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全球史观下的博物馆藏品研究
杨 瑾①
【摘要】 全球化时代的博物馆藏品研究应采取全球视角、对话式模型、全球学术流转，并寻找全球相关性、建立全球论坛，藉此挖掘其世界历史意义与价值，在“一带一路”建设新形势下，不断探索博物馆藏品传承和利用传统文化的新模式，谋求博物馆可持续的未来发展之路。
【关键词】 博物馆；藏品研究；新全球史观
博物馆研究指博物馆科研人员为深化和丰富对博物馆现象、博物馆收藏及相关活动的知识，运用人类已有知识和手段进行的系统性创造工作[1]。特点是以藏品为基础，以陈列和教育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多层次、多学科综合研究，即苏东海先生所论的普及性研究、服务性研究和学术性研究[2]。而学术性研究又分为传播性学术研究、整合性学术研究、运用性学术研究和创新性学术研究。创新性学术研究是各种学术研究的最高代表，可以带动其他三类学术研究[3]。因此，创新性学术研究能力是区分博物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能进行创新性学术研究的博物馆就是“一流”“领先”博物馆，能跟进和模仿的即是次之，无创新能力的更次之，这种标准也代表了全球化时代的博物馆的新方向。
一、新全球史：博物馆藏品研究的新转向
就我国博物馆而言，“一流”和“领先”多指“国内领先，国际(世界)一流”，特别是一些大中型博物馆。这一基于国内实践的国际化目标或定位，已被很多博物馆写入治馆目标中，并提出“学术立馆”“科研立馆”等技术路径和工作原则(1) 科研和学术在定义上虽有一定不同，但在博物馆具体实践中两者混用居多，例如有的设立研究部(院)，有的设立科研处(办)，还有的设立科研管理部(处)，也有的博物馆没有设立专门的学术部门。本文采用合二为一的广义概念。 ，如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立馆”、故宫博物院“学术故宫”、河南博物院“提倡学术研究”、浙江省博物馆“以学术研究立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科研立馆”等。可见学术研究对于博物馆发展具有坚实的基础支撑作用，而创新性学术研究更是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 中国国家博物馆坚持“人才立馆、藏品立馆、学术立馆、服务立馆”的工作思路，建设“世界一流博物馆”。在“四个立馆”中，人才是关键，藏品是基础，学术是支撑，服务是目的。在全馆范围内倡导以学术为上、以学术为先、以学术为荣的良好风气，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互动局面，出现了“无处不历史、无处不艺术、无处不学术”的浓厚氛围和全新景象，带动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国际上的地位与日俱增，2015 年被英美有关机构评价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博物馆居第二位，排在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之后。参见吕章申《坚持“学术立馆”为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大博物馆而奋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学术工作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6期。
然而，从我国博物馆总体发展情况来看，学术水平已经成为制约博物馆发展的瓶颈，也是老生常谈的困难与挑战，自2008年以来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报告反复强调这一问题。如2008-2009年的评估报告称：“科研工作是短板。83家一级博物馆两年的定性一级指标得分率中，科学研究最低，得分率仅43%。代表性研究成果平均得分率则更低，只有27%，是所有评估项目中最低的得分率。即便就国家级博物馆来说，科研也仍然是具有瓶颈性质的制约性弱项。……科研工作的淡化，势必造成藏品诠释和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的脱节，空有服务等热情，却缺乏服务的能力和针对性”[4]。2011年的评估报告称“科研创新能力不足……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亮点不多，特别是文物研究更多地停留在本体研究阶段，缺少对文物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内涵的研究”[5]。2014-2016年的评估报告称“我国博物馆在科研投入和产出上严重缺位”，特别是针对藏品的研究不足，特别是一些专题类博物馆，如很多科技类博物馆官网看不到关于藏品研究的信息。有学者甚至指出，“在国内的科技类博物馆中，强调了知识、技术的介绍与普及，而忽略了研究作为展览展示支撑的关键性作用，这使展览展示缺乏深度吸引力和持续的生命力，使这些博物馆更像一个游乐的场所”[6]。因此，评估报告对一级博物馆提出了“提升科研产出水平，建设研究型博物馆”的建议，“强化藏品研究的基础性地位，促进藏品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展览、教育等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使国家一级博物馆真正成为研究型博物馆”[7]。
乐善秦腔中的“唱念”，同样是表现戏剧人物的重要语言手段，其唱念的方式有对唱、独唱、旁唱、伴唱、独白、旁白、帮腔等。其中旁白、旁唱、独唱是人物内心活动自然流露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好的唱念对塑造人物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乐善秦腔也是如此。
