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文化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十一届论文,中共论文,史研究论文,三中全会以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体内容之一，对中共文化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以此为指导，拟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间研究中共从建党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文化史的学术新进展作一考量点评，以期为中共文化史研究的继续深入提供承前启后的资鉴。
一、关于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史的研究
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纳入了学术视野，并取得了一系列斐然可观的成果，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文化史普遍重视。胡绳、李新、沙健孙、郭德宏、王桧林、魏宏运、李光一等主编的中共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现代史方面的著作与教材中，都比以往增加了中共文化史的内容；冯天瑜、郑师渠、史全生等主编的文化通史性著作之中，对中共文化史均有专门的探讨；林茂生、彭明、高军、谭双泉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或思潮史之中，都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共思想文化历程为主线的。这些成果在中共文化史的研究与教学领域都有重要影响。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是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中共思想文化史的第一部著作，由于作者张静如、鲁振祥、王章维、李起民、郭德宏等都是对中共党史研究深有造诣的知名学者，故此书显示出丰富的学养、扎实的功底和浓厚的理论思辨色彩。上述学术创新，对中共党史学界近年来关于中共各历史时期、各历史层面的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纵横立体化展开，是具有导示之功的。
第二，对中共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的研究。五四运动既开辟了中国文化的新纪元，亦拉开了中共文化史的伟大序幕。中共“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特质是先天注定的，是一种历史基因、文化胎素。对此问题，学术界给予了高度重视，彭明的《五四运动史》、陈铁健的《伟大的开端》及李新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等著作，以及1979年、1989年、1999年三次纪念五四运动学术讨论会大量论文的发展，是这方面成果的集中展现。针对近年来学术界存在的关于五四之后中国有所谓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左中右三大并列文化流派，并低调评价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思潮的非主流倾向，龚书铎、金冲及、宋小庆在《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争论》一书中，实事求是地进行了科学辨析，涉及到了诸多学术前沿的敏感问题，对学术界端正史观富有补弊纠偏之功效。张静如、齐卫平在题为《论五四精英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文章中，以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文化观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得出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转变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指导中国社会进步的成果体现”的认识。上述论著，为人们从历史渊源上理解中共在文化上的先进性提供了扎实可靠的依据。
第三，对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对近20年来中共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中的文化问题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学术界对此理论问题也有新的思考。如刘辉的文章《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形成标志新论》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形成标志不能单以毛泽东一人划线，而应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张闻天《抗日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和今后的任务》、王明《论文化统一战线》等中共领袖集团一系列相关文章的发表。曾彦修的《文化发展方向要不要强调民主——延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的歧见》一文，认为延安时期中共领导层对如何确定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方向是有分歧的，张闻天在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向”提法上增加“民主的”一词是颇有深意的。另外，皇甫晓涛的文章《抗战前后文化思潮与“东方文化复兴”的历史主题发展》，认为毛泽东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论断，“隐含着对东方文化以民族为本位的民族精神与以西方自由派科学民主为用的时代精神，也隐含着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主体的民本思想和政治倾向，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整合与创造”。上述成果扩大了研究的学术广度和深度，但迄今仍未见这方面的学术专著。
第四，对中共领导的文化斗争、文化批判、文化论战的研究。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运动，在反帝反封建斗争实践中对各种错误与反动的文化开展过一系列斗争、批判、论战，这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丰富的反映。对此问题，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戴知贤的《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文化运动》、肖效钦的《抗日战争文化史》等著作，都有实事求是的表述；郑师渠、史革新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论争》、吴雁南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等著作，都有集中的学术探析。具体而言，学术界主要关注以下问题的讨论：
