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的文体选择与抒情策略

《野草》的文体选择与抒情策略

从月[1]2004年在《《野草》的文体选择与抒情策略》文中研究说明鲁迅于1924年12月1日——1927年4月26日期间创作的《野草》是其所有文学文本中较为独特的一种。对于《野草》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彷徨”时期的鲁迅,而且也有利于我们获得更贴近鲁迅本体的鲁迅映象。 文学研究可以采用不同的视角。本文试从文体入手,并深入到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探讨《野草》的“文体选择”与“抒情策略”。 作家在创作之前要进行两次选择:一是写什么,二是怎么写。“文体选择”与“抒情策略”同属于怎么写的问题,都是作家主体选择的结果。两者统一于作家的心理结构之下,所以能够纳入到同一个研究视野。因而,论者认为只有从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野草》这样一种以理性写出非理性内容的文本的某些内涵。为此,论者试做如下的阐释: 从文体意识入手,以对同时期作家不同文学文本的文体分析为依据,并结合散文诗的文类批评探讨作家选择散文诗文体的原因及意义; 进而,进入文本内,围绕作家在具体的文学操作中,运用的最为突出,也最能体现作家主体情感的两种意象组合方式——对立与对比,展开文本分析,阐述这两种意象组合方式与作家主体情感间的互文关系,从而明晰《野草》文本所折射出来的作家的某些精神内涵。

刘洋生[2]2013年在《《语丝》中的文类研究》文中指出二十世纪二叁十年代,各种文学思潮、社团、刊物争相登台、交替出现,为现代文坛增添了不少亮色。而“语丝社”的《语丝》周刊更是独树一帜,占据文学阵地一隅,汇成了一道独特又靓丽的风景。《语丝》涵盖众体,小说、诗歌、戏剧等不同的文体类型都有刊发,而占其中大多数的无疑是散文类文字。语丝同人借此刊物,经过不断的探索与体悟,现代散文观念日渐明晰,散文文体得以丰富的同时也逐步趋于成熟。《语丝》时代是中国现代散文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这种全面发展不仅在散文的质和量上得以体现,更在文体类型方面得到了彰显。本文以《语丝》中不同的文体类型为切入点,以文体学、文艺心理学等为理论依托,通过对不同文体的内外生成机制、体裁规范、语体创造、风格追求、审美特质及其开创性意义的具体分析,发掘不同文体形态背后的文化精神和主体意识,见证他们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

