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的可能性——论《塞巴斯蒂安#183;奈特的真实生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记论文,巴斯论文,可能性论文,奈特论文,真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71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22X(2010)06-0106-05
修订日期：2010-01-29
《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以下简称《真实生活》)①是纳博科夫的第一部英语长篇小说，1938年冬季完稿于巴黎，并在他移居美国后的1941年12月于纽约出版。由于是第一次用英语写作长篇作品，纳博科夫觉得不是很有把握，对小说的命运心存忧虑。(Boyd，1990：503-504)他在给爱德蒙·威尔逊的信中说：“我担心它不会很成功。”(Karlinsky，1980：44)当初，《真实生活》确实没有引起很多关注，直到1960年以后，情况才发生变化。但多年来的研究都有意无意忽略了该小说在形式上作为一部文学传记的意义。倘若联系纳博科夫的生活来看，会发现它隐含了作家更深层的思考。本文将立足于文本解读，从“文学传记”的表层设计出发，探讨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深层动机和内涵。
《真实生活》是一部小说，但套用了文学传记的外观。小说借着叙述者V与假想的传记家古德曼先生的论争，对传记家的动机、传记理念、传记的真实性、传记写作方法和价值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与此同时，小说还把叙述者V的传记写作过程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与古德曼形成对照。因此，实质上，这部小说更像是探讨如何写作传记的传记，即“元传记”，是纳博科夫文学传记观念的演绎，是对现代传记写作可能性的探索。
就写作动机来看，V在自己的哥哥、著名作家塞巴斯蒂安·奈特去世不久就迫不及待地为他作传有其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留住人间真情。虽然他们是同父异母兄弟，从小到大彼此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但是随着哥哥的去世，V突然感觉到了失去亲人的痛楚，于是有了写传记的念头。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已发表的奈特传记深感不满。在收集材料过程中，他发现，曾经短期担任过奈特秘书的文侩古德曼先生已经完成并出版了一部奈特传记。可令他非常恼火的是，在那部名为《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剧》的传记中，作者对传主的生平和艺术创作做了简单、草率且主观的论断。V决心重新写作一部传记以正视听，并命名为《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
从上述动机出发，叙述者V以古德曼先生为靶子，对其传记进行了全面的驳斥和否定。他认为古德曼的错误主要有：第一，写作动机不纯，态度不严肃。古德曼是凭着文学掮客的商业嗅觉写作作家传记的。他认为，虽然奈特是个不错的艺术家，但对大众的吸引力不强，必须选取某个特别引人入胜的角度来写。他将一些老掉牙、不相干的传闻移植过来，冒充奈特生活中的逸闻趣事，以增加所谓的趣味性。第二，评述作家生平事件时，基本事实不清楚，简单地寻章摘句，对号入座，主观臆测成分居多。古德曼仅从奈特书中“茫茫森林和冰雪覆盖的原野”一语就断定它反映了奈特对待俄国的态度，认为粗陋的俄罗斯环境“挤占了他健康的英国式教养”。(13)V嘲笑说：“结果对古德曼先生大作的读者来说，我注定是一个不存在的野鬼——一个假冒的亲戚，一个饶舌的骗子。”(6)第三，也是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古德曼依据自己的文艺观，强调作家应该以反映现实生活为己任，大肆攻击奈特的人品和作品。古德曼用一些简单的术语，如战后一代、战后天下初定、经济萧条、机器崇拜等等，判定奈特是“我们时代”的产物和牺牲品。他指责奈特内心空虚，被自己人性的缺点所折磨，在这个周边尽是火烧眉毛问题的时代，却躲进个人的象牙塔，切断自己与世界的联系，最终导致人生的彻底毁灭和艺术的死胡同。古德曼因此得出结论：“塞巴斯蒂安真正的死因是他最终意识到是自己做人的一次失败，也是艺术家的失败。”(98)
