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时期和两次转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0)03-0030-06
一、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种思想交锋
近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中国思想理论界特别活跃，各种思潮、各种观点在进行激烈交锋。[1]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三次百家争鸣，第一次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出现在1840-1949年这一百年，第三次发生在当代中国，将是更深刻、影响更大的一次百家争鸣。[2]这次争论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制度，又是一套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命题，因而争论又围绕着改革进行。改革起于1978年，以此为基点，共和国的60年，前后各有30年，故争论又围绕着前后30年。大致上说来，可分为两大派：一是主流派，以主流媒体为代表；一是非主流派，以非主流媒体为代表，包括网络，非正规出版物和民间口头评说。主流派的优势是掌握着主流媒体，非主流派的优势在于人数多，群众基础雄厚。主流派充分肯定改革和后30年，对前30年有肯定有保留，否定“文革”，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于1978年，此前为传统社会主义。非主流派充分肯定前30年，以至肯定“文革”，对后30年肯定成就的同时，持较明显的保留态度，称1956年我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78年改革后虽然仍然是社会主义，但市场化太彻底，产生了太多的资本主义因素。引发思潮冲突的根源有二：一是利益，那些在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人群或社会地位相对下降的人群，对改革有所保留，改革的受益者多肯定改革；二是观念，有些人群，并非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是在观念上认为改革有资本主义化倾向，就对改革抱有疑问。本文着重从思想理论方面来分析两种思潮问题。
主流派的理论源头，是生产力决定论。唯物史观指明生产力是社会的基础，是历史前进的最终决定因素。改革初期，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即源于生产力决定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恩格斯于1890年在致拉法格的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3](P695-696)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对一时一地的问题，多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即常说的“猫论”，就由生产力决定论流变为经济决定论。如在医疗和教育部门搞市场化，居民住房也完全市场化，公共权力部门和公职人员也经商，就产生了恶果。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决定论主要讲发展经济，没有很好地兼顾平等公正，贫富分化趋势没有得到有力的遏制。邓小平领导改革，一再强调共同富裕，防止出现两极分化，但实践上，共同富裕远没有达到，而两极分化却有进一步加强的危险。原来国人一致拥护改革，否定“文革”，由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十分有效地解决，社会上滋生出一些质疑改革的思想，这就形成了一种本文所讲的非主流派。非主流派对改革提出疑问，肯定前30年。改革初期“姓资”“姓社”的争论又浮现出来。非主流派讲的“姓资”“姓社”问题，其理论源头是阶级论。
阶级论包含有阶级地位、阶级斗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最初是由法国学者提出来的，马克思加以吸收提升，成了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里讲的是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资本主义之后的情况又是怎样呢？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4](P314)
马克思设想，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个过渡时期，自然时间不长，也就10年左右而已，时间长达百年，就不能称作过渡时期。20世纪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个长的历史时期，是以百年为计量单位，长达几百年，也就不能从文本中证明，几百年内一直存在阶级斗争。在革命时期，阶级斗争说是共产党人的理论支柱，革命导师毛泽东又特别突出阶级斗争说，这就有了一种强大的惯性力，集中体现在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社会现象，如将贫富差距扩大和私有企业的出现看作资本主义化倾向。
由上述可见，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上，形成了两大派别，二者的出发基点不同，主流派是从生产力出发，着眼于发展经济；非主流派是从生产关系（所有制、分配关系）出发，着眼于公平分配。二者所运用的理论框架也不同，主流派是以经济决定论为理论框架；非主流派是以阶级斗争说为理论框架。可见，二者的分歧是深刻的，也就长期争论不休。历史经验证明，长期争论不止的理论问题，只有创造出新理论才能解决。当前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争论，双方都各有一套理论框架：有人主张要从阶级斗争说束缚中解放出来，也有人说要从经济决定论束缚中解放出来。不触动基本原理，只是停留在思想解放层面，小改小革根本于事无补。马克思说过，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要达到理论彻底，只有大题大作，大的创新，才有望破解这一难题，这就依赖于在基本原理上有所创新。