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热尔图作品的地理景观描写与文化情感内涵论文_陈浩然

乌热尔图作品的地理景观描写与文化情感内涵论文_陈浩然

陈浩然

西北民族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摘 要】:乌热尔图的小说被称为“森林小说”,影响甚广,且其地理属性鲜明。本论文旨在对乌热尔图小说进行解读,全面梳理其中的地理空间建构,分析小说中特殊的森林、河流、动物等地理景观的书写,探析作者对于地区意识的理解、情感内涵,以及小说所言及的地点与空间的意义。

【关键词】:地理景观;民族;情感内涵

【基金项目】西北民族大学2015年度中央专项资金资助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Yxm2015101

乌热尔图是我国当代一名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连续获得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名噪一时。90年代后潜心于本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持续至今。乌热尔图的小说以广袤古朴的原始森林为背景,展示了人口稀少的鄂温克这一狩猎民族的风土人情、社会生产方式、民俗信仰等各个方面。当时的乌热尔图不仅是以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跻身主流文坛,受到广泛关注,更是将有着特异血质的鄂温克民族文学创作带入了当代中国文坛和全国各族读者的视野。独特的森林书写、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得乌热尔图的小说完成了由地域性向超地域性的转化。

一、 自然景观中的环境描写

(一)“天人合一”——万物和谐共生

纵观乌热尔图小说,作者十分注重地区经历的描述,民族身份的持守和本土资源的传承使得乌热尔图能够始终自觉地在其小说中忠实复述家乡故土风物,调用各类地理要素,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乌热尔图的笔下构建的是一个猎民朴素真挚,大自然慷慨善待万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生态森林体系。

在他的众多小说中,所描写的故事多涉及静谧的森林,神圣的大山,清幽的河流,洁净的雪等自然物象,猎民营地点缀其间,原始的“乌力楞”错落有致,鄂温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细读作品,但这些自然景观给我们所带来的直观感受却不仅是异域风光的展览,猎奇的玩物心态,而是置身其境与鄂温克猎民声息相合的一种生命体验,是人与自然万物相依相存的文化形态。这种阅读感受正是作家的潜意识意图世界带领我们进入了小说中的无限意义世界。

(二)自然景观的反面映射——破坏、遗失

除了对大自然的礼赞外,小说中对于自然景观的破坏描述也不乏其数,这些真实的客观叙述多出现在1980年代中后期乌热尔图小说中,民族的忧患意识使得他开始逐渐将笔触集中于书写民族栖居地的生存状况,因此与前期所绘制的温馨柔和的森林图景所不同,斑驳的荒地暗含了生态平衡的破坏,地理板块的破碎。这不仅是故土的流失,家园的损毁,更承载着作者对于民族命运异常沉重的思考,森林之美不再隽永,它在承受着痛的变化,作者对森林挚爱之深,故生态关怀意识体现尤为突出。

二、 相关动物的描写

乌热尔图小说中不仅有着大量的自然环境描写,对于动物的描写同样占据着可观的篇幅。鄂温克族作为狩猎民族,在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生存状态中,同样与这片广袤森林中的动物相互竞争,相互依存,建立起了特殊的情感,这种生命模式是世承因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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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熊——古朴特质与先祖力量的回归

鄂温克人对熊的情感极为特殊,在远古更被认定为自己的祖先,作为图腾祭祀,并流传至今,可见熊这一生命体已经提升到了与人同等的地位。如在《熊洞》中所述吃熊肉的一套独特的仪式和禁忌:先由族中德高望重的年长者操刀割肉、向火堆抛洒熊油,此为祭拜火神的仪式,然后吟唱神圣的萨满教式话语,最后学着乌鸦嘎嘎叫后才可食肉,为的是避免熊的报复,这是原始初民找替身受罪,将灾祸转嫁的遗风表现。

乌热尔图小说中大量有关熊的复杂感情穿插复现,一些生动的古老仪式描写集中反映了鄂温克人精神世界对于图腾熊的敬畏和崇拜,而众多的熊意象的隐喻描写则再现了作者对于祖先原始强力和民族文化之根的回归希冀。

(二)鹿——坚韧品格与刚性之美的汲取

鹿大致可以认为是与丑恶的熊所相对应的美善形象。鄂温克族作为使用驯鹿的民族,对鹿的依赖性极强,帐篷衣物等皆为鹿皮所制,鹿奶鹿肉为生活必需品。营地迁移时驯鹿是运输工具,地位超然,鄂温克族中更是流传着驯鹿通灵,可以驮着鄂温克人灵魂远行的传说。森林中的人都把鹿当做朋友,作者在小说中也极力张扬人鹿角逐中鹿所彰显的不卑不亢的高傲品格,这种刻入灵魂的描写酣畅淋漓。人鹿之情构成了小说中主要的温情部分。

这些有关动物的描写生动诠释了鄂温克人在森林中与其他生命体的独特共存方式,这是狩猎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的烙印。

三、 自然景观的价值内化——小说中鄂温克人的精神世界

小说中不仅直观描写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有外在自然世界所产生人物精神世界的价值内化,这些复杂内化表现在小说中多为幻象、梦境、梦游、呓语、自言自语、祈祷等心理现象。

如《玛鲁呀,玛鲁》中,在自然环境破坏,野鹿锐减的境遇下,猎手努杰却只能沉浸在过去打猎的场景中,与现实脱节,无法分辨幻觉和真实,这一书写含蓄而又饱含痛楚。在小说中,这些特殊的独白及对话对象大部分为神灵、大自然的山川河流以及想象中的人格化的动物。这些种种神秘的复魅表述,正是作者旨在揭示鄂温克人的精神内核,即所世袭信奉的萨满教之万物有灵。

这种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叙事手法再现了人口稀少的鄂温克人这一文化群体在辽阔的森林世界中的生存法则:敬畏自然万物,与动物结盟交友,向神灵祈福祷告,解除精神困惑,平衡心理情感,安慰内心灵魂。

总而言之,小说中独特的自然地理景观描写是作者主体情感的寄托和内心世界的真实再现,其中不乏对自然万物赋予了丰富的想象力、拟人化的亲昵描写,这是鄂温克人所崇拜的万物有灵,追寻人与自然平等。他们认识到人依附于自然,并力求做到与大自然共存共荣。这些地理景观意象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环境或景物描写,构成小说的活动背景,有时甚至具有了本体性,作为一个自足主体拥有丰富的象征意味或宗教寓意,它支撑着文本地理空间的建构,对于主题的深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乌热尔图.呼伦贝尔笔记[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

[3]乌热尔图.萨满,我们的萨满[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陈浩然(1990-),男,山西晋中人,西北民族大学硕士,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及现当代汉文学研究

论文作者:陈浩然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3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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