王海燕[3]2015年在《鲁迅的黑暗体验与书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黑暗”是晚清民初的启蒙知识分子参照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建构起来的一个概念。在晚清民国的历史语境中,鲁迅以其尖锐深刻而又丰富多元的黑暗书写而成为表达黑暗体验的代表性人物。无论由鲁迅自身的创作还是鲁迅研究历程来看,“黑暗”都是一个关系到如何理解鲁迅精神世界与文学世界的关键词。本文首先致力于概念的清理,将“黑暗”作为一个能集中揭示鲁迅人生、思想、审美观念与艺术个性的核心概念,从外在历史语境与作家内在主体精神两方面追溯黑暗体验的发生过程,厘清鲁迅的黑暗体验与时代共名既保持一致又有重要区别的多重内涵,深化对于鲁迅精神结构的认识。其次,从鲁迅相关创作的代表性主题、形象建构、反讽表达等方面建构一个鲁迅黑暗书写的专题研究系统,在民国的政治、文化、文学生态中,通过对代表作品的细读、对具体而又典型的文学现象的分析,探讨鲁迅的黑暗体验经由怎样的审美机制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常谈常新的重要内容,揭示鲁迅独特的精神气质、多维的精神走向与兼容并蓄的审美趣味。古代汉语中虽然己先后出现了单音词“暗”与双音词“黑暗”,但二者在词义上并不具有完全的通约性,“黑暗”仅指光线不足的自然现象。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黑暗中世纪”的命名与批判为参照,发现并赋予了“黑暗”社会学层面的批判内涵,并通过报刊的传播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流行词语之一,“从黑暗走向光明”凝聚着以西方启蒙运动为参照的民族想象。鲁迅既在与时代共名的社会学层面接受并频频使用着“黑暗”,但关注人的整体性这一出发点也使他更进一步探索了个体生命的内在黑暗体验,包括人内在的非理性世界与民俗文化中的鬼神与死亡想象。从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叁个层面凝练而成的“黑暗”对于鲁迅来说也因此成为一个比“启蒙”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不同时间观的难以兼容使鲁迅的黑暗体验呈现出难以克服的悖论。主题作为意义的沉淀,是体现在整个作品中对生活的深刻而又融贯统一的观点。“纪念”“复仇”“鬼神”是鲁迅黑暗书写中最具代表性的叁个主题。当革命被逐渐建构为一种与自由、解放、新生等内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时,鲁迅通过对逝去的革命者纪念的方式,揭示了革命进步与暴政的二重性,映照出不同政治场域中叁类革命知识分子的民国命运,其深沉的历史情怀与“隐心而结文”的纪念艺术具备了挑战权力场域的特殊功能。“复仇”主题寄寓着鲁迅对自身与传统之间无法摆脱的文化同质性的焦虑与克服,《铸剑》在熔铸中外复仇文学精神的基础上,象征性地书写了鲁迅心理人格中自我、本我、超我的内在隐秘与他对传统文化之创造机制与压抑机制的洞悉。“鬼神”崇拜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民间信仰,在现代启蒙史观的线性叙述结构中遭到了压制与否定,鲁迅在他一生的各种文体创作中始终不忘鬼神的存在,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文学上的审美趣味,也关涉着他对晚清以降思想文化观念转换变迁以及对启蒙史观的别样思考。鲁迅黑暗书写的形象建构借助于意象、隐喻、象征等符号系统,将现实生活中的现象予以艺术地提炼与变形,重新组合成一套具有多重意旨的话语,让读者在陌生的形象与体验中重新领悟自己的生存境遇。针对二十年代中期知识分子阵营第二次分化中出现的无数碎片化的黑暗,隐喻化的杂文书写成了鲁迅最得心应手的批判武器。“叭儿狗”“羊”“恶鸟”等动物性隐喻充分体现了其黑暗书写见微知着而又活泼锋利的特点。通过对厨川白村象征艺术理论的接受,在《野草》中鲁迅终于找到了与内在黑暗体验相匹配的艺术手段,使早期尝试过的“死火”等象征意象由单薄变得丰盈多义。“夜”作为黑暗体验形象化的特定意象,投射出鲁迅不同阶段思想变化的历程。反讽是鲁迅黑暗体验书写的主要修辞方式。现代反讽的基础是那些明显不能解决的根本性矛盾,展现出的是叙事深层意义上两个命题的对话或对抗,并与修辞技术的关系日趋密切。鲁迅的第一篇创作自序《呐喊·自序》集中了构成其反讽的多种“元矛盾”:记忆与忘却、寂寞与呐喊、小说与文章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过去和现在、传统与维新、正路与异路、为人与为己、隐藏与显现等一系列冲突。鲁迅杂文中的戏拟反讽与小说中由不可靠叙述制造的反讽既是极富开创性的现代修辞策略,也是他对黑暗体验的机智表达。鲁迅的黑暗书写在社会批评与自我解剖两方面都抵达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其强健的精神立场与极富创造性的艺术形式是他留给当代文学的丰厚遗产。这个大智大勇的写作者以他的“黑暗”照亮了无数渴望并追求光明的后来者。

栾鹏飞[4]2009年在《试论《野草》中的戏剧性要素》文中研究表明《野草》以其思想的深邃与体式的精妙享誉文坛,筑就了中国现代散文诗创作的第一高峰。《野草》中的文体具有边缘性、交叉性与创造性,具有突出的“戏剧化”倾向。《野草》中的作品大都具备戏剧动作、戏剧冲突、戏剧情境、戏剧场面等戏剧性要素,这些要素存在着结构与功能上的关联,共同构筑的文学整体具备“戏剧性”所指涉的美学效果。“戏剧性”概念绝非戏剧所独有,其他文学类型也需要戏剧性的滋养。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理论、世界范围内象征主义诗歌与象征主义戏剧先行后续的文学发展史实以及鲁迅作品中戏剧因素向其它文体渗透的普遍性都可以对《野草》戏剧性予以有力的支撑。戏剧性要素是营造《野草》戏剧性效果的载体和基础。借助戏剧性要素的不同组合,《野草》创造出多种兼有戏剧性表现效果以及整体象征功能的独特体式,主要包括独白体、对话体、情境体、寓言体。这些创造性体式既是戏剧性要素组合而成的功能整体,也是戏剧性与象征主义契合所在。戏剧性要素与《野草》象征主义手法的融合,大大丰富了《野草》象征主义的表现方式,使之得以实现整体象征和动态象征,从而获得别具一格的艺术魅力。因此,对《野草》象征手法的研究不能绕开《野草》具有戏剧化倾向的外在文体形式,“戏剧性”应当成为统摄《野草》文体研究与象征研究的一条红线,凸现《野草》文集内在艺术特质的统一性。