那么，藏品研究对博物馆至关重要，但又无法获得较大突破，根本原因在那里？笔者认为，除了人云亦云的客观原因外，主观原因恐怕起着关键性作用。一是普遍存在藏品研究不够重视、高水平研究人才不足等问题；二是普遍存在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不够丰富、成果转化不够多元等问题。在目前情况下，除了提高重视度外，还需要理论范式的突破，需要创新性的学术研究，例如新全球史研究方法。原因有二：首先，从博物馆自身而言，因为藏品往往涉及多学科的复杂信息，需要突破传统的单一学科研究范式局限，借助国内外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视角和方法，特别是基于陈列展览的藏品研究。上海博物馆和湖南省博物馆等开始在藏品研究方面进行创新尝试，分别推出了《青花瓷展览》《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至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等学术型展览(3) 湖南省博物馆于2018年1月26日至4月30日展出《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至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宣传词“全球博物馆最精美的藏品，世界历史最深刻的变革，一部你从未看过的《马可波罗游记》，一场跨越欧亚大陆的时空旅行”。中国国家博物馆于2018年6月9日至9月19日展出《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览汇聚全球38家博物馆200余件文物和艺术品，构成全球学术界思潮中的最新一支浪潮。 。其次，从博物馆藏品研究趋势来看，新全球史、新历史主义等思潮已产生影响，极大地挖掘了藏品背后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引进的《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历史》全球巡展，是大英博物馆藏品研究中采用了新全球史的“传承”和“交流”视角和理论，对世界各地文明进行宏大叙事，由此推出了颇有影响力的《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的多元研究成果(4) 2016年至2017年巡展：阿联酋阿布扎比、中国国家博物馆(2017年3月2日至5月31日)、上海博物馆(2017年6月28日至10月8日，展览名称为《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太宰府的九州国立博物馆、神户市博物馆、澳大利亚珀斯的西澳大利亚博物馆和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等。 。笔者认为，我国的博物馆藏品研究中也应该越来越多地借鉴新全球史分析模型，挖掘藏品的丰富内涵，凸显其在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交往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
二、新全球史：理解博物馆藏品的新语境
以2000年美国全球史学家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正式出版为标志，世界历史研究迎来了新全球史(新世界史)的研究新范式[8]。与以国家为单元，以超越跨国贸易、商业网络、比较政治等“跨国境”的全球史研究框架不同的是，新全球史关注“互联”与“互动”，以“传承”与“交流”两大主旋律为基调，呈现出世界历史由隔绝到整体演变过程中复杂的历史复调，开辟了世界历史研究的新阶段[9]。
生物显微镜 （上海光学仪器一厂）、哈氏切片器 （莱州市电子仪器有限公司）、烘箱 （耐美特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分析天平 （上海衡诺电子衡器有限公司）、纤维强伸度仪 （常州市天祥纺织仪器有限公司）、YG747型八篮恒温快速烘箱 （常州市双固顿达机电科技有限公司）、YG501D型透湿试验箱 （上海谭氏实业有限公司）、电子分析天平 （上海丙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玻璃干燥器 （上海越众仪器设备有限公司）、UV-1800PC DS2型分光光度计 （上海美谱达仪器有限公司）。
新全球史观为创新博物馆藏品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即在“传承”与“交流”的宏大历史背景下，探寻博物馆藏品的历史生成机制及其动力(贸易、旅行、征服战争、宗教和文化传统的传播、技术的扩散、传染病的流行等)，展示藏品蕴含的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以及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及其多元化方式，在人类长期的跨文化互动历史中，呈现各个社会不断突破观念和地理边界而谋求发展的心路历程，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越来越剧烈的全球化的世界以及未来影响，培养与不同民族打交道的建设性的能力。
全球化带来了很多新的学术研究思潮与范式，如新历史主义、新全球史、新社会史等，在新全球史理论范式下，博物馆作为一部综合性全球史及其学科的构成部分，在藏品研究方面应建立以全球为导向的方法论。
