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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勃兴于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化已是当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直接介入并深深震撼着以传统国家关系为支点的全部社会生活。代表西方垄断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化进程中又一次扮演了从复兴、经发展、到衰退的历史过客的角色。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复兴
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政策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取决于某种社会政治思潮是否能满足特定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统治集团提供理论和舆论支持。新自由主义以其鲜明的理论观点和深刻而全面地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政治演变、文化生长的基本逻辑特征,成为西方国家推进全球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政治观念和行为准则。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新自由主义伴随凯恩斯主义的衰落,获得了再度兴起和回归的良好契机。
新自由主义的复兴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文化思想上获得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哈耶克和罗尔斯等在理论上阐述了自由主义的观点和思想,是其在哲学与伦理学中的代表;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美国的里根主义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全面贯彻自由主义的思想,是其在政治领域的代表。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被公认为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哲学的经典之作,标志着70年代现代自由主义的第一次复兴。此后,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1988)、M·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1982)A·雅塞的《重申自由主义》等一批自由主义著作出版,在社会引起轰动,为自由主义的复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80年代美英等国一批比坚持自由主义主张的政党上台执政,使自由主义思想和政策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政府在自由主义政策指导下,在实际的政策实施中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较全面满足了这个时期应付经济、政治、文化危机的需要。自由主义的影响空前扩大,使自由主义思想成为西方国家20世纪后半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奉行的官方经济学。
分析新自由主义思潮提升到统治地位的原因有多种,如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浪潮的衰退、一些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资本主义社会长期未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内在缺陷、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重新调整等等,而满足资本国际扩张的需要是其复兴的最重要因素。
首先,干预型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部分是因为恐惧社会主义而做出的一种反应。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威胁力量减退时,特别是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后,从国内和国际上讲,干预型的政府都没有了存在理由。
其次,资本主义社会较长时期未爆发严重经济危机。1929年—1933年空前严重性和持久性的经济大危机不仅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宣告了传统的自由放任经济理论的破产。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放弃自由放任原则这一古典传统,转向主张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干预。其后凯恩斯及其所倡导的政府干预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界和思想界的主流思潮。但是二战后,特别是近20-30年,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长期没有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人们已经淡忘了大规模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这就降低了人们对国家干预的需要。
再次,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和缺陷的必然结果。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是,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够,为此必须由国家进行“需求管理”。虽然在理论上凯恩斯主义强调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交替使用,但在实际中却是以扩张为主,长期扩张的结果,推迟了眼前生产过剩的危机,却造成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在滞胀面前,凯恩斯主义政策失去了有效性。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当政策出现问题的时候,其理论的危机也就到来了。而自由主义却在反击对自由主义的种种非议和攻击中反思和修正自己的认识,顺应国家的社会经济变化,求得了自由主义的新发展。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新自由主义满足了资本世界扩张的内在需要。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不断增值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进行新的、急剧的扩张,使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社会化达到空前的高度。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就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资本的这种本性逼迫它冲破国内市场的狭隘界限,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正是适应了垄断资本打破国家体制束缚、民族国家疆界和国家主权等障碍的需要,适应了全球化进程所改变的世界资本主义竞争结构的需要,一跃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政策指导。新自由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发迹以来,就成为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加速了全球化的发展。
二、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化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基本上继承了自由主义的传统,虽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在理论上有所调整,但本质上仍然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政治经济学说。坚持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个人自由的发展,始终是这一思潮关注的主题。自由主义解决问题的思路基本是经济上自由化、政治上多元化、社会上个人化。在具体政策上它们的主张表现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即:国家无用论和市场万能论。流派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对传统自由放任原则的恢复力度和提出的政策不同。
新自由主义坚信只有私人经济才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是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前提的,私有制是竞争制度的先决条件,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前提的自由市场经济是高效配制资源的有效保证,可以自发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最大限度的实现个人的权利和目的,具有最大的优越性。而任何非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只能是限制个人本性的发挥,对民主的实现和经济的发展不利。