基本原理的创新既不是脱离已有的原理，也不是局限于已有的原理，而是以已有的原理为起点向前推进。本文讲的创新，就是以唯物史观作为起点。唯物史观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决定论观点，包含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等；二是选择论观点，确认历史是由人选择的，包含有人民创造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生产力是人活动的产物等。从历史经验看，解释人类社会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决定论较为有效；解释几十年、十几年的历史，选择论较为有效。本文是将决定论和选择论结合起来，提出名为二元选择论的理论，这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和社会观，可以解释历史，特别适用于解释现实，能够对新中国60年的历史作出一以贯之的解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引发的新问题、疑难问题讲清说透。
二、二元选择论
二元选择论①是以唯物史观为源泉发展而来。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有两种说法：一是从生产力出发，一是从人出发。二元选择论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人为了生存就要进行生产活动取得生活资料。为了生活得更好，就要不断地改进生产，推动社会沿发展轨道运行，这是简单易明的，勿需多言。由此又引申出一个问题：人生产的产品（财富）如何分配？决定财富分配的权力又是如何分配？这是个社会资源（权利）分配问题。权利分配有两种极端形式：完全平等和极端不平等，完全平等就是东汉农民军提的口号：“均贫富，等贵贱。”极端不平衡就是常说的两极分化和个人独裁制。一般情况，总是存在一定范围、一定阶段的平等，因此，社会资源的分配就是个平等程度问题。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推动社会沿着发展轨道运行，并直线前进，这是清楚明白的。人争取权利的活动可称为政治实践活动，又将推动社会沿何种轨道运行，是个复杂而难解的问题。
历史经验证明，人通过革命造反、民主、改革三种政治实践活动，推动社会沿平等公正的轨道运行。从原始社会至今几千年的历史，社会在沿着平等轨道运行，存在一种平等化趋势。20世纪的100年在加速前进，集中体现在政治领域，有100多个国家共和制代替了君主制，有几十个国家民主代替了专制，欧美民主国家，废除了19世纪在种族、财产、性别、文化上的不平等制度。在经济领域，平等化的进展则曲折而复杂，贫富差距这一不平等现象，有时扩大，有时缩小，其根本原因在于两条轨道的错位。因为政治领域的平等会有利于经济发展，平等轨道和发展轨道是完全同向的。而在经济领域，两条轨道是不完全同向，过度平等，即常说的平均主义，挫伤人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发展。过度不平等，即常说的两极分化，会使消费萎缩，乃至引发动乱，更不利于经济发展。因此，古往今来，都无法实现完全平等，而只能实现一定程度的平等，即是常说的公平公正。所谓公平公正，一是指一定范围的平等，主要是在同一规范（法律规范、经济规范、道德规范）中人人平等，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价交换，按劳分配，贡献与所得对等。一是指一定阶段的平等，如起点平等、过程平等（机会均等）。
考察人类历史，各种规范是从无到有，不断完善，社会趋向于公平公正，也就是趋向于平等。在环境领域，也存在平等公正问题。原来人居住在农村，农村的自然环境没什么改变，对人人都是平等的。城市建工厂，工厂排出的废水废气污染了环境，对人造成危害，特别是温室效应，其后果难测。开工厂的人可以获利，工业对环境的危害，要所有人承担，利害不对等，就是不公正。当前世界各国政府特别关注环境保护，还有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绿党，广大民众不断兴起反对破坏环境的群众运动，必将推动环境领域沿平等公正的轨道运行。在宗教领域，世界三大宗教之所以延续千年，其奥秘就在于为人类创造出一个人人平等的精神家园，佛教讲众生平等，基督教讲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伊斯兰教讲人人是兄弟。
至此可以发现，人类历史沿着两条轨道运行：一是发展轨道，即是生产力不断的发展，也可称为发展规律；一是平等公正轨道，公正是指一定程度的平等，平等公正轨道也可称为平等轨道或平等规律。在人类长期历史中，两条轨道是同向的，在某一短的时期，两条轨道并非完全同向，会发生相背情况。人类（包括民众和主政者）面临到两种选择，且时常出现两难选择，上述观点的总和称之为二元选择论。
三、以二元选择论划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三个时期
从改革伊始，国人即开始争论“姓资”“姓社”问题，30年来这个问题或隐或现，都始终存在。邓小平倡导不搞争论，学界流传不谈“姓资”“姓社”，这个问题隐了10多年，从上世纪末叶起，又浮现出来，并引发激辩。争论一直在进行。由此联想到关于光的性质之争论。17世纪末，牛顿称光是粒子，惠更斯称光是波，粒子说和波动说争论200多年，在牛顿力学框架内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到了20世纪初，出现了量子力学以后，发现光具有粒子性和波动性之二重性，才解答了这一难题。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上，经济史观和阶级斗争说这两套理论框架无法解答这一问题。二元选择论是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具有广泛适用性，指明所谓“姓资”“姓社”问题，是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期问题。二元选择论揭示，人类社会沿着发展和平等两条轨道运行，在一定时期内，主政者在两条轨道中进行选择，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执政方略，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以二元选择论立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平等式社会主义时期（1956-1978年）