付纯渊[5]2011年在《论《野草》创作艺术的主体取向》文中研究表明鲁迅《野草》研究,一直是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自《野草》诞生以来,各种声音纷沓而至。也使得《野草》研究硕果累累,论文拟在对前辈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力图在前人大量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本解读的方式,尽量接近鲁迅创作的本意,反映真正的鲁迅的思想、个性、气质及艺术取向。并从《野草》创作艺术主体取向的论述中找到一点新的突破。这也是写作此论文的目的。论文总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意义及目的、《野草》艺术的相关研究现状及论文的主要思路及研究方法。目的在于让读者对论文选题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和整体的把握。第二章,分别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来阐释《野草》艺术的来源。具体从中国古典散文和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角度来探讨鲁迅创作《野草》的艺术渊源。目的在于论述鲁迅《野草》的创作艺术同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第叁章,主要介绍《野草》意象的主体取向。此章从五个方面即色彩意象、死亡意象、人物意象(包括过客意象、看客意象、战士意象及老妇人意象)、梦的意象及原型意象等来阐释意象运用的主体取向。目的在于探讨鲁迅的意象选取与个体主观选择之间存在的联系,进而达到阐释《野草》艺术主体取向的选择是鲁迅表达自我最隐秘灵魂的必然选择和最佳选择。第四章,分别从语言取向、叙事取向和文本取向叁个方面来探讨《野草》的艺术取向同鲁迅个人的情感诉求和创作需要的一致性。其中,叙事取向一节是此章的创新点,包括“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和“横断面叙事”,两个方面。这一章的目的在于论述,鲁迅如何通过特殊的艺术形式的选取来达到宣泄苦闷、孤独、虚妄、绝望等的目的。第五章,主要从精美流丽的语言艺术、挥洒自如的散文风格,大量且熟练的运用象征主义手法等方面介绍《野草》所达到的艺术效果及《野草》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审美价值。另外,结语部分,概括了论文的主要内容及所采用的批评方法。

皇锦玲[6]2016年在《淡墨诗散文的文体自觉及艺术表现》文中指出淡墨从早期创作的“散文诗”而过渡到后期有意的专门创作“诗散文”,并专注于“诗散文”的理论研究和“诗散文”的文本创作,从而创造了国内的第一本“诗散文”文本,并以事实性的文本创作和理论研究建构和发展了一个“诗散文”自立自足的理论体系,把“诗散文”从“散文”和“散文诗”中分离出来。阅读淡墨的诗散文作品,我们不仅能感受到“诗散文”这文体所具有的独特艺术魅力,而且能欣赏到具有着淡墨自我独特创作风格的“诗散文”。本文在细读淡墨诗散文文本的基础上,归纳梳理了淡墨诗散文的文体意识及其所具有的文学特质,并系统性地分析了其诗散文的艺术风格。论文在结构上分为四章。第一章,总论淡墨诗散文的文体意识。先对“诗散文”的文体进行追根溯源;继而,对“诗散文”与中国文学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再而,对淡墨“诗散文”文体意识的觉醒进行梳理;最后,对墨“诗散文”文体意识的自觉性进行阐述。第二章,从“诗散文”的内核“诗意”的角度来对淡墨的“诗散文文本”进行分析及总结。第叁章,从“诗散文”的文体类属属于“散文”的角度来对淡墨的“诗散文文本”进行分析及总结。第四章,从淡墨“诗散文”总体上所呈现的艺术风格来进行归纳总结。

