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众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中国公众媒介素养状况调查报告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受众论文,素养论文,调查报告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英国文学批评家列维斯和汤普生1933年提出媒介素养概念以来，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在欧美发达国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也越来越引起学界关注。但是，要开展科学、有效的媒介素养教育，必须首先对目前中国公众的媒介素养状况加以全面、客观的了解。为此，复旦大学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攻关项目“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着眼于将媒介素养视为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07年5月～6月，通过在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大规模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的方式，希望第一次全面考察目前中国公众媒介素养的基本状况，并探究其与公众人口特征、政治认知、媒介使用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我国媒介素养教育提供有益的参考。
根据学者们的概括①，媒介素养教育理念70多年来已经过了四次可称为“范式转移”的变化：第一代“保护主义”的媒介素养观源自精英文化脉络，强调保护公众免受不良媒介信息的侵害；第二代（60年代）则认为媒介信息不都是有害的，关键在于受众对媒介内容的主动选择和辨别；第三代（80年代）开始强调培养公众对媒介信息的批判解读能力；第四代（90年代以来）则从对文本的批判解读扩展到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认知理解，并进一步拓展到以公众媒介参与为核心的社区行动范式。因此，本文将媒介素养界定为一个多维度概念，并着重考察其三大核心维度——媒介信息处理能力、媒介知识以及媒介参与。
本次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四个城市进行，所有城市的抽样均采取多层、随机方式：先根据各城市人口统计资料，按照PPS方法抽取出40个居委会；然后，按系统随机方式在每个被抽中的居委会中抽出15户家庭；最后，根据“最近生日法”从每户家庭中选择一名年龄在18～70周岁之间的个人作为访问对象。调查共成功访问到2409名样本，总体成功率为75.8%。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进行分析。
一、媒介信息处理能力的内涵
如上所述，对媒介内容的积极处理、批判解读能力，是媒介素养几十年来关注的主题。媒介素养研究者一直强调，受众应该“对媒介信息保持开放、质疑、反思、批判的态度”②。从传播学经典受众理论出发，这一维度实际上也是关心受众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主动性，能够运用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反思意识，对所接触到的媒介信息展开分析和评判，而不满足于扮演一个消极被动的接收者角色。
为更全面地分析，我们将媒介信息处理能力划分为四个具体的方面——深度解读能力、批判质疑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与核实报道能力。其中，深度解读能力意味着受众能够超越媒介报道的文字表面，对报道背后所透露的深层含义进行解读，其集中体现在寻找新闻背后的“弦外之音”；批判质疑能力则是指受众能够对媒介报道提出疑问，怀疑某些报道或细节的真实准确性，不盲从、盲信；独立思考能力代表受众在阅读新闻时并不全盘接受媒介提供的观点，而是能够根据自己的知识、判断等提出独立见解；最后，核实报道能力意味着受众能够通过媒介报道之间的相互印证来确认事实，对新闻报道进行“校验”，这显然是一种非常积极，同时也需要付出更多心智劳动的信息处理方式。
二、媒介信息处理能力的总体状况
调查发现（见表1）：首先，在所有被调查公众中，约有25.6%表示“喜欢在阅读新闻时寻找弦外之音”，23.7%表示“一般”，而超过一半(50.6%）表示这一说法与自己“不大符合”或“不符合”；其次，约有32%的受众“经常在接触新闻报道时提出疑问”，24.2%表示“一般”，43.8%表示不怀疑或不大怀疑；第三，43%的被访者表示自己“有时会拒绝新闻报道所提供的观点”，而29.1%表示不会或不大会，另有27.8%表示“一般”；最后，当遇到有矛盾的新闻信息时，26.8%的受众能够主动通过多种途径来进行核实和确认，19.2%表示“一般”，53.9%则倾向于否定的回答。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公众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总体上处于中等偏弱水平，这反映在除了独立思考能力一项外，其余维度的平均值（见表1中最后一列）均没有达到五级量表的中值③。其中，独立思考能力的平均值最高(3.15)，说明受众在媒介提供的观点面前并不是像“魔弹论”所描述的那种应声而倒的“靶子”，而是能够依据自己的思维框架和知识积累，坚持自己的见解。位居第二的是批判质疑能力（平均值为2.78），说明质疑媒介的新闻报道并没有拒绝媒介的观点来得普遍。第三是深度解读能力（均值为2.50），反映了那种“透过现象看本质”、推敲新闻报道背后含义的解读模式，只是一部分受众经常采取的行为。而通过多种途径来核实媒介报道，由于需要付出较高的心智劳动，其平均值也最低(2.47)。
三、人口学因素的影响
调查发现：男性与女性在媒介信息处理能力上存在差异。如表2所示：男性在四个次级维度上的平均值都显著高于女性，差距最大的是核实报道能力（△=.25，p＜.001），其次是独立思考能力（△=.21，p＜.001），再次是批判质疑能力（△=.18，p＜.01），差距最小的是深度解读能力（△=.17，p＜.01）。
年龄与媒介信息处理能力之间的关系是：越年轻的受众，其在媒介信息处理能力上的表现越强。其中，26-35岁青年人的深度解读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核实报道能力均位居第一（平均值分别为2.69、3.39、2.61），18～25岁青年人的批判质疑能力则最为突出（平均值为2.92）。相对而言，中老年人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稍弱。这说明，那些饱经风霜的长者在媒介素养上并不比初涉社会的年轻人更具优势。进一步，通过简单线性相关分析可以发现（见表3）：在年龄变量（指年轻）与媒介信息处理能力的四个维度之间，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皮尔逊相关系数从.068到.127不等。
同时，公众媒介信息处理能力的高低与个人教育水平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程度越高，其媒介信息处理能力的平均值也越高。研究生群体深度解读、批判质疑、独立思考和核实报道四个方面的均值分别为3.06、3.38、3.91、2.91，显著高于其他教育程度的群体，特别是与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受众均值的差异都在0.8以上，独立思考能力的差距更达到1.23(3.91vs.2.68)。相关分析进一步显示了教育变量与媒介信息处理能力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见表3）。