在1956年完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中国即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首选平等，推动社会沿平等轨道运行。保证社会平等有三大经济制度或曰三大经济支柱：一是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三是计划经济。由此三大经济制度，支撑着一个平等社会，中国和苏联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也是政府最廉洁、社会风气最好的国家。由此，我们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的20年（1956-1976年），定位为平等式社会主义，正揭示了这段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最为清晰明白。其他定位都不确切。如人们将改革前称作传统社会主义。传统是相对于现代而言，一般认为，现代社会指工业社会，传统社会指农业社会，而传统社会主义的内涵是含糊不清的。还有人定位为集权社会主义。集权是相对于分权而言，指行使权力的方式或政权组织形式，是政治体制的一种特征，不具有基本性、本质性，不能用于标明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如果硬要说毛泽东主政时为集权社会主义，则1978年后也是集权社会主义，二者就处于同一阶段了。将1956-1978年这段时期，定位为平等式社会主义阶段，是最深刻地揭示出这一时期基本的和本质的特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推动社会沿平等轨道运行。计划经济对于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和大型科学技术有明显优势，而对于发展轻工业、农业特别是服务业是不能适应的。再者，计划经济特别适用于战争时期，市场经济适用于和平时期，在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都呈现出先盛后衰的态势。中国在毛泽东主政时，坚持三大经济制度，创造出一个高度平等的社会，但过度平等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发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生产起破坏作用。
（二）经济发展式社会主义时期（1978-2002年）
1978年的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历史转折点，从二元选择论看来，就是从沿平等轨道运行，转向沿发展轨道运行，是一种社会轨道的大转折，在执政方略上从首选平等到首选发展。1979年开始的改革，三五年即取得明显成效，民众生活得到改善，人民一致拥护改革。随着经济改革的进行，在发展经济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衰落了100多年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复兴，国人世人都在热议中国崛起问题。1978-2002年这一时期，是沿发展轨道运行，发展经济成了中心任务，可定位为经济发展式社会主义时期。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最危险的有两项：一是贫富分化比较严重，二是官员出现较严重的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经济改革孤军深入，社会和政治改革没有完全同步跟上。改革的方向是沿发展轨道走，相对忽视了平等轨道。原来保证平等的三大支柱，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削弱了，计划经济弱化了，这就偏离了平等轨道。以前常搞政治运动，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但运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腐墙”的作用，以前腐败官员极少，也有赖于这道防腐墙的存在。改革开放后，民主法制建设进程没有完全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未建立起新的坚强的防腐墙，导致腐败在一段时期和某些领域有所突出。一段时间以来，贫富分化趋势和腐败蔓延现象没有从根本上加以遏止，这样的发展是失衡的，其特征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边倒向发展轨道，相对轻视平等轨道。
（三）全面发展式社会主义时期（起于2003年）
从二元选择论看来，社会沿两条轨道运行，主政者进行二元选择，当过度倾向某条轨道而远离另一条轨道时，弊端就显露出来。司马迁总结历史经验，提出“承弊易变”的论断，意为承接的事弊端明显，就会发生变化。1978年时，10年“文革”的弊端已明显，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开始变，从平等轨道向发展轨道转变。到了2003年，失衡发展的弊端有所显露，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开始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执政方略，既不是沿一段时期以来倾向失衡发展的轨道走，也不是回到改革前的绝对平等轨道走，而是沿着均衡发展的道路运行。
科学发展观首先是确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失衡发展的特点是以物为本，只着眼于增加物质财富，使得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导致水涨船高，各种生活费用大幅上涨，广大民众的生活比改革前是提高了很多，但相对仍然比较困难。如医疗教育费用比改革前大幅上涨，不少民众感到比改革前看病更难、上学更难。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向全社会推广，而是范围有较大的收缩，较多的工人阶层曾经享有的社会保障权益有所弱化。以人为本首先是关注民生，特别是弱势群体。失衡发展还导致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扩大，科学发展观凸显协调发展，特别关注薄弱环节，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和中西部的崛起问题。失衡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其原因有二：一是贫富差距过大，广大民众消费水平低，内需和供给严重失衡，过度依赖出口，经济发展难以为继。二是环境破坏严重，威胁人的生存。科学发展观突出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扩大内需，治理环境。失衡发展的特点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味追求经济发展，扩大了贫富差距，制造了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科学发展观是要缩小差距，注重公平正义，建立和谐社会。
