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的社会性功能及其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性功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一命题的形成不是外在因素的强加，而是中国自身历史运动内在逻辑的使然。正是这一内在逻辑，使中国政治发展呈现出不同于他国的独特面貌，“在中国的政治逻辑中，政党建设和发展，不仅关系到党自身，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建设，关系到中国民主的前途和命运。党建自然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①因此，“要考察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而不考察中国共产党变革它的努力的来龙去脉，则是毫无意义的”。② 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主线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仅关乎政党建设自身，而且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在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承载着统领全局的历史使命。现代政党理论认为，从政党应然属性出发，可以将政党的功能作简单性的两分，一为行政性功能，二为社会性功能。前者表现为政党执掌公共权力的能力，主要指制定法律和法规、构建制度和机制、运用暴力与强制等能力；后者指政党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主要指思想意识感召、沟通社会组织、动员民众力量、协调多样利益和劝解社会矛盾等能力。③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在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党建思路：一种思路是延续革命党时期的惯性，通过执政党掌握国家公共权力的优势，有效运用行政手段，进而达到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另一种思路则是超越革命党的惯性思维，充分激活执政党与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从而发挥政党撬动社会的“杠杆”效应，借此促进社会经济资源的自我优化。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后一种思路更贴近新时期党建的要求。在当前的党建思想和工作实践中，我们对中央所强调的“改善党的领导”的理解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这主要体现在过于关注执政党行政性功能的调整，缺乏对其社会性功能的深入探讨。因此本文试图对当前执政党建设中社会性功能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分析。 一、执政党社会性功能建构的社会历史背景 转型期中国的最大国情莫过于“总体性社会”的瓦解，新兴社会要素的日益发展。基于这一国情，执政党必须改变原有的单纯利用行政性手段控制社会的模式，尝试运用政党的社会性功能直接介入社会，以增强自身调控社会、影响社会的能力。实际上，党的社会性功能曾是我党的建党优势和立身之本。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党的社会性功能在新时期的重建，不如说是加强和发挥我党已有的社会性功能。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实现最终胜利与其社会性功能的发挥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两项基本任务，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两项任务得以基本实现，而党的社会性功能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社会性功能的勃发时期。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中国自鸦片战争后被迫卷入到现代化的潮流中，面临着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清政府变法运动失败后，在义和团和外国侵略势力的双面夹击下崩溃瓦解，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社会失序的乱象，使人们认识到重建现代国家及政党的重要性。现代国家及政党是推动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只有通过现代国家及政党——一个强大的政治权威——对传统社会结构与权力体制进行改造，改变一片散沙的局面，才能实现社会的重新整合。正如邹谠所指出的：“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个领域的组织与制度，才能解决问题，克服全面危机”。④因此，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运用西方政党组织的方式，通过观念设计、制度供给和激发社会动力给国家建构以全方位的支持力量。⑤ 于是，“以党建国”的道路成为各方政治力量不约而同的选择。国民党由于受其“政党建设”一党私欲的局限，在政治实践中忽略了发展政党的社会性功能，使其无法达成社会整合的最终目标。有学者分析，“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一个低制度化的权威主义城市性政权，它与中国传统社会旧式精英的天然联系以及与列强的依附性关系使其不能亦不愿唤起民众，它严重缺乏广泛动员的能力和愿望。因此在中心国家与边陲社会之间便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缝隙。这对于‘落草’于这些缝隙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红色割据政权来说，广泛的大众动员则成为其‘生命线’”。⑥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出于偶然。中国共产党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表现出旺盛的活力。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长期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最终才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例如，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与广大群众密切联系，广泛倾听民众意见，回应民众要求。党的口号、主张与民众的实际生活紧密联系，因而受到广大民众的自觉拥护与执行。另外，共产党还通过民主投票实现了基层对边区政府事务的参与，建立了农民与各阶层的联盟，并把边区人民组织起来形成各种参与网络。⑦正是通过这些社会性活动，党组织建立起了与广大民众有机的、不可割裂的联系，并审时度势地吸纳和联合了各种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深入改造了地方基层社会，农民获得了以前未曾有过的组织自治。到20世纪40年代，这一系列做法被总结为“群众运动”、“群众路线”并写到七大文献中，成为党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执掌公共权力的行政性功能得到充分发展，但社会性功能并未得到同步性的强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追求国家权力”即重构现代化新权威基础运动的结束，一个以“追求国家财富”为目标的现代化经济建设新时期的开启。