佘爱春[7]2011年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文中研究指明对中国抗战文化史、文学史来说,被誉为“独特的历史现象”的桂林文化城无疑是一个独特而值得大书特书的所在。作为国统区抗战舆论的前沿阵地和大后方文坛重镇,桂林文化城既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一个政治、文化“特区”,一个多元政治文化力量的交汇地带和对立性的政治、文学话语的缓冲空间,又是一个抗战文学多元共生、互动共存的文学生态空间,对大后方抗战文学以及中国抗战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本文以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桂林被称为“文化城”的这段历史时期的文学空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化城”的报刊、杂志、文学出版等原始资料的实证考辨与梳理,结合作家的生命文本和创作文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深入考察了报纸、杂志、出版机构等文学生产体制与桂林文化城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多元互动关系,揭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成的特殊状况和复杂意味,从整体上呈现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动、丰富、复杂的历史景观,及其在抗战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独特贡献和地位。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桂林文化城是由多方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除了特殊的地理和战略优势外,桂系相对开明的政治态度和文化人群体的爱国热情是桂林文化城得以形成和蓬勃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引导则起到了催化剂和指明方向的作用。作为一个多元政治话语中的文学空间,桂林文化城的文学场始终受到国民党中央、桂系、中共等多元政治力量的制约与影响,而多方力量之间的对抗与制衡又为桂林抗战文学带来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使桂林抗战文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整体风貌,成为了解抗战时期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个最佳窗口。报纸副刊、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作为桂林抗战文学生产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共同建构了桂林文化城绚烂多姿的文学景观,展现出了桂林文化城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原始风貌;不仅左右了桂林抗战文学的生产,而且有力促进了桂林抗战文学的传播和发展。而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期刊再到文学出版,既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生产由毛胚状作品到精品佳作再到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反映了一些作家由无名到出名再到知名的成长历程。报纸及其文艺副刊,作为抗战舆论阵地和文学空间在桂林文化城形成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共同推进了桂林及大后方抗战文化及文艺运动的繁荣与发展。桂林《救亡日报》作为在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一份报纸,在桂林文化城崛起时期起到了引领潮头的作用;它始终以兼容并蓄的开放姿态实践着抗战救亡和文化统战的历史使命,巩固和扩大了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推进和引导了国统区特别是桂林抗战文艺大众化、民族化进程和健康发展。桂林《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是桂林文化城中后期的舆论重镇和中坚力量;它站在不偏不倚的民间立场,以“文人论政”姿态实践着“文章报国”理想,进一步活跃了桂林文化城的抗战舆论氛围;它对文学艺术性的坚守和多样化的追求,促进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局面的形成。而《广西日报》作为贯穿于桂林文化城始终的报纸,是桂林文化城起落沉浮的最好见证者和亲历者;它既展示了桂系在团结抗战旗帜下不同阶段的政治立场和言论姿态的多变性,又表现出桂系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倚重、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进行文化抗战的决心。这些报纸及其副刊不同的价值取向,不仅展现了桂林文化城多姿多彩的原生态的文学生成图景和桂林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历程;而且通过对无名作家和文学新人的培植与提携,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培养了后继力量和生力军。桂林抗战文学活动的空前繁荣,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学期刊的兴盛与运作。作为桂林抗战文学主要的言说空间和生存空间,文学期刊不仅较为集中地展现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实绩,为知名作家的新作力作和新作家的成名成长提供了展示空间和广阔舞台;而且较为清晰地反映了抗战相持阶段抗战文学由空洞的呼喊到凝重的写实、由单一的救亡宣传到抗战现实的多元展现、由短小凝炼到篇长厚实的发展变化轨迹;并引领了桂林抗战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潮流。