首先，关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论战。对此，学术界一直高度重视，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著，对论战的发起、演进、结局、影响，都做了认真研究。但是，在肯定经过论战马克思主义获胜的结论得出后，还应将问题引向深入。到20世纪90年代，王国宇发表《再评五四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一文，认为“在评论这次论战双方时，都必须历史地看待他们；在充分肯定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功绩时，对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在讨论中所存在的合理因素，也不能随意否定”；刘芳发表《对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再认识》一文，认为“胡适的问题与主义既有错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他反对教条主义，主张务实精神，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了先河，对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起了积极作用”；李良玉的《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一文，认为当年胡适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锋芒所指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这些观点拓展了学术界的思路。《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高屋建瓴，勇于创新，对五四时期思想文化大论战及其给中共思想文化造成的深远影响，都作了科学的阐释，对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其次，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对此，陈旭麓主编的《五四以来政派及思想》等著作中有系统的表述，马功成的《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曾景忠的《重新审视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等文，也有相当细致的探讨。30年代的这场大论战，上承五四时期，下启延安时期，在中共文化史及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意义重大，值得进一步开掘阐发。
再者，关于其他文化论争。马千里的《三十年代文化论战透析》一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本位文化”之争为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体系的形成有一定的铺垫作用。赵德志的文章《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哲学论争——艾思奇与叶青的论战》认为，艾思奇在批判叶青的同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方法原则和实现途径，其中的一些思想观点至今仍不失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黄厚载的《国共两党论战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一文认为，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与“中国之命运”两大命题的文化论战，“有力促进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思想原则的认识，促进了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这些探讨加强了中共文化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第五，对中共文化建设的研究。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在同封建主义文化、资产阶级文化论争作战的同时，在文化建设事业上也取得了重要成绩。对此，学术界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叶春、晏亚仙主编的《文化建设与苏区文化传统》一书，对苏区文化的形成、发展、特征、历史地位与历史启示进行了系统总结，认为苏区文化“是以工农大众为主体，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民主革命文化”，“是紧密结合社会变革现实的速效性的革命功利文化”，“是真正大普及的群众文化”，“可以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开了新篇”，并指出它对后来的延安文化、抗战文化、国统区文化，直至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都有重大影响，是中共文化事业的起点。吴祖鲲曾发表《中央苏区文化建设论》、《论革命根据地文化建设》、《解放区文化建设论》等一组文章，认为“中央苏区的文化是以政治为轴心的战时形态的文化，与工农相结合的指向、大众化的风格和为战争服务的功能是它的基本特征”；革命根据地文化“以大众化的风格、‘军民共建’的形式、行政干预为动力、受艰苦环境制约等为特征”；“解放区文化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成功实践，反映了毛泽东文化思想最本质的特征”，“解放区文化从文化模式选择上，奠定了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的文化主体地位”，“对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标立了正确的楷模”，“是我们研究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和经验的重要范本”。董纯才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刘增杰的《中国解放区文学史》、苏春生的《中国解放区文学思潮流派》等著作，也是研究中共文化建设史的力作。
学术界在重点研究中共红区文化建设业绩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白区中共文化事业的探讨。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主编《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袁小伦著《战后初期中共与香港进步文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主编《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等资料集与专著，以及郑惠的《胡绳谈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左翼文化工作的进步》、戴知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孤岛”文化斗争》等文，为这方面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第六，对中共革命精神的文化研究。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千难万险，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此，学术界进行了认真总结和研究。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编《百年民族精神颂》一书，在对20世纪中华民族奋斗精神系统考察的过程中，对中共的五四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等，进行了历史发掘与热情讴歌。刘孚威主编《井冈山精神：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一书，论述了井冈山精神的源流、影响、地位与现实意义，是探讨中共革命精神的力作。另外，党磊的《全国理解延安精神》、居英的《试论西柏坡精神的形成及历史作用》等文，对中共革命精神也分别进行了发掘。这些论著对“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和历史地理解江泽民倡导的“五种精神”，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二、关于中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史的研究