V企图用自己的“真实”文本证明古德曼的理论和实践都有明显的错讹。但是，同为传记作者的V也面临很多问题。事实上，即便我们认同他对古德曼的指责，承认古德曼的出发点与方式方法确实有很多缺点，可是，他又如何保证他获取的传主信息的真实性，保证依据它们完成的书的可靠性呢？
先看他获取信息的途径。他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获取有关资料：一是自己的回忆，内容包括童年生活、流亡西欧后与哥哥的几次会面以及母亲去世前讲述的有关奈特的经历等。二是直接寻访第一见证人，听他们的讲述，这是信息的主要来源。采访过的人有：当年的家庭教师、奈特的中学与大学同学、秘书古德曼、密友、恋人等。三是来自奈特的书信，以及从他的自传性作品、纯虚构小说中寻章摘句地剥离出的信息。四是出于V的直觉、猜测和“合理”想象。总之，他的这些方法与常规方式并无二致，是“可靠”信息与细节合理想象的结合。
那么，他运用这些“坚实的”信息完成的传记，会是再现奈特的唯一标准文本吗？在写作过程中，V对能否顺利完成这项工作始终心存疑虑。他的不断反思促成他提出了更高层面的本体论困惑。他深知：“不要太相信能从现在的口中了解过去，提防那些最诚实的中间人。请记住人家告诉你的其实包括三部分：讲的人加工的，听的人加工的，还有一部分死去的主人公对两个人都做了隐瞒。”(44)
更令V忐忑不安的是，他发现自己写作哥哥传记的方法和哥哥写作虚构人物的方法如出一辙。他曾在奈特遗物中发现一组照片，是奈特为写作人物传记在报纸上登广告征询来的。“作家撰写虚构的传记急需某位先生的照片，需五官端正、平和、刚毅、无饮酒史，单身者优先。上述作品采用的童年、青年、成年期照片一律付酬。”(34)这是对V的告诫，还是讽刺？
众所周知，传记的首要特征是真实性，但要保证真实性涉及多个方面，首先是来自传主的可靠“事实”。传记必须以传主的生活实践为根本，但由于传记追寻的是已逝的过去，这本身面临巨大困难。其次是传主的生命必须依靠各种物证和见证人来证明。由于见证人都有其主观性，一切说法都经过其淘洗筛选，所以，他们中的可靠“事实”很难说是最可靠、最有效的，相反却是聚光灯下众说纷纭的幻影；那些事实不再是用来证明人物存在的基础，而变成本身需要证明其实在性的“幽灵”。总之，虽然见证人的说法具有第一有效性，但只有收集到所有见证人提供的“透明”事实，那个真实的人物才会焕发生命。因为“人类知识是各种断片的累积，是一种简单且不完整的反映的集合；通往某个‘真实’生活的唯一道路是聚集尽可能多的反映。”(Stuart，1978：44)理论上，哪怕漏过一个见证人，事实的“雷达”屏幕上就有盲点。然而，收集到所有的事实是几乎不可能的。“现在该怎么办？……我能不能就这样将他撂在那儿同时动笔写书？一本有盲点的书？一幅未完成的画？”(103)因此，无论怎样努力，最后的成品都免不了支离破碎和片面乏力。就真实性而言，任何宣称真实的人物传记都难免是虚妄的，都只是无数种真实中的一种。
通过这一系列的质问与沉思，V明白了，即便费尽心机，最后完成的画像同样只是平面的。即便他抱着无比的雄心，最后完成的作品仍旧是“‘小说体传记’(fictionalized biography)——目前发明的文学样式中最糟糕的一类”。(17)
摆在V面前的还有认识论难题，即“真实”的难以把握既由于一切事物的本质属性，也因为人类——认识者自身的局限。
首先是人类感知能力的有限性。V和古德曼一样都是肉体凡胎，人类知觉能力的缺陷在他们身上不可避免。最典型的是，古德曼认为，奈特曾经去过蒙特卡罗，这个赌博一地狱之城的魔力“对他产生了无法形容的震动”。(53)而奈特在自传性最强的《失去的财富》中则说：“离开剑桥之后，我去了一趟大陆，在蒙特卡罗安静地呆了两个星期，我想，那里有一些专供人们赌博的所在，但如果真是这样，我算是错过了这一切，因为我把多半时间用来写我的第一部小说了。”(16)真相不得而知，但二者自相矛盾是明摆着的。