新全球史强调的“对话”“互动”“传承”“交流”等核心理念在“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览中得到了充分展示。该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时，一组唐代三彩俑激发了英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对话式”研究。在大英博物馆馆藏亚洲文物与《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全球巡回展览配套出版物的学术支持下，霍宏伟先生将其中一组三彩俑“置于一个宏观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为理解和阐释这些釉陶俑的学术价值增加了更为翔实的基础资料”，“将更加准确的历史信息及较为丰富的背景资料传递给广大观众，从而使之获得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真实信息”[16]。再如收藏丝绸或织造类藏品的博物馆应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展开合作研究，从技术传播、本土化等角度揭示全球意义。
各地博物馆各个历史阶段的藏品无疑是产生于跨区域互动的世界历史环境中，材质、造型、纹饰、制作和使用等蕴含着诸多有关“传承”与“交流”的历史信息。一些省级综合类大馆的藏品，特别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博物馆的藏品，如西北地区“陆上丝路文物”、东南地区“海上丝路文物”、东北地区“草原丝路文物”、西南地区“蜀布之路”等，或以“茶马古道”“陶瓷之路”“玉石之路”“黄金之路”“书籍之路”“青铜之路”“彩陶之路”“科技之路”等主题的文物。一些地县博物馆也不例外，如青州市博物馆藏青瓷胡人抱瓶俑、天水市博物馆藏隋代祆教石椁、长治市博物馆藏隋唐胡人俑、巩义市博物馆藏胡人俑、乾陵博物馆和昭陵博物馆藏唐代胡人俑、新会博物馆藏明代木门板上的美人图像与16世纪枫丹白露画派笔下的欧洲女性非常相似等。更多的新型博物馆的藏品也包含值得进一步挖掘的丰富内涵。
可喜的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大量丝绸之路主题展览的举办，博物馆藏品中不被人关注的器物的丝路文化和科技交流价值被挖掘出来，如陶瓷器、青铜器、玉器、金属器、玻璃器、货币、简牍、玺印等。例如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何家村金银器一直备受关注，特别是兽首玛瑙杯、金银杯和碗及壶等外来器物的渊源，最近利用新科技手段挖掘藏品的科技价值，推出了一批新研究成果，而一件其貌不扬的铜矛竟然与公元前2000年阿尔泰地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有关[12-14]。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起来，国防强起来。”
三、新全球史：博物馆藏品研究的新范式
早在1995年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第18次委员会(挪威)提出了“博物馆的全球意识”，2002年ICOM把“博物馆与全球化”作为国际博物馆日主题，而2000年国际博协科技博物馆专委会(ICOM-CIMUSET)巴黎年会也提出了21世纪世界科技博物馆普遍接受的行动纲领是“思维全球化，行动本地化”，全球视角为博物馆藏品研究提供了新范式[15]。较早采用全球视角的博物馆，如卢浮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艾米塔什博物馆等，不断挖掘藏品的跨文化交融价值和它们在世界历史不同阶段的作用与意义。这种研究方法已逐渐被我国博物馆借鉴，现在越来越多博物馆都引进国际巡回展览。特别是上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等，除了引进国际展览外，还进行基于本馆藏品的宏大视角的原创国际策展。笔者认为，这种综合性研究趋势将不断促进我国博物馆的国际化进程，有鉴于此，还应不断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总结与提升。
(一)全球视角
藏品研究中采用全球视角的研究方法最典型的例子是2002年大英博物馆推出的研究、传播、展览及教育项目《100件藏品中的世界历史》(该系列包括BBC四频道广播节目、出版物、儿童电视节目、国际巡回展览)。在时任馆长尼尔·麦格雷尔(Neil MacGregor)组织领导下，100余名馆员、400余名专家，花费4年时间从馆藏的800万件藏品中挑选出100件最具代表性的文物，通过全球史视角重新定义文物藏品的诠释方式和维度，解构欧洲中心论史观，把大英博物馆作为多元文化相交的地方，通过博物馆藏品向公众介绍新的人类多元文化历史相互交融、彼此影响的动态发展过程，创造出一个多元化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除了设立外国馆、香港分馆、举办大量国外展览外，还于2019年7月举办《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展览，展品来自故宫博物院和大英博物馆等世界顶级博物馆、中国境内各地窖藏和沉船等遗址和日本、韩国、印度、伊朗、英国、阿联酋等世界上重要中外贸易点所发现的龙泉及仿龙泉青瓷，以立体化地展现宋元以来陆上及海上陶瓷之路的兴盛发达及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
(二)对话式研究
无论从类别上还是从主要分布区域来看，博物馆藏品均为中国历史重要发展阶段的珍贵物证。关于中国历史上与域外交往的学术讨论硕果累累，学术界达成的普遍共识是：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上自周秦汉唐、下至宋元明清的文物不仅物证了这些朝代，而且也佐证了世界历史由相互隔绝逐渐走向整体的过程中长时段与跨区域的“传承”与“交流”，即司马迁“华夷之辨”天下观到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不同时代与世界历史在东西方之间反复冲突交融过程中的宏大叙事。吴于廑先生曾说：“当代考古学的成果已经让我们知道世界上最早发生农耕的中心，也知道农耕怎样由中心向周围扩展，又在广阔的地带形成许多孤立的、相互闭塞的点。金属器的使用，促进了有些点的发展，出现了国家。历史上在农耕较早和较快发展地区出现的国家，不是若干孤立的农耕点的联合，而且其自身的存在，也往往不是单独的，而是许多与之相似的小国的并立。这种国家形成和小国并立的现象，实际就是在一定地区范围内突破自足农业闭塞状态在政治上产生的后果。随着联系的加密，统治力量强弱的变化，并立的诸小国又往往以联合、兼并、征服的方式，形成统一王国以及疆域更为辽阔的帝国”[11]。“传承”与“交流”主题下技术的传播尤为重要，如马和马车、青铜等技术由欧亚草原地区向世界各地传播，古希腊罗马玻璃、雕塑技术的世界性传播，带来了世界历史在“冲突”与“反应”模式下不断交融。