亨廷顿认为：“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⑧作为一个工业基础薄弱、资源匮乏、人口规模超大的国度，通过实施政党调控下的赶超型现代化战略成为新中国的必然选择。 为推行赶超型战略，在经济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以集中统一为核心特征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也在此基础上同步形成；在政治上则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形成了民主集中的政治体制。为保证赶超型战略得到切实贯彻，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中开始了重新组织化的工作。在城市，通过居委会制度从人口流动的角度对散居在里弄和胡同中的居民进行管理，通过单位制度从生活群体的角度对编入企事业单位组织的职工进行管理。在农村，通过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制度，以逐步消灭农业小生产方式为目标，以集体形式对个体农民实行组织化管理。凭借在革命年代中对农村卓有成效的动员，加上土改后农村阶级关系的重新确立，拥有巨大威信的共产党保证了集体化进程的顺利进行。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广大党员所形成的包括党员网络、党员干部网络、基层组织网络、地方网络在内的庞大组织系统，有效地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至每一个社会成员；同时，整个社会也就因此形成一个整体，并直接接受党的逐级领导。由此，党领导国家、国家主导社会，党通过国家或自身组织主导社会关系的格局开始形成。在这种纵向格局下，只要党加强控制，就能迅速积聚力量，从而拥有绝对权力。⑨这种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党与社会的关系格局，保证了党和国家在资源聚集、社会调控、管制整合、合法化论证等方面具有前所未有的强大能力，从而可以倾举国之力来达到快速工业化的目的。这种物质资源短缺条件下的“赶超”战略不可避免地要诉诸人的主观意志，因而需要以革命理想主义来激发和维持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这样，民众最大限度参与的革命式现代化模式就出现了。不可否认，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民众潜藏的政治能力和政治创造性，可称得上是一场广泛深入的国民政治训练，在形式上也带有浓厚的“社会力量”色彩，在镇反、土改以及“一化三改造”的过程中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后来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形式体现的大民主仍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且是不依据法律制度运作的民主。⑩因此，在计划体制下，党整合社会的努力以及依靠群众贯彻政策的机制，本质上仍然是借助行政力量的政治动员过程，是为争取群众对政府政策的支持，这与政党的社会性功能建构具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个重大的举措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由此催生了一个相对独立、相对自主的社会。面对这种新环境和新挑战，我党的社会性功能逐渐复苏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为让党从政府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加强党的建设，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党的十三大报告更是指出党政不分使党处于行政工作第一线，容易成为矛盾的一个方面甚至处在矛盾的焦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才能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新时期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要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由此可见，新时期的党建改革，一方面要正确处理党同各级国家机关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要恢复与强化党与社会的联系，巩固党的社会基础。后者主要针对的是日益滋生的官僚主义现象。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对官僚主义有一个形象的描述，“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11)邓小平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12)。因此，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就是要重建党与民众的鱼水联系。 毋庸讳言，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一些党组织特别是与民众利益关系密切的基层党组织因承担过多的行政事务而造成自身社会性功能的萎缩与退化，而且习惯于利用行政手段处理与社会各类人群的关系，获取人民群众认同的愿望和能力有所下降。而一个政党组织如果脱离其“原始生存状态”，趋向官僚化(国家化)而不会做或不屑做社会工作，政党就会走向异变和衰亡。(13)早在1956年，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就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14)据中组部在全国范围的一次调研显示，新时期党群关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党群干群之间的思想隔阂不断加深；党群干群矛盾日益复杂化；党群干群利益矛盾逐步凸显；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向心力有所下降；不同社会群体的群众对党的感情差异较大；党组织对部分新领域新阶层的群众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不足。(15)“对于执政党而言，如果说党政分开的改革是要求它有步骤地去除‘政府性’，那么从中国社会发展角度进行的社会体制的不断重建，就是要求它不断增强其‘社会性’。”(16)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并强调其核心就是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此，恢复和重建党的社会性功能，对于亟待改善与新型社会的领导关系从而增强执政能力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至关重要。 二、党内民主与执政党社会性功能的建构 如前文所述，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性功能与行政性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明显差异。从政党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由于政党执政或在野决定了这两种功能的权重搭配不同。执政党偏重对行政性功能的依赖，而在野党则往往不得不偏重其社会性功能。中国共产党是目前具有长期执政能力的唯一政党，其对社会性功能的重视，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作为一个具有自我革新能力的政党的自觉。