而V在解读奈特过程中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在拜访过保罗·雷西诺之后，他根据保罗的话断定奈特绝对不会爱上这个男人前妻那样的荡妇。“塞巴斯蒂安是傻瓜吗？……那种姑娘很快就会惹他心烦的。”(124)可事实证明，奈特爱上的正是保罗的前妻尼娜。另外，在小说第18章中，叙述者想象当《神秘的常春花》发表时，奈特“正身处某个俱乐部温暖喧闹的房间里，手插在裤兜里，耳朵熠熠生辉，眼睛亮泽，嘴边挂着微笑——房间里所有人都簇拥在他周围，手里拿着波尔图葡萄酒，听着他的笑话开怀大笑”。(151-152)但是，这样的想象实在愚蠢，因为奈特“一生的基调都是孤独”(36)。他一贯给人以冷漠、孤高的印象。不仅如此，在下一章的开头，V写道，该书出版时，奈特正因为见不到尼娜而沮丧不已。失败后回到伦敦的他依靠频繁出入交际场合排遣寂寞，阴郁、沉默、心不在焉，时常惹女主人不高兴。
英语写作能力有限是V面临的又一难题。他是个商人，长期生活在法国，英语只有幼时家庭教育打下的基础。如今为了驳斥古德曼，替冥冥中的兄长正名，他不得不用英语写作。他怀疑自己驾驭英语的能力，为此，他在旅途中也带着英文杂志，“训练自己，也就是说仅仅从我要开始写的那本书的角度来看英语”(103)。他很清楚，“在表达方面我们存在的差异就像一架贝赫斯坦钢琴和一个婴儿的咯咯叫声相差那么大。”(29)为此，他还参加了一家英文杂志举办的未来作家培训班。从小说的第4章到第13章，语言能力不过硬的阴影一直笼罩着V。其实，他的担忧是修辞性的，因为手中的作品便是明证。事实上，他的担心是现代人对语言自身是否全备的反思的折射。作为表达情感与观念的媒介，语言能指的漂移、不确定性本质令现代人倍感困惑，“辞穷”是全人类的困境之一。②(De La Durantaye，2007)所以，就舞文弄墨的能力看，叙述者一定和古德曼一样，难能十全十美。
至此，或许可以就奈特传记的古德曼版本和V版本进行初步评判。虽然V对古德曼的传记嗤之以鼻，但我们认为，两种传记都不可能完全复原真实的奈特。与此同时，“假设一个人的真实生命是由他人对之各式各样的反映所组成，那么我们必须将能够发现的所有反映都考虑到；我们无权挑选。而且，这些反映有时会、事实上是必然会相互冲突的，因为这恰恰是人类感知的本质。”(Stuart，1978：43)所以，就传记揭示人物历史面貌的真实性目标来看，两者都有生存权。构筑奈特全幅生命场景的努力中必然应该包括古德曼的理解在内。V自己也坦承：“此书(指古德曼的书)拙劣归拙劣，却有其他方面的价值。由于它的题材价值，它必然将成为机械地围绕另一个人恒久声誉转动的卫星。”(52)
关于传记的本体论、认识论的思考让V焦虑不安，而他也在批驳与反思中洞悉了传记的本质。他认识到所有的传记只是碎片的堆积，是杂凑的拼贴画；自己的奈特传记只是追寻“真实生活”的无尽序列中属于自己的一段。
可是，他该如何完成自己的拼贴画呢？在小说第4章，V感慨道，此前，他已经依靠自己记忆的零星素材拼凑出塞巴斯蒂安的童年和青年生活。可是面对接下来的生活，由于兄弟二人成年后只有几次短暂的会面，那么他如何运用采访得来的信息绘制出可信、富有意义的人生图景呢？如何凭借它们再现传主的鲜活人生？他认为可以“用我对主人公的内在知识将这些碎片焊接起来”，完成整幅画像。他说：“当我去想象他干的那些在他死后我才有所耳闻的事情时，我非常清楚在那样的场合里我可以做到和他一模一样。……我敢说我和塞巴斯蒂安之间也有类似的一致节奏。……如果说他的行为中的‘为什么’就像好多个‘未知数X’一样的话，那我发现自己在运笔行文过程中常常会无意识地将它们的答案点破。”(28-29)
由此看来，所谓“内在知识”是说他与哥哥之间有心灵呼应，彼此心有灵犀。说到底，帮助他的不是别的，是某种直觉，甚或是“被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哥哥的幽灵所操纵”。他明确地说：“即便前面的章节已写得一团糟，我还是要靠我那些私下里的知识支撑下去，塞巴斯蒂安的幽灵会不声不响地帮助我的。”(84)
确实，在V四处寻访过程中，指引他的正是“偶然”“巧合”这样的女神。几乎每当他陷入困境时，都有“偶然”和“巧合”来帮忙。可以说，“巧合”在《真实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多批评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进行过深刻探讨。最有代表性的是以美国批评家威廉·罗和亚历山德罗夫为代表的“鬼魂说”，即那是冥冥中奈特的幽灵的力量。③(Rowe，1981：21-25；Alexandrov，1991：150-157)虽然这些阐释十分严谨，但毕竟充满神秘色彩。说到底，与其说是奈特幽灵的帮助，不如说是现实作传者这个“幽灵”的帮助，是他的化身对传主的生平进行了大胆的想象和创造性读解。