与此相连,新自由主义认为在国家干预下,私人经济活动受到各种限制,不仅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节,而且还会导致政治上对民主的破坏和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政府干预只会制约个人自由。只有最大程度上不受管制的新资本主义体系,即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才既能够体现个人自由选择的理想,又能促进社会的发展效率、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使经济有出色的表现。他们在极度推崇私人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大肆诬蔑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三者混淆在一起,统称为“集权主义”加以攻击。认为社会主义是工业国有化与思想国有化并驾齐驱,“思想的国有化”必然导致“真理的末日”。(〔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坚持个人本位观的新自由主义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精神,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孪生兄弟。因此,新自由主义对国际问题的分析也是根据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展开的,主张解决国际问题同样要依靠最大限度不受管制的自由竞争,实现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提出了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和以自由贸易为特征的经济一体化世界模式,主张“全球化决定论”、“市场决定论”和“主权国家无用论”,没计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案。简单地说就是:对外放开国内市场,对内经济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和国家职能最小化,政治上实行“西方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新自由主义认为,从经济上看,当今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发展到使国与国相互依靠得如此紧密,以致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无法控制资本。面对资本的全球化,大部分世界经济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经济交易基本上不是在国家空间或地域进行,而是在全球空间进行。国家将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国家主权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民族经济失去了意义,国家主权失去了意义。全球化中惟一存在的是市场的主权,市场的指令是惟一可行的政策。在推进经济自由化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全球化过程中,最基本的“障碍”就是那些努力保护自己国内市场和国家主权的国家,是它们妨碍了大国和跨国公司更进一步地控制该国的政治、经济。根据新自由主义处理全球化问题的政治、经济原则,国家力量应该“最小化”,国家主权和国控公司的地盘应进一步缩小。
从政治上看,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柏林墙的倒塌使一些西方人觉得西方在冷战中最终获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已经灭亡,美国新自由主义年轻一代的代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已经解决了所有重大的政治问题,获得了人类普遍历史意义上的永恒胜利,今后不存在任何能够同自由主义进行竞争的意识形态,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后历史”时期,现在通行于西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提出了“历史终结论”。([美]福山:《历史的终结》,远山出版社1998年版)
可见,在新自由主义思潮指导下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模式和经济政策的全球化,不过是把自由市场对海外发展中国家的好处吹上了天,要求他们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结果无非是恢复新殖民主义统治,把世界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统治中,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
三、在全球化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的衰落
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陷入了“萧条”之中,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也对目前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危险充满忧虑和担心,西方经济学惊呼为当代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重新陷入危机,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思潮为主导的全球化发展使世界出现一些新的矛盾。主要表现在:
第一,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列宁曾针对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对世界的侵略和扩张指出,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由于大国强国主导和控制了国际机构和制度,使生产资料集中于少数社会集团和国家手中,产生了全球范围的高度垄断,日益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使资本和劳动、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超越发达国家国界扩展到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现存的社会生产关系、财产所有制和国际经济秩序更加不公正,更加不合理,由此引起的新的矛盾和斗争,为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在当今世界经济条件下,通过资本的力量和经济的手段控制世界市场,并进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控制发展中国家,正是发达国家控制世界的主要手段之一。
第二,强化了世界经济秩序的不稳定性。随着全球化把资本的动机和目的扩展到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一国扩展到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市场经济体制配置资源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消极功能扩展到世界范围,也就必然把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转嫁给全世界,加重了世界经济的不安定性,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和财政市场接二连三的失控,引起一种摧毁性的连锁反应,造成全球的危机动荡。在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主体、各国利益追求出发点不同和国际政治尚处于无机制控制状态,宏观经济调控特别是金融监管机制的国际化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国际经济统一协调很难奏效。
第三,促进子全球环境的灾难性。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展、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的扩张,引起并加深了各种更为广泛复杂的矛盾和危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自然资源掠夺性开发、生态平衡破坏、各种类型的环境污染等严重的全球问题,已经直接和间接地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分析新自由主义衰落的原因,世界经济目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制度是否能稳定生存下去取决于它能否行之有效地积累资本,从而带来经济扩张和技术进步等后续结果,但是新自由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中无法进一步提升有活力的资本积累。因为新自由主义思潮把追求不受约束的个人自由作为核心理念,坚持个人至上。而个人主义的最大弊端就是在疯狂追求个人利益的相互争斗中削弱了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础,极易导致社会陷入混乱之中。同时,新自由主义摒弃政府的宏观调整政策,取消国家的宏观经济调节机制,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机制,必然降低了社会经济自我调节的有效性,在宏观上易造成不稳定。市场自由化和减少国家对经济、特别是对金融部门控制,促进了国内和世界市场及金融市场的垄断化和规模空前的金融投机,并没有导向一个更加自由的有序的市场,反而使世界经济陷入混乱或无序状态。加上国家被迫显著地削减公共开支,取消社会福利体系,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冲突,更是失去了社会紧张状态缓冲器的作用,从而潜在地打击了投资积极性,加大了促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现有的自由秩序已经导致了世界普遍的政治和经济的危机,造成了发达国家的生活质量颇为脆弱。这一切都说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没有能力避免国际金融危机,没有能力解决世界出现的矛盾和混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严重失误加重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困难。