中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化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学术研究的禁区与盲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摆脱了“左”倾思想的干扰，学术研究正式起步，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中共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思想文化领域的探索。在中共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中，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何理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王幼樵与肖效钦的《当代中国史》等，都增加了思想文化史方面的内容。靳德行主编的《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分10个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思想文化史进行全面、深入而又系统的开创性研究，充分展示了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思想文化史风貌。夏杏珍主编的《五十年国事纪要：文化卷》、张湛彬主编的《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文化实录》及黄楠森、龚书铎、陈先达主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等著作，也都是史料翔实、理论水平高、现实观照性强的学术成果。
第二，对中共文化方针、政策的研究。从1949年到1978年，中共文化方针、政策的发展过程起伏大，波折多。对此，学术界已取得不少新的拓进：
其一，关于“双百”方针。“双百”方针，是1956年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由中共中央提出的文艺方针，它关系到整个文化领域。有不少文章或回忆录论述“双百”方针的提出及贯彻情况，并分析了历史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王也扬的《毛泽东关于“双百”的思想及其变化》一文认为，毛泽东“双百”思想的形成，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一次思想解放，反映了中共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尝试，但由于毛泽东思想深处的固有矛盾和认识上的某些限制，加上国际国内客观形势的变化，“双百”方针结果却在1957年夏季演变成了政治斗争的方针，其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深刻思考和总结。这是颇有见地的，因该问题关系重大，值得进一步研究。
其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文心顺则国运兴，知识分子是文化的创造者、保存者和传播者，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关系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兴衰。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丰富。朱文显著《知识分子问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一书，是一部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与中共知识分子政策发展史系统研究的专著。饶定轲等著《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一书，是一部研究建国后中共知识分子政策历史经验教训与现实方针对策的力作。杨凤城的《1949-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研究》一文，对建国头7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特点与历史继承性、阶段性、双重性等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王荣阁的文章《“文革”前十年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考析》，探讨了“文革”前10年间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起伏升降的曲折发展历程，认为党的知识分子理论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前提；夏杏珍的《60年代前期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反思和调整》一文认为，1958年至1960年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反思为1961年开始的政策调整创造了条件，1961年开始的政策调整是建国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得最自觉、最全面的时期之一。
第三，关于宗教政策。中共是无神论者，只相信科学，而不相信任何宗教，但在法律上对正当宗教是承认和保护的。虽然因宗教关系到民族、外交及信众的情感等敏感问题，研究相对薄弱，但是近年来随着党的宗教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国家有关的宗教法规的完善，宗教学与宗教史研究的深入，以及反对打着宗教幌子的“邪教”的斗争需要，学术界也开始加强这方面的探索。龚学增主编《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对建国后党的宗教政策进行了深入剖析。陈始发著《新中国宗教政策的历史考察》（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系统研究了党在建国后50年的宗教政策发展历程，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另外，陈金龙的《试论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经验》和《1957-1966：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曲折发展》等文，也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上述成果对“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明显现实意义。
第三，对中共与文化批判问题的研究。建国后，由于受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思想传统和建国后国内外客观形势风云变幻的影响，为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中共在对待非马克思主义与非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上，曾长期出现过“立足于批”的“左”的倾向，为了批判封建主义而割断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联系，为了批判资本主义文化而隔断了与欧美等资本主义现代科学文明的交流，为了批判修正主义而中断了与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的文化交往。这既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孤立到了文化的沙漠之上，也极大地妨碍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所必须坚持的“双百”方针的贯彻落实，这种文化战线上的批判愈演愈烈，以至闹出“文化大革命”惨剧，教训极为深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界对此重大问题逐步开始了反思和探索。
其一，对“左”倾文化思想的反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在政治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带来了学术界对建国以来中共“左”倾危害的深沉反思，出现了杜蒲的《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等专著。朱成甲的《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一文，从毛泽东对中国近现代文化问题的认识上分析，认为毛泽东在建国后仍沿袭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观念，以致文化批判斗争压倒了文化建设。戴茂林的《试论传统文化与“左”倾错误的根源》一文，既剖析了传统文化的封建主义毒素对中国民族文化建设的恶劣影响，又揭示了“左”倾错误的深刻历史文化渊源，见解都相当深刻。