叙述者告诉我们，所有艺术家都善于戴着“面具”写作，奈特、古德曼和他都是如此。在他去拜访古德曼先生时，古德曼一直戴着一副黑面具。可出人意料的是，在两人道别时，“他把黑面具还给了我，而我把它塞进兜里，因为我估摸着哪一天在其他场合我会用得着的。”(〈50〉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什么面具？做什么用？这明显具有象征意味。后来，奈特的好友、诗人谢尔顿在描述奈特写作的特点时也认为：“他所有的长篇短篇其实只是光亮的面具”。(87)到小说结尾，V说：“尽管我使了很大的劲，可还是无法从我扮演的角色中走出：塞巴斯蒂安的面具粘在我的脸上，那种相像是清洗不掉了”。(173)由此可见，面具是奈特、古德曼和V3人共同的财物。他们在写作过程中都戴着面具。“因此，任何想再筑他人真实生活的人都注定是在再筑他的面具生活，他想象中的生活。”(Stuart，1978：48)面具是作传者化身为传主的技法。
借助神秘的内在灵感和面具，V找准了奈特的生命节奏和韵律，缝合了各种事实碎片。当然，其细致周密和人情味足以让人忽略其幻象与虚构的本质。这种“高明”的手法使得传记摆脱了平淡乏味，使得传记成为一件艺术品，令绘制出的形象焕发出迷人的光彩。这种见解是V和所有作传者共享的秘密宝藏，也令他最终走出窘境，提笔完成了这部人物传记。
纳博科夫通过小说《真实生活》，对传记提出了多重疑问并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可是他为何要创作一部以文学传记为主题的小说？其中有什么玄机？虽然纳博科夫经常在前言后记中为自己的写作动机、创作过程乃至文本解读策略进行说明，但是《真实生活》却是个例外。我们必须从别处寻找探明其奥秘的线索。
纳博科夫对于文学传记的态度是复杂的。通常，他对文学传记很是反感。1920年，当传记在斯屈拉奇和安德烈·莫洛亚等人的推动下，获得隆盛的文学声誉时，纳博科夫感到十分担忧与惊诧。(Boyd，1990：399)但是，自从1922年自己的父亲被暗杀以后，他一直想为父亲撰写传记，以表达深切的怀念。于是，对传记的厌恶与写作传记的必然要求成为困扰纳博科夫的人生窘境和重要的文学命题。或者可以说，埋藏在灵魂深处的伤痛构成了他写作不朽的人物传记的深层次冲动，增强了他对文学传记理论思考的力度和深度，促成了他独特的文学传记观。
小说《天赋》(1937)是纳博科夫传记文学观念的第一次展示。该小说隐含着纳博科夫本人文学成长历程的“记录”、父亲的传记以及俄罗斯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其中，第4章是小说主人公、年轻作家费奥多尔撰写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费奥多尔打着复原传主本真面目的旗帜，讥讽并颠覆了车氏的光辉形象。纳博科夫非常聪明与狡猾，他知道对于车氏的态度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预料它一定会引起争端，所以在小说第5章中预设了来自俄侨界不同阵营、褒贬不一的意见，甚至在小说第3章的末尾还预演了费奥多尔的作品被编辑拒绝的场景。(Nabokov，1963：219)但即便如此，当现实中的纳博科夫把这一章寄给著名的俄罗斯流亡者杂志《当代纪事》分期发表时，车氏传记中的倾向还是令编辑们感到不安，并最终被拒绝发表。小说被腰斩的遭遇大大出乎纳博科夫的预料，他对此十分气愤，指责编辑们是沙皇书报检查制度在流亡界的代表。25年后，当《天赋》译成英语发表时，纳博科夫依然不依不饶，声称这是“生活有必要模仿它所不屑的艺术的绝妙例证”。(Nabokov，1963：9)
也许是这一经历引发了纳博科夫对传记问题发表大张旗鼓的论述，他的一次演讲就曾以此为主旨。1937年时值普希金逝世100周年，西欧俄侨界举办了多种纪念活动，在当年的巴黎纪念大会上，纳博科夫发表了题为《普希金，或者真实的与貌似可信》的演讲，阐述自己对普希金的态度和立场。(Nabokov，1988：38-42)在论及试图释解诗人生平与作品的“文学传记”时，他问道：“以想象构筑某人生活的全部真实，在心灵中再度复活他并将之完整记录在纸上，这可能吗？”他说：“我怀疑。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会被一种思想所诱惑，那就是思想本身，在它灌注‘生气’于某个人的生平故事时，免不了会歪曲它。因而，我们心灵感知的结果只是貌似可信的画面，而不是真的。”(Nabokov，1988：40)这番话表明，在纳博科夫看来，文学传记作为一种想象的产物，不可能完全复原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人物，而且传记家都希望在无序的人生经历中灌注“生气”，即一种思想，或一个主题。所以，对人物经历按照某种秩序进行重构必然会是在虚构过去，不可避免会造成扭曲和变形。因而传记中的人物只是作传者心灵中的人物，是貌似的，而不是“真”的。
