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马”文论看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形态论文,话语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这一问题的提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这种必然性主要体现为：首先，它来自于理论自身建设的需要，即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其次，它来自于时代与现实的迫切需要，这种迫切性促使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理论、观点、方法等对当下的文学、文化现象作出具有理论穿透力的剖析与论断；再次，它来自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实施国家文化战略的需要，我们所处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环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这一使命与职责，这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在我们看来，“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这一问题主要包括“话语形态”、“当代”、“建构”三个关键词。从话语形态看，马克思主义文论毋庸置疑具有历史性，时代在变，社会心理、人的观念也在变，话语及其言说方式必然也会随之变化。比如，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与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话语形态上就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同样，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形态也应迥异于前两者的话语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形态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流派、不同理论及其代表人物之间也会呈现出显著差异，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之间，而且匈牙利的卢卡奇、意大利的葛兰西、德国的马尔库塞等之间的话语形态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现在，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有没有话语形态？笼统地讲，对此问题的回答不仅是有，而且有很多种话语形态，诸如经典的、西方的、东欧的、英国的、美国的等等。不过，如果在那个问题前面加上“中国自己的”这一限定词，问题的答案就会与此前的相反：还不完全有！当然，这样的结论会令我们十分懊恼。换言之，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世界格局中，如同我们在经济改革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种成就被概括为“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我们是否也在马克思主义文论这一领域创造出了并让“他者”与我们一起分享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诚然，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我们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比如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威廉斯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改造作家与人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深入群众生活，同群众生活打成一片等的主张概括为“结合”①理论，认为这是其独特的理论贡献。此外，之所以将“当代”这一关键词置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形态”之前，就是要格外强调其话语形态的“当代性”，强调这种话语形态不是僵化的、守旧的“陈词滥调”，而是充满活力、具有鲜活时代气息的理论洞察及其“表意策略”。众所周知，每一时代都有其不得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与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应对、解决有赖于其所处时代“适时”提出的话语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当代性”理所当然地具有“中国性”、“民族性”、“时代性”等诸多意涵。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无论就话语形态还是就当代性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还处于“进行时”而非“完成时”。那么，它究竟处于怎样的“进行时”？这就需要我们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整体状况作出基本判断。毫无疑问，在学界同仁付出艰苦努力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骄人成就，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生动体现：首先，从研究格局看，在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推动下，我们走出了“西马非马”的认识误区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空间不断得以拓展，诸如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②，以南斯拉夫的“实践学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吕贝尔、麦克里兰、波托莫尔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阿格尔、莱易斯等为代表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墨菲、德里达、詹姆逊等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包括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等），以及以威廉斯、霍尔等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等等。其次，从研究成果看③，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无疑居于首位，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论重要理论论著的翻译。此外，我们在理论研究和教材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累累硕果。
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与面临的挑战也需要我们正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话语形态确实亟待创新与突破，这是因为只有创新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文论旺盛的生命力，才能确保其发挥思想库的作用，才能确保其强大的感召力，才能增强其吸引力与凝聚力④。从抽样调查分析⑤以及通过与在校学生、其他领域学者座谈等形式获取的反馈意见看，大家对目前存在问题的认识趋于高度一致。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问题之一，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文论纯粹知识化的趋势、学科化的趋势，其文论的内在生命活力彰显得很不够；问题之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品格被严重弱化，失去了对当下文学、文化现象的评判力，其理论解释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凡此种种表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已成为研究者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理论课题与重大现实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此主要从“西马”文论这一视角来审视其对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具有哪些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自1978年始，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文论的研究已有三十余年，而在众多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流派中，我们对“西马”文论的理解与把握又最为全面。由于“西马”文论的产生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西马”文论并非一个具有严密理论体系的文论流派，而是对众多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流派的总称。此外，从文论角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建树主要是指法兰克福学派所作出的理论贡献⑥。因此，十分有必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在文论领域的主要贡献作扼要论述。一般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关注以下六个方面的理论问题⑦：第一，重视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比如对《手稿》、《资本论》的哲学解读；第二，重视对社会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卓越理论贡献正是发生在这个领域：第三，重视对物化或异化问题的研究，认为物化或异化现象是资本主义这一人类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第四，重视对历史辩证法问题的研究，认为扬弃异化的根本途径在于诉诸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而非恩格斯意义上的自然辩证法，并把历史辩证法的本质理解为总体性，通过总体性来扬弃异化；第五，重视对意识形态的研究，认为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把人界定为“意识形态动物”，无论是对阶级意识还是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的分析，都有助于加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与认识；第六，重视对实践问题的研究，认为历史辩证法的主体是人，而人的实践活动就构成了历史辩证法的真正主体，无论是人本主义的还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十分重视实践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精髓。