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增长中的公共支出理论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出论文,内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凯恩斯主义的诞生之日起，以公共支出为主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就成为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不可或缺的内容，公共支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以及政府干预经济职能不断加强更加有力地支持了公共支出对国民收入的短期决定作用，而长期内，无论是强调需求管理政策的凯恩斯主义，还是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经济学，均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预期不断调整，公共支出对宏观经济变量没有显著影响。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更是把这种观点推向了极端，著名的卢卡斯批判认为以公共支出为手段之一的宏观经济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均无效。
有关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是否具有长久的作用，也即公共支出是否是内生于经济增长的争论，是随着动态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而展开的。特别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公共支出被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成为除了劳动、资本和技术等基本因素之外的能够有力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和路径的又一重要变量。
一、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公共支出
1.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内生增长模型凡是研究公共支出的文献，首先面临的论题就是探讨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是否有作用，这种作用是否长久，以及如何作用，由此构成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内生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Barro(1990)建立了第一个有关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内生模型，做了分析内生增长中公共支出的奠基性工作。他把公共支出引入到具有固定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中，其推导结果发现，公共支出内生地改变了私人的投资回报，由此改变了长期经济增长率，因而从理论上证明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确实有持久而显著的作用。Barro模型认为，在引入公共支出之后，经济增长率变为：
其中，γ表示经济人均增长率，
为消费增长率，σ为消费函数的相对风险系数，τ为对资本收益征税的边际税率，g为政府提供的人均公共服务的数量，k为人均资本量，η为g对k的产出弹性，ρ为时间贴现率。公式是表示经济增长率的欧拉方程的变形，在加入了公共部门之后，由于生产函数发生了变化，且政府支出需要向私人征税，从以上两方面改变了私人的投资回报，因而使经济增长率发生了变化。Barro还认为，具有生产性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决定于公共支出规模的大小。在公共支出尚未达到最佳规模前，公共支出的增加有利于经济增长；当公共支出规模超过最佳规模后，如果继续扩大公共支出，将不利于经济增长。
Futagami,Morita和Shibata(1995)在Barro模型基础上进行了动态分析，认为引入公共资本后，经济不仅有稳定的平衡增长率，而且还必然会达到一个惟一均衡的鞍点路径，经济增长能够实现长期均衡。
总体上，内生增长中较为一致的观点就是，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两面性。首先公共支出需要以公共收入为基础，因此降低私人储蓄来源，从而降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私人生产力，又刺激了私人储蓄。两者作用的强弱要看公共支出对私人支出的补充和替代作用的大小。如果补充程度越低，替代程度越高，对私人储蓄的冲击就越小。公共支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非单调的，在给定的补充或替代水平下，公共支出首先提高增长率至某一点，然后二者将是负相关的。
2.加入公共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的社会福利。除了讨论经济增长和公共支出的关系之外，内生增长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公共支出引起的社会福利变化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Devereux和Love(1995)建立连续时间模型，把公共支出作为内生变量，考察其长、短期影响，分析其动态效果。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认为，长期内由总量税决定的公共支出的永久性增加将提高真实利率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会福利；由收入税决定的公共支出的永久性增加会减少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也会降低社会福利。暂时性的公共支出增加会提高国民总产出，但其增长数量或者大于或者小于永久性公共支出增长引起的国民总产出增长数量，且暂时性公共支出增长对长期增长率没有影响。从模型上不仅说明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一定作用，而且也认为公共支出增加不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
Greiner和Hanusch(1998)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社会福利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进一步发展了Barro的模型，与Barro不同之处在于，它以公共支出存量为研究对象，而非公共支出流量。但该模型同样证明了引入公共支出存量之后，经济能够达到鞍点路径，而且对社会福利也造成一定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公共支出产生的社会福利侧重于企业时，一方面减少了消费的边际效用，另一方面使投资变得更为便宜，这两方面增加了消费的机会成本，使投资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当公共支出更侧重于消费者一方的福利时，转移支付增加，那么政府资源的使用由生产性转向非生产性，同时也降低了私人投资的边际产量，使经济增长下降。
与Greiner和Hanusch的观点相反，Barro和Sala-i-Martin(1992)发现，作为公共支出组成部分的公共转移支付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并认为，转移支付并非作为直接投资出现于私人生产函数中，而是通过提高资本的税后回报，即在实质上降低了产出税以及提高了人力资本，由此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产出，由此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分析了转移支付增进经济增长的两种作用：(1)同代人之间由富人向穷人的转移。同代人之间的转移有助于增强私人产权，减少社会的总扭曲程度(如犯罪行为），通过提高犯罪的机会成本，来提高居民和生产者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和保持其自身资本存量所有权的可能性，由此提供了居民积累资本和生产的积极性。(2)代际之间由年青人向老年人的转移。跨代的转移减少了非生产性的劳动者数目，由于转移支付促使老年人离开工厂或工会，减少了这些老年劳动者在生产时产生的负外部性，提高了私人资本的生产性和产出增长率。
二、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践检验
经济增长文献中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检验非常繁多，这些检验既有立足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来估计公共支出对产出弹性的作用，也有内生增长理论中使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估计和检验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大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性作用的实证检验