社会制度的变化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能因为前30年发生了十年“文革”，就不承认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因为后30年发生了一些突出问题，就戴上资本主义帽子。现在人们对“文革”的危害性已认清了，而对失衡发展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一个时期以来的失衡发展，也是共和国历史上不必要的弯路。“文革”的破坏性大，失衡发展的危险性大。“文革”是外伤，易于恢复。失衡发展则是内伤，且积重难返。因为失衡发展易于滋生出利益集团。共产党执政面临到两难选择，完全沿平等轨道走，用革命手段消灭资产阶级，不利于经济发展；继续放任两极分化，让利益集团壮大下去，将扩大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就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甚至引发动乱，后果不堪设想。新一届中央领导，常讲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已经察觉失衡发展导致的内伤。中央提出和践行科学发展观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次转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路程是同中国共产党转型相伴而行。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是革命党，革命就是推翻不平等的制度，故革命党只有单一的选择，那就是推动社会沿平等轨道运行，不存在转变轨道问题。革命成功建政后党即处于执政党地位。执政党有两种选择：一是发展轨道，要发展经济，这是不言自明的；一是平等轨道，因为过度的不平等（两极分化），不公正（官员腐败）会引发社会冲突，乃至动乱，这是执政党之大忌。两条轨道并不同向，有时相背，故执政党面临两难选择，当过度倾向某条轨道而远离另一条轨道时，弊端凸显，就会发生转轨。革命党沿单一轨道行进，执政党沿两条轨道行进，故党的转型与运行转轨相伴而生。中共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其原因有二：一是时代特征。中共取得政权后的26年（1949-1975年），世界的主题仍然是战争与革命，再加上冷战。二是历史惯性。革命是一种崇高理想，老革命有“活到老，革命到老”之说，总怀“革命尚未成功”之感，要继续革命。由于以上两种原因，共产党是身在执政党，心在革命党，仍然以革命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执政，使得党的转型增大难度，而开拓创新更是难上加难。
历史经验证明，在同一实践活动中，开拓者总是会多走些弯路，多遭受挫折。后来者能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更加成熟，少走弯路，后人比前人更高明、更成熟，后来居上是普遍规律。以中国革命为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号称开天辟地，在革命实践中，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前几位领导人，就是开拓者，从1921-1935年的14年，走了许多弯路。1935年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平坦的道路，原因在于，毛泽东是后来者，能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也就更高明、更成熟。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执政是一种新的实践活动，毛泽东就成为开拓者，就如同昔日的开拓者一样，进行着新的探索，而执政或者说建设，经历的时间比起革命来要长得多，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也就会走更多的弯路，在毛泽东领导国家建设的27年中，或者说共和国前30年，失误和曲折比后30年要多，就不足为奇，其中最为严重的是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决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毛泽东的执政理念和阶级斗争说的产物。毛泽东是革命家、政治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一生反剥削、反压迫，通过革命、阶级斗争途径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个平等社会，他是一位平等主义思想家。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指明，私有制是不平等的起源。19世纪思想家马克思发现，在私有制社会，有产者和无产者的阶级斗争，贯穿人类历史。而在私有制消灭了的社会主义社会，又将是如何呢？列宁斯大林没讲过。毛泽东到了晚年有了新发现，在消灭了私有制解决了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立之后，仍然存在有权者与无权者的对立，即他在1963年以后时常讲的当权派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财产公有，官员也是无产者，但他们是有权者，支配着国有财产，民众是无产者，对国有财产无半点支配权。