总体看来，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要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论上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现实的社会关系总体中考察文学艺术，强调文学艺术的性质与功能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否定与超越，强调“艺术对于社会是社会的‘反题’”。其次，把艺术革命、艺术解放视为人类的解放、人性的复归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视野中有两种艺术观，一种是高雅文化，一种是大众文化，前者具有积极意义，后者具有消极意义。据此，他们对文化工业、大众文化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文化工业的出现是工具理性在精神领域统治的必然结果，文化工业以其内在的、感性的方式从精神上对人实施压抑性统治，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水泥。再次，对艺术形式及语言的高度重视，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最主要的理论特征之一。他们认为，“形式的客观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一个最困难、研究最少的问题”。既然艺术革命、艺术解放是人类的解放与自由、人性的复归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艺术在其中究竟如何实现自己的功能？艺术对现实的否定性和超越性必须通过审美形式发挥作用。
我们认为，“西马”对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形态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如何理解理论创新与经典理论的关系问题。简言之，如何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等的经典理论著作？在学术研究领域，我们要警惕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方式对待经典，另一种是以虚无主义、主观主义的方式对待经典。我们要以理性的而非信仰的态度对待经典，要以对话的而非教条的方式对待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对经典的细读不是“食古不化”，而是为了在继承中力求创新，在继承中力求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我们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未能以“西马”理论家对待经典理论的方式去对待“西马”的相关理论，对其理论的限度与边界缺乏必要的理论反思与审视。此外，对“西马”理论的全盘接受也反映出部分研究者对经典著作很不熟悉甚至极为陌生，基本的理论坐标的缺失导致难以作出审慎、恰切的理论判断。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细读“西马”的相关理论著作，还要细读经典理论著作。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主义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与其他哲学理论交融、对话的产物，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等。我们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由于担心被指责将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化”、“海德格尔化”、“结构主义化”等，因而缺乏理论探索、理论创新的勇气。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可以看出，他们充分吸收了其他哲学流派的相关理论资源，诸如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以及分析哲学等等。实践证明，只有在与其他理论的激荡砥砺中，才能形成形态各异、异彩纷呈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流派；在学术研究领域，应鼓励独立思考、自由探索。
如何把握理论创新与时代和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时代与现实生活的需要构成了理论创新的根本基础与核心动力，因而话语形态的建构需要从时代，从现实生活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都是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中提炼出来的，回答的都是当时人们所面临的各种人生问题、社会问题。“西马”的相关理论、思想在我们的当下社会中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劲的影响力，是因为其理论、其所提出的问题及解答，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所面临的各种状况具有诸多的相似之处。理论的生命力来自于对时代与现实问题的解答能力。
第四，如何把握理论创新与文学实践的关系。话语形态的建构不仅来源于各种哲学思想理论资源，不仅来源于时代与现实的需要，它也有赖于对文学实践的总结与提炼，即理论、现实和文学实践三者的有机统一。相当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有丰富的文学艺术的阅读经验和审美体验，不仅熟悉文学经典，而且也熟悉大众文化、流行文化，诸如卢卡奇、萨特之于小说、戏剧，梅洛·庞蒂之于绘画，阿多诺之于音乐，本雅明之于电影，马尔库塞之于诗歌等等。我们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严重脱离，“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结果，是把实践变成一种无原则的经验论，把理论变成一种纯粹的、固定不变的知识”⑧。这一问题主要表现为，一部分研究者对文学实践比较隔膜，将理论纯粹知识化：另外一部分研究者尽管对文学实践比较熟悉，但这种文学经验却是片面的。具体而言，年青一代的研究者接受了流行文化、网络文化、媒体文化的塑造，却疏离了文学传统与文学经典；对另外一个群体而言，尽管受文学传统与文学经典的熏陶，却对网络文化等极为陌生。阅读经验和审美体验的片面性对话语形态的当代建构提出了严峻挑战。
第五，要在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重点突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不追求一种体系性的理论，而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他们判断理论问题重要与否的基本依据是时代与现实生活的需要和现代人的生存体验等。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异化、意识形态、艺术生产等问题上的理论突破，都与其对现实、对当代人的社会心理的深刻洞察等紧密关联。实事求是地讲，在审美意识形态等问题上中国学者有自己的理论创新与突破，其历史贡献不容否定。当然，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在新的现实中作进一步的探究与思考，并将其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提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这一问题，是容易的，而对问题的解答却是极为困难的，还需要我们作出更多不懈的探索。
注释：
①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页。
②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最早由卡尔·柯尔施在1930年重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提出。1955年，梅洛·庞蒂在其《辩证法的历险》第二章（标题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卢卡奇(Gy
rgy Lukács)《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基本观点，而且还第一次明确地把卢卡奇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把《历史和阶级意识》称为“西方共产主义的圣经”。1976年，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做了更加广泛的理解。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不仅包含了在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影响下形成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包含了德拉—沃尔佩与阿尔都塞等影响下形成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979年，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更进一步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也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范畴中。本文在安德森所限定的意义上使用“西马”这一概念。
③由笔者主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课题”小组从翻译（包括论文、著作）、研究（包括论文、编著、专著），教材三个方面对三十年的成果分别作了编年史式和专题式的梳理。这一整理工作已于2009年完成，它有助于我们客观把握这一时期研究的整体状况。
④具体见张永清：《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与语境原则》，《学术月刊》2008年第1期。
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题组专门设计了调查问卷表，请部分高校师生参与了这项工作。
⑥参见陈学明、王凤才：《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二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191页。
⑦详见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⑧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