那么，纳博科夫是否就此彻底否定传记的意义和价值呢？没有。他并不是要废黜传记，他指出传记的目的不是追求真，而是通过给过去灌注“生气”，尽可能地找回活生生的过去，他是要警惕我们犯缘木求鱼的错误。他说：“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怪物又有什么要紧？让我们坦承，假使我们的心智可以调转方向，爬回普希金的时代，我们同样不能理解他。两者有何区别！我们由之获得的乐趣是最尖锐的批评也无法损毁的，包括我对于我自己的批评在内。”(Nabokov，1988：40)即便由于作传者的阐释导致传主形象的扭曲变形也没有关系，因为谁能彻底地理解他人？谁能保证，如果我们和传主同处一世、一室，就能彻底理解他？所以，“如果我在它们(即一些可能虚假的普希金生活画面)中注入一些我在阅读他的诗作时感受到的爱意，那么，我对于那想象的生命的所为，即便与诗人本身不相似，难道不是某种程度上与他的诗作有性质相近之处？”(Nabokov，1988：40)在此，纳博科夫干净利落地将“想象”引入传记写作，并赋予其合法地位。
在这段演讲中，纳博科夫一举阐明了文学传记的本质、方法和价值。他认为，传记的真正目的不是找回昔日的现实，而是对一个人生命的评注；在回忆、追寻曾经的现实过程中，发现并把握其人生的“主题”。传记就是要再现这些主题，传递对于传主的“爱意”。纳博科夫指出：“追寻一个人一生中这样的主题设计，我认为，应该是自传的真正目的。”(Nabokov，1989：27)他所指的虽是自传，但同样是他对于传记的看法。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他坚称，传记叙事是“一种私人生活经历和一种非个人化艺术形式的交会点”。他还认为：“对记忆中的某个特定人物生活图景的扭曲变形，不但会增强其美感，而且还能为其前后的昔日生活片断提供有效的链接。”所以，无论是描写自己还是他人的生活，被想象加以变形的，要比为了追求不真实的客观性要求，亦步亦趋地忠实记录下来的生活，更加层次丰富而全面，而从长远角度看，也更加逼真可信。④(Diment，2005：175-176)
总之，自身家庭的遭遇、作品遭否定的愤懑以及对伟大诗人的敬仰等，促使纳博科夫逐渐明确了自己的传记文学观。这个过程累积了他创作《真实生活》的动力，并借助艺术形式加以反复陈述，为自己、为他人探索生命永恒的途径。
一切传记都是貌似的真实，但又有自身的魅力。在小说《真实生活》中，纳博科夫通过V撰写传记的过程实践了他对传统文学传记的批判，确立了自己传记观的合理性。他超越了传记文学关于真实与虚构的困局，走向了20世纪的现代主义传记观。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实生活》是纳博科夫艺术发展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为释读他此后的许多作品提供了参照，也为理解他与自己钦定的传记作者安德鲁·菲尔德的反目成仇提供了启示。
注释：
①以下出自小说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 Knight的引文直接标注页码，不再另注。译文参考了席亚兵翻译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
②此处V的焦虑可视为纳博科夫自身对语言追求的表白。
③W.W.Rowe认为，这些巧合是纳博科夫小说中“幽灵维度”的反映，是塞巴斯蒂安幽灵显现的标志，而评论家亚历山德罗夫则认为是“彼岸世界命运”发挥了作用。
④无独有偶，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也有类似见解。他在《写在人生边上》中说：“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人作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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