(三)全球学术流转圈
概言之，新全球史视角的藏品研究不仅仅要研究人类的过去及其漫长岁月经历的各种变化、发展和改造，更要关注宗教、社会组织模式、思想和理念、农业、科学、技术跨越地理空间的传播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
荷兰石迪池·维拉德博物馆(Stiching Wereld Museum)的方若薇和文景诗在荷兰科学研究组织的资助下，研究中国汉代“清白”铭文铜镜全球学术流传过程。他们采取了“全球学术流转圈”模型，通过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图书馆和市立档案馆的档案来研究18世纪荷兰著名文物收藏家尼古拉斯·威特森(1641-1717)收藏的一件出自西伯利亚古墓葬的“清白”铭文铜镜(1705年因意外摔碎后无法修复)。“这枚小小的铜镜调动了1700年前后将阿姆斯特丹和世界其他地区连接在一起的文化网络，即从汉代中国→西伯利亚→阿姆斯特丹→欧洲(巴黎、柏林、罗马)→本地治里(印度)→巴达维亚(印尼)→18世纪中国(广东、北京)”。通过一枚铜镜全球性研究轨迹而构建的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自汉代至今的全球知识与文化流动网络，对我们研究博物馆藏品的全球性颇有启发[17]。特别是很多博物馆都收藏大量的陶瓷器、铜镜和青铜器等，尤其是北京、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各类博物馆。
采用SPSS 24.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由于粮食生产用水量巨大，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缺少控制性工程，水功能区水质状况改善较慢，资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水质性缺水的情况在黑龙江省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流域、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长此以往，水资源水环境将难以承载，发展将难以为继。
1.对政府财务报告主体范围的确认。在试编阶段主要采用受托责任法和基金授权分配法来界定报告范围。报告主体的界定则是从财务报告的角度来确认，主要反映的是对会计报表数据及相关财务信息分析的情况。既包括全额拨款或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会计主体，也应当涵盖由政府投资的各种融资平台公司会计主体和国有独资、控股、参股企业。简而言之，应将依据财政经费领拨关系，反映公众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国家机关、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以及反映国有资产管理职责履行情况的国有独资、控股、参股企业纳入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范围。
四、新全球史：博物馆藏品研究的国际对话平台
中华文明5000年的演进过程也是不断突破隔绝、与外界交流互鉴的漫长过程，博物馆海量藏品也是与文献互证的历史载体，或多或少地包含着“中外文化交融”信息。据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16年10月31日，普查全国可移动文物共计108154907件/套。其中，按照普查统一标准登录文物完整信息的为26610907件/套(实际数量64073178件)，全国各级综合档案馆馆藏纸质历史档案81544000卷/件。从类别上，主要有钱币、古籍图书、书法绘画、陶器、瓷器，占比70.78%。时代主要有周代、汉代、唐代、宋代、明代等。可移动文物数量最多的五个省(直辖市)分别是：北京市、陕西省、山东省、河南省、山西省，占可移动文物总量51.42%[10]。
(一)构建藏品的全球相关性
以大英博物馆为例，它250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收集全球文物，并用物品来讲述世界历史。因为其使命宣言指出，大英博物馆不仅仅是文物的收藏地，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对文物的含义与认知展开辩论的场所。这些时而会剑拔弩张的辩论，与文物应在何地被收藏或展示的争论一起，构成了探讨文物当今含义的关键。而这些观点都应由那些与文物关系最紧密的人来说明[18]。
对我们的启示是，博物馆藏品研究应采用全球化视角和世界历史的多元阐释方法，借用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纵轴(隐喻)和横轴(提喻)界定的选择与合成模型”，对藏品中蕴含的“全球性”予以深度挖掘，通过个体“提喻式地”反映整体，通过整体“转喻式地”剖析个体，以生活文物、宗教文物、军事文物、商业文物展现世界历史发展的理性、有序和体系，博物馆藏品研究也由此从视觉意义转化为书写语汇意义，因为“从展现事实的角度看，博物馆的展品一方面能够提喻式地通过个体反映整体，譬如一只蝴蝶或一个瓷罐就可以代表某一类型的蝴蝶或罐子；另一方面，它们也可以通过类似转喻的方法代表更多范围智识体系中的一部分，譬如自然历史或人类学”[19]。再如，很多博物馆藏品中的纺织品研究绕不过《棉的全球史》，该书讲述始于亚洲，尤其是明代中国中国和殖民化之前印度的棉纺织业国际贸易的故事，全球化时代中国又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经济体。棉的全球流传反映了几个世纪以来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崛起、农业活动的变化、新时尚的出现、技术的创新以及我们不断全球化的进程[20]。