最后，家庭月收入水平越高，受众的信息处理能力也越强（见表3）。不过，除核实报道能力外，家庭月收入最高（1万元以上）的群体，其信息处理能力却并非最高，反而落后于月收入在6000～10000元之间的受众，说明高收入并不绝对代表着信息处理的高能力。
四、政治认知和人际讨论模式的影响
媒介素养研究者们认为：基于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之间的密切关联，个体的政治认知，包括政治与公共事务兴趣、政治思考能力（意味着个体所具有的头脑复杂性），以及人际讨论模式，即受众如何与他人讨论新闻和公共事务——讨论圈子多大、开放性如何、是否具有意见的交锋，对媒介素养有重要影响。
经过净相关分析③后发现（见表4）：政治与公共事务兴趣和三个方面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从.07到.19不等。说明一个拥有政治热情、热心公共事务的公民，也善于深入推敲新闻背后的含义、愿意“不辞辛劳”地核实信息，以及对媒介信息保持一定的质疑。政治思考能力与其中的两个维度——深度解读能力和批判质疑能力正相关，对独立思考能力和核实报道能力则缺乏影响。
另一方面，我们接受众的人际讨论特征区分出两类不同的群体——开放型和封闭型，前者喜欢与他人展开积极、开放的讨论，并且讨论圈子较大，异质性较高；而后者较为封闭，只和自己背景相似的人交谈。结果显示（见表5）：“开放型”受众群体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显著高于“封闭型”群体，两者均值的差距从0.37（批判质疑能力）到0.74（深度解读能力）不等(p＜.001)。说明了公众积极、主动地处理媒介信息能力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如何与他人进行互动的影响。一个更愿意敞开心扉、与不同背景的人交朋友，并且在讨论中反思和辩论的人，其对新闻信息更具主动思考意识，也更具洞察力和批判力。
五、媒介使用的影响
媒介使用在以往的一些调查中被当作媒介素养的组成部分，但我们认为，作为公众人人皆有的媒介接触表层行为，不能等同于媒介素养的核心内涵。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我们的考察分两个层面进行，首先分析单纯媒介使用时间的影响。结果发现（见表6）：在控制了个体特征性变量后，除了上网时间与核实报道能力两者之间有微弱的正相关关系外，无论是读报、看电视，还是上网时间的长短，都与媒介信息处理能力各维度无关，某些关系上甚至呈现负向趋势。
注：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收入、城市、个体政治认知和人际讨论模式；#p＜.10。
第二个层面我们考察媒介使用的内容与信息处理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就大为不同。如表7所示：关注报纸新闻与媒介信息处理能力的四个维度之间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净相关系数从.06到.09；与之相对，关注电视新闻和娱乐内容则对信息处理能力的培养毫无作用；就新兴的网络媒体而言，关注网络新闻对深度解读能力和核实报道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批判质疑和独立思考能力无关，而经常打网络游戏则对各方面的信息处理能力均无帮助，甚至有反向作用趋势；最后，经常关注海外媒介对深度解读和核实报道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与批判质疑和独立思考能力无关。由此可见，相比于单纯的媒介使用时间，对媒介素养影响更大的是受众所关注媒介内容的差异。新闻内容比娱乐性内容，报纸、网络比基尼电话，更有助于受众信息处理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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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结与启示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主要结论和启示：
1.目前我国公众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处于中等偏弱水平，换言之，公众批判接受媒介信息、积极主动思考解读的情形尚不普遍。面对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传媒内容的日趋丰富和多元，受众的信息处理能力亟待加强，媒介素养教育需要有针对性地提高这方面的意识和水平。
2.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差异较为明显。中老年人和低教育、低收入这类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在媒介素养上也略呈弱势。这部分人在纷繁芜杂的媒介信息面前较为被动，需要媒介素养教育的更多关注。
3.媒介素养教育不能离开受众自身的政治认知和人际讨论特点。具体而言，那些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热情不足、在日常讨论中不够活跃的群体，特别需要媒介素养教育的提升，着眼点首先应从环境上鼓励他们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参与，以及通过朋友、同伴交流等手段提高他们对媒介信息的处理、思考能力。
4.媒介素养与媒介使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混淆。单纯媒介使用时间并不能影响媒介信息处理能力，但是所关注的不同内容有重要影响。从这方面出发，媒介素养教育应鼓励受众多接触和关注新闻类内容，特别是加强读报，多尝试在网上冲浪，接触海外媒介。倘若沉迷于娱乐节目或网络游戏，久而久之，可能会削弱自己对媒介信息的思考处理能力。
注释：
①参见Buckingham,D.(2003).Media Education:Literacy,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Cambridge:Polity Press; Masterman,L.(1998).Foreword:The media education revolution.In A.Hart (Ed.),Teaching the media: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p.vii-xi).Mahwah,NJ:Lawrence Erlbaum；或陆晔：《媒介素养的全球视野与中国语境》，在“2007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
②Hobbs,R.(1996).Media literacy,media activism.Telemedium,The Journal of Media Literacy,42(3).
③采用净相关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其他因素对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