系列“荒原小说”，在我看来与希尼《野外作业》里的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位作者在超越历史、政治和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心理不平衡方面都达到了非常成熟的程度。杨志军与诺贝尔文学奖现在看来当然还没有丝毫的关系，但最悲观的估计，杨志军至少是一位不被当代人称之为伟大的伟大作家。
那么《野外作业》究竟还有什么神奇呢？这突出地表现在这部诗集中的一些“类似”爱情诗的篇章上。《野外作业》是一首“我”与“林中仙子”相结合而最后达到完美的四节诗。在第一节里，“我伫立望着你”，“闻见从我们之间穿过的/火车的煤烟味”；在第二节里， “我们的月亮小而遥远，……横越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浩淼”；在第三节里，
在一个静静的角落，
撑靠在那嵌着卵石的墙壁上，
眼睛和嘴巴都沉重地垂向大地的
向日葵，梦想着褐色。
第四节里，
泥土
化开，给你的
手背染上
一个胎记——
我褐色的人儿
你有了污点，有污点
才是完善。
在这首诗中，希尼早已不同于“美就是真，真就是美”时代的诗人，人们的审美观念已发生了转变，因此希尼的诗中也存在着一种“多元唤起”，象屈原诗歌里的香草美人，谁能说这一定就是一首爱情诗呢？这种不确定性，还因为希尼诗中常常使用前人从不使用或读者根本意想不到的象征物而增加。如《水獭》就是写他亲爱的妻子：“我爱你湿漉漉的脑袋和活泼的泳姿，/你优美的脊背和双肩/从水里浮出，”这种比喻是前无古人的。希尼对北爱尔兰有强烈的感情，而对英国又有强烈的反感，他总是能找到最隐蔽的方法来表达这种感情，这给后来解释希尼的诗带来一定困难，但大约正是《野外作来》以及后来的《朝圣岛》和《山楂灯》里的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历史、民族、宗教上的不平衡的诗篇，才为希尼的获奖铺平了道路。
最近看到台湾的一本书叫《模糊的线》，认为许多线是人为划定的，比如印刷术与电子技术之间的区别有时就没有必要，电脑打字是属于印刷术还是电子技术呢？模糊学告诉我们有些界线仅仅是为了处理事情上的方便、因此把诗歌的内容与诗艺分开可能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上最愚蠢的作法。但为了事情的方便人们往往喜欢“一分为二哲学”。
希尼的诗艺，就总体来说，既不同于现代派五光十色的风格，也不同于浪漫派直表胸臆的哲学。他喜欢从诗歌自身下功夫，并且引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诗来做为自己的座右铭：“我们的诗是从孕育它的肉体上渗出的浆汁”。在谈到诗歌的技巧时，他说：“我对技巧的定义是：它不仅取决于诗人的语言方式，韵律设计，以及词章结构，同时也取决于诗人的生活态度，取决于诗人的自身现实。”所以希尼的诗不同于英国诗坛上流行的运动派、乔治派，而是坚持“真诗”意义上的自我特色。当然希尼对诗的形式是非常注意的。1976年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他说：“风格是用来伤害对手和下达命令的工具。”希尼以美国诗友罗伯特·洛厄尔的《鱼网》一诗为例，说明诗艺的重要性：
诗行的钢铁框架使诗篇坠入自我陶醉，它不是一篇言词，而是一种精心制成的形式，也是一种故意发出的声音，一开始象音叉那样甜美，而结束时则只听见一下下猛烈的撞击，象是有人在毫不客气地猛叩门上的铁环。此诗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它在千方百计地向一个形式行进——理解了这一点就会使我们不只注意它表面上所作的“无能为力”的宣告，而还注意到洛厄尔对于诗艺所给他的职责的内在信任。我们看出了这点也就受到作者所作承诺的鼓励，并在这种承诺里听到了权威的声音。
在实践上，希尼诗歌的特色基本上是四个字：质朴、新颖。这似乎有点矛盾，其实这四个字可以这样理解，质朴是指他不象现代派那样标新立异，新颖是指他的诗歌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不落俗套。这表现在他的诗歌韵律上，一方面是不废传统的诗体，有时采用从英雄双韵体来的对偶句，如《脚手架》，有时采用abab韵的四行体，如《个人的诗泉》，节奏上则有五步抑扬格。另一方面他又写有自己特色的自由体，这类诗在他的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在诗歌的语言上，希尼力求简约、质朴而又富有弹性。例如在《挖掘》中就没有铺张华丽的语言，而是选取独特的两个视角，一个是他父亲挖掘时“臀部/弯下去，”， 一个是他爷爷挖掘时喝牛奶的动作：“他直起腰喝了，马上又干开了。”两个劳动者的形象跃然纸上。
音韵上希尼也有一番讲究，如在《挖掘》一诗中希尼抛开了传统的韵律，而是采用了许多象声词来增强效果，诗中thumb、gun、rump 、 lug等词中的〔Λ〕音，可使人联想到挖掘时有力而响亮的节奏。 这一点在《搅乳日》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诗中希尼调动了读者的几乎所有的感官，让读者随着诗中小孩看到、听到、闻到和感觉到的一切而体验牛奶搅拌成奶油的过程。特别是在音义的结合上，更见作者的匠心。在诗的一开头，作者使用的〔k〕、〔g〕、〔t〕、〔d〕、〔p〕、〔b〕爆破音较多，正好与“陶制炸弹”这个比喻相辅相成。同时在另外一些象声词的应用上，如“噼噼叭叭”（pat and slap），“被鞭打的厨房地上”（flogged kitchen floor）等句子都使音义达到了很好的结合 。中国先秦时代的书、音和义都是结合得很紧的，很多情况下知道了音也就知道了义。希尼的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于希尼诗歌的语言，以前人们很少谈及的是，他善于使用许多双关词。单是题目就要人思索一番，如Limbo一词可作监狱、 忘却中间地带解译，又可解为林勃舞。如Bogland一词， 很容易使人理解为沼泽地，事实上我们也有人译为沼泽地，但它另外一个意思是爱尔兰。诗句中的例子就更多了。这种语言上的歧义，往往可以产生一种模糊美学的效果，中国古代诗中是常见的。
语言之外，希尼诗歌中的意象也常常叫人拍案称绝。《爱尔兰》（Bogland）一诗对爱尔兰沼泽地的描写可称空前绝后。诗的一开始， 诗人就想到“将巨日切下一半”的草原，而在第二节又由山间的湖泊想到巨人的独眼。前者在诗品上属于浑雄的范畴，使人想到“长河落日圆”，想到《红楼梦》香菱所说的：“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情有理的。”在诗的最后，他说：
沼泽洞可能是大西洋的渗漏，
湿漉漉的中间是无底洞。
不少评论家认为，这是一种象征性器官的意象。其实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认为这就是性器官的描写，倒是令人想起人们对英国著名的雕塑家亨利·摩尔的孔洞的解释。摩尔雕塑中的孔洞被许多人认为是性器官，但也象征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洞穴。同样，希尼诗中的“湿漉漉的中间”不正是可以象征爱尔兰沼泽地上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爱尔兰人的子宫吗？希尼的意象是前无古人的。
希尼认为，诗歌应该给人以快感，应该给人以惊喜，至少是小小的惊喜。在这点上他完美地达到了自己的诗歌理想。他在诗歌中想达到三个目的：一是表现爱尔兰人的情感，二是追求艺术至上，三是不要英国人甚至不要爱尔兰人知道自己是为政治而写诗。他也同时达到了这三个目的。也就是说，他把爱尔兰对英国的千年恩怨，用“怨而不怒——即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了，而且是这样令人不知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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