因此需要追问的是，保持这种自觉的可持续动力是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党内民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我国特有的政党制度。这一政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合作而非竞争。在这种非竞争的政党体制下，党内民主是保持党内活力的根本途径。中国共产党作为非竞争型政党体制下的唯一执政党，如果其自身的建设仅仅基于政党理想信念的自觉，不仅难以持久，而且其结果也具有不确定性，存在功能退化、丧失生机活力的可能。因此，必须通过完备有效的党内民主制度才能将激发政党活力与功能的外在动力转化为自觉的内在要求。但党内民主的功用还远不止于促进政党自身肌体的健康和自身活力的增强，更在于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以民主的方式整合国家资源。这是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可行途径。按照党政治报告中的表述就是，“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的坚强团结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17)党内民主问题之所以如此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一是因为发展人民民主是共产党执政的本质要求，而党内民主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无疑是发展人民民主最有效的纲领性环节；二是由于在全球性政治民主化浪潮的背景下，中国执政党必须既顺应时代潮流，又不照搬别国模式，积极有效地推进我国的政治民主建设；三是吸取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以及一些大党、老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的历史教训。坦率地说，党内民主原本就是现代政党的应有内涵，而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如此突出党内民主问题，是由中国特有的政治发展过程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社会再组织化的过程中，所谓的社会职能已完全由“单位”所取代，实际上是全由国家包办，社会有其名而无其实。因此，在中国社会“空壳化”的状态下，执政党便通过政府来实现社会的组织和运作。在此情形下，政党行政性功能的增强而社会性功能的衰弱就不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健康发育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1992年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富有效率的社会机制的构建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一个独立发展的社会不仅具有协调均衡的经济发展价值，而且具备社会主义的目标价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使得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成为当下中国现代化问题的重中之重。可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历史。然而，与此同时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执政党、参政党等不仅要关注过去熟悉的国家体制，还要关注日益发展变化了的社会。 因此，党内民主问题的提出，既是党建设发展的需要，更与我国现代化实践的特殊路径有关，其实质是执政党自觉地应对社会结构变化的组织调整活动。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决定了党内民主相对人民民主的先导性。因此，以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等为重点的党内民主建设，体现了现代政党活动中“社会性”秩序的要求，这不仅会促进执政党有效运用行政调控手段，而且也有利于党进行社会动员。 因此，“党内民主”既可看作执政党完善自我机能的重要举措，更可视为执政党对社会性功能建构问题的回应。从价值层面看，执政党社会性功能的建构是一个政党完善机能的赋值过程，这个过程必须立足于一个可生长的党内基础。而以平等、参与、公开为特征的党内民主，其价值目标正是依靠党内民主这一力量不断赋予执政党生命活力。执政党建设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但“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18)，究竟应该如何行使它的领导作用呢？其要义就是领导人民并与人民一起用民主的方式，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自由全面发展，从而充分体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完全统一。由此可见，党内民主与党的社会性功能建构之间存在着价值统一性。党内民主承担着执政党建设的基础性功用，是党的肌体健康成长的土壤，党的社会性功能则是这片土壤中结出的果实，它可以进一步增加党的领导能力，提高政党应对现代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 从目标层面看，党内民主的目标是双重的，不仅关乎执政党自身，更关乎对人民民主和社会和谐的带动作用。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再次强调，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发展党内民主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战略举措；六中全会又提出“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没有党内民主就没有党内和谐”。十七大报告对此又作了完整的阐释。十八大报告更是重申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一论断，并确立了以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为重点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思路。这一系列党的报告不仅指出党内民主之于执政党自身的价值，而且还指出了其与人民民主和社会建设的密切关系。党的社会性功能及其作用的充分发挥，不仅取决于党内民主氛围，更依赖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形成。换句话说，党内民主属于组织内部的民主，党的社会性功能正是将组织内部的民主引向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重要工具。 从制度层面看，党内民主试图建立“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民主执政制度，这也是要通过发挥党的社会性功能而实现。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思路，党内民主才成为提高执政能力的纲领性环节。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关于坚持民主执政若干问题的调研报告》中的解释，“为人民执政”是民主执政的本质特征，“靠人民执政”是基础和动力，“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根本目的，实现途径就是“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19)其中，“靠人民执政”明确为民主执政的制度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党的社会性功能才有了发挥作用的规范和空间。