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以商政”和“启以夏政”另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夏政论文,另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启以商政”和“启以夏政”出自《左传》定公四年。对“政”字的解释，传统的说法为“风俗政教”。如晋人杜预《左传集解》释“启以商政”曰：“启，开也。居殷故地，因其风俗，开用其政。”释“启以夏政”曰：“亦因夏风俗，开用其政。”后世学者多从之。
今人黄朴民先生不满意杜预的旧释，为此提出了新说，认为“只有把‘政’释‘正’，与天文历法加以联系，才能真正考出‘启以商政’、‘启以夏政’的本义。”经过论证后，其结论是：“启以商政”、“启以夏政”即分别以商、夏正为一年之始。因此，“启以商政”就是“启以商正”：“启以夏政”就是“启以夏正”，即分别采用商代和夏代的历法（《说“启以商政”、“启以夏正”》，载《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四期。亦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先秦、秦汉史》一九八八年第二期）。黄释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可聊备一说。
除上述两种说法外，笔者认为，“启以商政”和“启以夏政”之“政”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兹言其详。
《管子·小匡》：“相地而衰其政。”《国语·齐语》作“相地而衰征。”《荀子·王制》作“相地而衰政。”杨倞注曰：“政或读为征。”古政、征通，杨注是对的。我们认为，“启以商政”和“启以夏政”亦可作“启以商征”和“启以夏征”。这个“征”就是征收赋税之“征”。所谓“启以商政”就是说采用商代征收赋税的方式；所谓“启以夏政”就是采取夏代的征收赋税的方式。
关于夏、商、周三代的税收方式，《孟子·滕文公》一文中记载较详，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所谓“贡”，即《孟子》书中所记龙子所说“挍数岁中以为常”。所谓“助”，当如《孟子》书中所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当然，井田不一定都如孟子所说的那样方方整整，而公田也不必就在私田之中，但“助”为“同养公田”则系事实。郑玄《考工记·匠人》注贡，助的异同说：“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夫。贡者，自治其所受田，贡其税贡；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敛焉。”郑注得之。
关于“彻”，说者各异，当以金景芳师的《论井田制度》所释为确，即训“彻”为“辙”，是说“周人兼用贡助”。
我们把“启以商政”和“启以夏政”分别理解为“启以商征”和“启以夏征”，即西周王朝要求在其分封的卫国（殷商故地）实行商代的税收制度——“助”法，在其分封的晋国（夏墟）实行夏代的税收制度——“贡”法，正与“周人兼用贡助”的“彻”法相符，这决非偶然。
如果我们从《左传》有关的这段文字的上下文义来仔细推敲，那么问题就会更清楚了。
兹录原文如下：
分康叔……殷民七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地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其中讲的主要是授土授民，而“疆以周索”就是要求按照周朝的制度来区划土地。那么，这里所说的“启以商政”的“政”就应该是指对土地和人民的“政”，即对居住在这一封地之内的人民征收土地税的“征”。“有阎之地”的税收用来“以共王职”，“相土之东都”的税收用来“以会王之东搜”。而赋税的方式则采用商代的“助”法，这是因为这里的居民是殷遗民，习惯于这一税收方式了。不过这种税收方式已不是商代的“殷人七十而助”的“助”了，而是“周人百亩而彻”的“彻”中之“助”了。这是因为，历史发展到周代，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一夫（一个整劳力）所能担负的耕种量不再是七十亩，而是一百亩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在“启以商政”之后，紧接着强调要“疆以周索”的原因所在。
明乎此，则“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唐叔封在“夏虚”，与戎狄杂处。而“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左传》襄公四年魏绛语）。即当时的戎狄尚处游牧时代，逐水草而居，其田间小径大路，自必与其游牧生活相适应，不可能按照周代的制度来区划土地，这就是为什么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原因。也就是说，对于与戎狄杂处的晋国，其土地区划只能因地制宜，按照戎狄的习俗去办。这样以来，就难以划出固定的“公田”而借民力耕种，实行“助”法了。只能采用夏代的“贡”法。这就是“启以夏政”的真谛所在。
综上所述，今笔者把“启以商政”和“启以夏政”释作“启以商征”和“启以夏征”是可以说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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