也有人会说，本博物馆并没有直接与之相关的藏品。笔者认为，尽管不能发现直接关联，但或多或少会有关系和网络的关联，或包含着很多启发反思的内容，例如技术、战争、革命、信仰等爱恨情仇问题，或者包含交流互动的元素及其反思精神等问题。正如《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所说，“你越是深入研究一件事情的源头，就越能在本地的物品中找到世界性元素。这是个值得深思的大课题，但它同时也表现在故事、语言和物品这些日常事物之中”[18]。
(二)搭建全球性学术研究论坛
博物馆应该通过藏品让世界各地的学者建立联系，并通过对某一馆藏或某一主题发起国际讨论，引发全球公众的关注。如中国国家博物馆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联合推出的网上主题藏品对比系列。国际妇女博物馆(the International Museum of Women，简称IMOW)通过全球网络平台鼓励全球女性利用社交媒体参与“年轻女性说经济”的项目研究，并就该主题展开对话协作式研究，共同策展[21]。澳大利亚一些博物馆已采用了一种全球电子博物馆体系，建设一种合作型社区历史研究的全球平台，旨在藏品征集、研究和传播方面鼓励学生、研究者和公众，特别是年轻人和老年人相结合的“代际”合作模型[22]。而比利时自然历史博物馆、法兰克福科学探索中心、德意志科技博物馆、佛罗伦萨伽利略博物馆和罗马动物博物馆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在普遍重视研究工作基础上，“实施学术研究，开展学术交流，为专业人才提供研究资源和平台，接受多种渠道的研究基金，甚至设立面向国际学术界的研究项目，对藏品进行学术性研究”[6]。
五、结语
随着“一带一路”以及“数字丝绸之路”等全球性重大合作项目的实施，博物馆进入全球化的3.0时代，新全球史视角为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历史机遇，我们应该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在藏品研究时，一是要突破文化上的隔膜、学术背景的不同和语言的多样性，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构建适应全球化未来发展潮流的新诠释体系；二是要将个案研究融入世界史大背景下，结合新世界史学潮流，加入相关学科的国际研究平台，力争建立中国的博物馆藏品研究话语体系。三是将博物馆藏品研究置于“一带一路”建设之中。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畅销书《丝绸之路：一部新的世界史》的结语中说：“世界的重心将再一次回到它千年之前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计划及中国为此所做出的巨大投入，都充分表明中国在为未来着想。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挫折和艰难、挑战和问题，似乎都是一个新世界在诞生过程中的分娩阵痛。当我们在思考下一个威胁将来自何方，思考如何应对宗教极端主义，如何与那些无视国际法的国家谈判，如何与那些经常被我们忽视的民族、文化及宗教建立各种联系的同时，亚洲屋脊上的交流网络正被悄然地编织在一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重新建立起来。‘丝绸之路’正在复兴”[9]。中国的博物馆应以全球史观为指导，以“一带一路”为推手，在全球化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当前的世界远没有我们乐观想象的那样全球化。同样博物馆的全球化也不仅仅是一种现象，而是一种全球史观的新诠释。
总之，全球化时代博物馆应该秉承“愚者求异、智者求同、仁者求通”的理念，拓展藏品研究的全球视野，探索我国博物馆藏品保护、传承、利用的新途径，提高藏品“内涵式”研究水平，提高博物馆的国际合作和展览交流能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服务于全球公众了解中华文明的需求，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我国的博物馆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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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 瑾：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物学与博物馆学；通讯地址：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620号；邮政编码：710119；Email：j.yang323@163.com。
引用格式： 杨瑾.新全球史观下的博物馆藏品研究[J].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19(4):5-11.[Yang Jin.Museum Collection Research i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Global History[J].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 Museum Research,2019(4):5-11.].DOI:10.19628/j.cnki.jnsmr.2019.04.001
(责任编辑：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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