《文艺杂志》作为大型综合性纯文学期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抗战中后期抗战文学的发展变化和对文学本体性追求,提升了抗战文学的艺术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大后方抗战文学的发展方向。《野草》作为大后方最有影响的杂文刊物,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为桂林文化城及大后方树立了一面战斗的旗帜;不仅开启了大后方抗战杂文的创作热潮,而且拓展了杂文的表现空间和艺术类型,推动了杂文艺术的发展。而《诗创作》和《戏剧春秋》作为桂林最有代表性的诗歌刊物和戏剧刊物,真切地展现了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由短篇(独幕)到长篇(多幕)、由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变化趋势,并通过对诗歌和戏剧理论的探讨,对建构民族化、现代化的抗战诗歌和抗战戏剧理论体系作出了积极而有效的探索。文学图书出版作为对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文学作品筛选和提纯的结果,最大限度地浓缩和展示了桂林抗战文学的成就。对桂林文化城文学出版来说,出版丛书和单行本是最普遍的出版方式,而对文化普及的重视和文学经典的推崇是其最显着的特点。文化普及为新文化、新文学培养了一大批读者群和潜在的生力军;而文学精品力作的出版,为抗战文学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给作家的成长和生活带来极大帮助的同时,促进了抗战文学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并为桂林抗战文学的经典化和新作家的成名提供了可能。文化供应社作为出版领域的统一战线机构,以较为激进和贴近现实的出版风格,推进了大众文化普及和抗战文化建设,集中展示了左翼文人的抗战文学实绩,指引和推动了抗战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开明书店作为民营出版机构,以温和、稳健的出版风格和立足于文化建设的出版理念,体现了文学出版的精英化倾向和文学本位色彩,推动大后方文化启蒙与普及和新文学的“经典化”。总而言之,作为抗战中国一个独异的文化空间,桂林文化城以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空间和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不仅为中国抗战文坛培养一批文学新军和奉献了众多精湛的文学作品,而且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健康发展和抗战文学多样化的生态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昭兵[8]2010年在《语言论争与作家的现代汉语体验》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选取了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即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到抗战前为研究对象。这一时期是白话文运动已经完全站稳脚跟,而白话文内部本来就存在的语言观念的分歧,因为一种新的语言观念的破土而“内爆”分流的时期;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主要文体在语言上渐趋成熟,现代文学史上的着名作家纷纷创作出了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的时期。上编重点考察这一时期公共空间的知识分子围绕“大众语”问题的语言论争以及各种语言观念的交锋;下编根据作家是否有语言的自觉,以及考虑到文体的平衡,选取四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鲁迅、周作人、闻一多、沈从文,考察他们个体写作的语言体验、语言观念和语言想象。需要说明的是,对鲁迅的选择是忽略了文体因素的,因为鲁迅与现代汉语的关系是逸出了文体界线的,本文是在考察作家写作的多种语言可能性的出发点上选择了鲁迅。其他叁位作家周作人、闻一多和沈从文分别算是散文、诗歌和小说写作的代表。具体来讲,对鲁迅的研究着重于他的语言体验,对周作人和闻一多的研究着重于他们的语言观念,对沈从文的研究则着重于他的语言想象。当然,在具体的论述中,不可能这么泾渭分明,语言体验、语言观念和语言想象交叉论述的情况时有发生。全文的重心在下编,上编是它的语言运动背景和语言理论基础。目的就在于,试图通过对这一时段大的语言运动潮流的总体把握的基础上,重点透视作家个体“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各自独特的心路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野草》是鲁迅写给自己的,是自己与自己的交谈,是鲁迅在沉静中由外部社会现实走向内部心灵现实的语言历险。一路上与他为伴的只有语言,也只能是语言。他与自己交谈,同时与语言交谈;他通过与语言的交谈确认自己的存在,通过与自己交谈走向语言。对于周作人的讨论,以《看云集》作为中心,是因为这个集子在周作人整个语言观念的流变中处在一个枢纽的位置,从它入手可以带出周作人前前后后的语言思考和语言观念的脉络。《死水》是闻一多的代表作,也是他“格律诗”创作理念的实践之作,围绕《死水》的语言讨论也比较多,通过它可以进一步延伸到对现代汉语从草创期到逐渐成熟的考察。沈从文是一个多产作家,而《边城》是他在文体上最成熟、语言想象也最空灵的作品,主要表现为“及物”与“离物”的融合;得意不忘言;直而幽、白而雅、诗而真。通过对这一时段公共空间的语言论争和作家个体现代汉语体验的考察,呈现一个时期大体的语言面貌,并勾勒出它与上下时期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一个剖面展示现代汉语发展的年轮,以及作家与现代汉语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现当代文学史叙述提供一个语言切入的视角和维度,将文学与语言的关系上升到一体两面的高度来理解和认识,打破传统语言工具论的拘囿而“在汉语中理解汉语”。