正是党的社会性功能使“靠人民执政”的理念制度化、政策化、现实化，从而将党内民主这一看似政党内部治理的主题，引申至政党领导国家与社会的宏大视野中去。 从过程层面看，党的社会性功能所强调的价值感召、利益激励、思想动员、说服劝导等手段，与党内民主建设要克服的党的组织机构科层化(官僚化)倾向具有异曲同工之处。正是因为政党都存在着科层化倾向的内驱力(20)，为防止这一流弊的出现，一个具有使命自觉的政党组织需要依据制度改革、自我监督来保证民主要素在组织内部的生长。党内民主顺应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强调“党的生命力的强大与否就在于作为党的主体的党员身上是否充满活力；而党员是否充满活力，归根到底又在于党员是否拥有民主权利、党员的民主权利是否得到保障落实”。(21)党的社会性功能与行政性功能的一个主要区分是，如果后者作用的发挥大多以“组织”之名，见物不见人；而前者的作用往往反映在最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个体”的工作中，见物也见人。只有个体党员拥有了民主权利，个体党员的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党的社会性功能才能得到完整体现。 三、执政党社会性功能建构的现实路径 政党是群众为追求公共利益而锻造的工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而锻造的一种工具。这个工具锻造的过程就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逐步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党的社会性功能凸显，是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群众路线的具体要求；“党群一体”，是党的社会性功能制度化安排的现实路径。“党群一体”这一概念与当下部分地区党建工作中推行的“党群工作一体化”的概念有重要区别。所谓“党群工作一体化”，是指在单位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或指导下，依托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把党、工、青、妇整合成一体，探索并形成党群工作同步推进、党群干部相互兼职、党的工作通过群众工作实施的党建新模式。可以看出，“党群工作一体化”的“群”专指工、青、妇等传统的群众团体。而“党群一体”中的“群”，不仅包括传统的群众团体，更包括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新生的群众组织，不仅包括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群众，更包括在“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就业的、体制外的群众，以及生活在广大城乡社区中退休、无业或流动的人群。“党群一体”的制度安排，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建立起与体制内外新型社会群体的直接联系，使党组织不是站在群众之外成为群众利益的协调者、仲裁者、维护者，而是要使党组织深入到群众之中，真正成为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实现者、代言人。 首先，要从观念上认识到，“党群一体”制度安排的实质是凸显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天然一体的固有属性，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期的主要实现形式。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群众路线时，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论断：“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22)党的责任在于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包办人民的事业，代替人民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报告中也曾阐明：“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呢？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他还着重强调了处于执政地位的党实行群众路线的意义：“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23)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也一再提醒全党：“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24)因此，在全党认真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对于反对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的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倾向，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那么，应该如何坚持群众路线呢？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党对人民群众的基本立场，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二是党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段时间，我们对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停留在思想教育、组织要求的层面上。在现阶段，单纯的思想教育已无法使群众路线得到切实执行。群众路线的实现形式应当在坚持进行思想教育、强化党性观念等传统形式的基础上开辟新的途径，尤其是要运用制度的规范性和手段的有效性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党社会性功能的建构就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现实举措。当前坚持群众路线的最大症结是缺乏制度和路径的安排，而“党群一体”就是当下党建制度安排的新思路。它要求全党上下针对中国新型社会发展的新特点，进一步转变观念，从党组织通过国家(政府)管理社会的“党政一体”传统形式，转变为党组织与社会组织以及群众建立直接联系的“党群一体”的新治理格局。 其次，在党的组织制度设计上，要在各级党组织中建立直接与各类群众团体和社会经济组织发生直接联系的扁平工作结构。例如，成立直接介入社会团体的筹建、组织和活动过程中的党的群众工作部门，其一般职能就是与广大民众一起建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公共家园。根据当前我国社团管理的做法，党组织对社会团体的领导，依然要依靠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等行政部门作为媒介，随着体制外组织的逐渐增多，“在两新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政策推行虽已有时日，但实际效果并不乐观。“党群一体”的制度安排要求，在今后的社团管理中，除了保留登记审批的行政职能外，党组织要承担起“两新组织”特别是社会组织的主管责任。 