其二，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研究。批判电影《武训传》，是建国后中共文化路线偏向“左”倾的滥觞。学术界曾就如何评价武训其人及电影《武训传》、如何评价对武训其人及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等问题，展开过热烈讨论，或主张还电影《武训传》以应有的文化史地位，或认为当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有特定的文化历史合理性，相互意见不一致。1985年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后来黄清源、姜林祥所著《武训评传》一书，即是在胡乔木讲话精神指导下写成的，是研究武训本身及关于《武训传》批判运动的集大成之作。
其三，对《红楼梦》研究批判及胡适批判的研究。学术界曾形成了研究“红学”与胡适的文化热潮，但对文化批判运动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表述事件过程与定性评价上，仍欠缺深入的文化学理剖析。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指出：这场批判，“对学习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起了好的作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流于简单和片面，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已经有把学术文化问题当做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因而有其消极的方面”。这种历史性的评价，对研究“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文化批判运动，总结中共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教训，恢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四，对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研究。在拨乱反正之后以至目前，回忆和研究胡风文艺思想及胡风事件的论著虽然较多，但从文化史的学理上研究这场批判运动的成果很少。198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了“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反思”座谈会，有论者认为“胡风事件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化环境，不仅仅是使知识分子和作家受到心灵创伤的问题，它使人们不敢正面写文章研究、讨论问题，更不要说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人人讲假话，既自欺又欺人。这就使几十年的文化环境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之中”。这种反思是相当深刻彻底的。
其五，对文化批判运动的综合性研究。薄一波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一文，对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运动进行了概括总结，全面解析了在“左”倾路线指导下的文化批判运动对党的文化建设事业造成的危害。杨久梅的《对建国初期几次批判运动的反思》、孙运莉的《对“文革”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里大批判的回顾与思考》等文，也属于这方面的代表作。石仲泉在2000年发表的《“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新总结——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南方讲话”》一文中，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在对中共文化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在思想文化领域搞大批判，“极大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阻碍和破坏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整个‘文革’使党的肌体遭到空前破坏”的鲜明观点，对学术界具有不可忽视的启示作用。
第四，对中国共产党与文化建设问题的研究。建国以后，虽因受“左”倾错误路线干扰，开展过一系列的思想文化大批判运动，但“文化大革命”前17年间，中共在文化事业上还是取得了不少建设成就，甚至一度出现过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局面，对此，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中有简要说明，这对研究这一阶段的中共文化建设史具有指导意义。关于建国以后特别是前17年中共领导文化建设事业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科学、教育、伦理、风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介和《毛泽东选集》出版，民族文化改善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对这些问题，在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靳德行主编的《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及其他各种版本的党史与国史著作中，都有相应的肯定性表述。这为进一步总结中共在建国后领导文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得失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三、新进展的动因与再深化的建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间，中共文化史的研究不仅纳入了学术视野，而且出现了方兴未艾的气象，取得以上诸多新的进展。上述概括虽然挂一漏万，特别是因篇幅问题，不得不把关于中共党史人物文化思想研究新进展的学术点评移作另文专论，但大致能反映出这种新进展的基本状况。取得这些新进展的动因，约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治路线的正确指导。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全党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指导方针。这种政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对中共党史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彻底完成了拨乱反正，而且为研究新中国前30年的中共党史提供了一个科学纲领。中共党史研究之成为科学自此始，而科学的中共党史研究一旦全方位展开，由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而思想文化，就会变成一种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学术逻辑贯彻脉路。
第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潮的推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政治哲学思维取向由以“斗争”为纲转变成了以“建设”为主，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形成了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社会进步大潮。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固然十分重要，但思想文化也必不可少。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首先就要总结党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各种经验与教训，如此则推动中共文化史的研究也是情理中事。