以全球化大生产为特征的现代经济的发展不会允许自由放任为原则指导的政策。当自由主义政策面对社会危机无可奈何时,国家政策的失败就宣告了自由主义治国纲领的破产,其思想和行为也就成为攻击自由主义的各种流派的口实。就连西方学者们都总结说,“自由主义垮掉了”,“自由主义政府不可能实现正义”,新自由主义是“乌托邦”,号召“重新恢复对凯恩斯主义分听和政策的信任”,自由主义受到沉重打击。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理论,新自由主义已被证明决非医治资本主义的一剂良药,面对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新自由主义也无可奈何,新自由主义的危机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从深层原因分析,新自由主义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新自由主义不可能在理论和实际上解决西方社会的根本矛盾和问题,导致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这种矛盾的不相容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同时也规定着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这种私人占有的生产关系同社会化生产力的矛盾越尖锐,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278页)资本主义社会就存在于悖理、冲突和自相矛盾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学说,并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而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改变意识形态的形式,选择什么样的思潮和理论,都无力回天,无济于事。西方国家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不断出现,恰好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主要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并始终在起作用的深刻本质,同时也折射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的真实情形。
四、对新自由主义的评价
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全球自由民主平等新秩序,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美丽的图景,但却是一幅有“自由”诱惑却无实际实现机会的虚幻图景,它所描述的基本价值在现实社会中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它不过是垄断资本集团在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价值选择。民主这个术语,至少应该包括人们享有处理集体或者个人事务的机会。然而在现实中这种机会却是由发达国家和跨国大公司控制,而不是由自己选择和把握的。因为在国际事物的处理中,秩序和制度、内容和规则都是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并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的。至于什么是全球自由民主新秩序,解释权也在他们手中。这样一来,必然就会对同一个自由概念,赋予不同的含义和不同的标准。
新自由主义主张从维护私有制的伦理学出发,建立一种理想的公正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存在的基础在于摆脱一切思想束缚的完全个人自由的存在,由人们自己的价值判断准则即“个人的自由高于一切”来支配个人的行为。新自由主义还设计了实现个人自由的根本途径,这就是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私人企业制度。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逻辑矛盾,他们一方面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一方面又设计出一个实现自由的统一途径,这显然违背了自己理论的基本原则,其结果只能是自相矛盾,表现出对个人自由的一种反动。其实,新自由主义倡导和坚持的自由,不过是人们臆想或者杜撰出来的主观原则,是以抽象的具有永恒本性的“个人”为立足点的自由,其哲学基础是马克思早已批判过的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主义历史观。自由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即具体性和阶级性的统一,自由的具体性仅仅表现为它的不同的阶级内涵。自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资产阶级利用自由是为了他们统治的需要,便于他们用自由的谎言来欺骗和麻痹无产阶级的斗争意志,达到剥削的目的。对他们来说,自由的真实历史内容不过是资产阶级为了金钱而利用自由和践踏自由。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剥削同自由是不相容的,在剥削制度存在的地方,就无不受剥削的自由可言。只要阶级还存在,普遍的自由就是一种欺人之谈。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阶级已经不存在的时候,才有可能谈论真正的自由。如何实现自由,不能从个人自由愿望角度来理解,而要从改变社会制度和实现条件入手,通过改造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把争取自由同争取个人或者阶级的私利连接起来,如果像资产阶级那样,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掠夺别国的财富,自由这个伟大的字眼就会被玷污。他们的行为正是与自由精神和国际政策的背离,他们事实上成了自己所宣称的自由主义理念的挑战者。新自由主义不过是充当了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侵略和扩张的工具,充分显示出新自由主义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虚伪性和政治欺骗性。唯一的结论是:通往和平、自由的未来世界的道路,根本就不可能在西方大国划定的范围内找到,不可能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实现。
从本质上看,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代表垄断资本主义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研究新自由主义思潮,除了能提高我们对西方思潮的分析能力和鉴别能力外,新自由主义中也确有一些反映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内容、一些可行的研究经济问题的研究方法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研究还表现出相当的深刻性,它的一些政策主张的确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线索。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态度看待新自由主义思潮,既认清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又要善于吸收和借鉴其中的科学、合理的成分。
新自由主义兴衰的历史向我们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50年前所做的预见,“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1页)虽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龙头美国经济率先由工业经济时代进入信息经济时代,美国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美国经济有可能经历其战后最长的增长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新阶段的全球化仍有可能继续其扩张趋势,但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潜在的严重危机将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他们可以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工具,通过垄断资本谋求控制全球,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的配置资源,获取最大利润,并通过控制别国的经济强行推行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价值观点,实现西方现代政治民主化和文化的全球化,这大概就是西方少数发达国家所梦寐的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但是与他们意愿恰恰相反,资本主义主导地位的经济全球化所预示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而是资本主义不断积累和加深的基本矛盾,并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实现作出最充分的物质准备,历史的进程将从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开端,却以社会主义的真正全球化而进入人类历史的更高阶段。站在历史的高度,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来观察当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就会必然坚信自由主义必将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社会主义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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