毛泽东发现了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对立，当今世界兴起的民主浪潮，实质上就是无权者反对有权者的斗争，这是继卢梭和马克思之后，20世纪的一项重大发现。毛泽东希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手段来解决。解决无权者和有权者的对立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细心观察可以发现，财产权具有排他性，一个人占有的财产，就排斥其他人占有，要解决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只能是通过革命手段来消灭私有制。政治权则具有共享性，一个集团占有并不排斥其他人占有。如在西方国家，19世纪时，有产者有选举权，无产者（工人）无选举权，到了20世纪，工人有了选举权，并不排斥资本家（有产者）也有选举权。当选者掌握了行政权，选民仍然可以拥有监督权。由于政治权可以共享，也就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的途径来解决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对立问题，从世界各国历史经验看，解决这一问题依赖于民主法制建设，毛泽东希图通过革命手段、群众运动手段突击来解决，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文革”破坏了法律秩序，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人称一场浩劫，又导致生产停滞，被认为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在领导国家建设时期，其执政方略一向是优先选择平等，次选发展乃至脱离发展轨道。“文革”乱局对经济发展造成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在执政方略上是优先选择发展轨道，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第一次转轨。由于彻底否定“文革”，将曾经的完全平等理念加以一定的否定，这就埋下了偏离平等轨道的种子。与此同时，时代潮流也发生了变化。1975年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了时代主题，民众对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呼声高涨。在经济领域也发生了变化。西方国家一百多年来一向推行自由市场经济，从1929年开始的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宣告自由市场经济的一次大失败，1932年美国开始推行国家干预，即凯恩斯主义，挽救了危局。从此国家主义在世界盛行开来，在西方国家为凯恩斯主义，在苏联为计划经济。国家主义特别适用于战争时期及战前扩军和战后恢复时期，和平时间一长就难以适应。西方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了经济滞胀，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1981年美国里根总统上台，紧随其后。所谓新自由主义，核心就是“四化”，即国有企业私有化、公共部门市场化、自由化（不要政府干预）、差等化（扩大贫富差距）。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推行，对克服经济滞胀起到一些作用。1991年苏联解体震撼世界，西方经济学家宣称计划经济陷于失败，市场经济取得胜利。政治学家宣称自由民主制是最终的制度，马克思主义已消亡。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泛滥，也涌进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们在进行反思，寻找对策，首先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就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是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会扩大贫富差距。苏联解体动摇了社会主义信念，给官员腐败作了思想铺垫。改革向着远离平等轨道前进，学界过分鼓吹不问“姓资”“姓社”，不问姓公姓私，在教育和医疗部门搞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渐趋弱化，对国有企业搞产权改革，抓大放小，中小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推行差等主义，给高管人员特高薪酬，其后果是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腐败现象逐渐突出，环境遭到破坏，社会冲突局部加剧。一段时间社会发展有一定失衡倾向，但不能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社会制度的变革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苏联解体快20年，但俄国学界多认为俄国不是资本主义。中国仅仅有失衡发展的倾向，这不可能改变社会主义。但这种拼环境、拼资源的失衡发展，是无法维持下去的。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在世界盛行了20年之后，进入21世纪盛极而衰，败象环生，在拉美和原苏东地区遭到重大挫折，反自由主义的浪潮在世界兴起。在国内和国际的大环境下，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克服沿单一发展轨道运行的偏差，又不回到沿单一平等轨道行进的老路，而是沿着兼顾发展与平等的中间轨道运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第二次转轨，中国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收稿日期：2010-01-20
注释：
①二元选择论是笔者在《一元决定论与二元选择论》（载《人文杂志》1988年3期）一文中初次提出，后多次论述，最近的论述为《以二元选择论解读毛泽东与当代中国》（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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