第三，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平台的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加强党史学科建设的理论需要，中共党史研究逐步形成了正规化的学术平台。出现了中共中央文献编委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中共党史研究会等机构和团体，各省市区及基层党委也都成立了相关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及各级社科院也恢复和新建了一批党史研究系科与相关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庞大密集的党史研究和教学队伍，还创办了《党史研究》、《党史通讯》（这两种刊物1988年合并为《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毛泽东思想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等刊物，并出版了一大批党史文献资料。凡此种种，都直接推动了中共党史的学术化发展，并为中共文化史研究的进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与前提。
第四，学术界“文化热”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促进下，学术理论界开始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现代化转型，并进行文化的综合创新，逐渐形成了“文化热”，这不仅拓展了对文化学的认知，而且引发了对中国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的系统探讨。在这种学术氛围与潮流的影响下，中共党史研究出现向文化史趋动的学术发展，也是当代中国学术文化史演化的规律使然。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已经被历史充分证明并正在证明的。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本身即是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事业中的最高思想成就。以此为指导，借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多年间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成就，中共文化史的研究将取得更大的进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兹提出下列建议，供学术界思考。
第一，应突出加强对中国共产党与“先进文化”命题概念历史联系的统摄性研究，对中共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命题概念给予史论结合的全方位证明。同时，还应特别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文化层面一以贯之的系统性历史探讨。
第二，应加强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这一重大问题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利益的最高代表，肩负着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必然要涉及到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问题。所以，应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系统上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关系。
第三，应加强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学与文化史基本学理的研究。研究中共文化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同时，还应从中共党史学与文化学的基本学理出发，对中共文化的基本概念、范畴、命题作出基本的学术界定，对中共文化的文献、对象、范围、历程、规律、方向、特点、性质、价值、意义、作用、经验、教训及话语形态等一系列问题，加强基础性的理论研究，以便逐步建立“中共文化学”学术理论体系。另外，中共文化史具有历史性、现实性、时代性、政治性、阶级性、思想性、民族性、民主性、科学性、创新性等特质，对此应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地加以学术研究，以改变中共文化史研究目前还存在偏重于一般历史文化现象描述的低水平状况。
第四，应加强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史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当代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的联系性研究，即把中共文化史放到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当代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的大背景和大系统中去研究。这样，不仅不会把中共文化史淡化或淹没，反而会使中共文化史更加显著、更加清晰，也可以使研究者思路更加开阔流畅。
第五，应加强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史各个阶段、各个战线、各个领域等问题的研究。对中共文化史各阶段之研究，应注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史及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史的研究，这种分段式研究还可以分得更细，如此既便于探讨中共文化史的历史分期，也可以使研究更加深入。对中共文化史各战线之研究，不仅要研究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红色军队与政权的文化领导与建设，也要研究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及日伪占领区的文化工作，如顾此失彼，则不能写出全面的中共文化史；对中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化史，既要重视对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中共在文化建设事业方面的研究，也不可忽视对建国后直到“文革”中共因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在文化批判运动方面的研究，如此，才能真正总结中共文化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共文化史各领域之研究，即不仅要研究中共在历史上与中国哲学、政治思想、史学、文学、教育、新闻、出版、科学、宗教等各个领域和方面的文化关系，而且要剖析中共文化史上的人物、团体、机构、事件、方针、政策、思潮、学说、精神、成就、经验、教训及中共与外国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只有先将这些中共文化分类史做好，才可能最终写出扎实丰富的中共文化全史、通史。对中共文化史的研究，既要重视对中共文化史的纵向叙述，更要重视对中共文化史的横向考察，纵横交叉，对全景式立体化研究中共文化史是有帮助的。
第六，应加强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方法之研究及研究历史之研究。所谓研究方法之研究，即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立足于实事求是，同时根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启示，考虑借鉴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科研方法、思路乃至于话语系统的优长之处，并吸纳海外及中国港台地区学术界科研方法及手段的优长之处。如此，则可以使中共文化史研究在手法上保持先进性。所谓研究历史之研究，即应对中共党史上直到目前对中共文化史的研究，进行记录与表述，对研究成果予以整理与检视，对研究得失进行品鉴与点评，如此，则可以写出关于中共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史，这对进一步的研究是有借鉴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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