田刚[9]1992年在《试论《野草》“陌生化”文体特质》文中认为《野草》是鲁迅创作的一部意蕴深厚的散文组诗。艰深含糊的措辞是其诗性品质的集中体现,也是读者望而却步的根本原因。这种语言形态表现为语义和语法上的“感性非现实”特质,把鲁迅这样一个现代先驱者在“历史的荒原上”苦闷、彷徨、挣扎的心境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鲁迅的这种文体操作也是一次独特的“创造”语言的过程。他不仅运用了现代汉语,而且还重铸和更新了它们,使之形成新的形态。这是鲁迅所独自使用的“个人文体”。他创造的中国现代散文诗这一新型的文体,其精神与西方现代诗歌无意而合。

陈立波[10]2010年在《鲁迅散文诗《自言自语》、《野草》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有良好的诗歌传统,古典诗歌以成熟的形态、丰厚的文化底蕴、静穆的美学内涵和强大的功能,凝聚并造就了中国人的精神素质,支撑起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中国现代诗歌则呈现另外一种样态,它的产生遭遇了一个复杂纷乱的社会文化环境,本源文化与西方异质文化争战不休,新诗在本源感性与外来意识形态争战协商下极其复杂的催生,呈现出新的生产机制。报刊、现代媒体的兴起并显现强大的传播功能,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形成及发挥巨大能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发生演变的社会文化生态,为中国现代诗歌提供了发生的空间。中国现代诗歌形成一个新的传统,鲁迅对中国现代诗的形成有着开创性实绩。《自言自语》、《野草》是先后衔接的写作方案,是鲁迅个性化的诗歌探索。他领会、成熟地运用了散文诗这种现代文体,真正从艺术哲学精神和形式本体结构两者要求的一致性上把握了散文诗的神髓,以散文诗所体现的现代美学意识,感觉和想象方式,创造了卓然独立的艺术世界。在这两个诗歌文本中,鲁迅积极地探索如何塑造出丰富的现代诗歌质素,以撑起与内心世界表达相契合的散文诗,进而实现现代中国人本真的言说。首先,通过对元诗语素极具个人性的重新命名,反转古典诗歌意象或者构造崭新的意象,重建人与世界的神秘关系。其次,诗人突破意识世界,向人的内宇宙进发,营造潜意识的文本,梦、幻觉、精神分裂、死亡中的生存等成为表达的主旨,现代人的情感、经验可以较为充分地予以表达。再次,在文本中,鲁迅较为精致地营造了现代的“抒情主体”,基本告别英雄式的书写,而是向人类生存的真实面探求,广泛地运用象征、隐喻、悖论和反讽等手法,来展现人的梦魇、病态、衰老、颓废、无奈、荒原感,将这些人类生存的消极性作为审美的内容加以凸显。《自言自语》、《野草》高度关注声音,对文本世界中的声音进行因地制宜的处理。通过生命的独语展露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自言自语》构造出一种书写态势,将零碎、片段的心理图景一一展现出来。《野草》中,诗人或者营造一个“无声”的世界,在巨大的沉默中,抒情主体只有借元诗语素实现发声,或者自己只能发出生病的声音;或者在一个具体的语言环境里,他者拥有强大的发声机制,有着雄辩的口实,抒情主体只是很孱弱的发言者,声音中充满嘈杂的干扰和不一致,没有一个有力的响度支撑起一个硬朗的存在。通过对生病的声音与发生受损的记述,标示了现代人发声的困难,呈现出现代人遭受的压抑与戕害,生命本身的残缺与修复的艰难,强化了现代人生存意识以及写作者元诗姿态。通过巧妙地设置文本中“戏剧性对答”,诗人插入外在的声音,实现文本的多层次化,意蕴的复杂性,使文本趋向复义、复调,指向文学的优异性。

参考文献:

[1]. 《野草》的文体选择与抒情策略[D]. 从月. 湖南师范大学. 2004

[2]. 《语丝》中的文类研究[D]. 刘洋生. 云南师范大学. 2013

[3]. 鲁迅的黑暗体验与书写研究[D]. 王海燕.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4]. 试论《野草》中的戏剧性要素[D]. 栾鹏飞. 青岛大学. 2009

[5]. 论《野草》创作艺术的主体取向[D]. 付纯渊. 延边大学. 2011

[6]. 淡墨诗散文的文体自觉及艺术表现[D]. 皇锦玲. 云南师范大学. 2016

[7].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D]. 佘爱春. 南京大学. 2011

[8]. 语言论争与作家的现代汉语体验[D]. 张昭兵. 复旦大学. 2010

[9]. 试论《野草》“陌生化”文体特质[J]. 田刚. 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

[10]. 鲁迅散文诗《自言自语》、《野草》研究[D]. 陈立波.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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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的文体选择与抒情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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