1.二者为正向关系。在内生增长理论出现之前，Ram(1986)就使用115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得出政府规模对经济表现和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的结论，Aschauer(1989)设立的新古典模型也没有把公共支出内生于经济增长，但已经发现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强有力支持作用。Easterly和Rebelo(1993)全面分析了28个国家1870-1988年的数据，其方法和结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至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结构有密切关系，一国的财政政策受政府规模的影响很大，并且某些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水平相一致。
2.二者为反向关系。Landau(1986)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Barro(1991)则以98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1965-1985年的数据，发现了类似结果，并谴责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扭曲作用。
3.二者无关系。然而，一些资料显示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并无直接作用，Ghali(1997)利用Barro在1990年的理论框架，通过VAR实证研究了沙特阿拉伯的资料，发现公共支出的比重不影响经济增长率，但经济增长反过来会影响公共支出，其间具有单向因果关系存在。
（二）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结构性作用的实证检验
Tanzi和Zee(1996)论述了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认为“挤出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公共的和私人的边际生产力的比较。由于公共支出的外部性，使公共支出能够发挥提高私人生产力的作用，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所以挤出效应应当和外部性相对立，那么，更应当重点考察公共支出的结构而非其绝对水平。
1.消费性支出。Laudau(1983,1986)、Grier和Tullock(1989)采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实证检验方法，均得到了消费性的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是负向相关的结果，尤其是在发达国家，这种负相关性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内生增长模型的大部分实证检验均得出不同的结论，Lin(1994)利用62个国家，其中包括20个发达国家与42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料，发现消费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统计上显著的正向效果。Devaragan、Swaroop和Zou(1996)以43个发展中国家1970-1990年20年的资料，发现作为消费性支出重要组成部分的经常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推动作用。而Evans(1997)利用时间序列分析了92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认为政府消费对增长的影响是外生的，在长期内没有显著影响。
2.投资性支出。Fogel早在1960年就考察了“环太平洋铁路”，这是19世纪最大的政府投资的基础建设，有超过30%的社会回报。Aschauer(1989)详尽地考察了公共支出各项对增长的作用，其中基础建设投资对生产力发展有极强的解释力，而且，非军事公共资本存量比军事支出和非军事流量投资在决定生产力高低上更为重要，而军事资本存量和生产力几乎没有关系。Easterly和Rebelo(1993)认为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正向关系，特别是投资于交通、通讯的支出与经济增长相一致。Khan和Reinhart(1990)以24个发展中国家1970-1979年的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有负面效果，不过在统计上不显著。Devaragan、Swaroop和Zou(1996)的实证结果发现，与经常性（消费性）支出相反，资本性支出对平均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是负向的。由此显示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性支出过多，且以降低经常性支出为代价，产生公共资源误置的现象。
3.教育与卫生。Barro和Sala-i-Martin(1993)认为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提高作用，其原因在于教育提高了人力资本，由此内生作用于经济增长。Tanzi(1995)则认为这种教育支出提高了一国从它国吸收技术和发明新技术的能力，从而推动经济增长。Levine和Renelt(1992)却发现军事支出和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均没有强劲的共同联系。
4.转移支付。传统观点认为，倾向于社会公平的收入再分配将负担总产出减少的成本，亦即以总产出的减少为代价，那么经济增长会下降。但反对意见认为，转移支付形成社会保险，能够抵御风险，这是私人保险所做不到的。Sala-i-Martin(1992b)通过75个国家的数据发现转移支付与人均收入的增长有正向关系。Cashin(1995)验证了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相同的结论，亦即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有不可低估的正向作用。
（三）公共支出来源与经济增长
实证检验的文献不仅研究了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总体与结构性关系，还对公共支出来源进行了分析。Miller和Russek(1997)通过考察不同国家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1)在发展中国家，以国债发行为公共支出来源会阻碍经济增长，而以税收为公共支出来源则会加速经济增长；(2)在发达国家，结论则相反，亦即以国债发行为公共支出来源会刺激经济增长，而以税收为公共支出来源则会阻碍经济增长。
三、对内生增长中公共支出理论与实证的评论
内生增长理论研究公共支出问题，无论从模型角度还是从实证角度均承袭了经济增长理论的一贯方法，亦即建立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往往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分析经济增长率和增长路径。因此，也带有内生增长理论的固有缺陷——假设前提决定结论，建立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就决定了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公共支出必然对边际产量（私人投资的边际收益）有作用，而边际产量则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因素。这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模型的解释能力。
虽然在理论上不同的内生增长模型从不同角度均肯定了公共支出的持久作用，而实证检验中结果却不尽相同。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1)国别与发展阶段不同。在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总体关系上，政府干预较为成熟和成功的国家，公共支出的效果要强于政府干预较弱的国家。在公共支出的各项当中，国别的发展阶段不同，对公共支出各项的需求也不同，那么其效果也有差别；(2)经济环境的差异。由于经济周期的作用和经济环境的差异，公共支出的作用强弱也有明显区别；(3)衡量的指标不同。这是造成实证检验结果不同的最主要原因，衡量二者关系时，若使用的是经济增长与公共支出的变化率，通常表现为二者正相关，若以公共支出绝对水平计算，则很可能是负相关的。此外，对经济增长率使用几何增长率和代数增长率，其检验结果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因此，即使实证检验结果有差异，但内生增长理论已经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充分说明了公共支出不再仅仅是一个如同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而言的短期变量，将在长期内对经济社会发挥着重要而不可忽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