第三，在基层社区发展领域，要强调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服务、流动人口以及综合治安管理中的作用。实证研究表明，由于社区生活管理的复杂性，运用政府的科层制手段管理社区的微观事务普遍低效。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性功能恰恰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作用，即主要运用价值宣导、说服沟通、利益协调、矛盾调解等方式聚合社区力量，促进社区发展。“党群一体”要求最优秀的党务工作者工作在基层的第一线。它要求基层党务工作者除了具备一定的党性修养外，更要具有胜任社会性功能的工作技能，如思想教育技能、演讲表达技能、判断沟通技能和概念化分析技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人与人、面对面的工作，才是党的社会性功能发挥作用的典型状态。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健全党员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落实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试行乡镇党代会年会制；实行党代会代表提案制；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完善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完善党员定期评议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等党内民主制度的安排。这不仅关乎党内民主化的秩序建构，而且也可以有力促进党社会性功能的建构。党的理想引领、思想感召、利益激励、共生包容、文化聚合、道德规范等社会性功能的有效作用需要“党群一体”的制度环境。这个制度环境，除了党内民主的制度安排之外，还应包括党的群众利益表达机制、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社会力量动员机制、社会矛盾疏导机制、与劳资联盟的对话机制、与社团组织的合作机制以及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等等。总之，“党群一体”的理念要求我们，必须改变计划体制下“行政控制—强制服从”的社会资源整合方式，更多地站在群众的立场上，从群众的利益出发，用思想、文化、政策、规范等因素引导他们发挥自组织作用，协调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形成良好和谐的合作关系。 中国共产党当前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是运用党内民主的方式，借助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应对社会转型期新挑战的有效举措。实践表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民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积极参与，党与群众的关系更加融洽，党与社会的距离被再次拉近。这次活动充分表现了执政党整合群众力量的成效，也显示了党社会性功能的巨大威力。由此可见，在当下中国的转型发展进程中，党的社会性功能具有其独到的、不可替代的政治效用。 ①林尚立：《政党与国家建设：理解中国政治的维度》，肖存良等：《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以统一战线为视角》，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②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本卷序。 ③参见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让·布隆代尔、毛里齐奥·科塔：《政党政府的性质——一种比较性的欧洲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④陈明明：《共和国制度成长的政治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2页。 ⑤任剑涛：《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现代政党—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学海》2010年第4期。 ⑥参见陈明明：《革命后社会的政治与现代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238页。 ⑦祝灵君：《社会资本与政党领导：一个政党社会学研究框架的尝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105页。 ⑧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7页。 ⑨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1-322页。 ⑩王邦佐等：《执政党与社会整合：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社会整合实例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7页。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8页。 (13)陈明明：《中国政治制度的价值结构：冲突与调适》，《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2期。 (1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4页。 (15)中组部党建所课题组：《新时期党群关系调研报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1期。 (16)王云骏：《合法性生长的土壤：共产党执政体系的社会基础》，《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0期。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8页。 (18)《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人民日报》1982年9月8日第1版。 (19)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所课题组：《关于坚持民主执政若干问题的调研报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 (20)米歇尔斯认为，科层制组织易形成寡头统治，寡头统治是任何试图实现集体行动的组织的必然结果，是任何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们无法改变的“铁律”(参见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序言)。 (21)许耀桐：《党内民主》，《中国组织人事报》2012年12月28日第6版。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34-835页。 (2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7、221页。 (24)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65页。标签：党的群众路线教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群众路线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时政论文; 党组织论文; 行政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