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合作促进服务改革的趋势、原因及启示_美国工作论文

美国合作促进服务改革的趋势、原因及启示_美国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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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合作推广服务是国家教育系统的组成部分,“合作推广”是其正式名称,俗称为“农业推广”,是一种非正规的校外教育。在美国,农业推广涵盖的范围很广,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①农业与食品。这与中国的农业技术推广类似,就是应用各种推广方法向农场主提供最新科技成果,并使其学会经营企业、改进营销和管理技能、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加收入。②家庭与消费,也称“家政推广”。推广的主要内容包括营养知识、食品制作技能、儿童保健、家庭沟通、金融管理和卫生保健知识,以促进家庭健康生活。③四健与青年发展,又称“4-H”或“四健推广”。这是美国的一项创举,它始于100多年前的各种男女儿童俱乐部,1914年正式纳入农业部推广的管辖范围。“四健”代表脑健、手健、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由于这四个方面的英文都是以“H”开头,所以称为“4-H推广”。四健推广的使命是:通过向少年儿童提供参与农事实践活动的机会让其学习科学知识和社会技能,培养其各种重要的生活实用技能和良好的品格,帮助他们在生活和事业上做出合适的选择,使其成为会自我控制、全面发展的社会成员。④社区发展。主要涉及农村社区发展战略计划的制订、政府机构工作能力的开发、公共设施的建设等,可以协助地方政府调查研究并制定可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案,比如创造和保障就业岗位、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开展固体废弃物处理、开发旅游、开展职工教育和制定土地利用规划等,其目的是为社区内的居民和组织提供专业化的知识、信息和最新研究成果,在他们共同努力下把所在社区建设得更加美好,同时培训推广志愿者,培养其社区服务的领导才能。⑤自然资源与环境。主要是通过开展水质管理、森林与木材管理、堆肥制作、草坪废弃物处理和回收等推广教育项目,教会土地所有者和农村居民如何明智地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

依据1914年颁布的《史密斯—利弗法》(也可意译为“《合作农业推广法》”),美国农业推广服务主要由国家指定的赠地大学来提供。赠地大学也称“赠地学院”,最早是依据1862年颁布的《莫里尔法》(也可意译为“《赠地学院法》”)成立的,即联邦政府赠与土地用来发展农业、家政和机械教育事业,今天可以看到美国很多著名的州立大学都是赠地大学。后来美国又于1890年和1994年通过立法增加了赠地大学,习惯上分别称这三批赠地大学为“1862赠地大学”、“1890赠地大学”和“1994赠地大学”。这样就不难理解,美国农业推广的基本宗旨就是通过“把大学带给人们”来帮助人们自助,实现用知识替代资源,从而帮助人们应用基于大学研究的知识来改善生活的目标。

《史密斯—利弗法》颁布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它对美国农业和整个美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为世界农业推广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遗产。然而,在发展的各个阶段,美国农业推广的环境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农业推广的战略和方式方法也在不断调整。本文在查阅大量最新文献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试图对美国合作推广服务改革的最新态势进行系统的分析,并探讨其对中国农业推广改革的启示。

一、美国合作推广服务的发展趋势与改革动向

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近40年里,伴随美国农业发展和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合作推广服务体系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推广资助机制改革及经费构成的变化

依据《史密斯—利弗法》,合作推广服务由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县政府资助。因此,合作推广体系所需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联邦、州和县的税收。其他资助来源还有:私人团体和个人的捐赠、赠地大学的研究成果、农业部的推广教育工作基金以及广大志愿者的服务。尽管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县政府一直都是开展合作推广服务所需经费的主要来源,但是,各种经费所占比重一直在变化。从总额上看,联邦经费投入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变化不大,例如,1996-2004年,通过美国农业部推广机构下拨的联邦推广经费一直在4亿~5亿美元之间徘徊。联邦经费主要起到导向作用,不但可以刺激地方政府拨款,还可以引导其他商业化渠道的经费投入。其实,早在1968年,美国农业部就出台了合作推广服务收费的政策,只不过对收费项目有严格的规定,主要适用于非教育性质的项目,所以,收费在推广总经费中所占比重很低。

在联邦推广经费几乎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势必要增加投入。但是,各州的具体情况和财力不一样,因此,各州推广经费构成也有较大差别。总体情况是,除少数几个州外,多数州都大大增加了州级推广经费投入。例如,1972-2003年,推广经费增长幅度超过30%的州很多,甚至有些州推广经费翻了番。州政府推广经费的迅速增长缓解了联邦政府推广经费几乎无增长的窘境。多年来,这种依据《史密斯—利弗法》从联邦政府获得资助占推广总经费的份额不断减少的趋势是很明显的。1972年,联邦、州和县推广经费的份额分别为40.5%、39.9%、17.6%,其他来源占2.0%;而在2003财政年度,1862赠地大学公布的结果是,联邦、州和县推广经费的份额分别为17.2%、40.1%、21.9%,此外,其他赠款和礼物占17.2%,用户付费收入占3.6%。这种推广经费越来越依赖州和县资金的趋势使得推广预算经费的多少具有不稳定性,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州预算也受到了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政策的限制。

上述推广经费构成的变化令人思考另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推广经费组合的变化会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推广管理人员的计划和推广项目的内容。联邦推广经费份额降低、公共财政推广经费份额降低使得推广管理与决策人员面临困难,因为他们要平衡各级各类资助机构所关注项目的优先序,既然地方政府推广经费份额增加,他们就要更多地关注地方性的事务,这势必导致合作推广越来越少地关注全国性的事务。

针对这种情况,1998年出台的《农业研究、推广、教育改革法案》(Agricultural Research,Extension and Education Reform Act of 1998,AREERA)试图重新强调推广活动的中心回到国家优先项目上,注重区域性和跨州的推广项目。不过,这一法案并未保障为合作推广体系提供额外的经费支持,因此,推广管理与决策人员难以获得稳定的资源来有效实现这一目标。

这种推广经费变化趋势(联邦经费份额减少、州经费份额增加)所导致的另一结果是推广管理与决策人员不断寻求与争取其他外部经费来源。现在,多数1862赠地大学在开展推广活动时需要越来越多地依靠外部捐赠和合同收入。例如,在2003财政年度,1862赠地大学平均接受的赠款和礼物所占经费份额(17.21%)和从联邦政府得到的推广经费所占份额(17.23%)几乎相等。各州经济发展水平和推广经费中捐赠占比的状况并不平衡,有些州立大学接受赠款和礼物所占经费份额超过了30%,例如南卡罗来纳、新墨西哥、佛蒙特等州;而有些州这一比例却在10%以下,例如俄亥俄、怀俄明、俄克拉荷马等州。从全国总体上看,目前非政府的推广经费来源仍然是小部分。不过,从发展趋势看,非政府的推广经费比例会越来越大。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为例,其推广经费中政府与非政府经费之比将由2012年的2﹕1变为5年后的1﹕1,非政府推广经费的来源主要是赠款、合同收入、发展基金等。

公共支出压力的增大也会导致政府推广项目的减少以及推广机构的重组。在很多州,公共团体都在动员筹集私人资金来支持像四健推广项目之类的具有众多服务对象的(有广泛市场需求、容易市场化、商业化的)推广项目。对于这些主要依靠私人资助的推广项目,人们能够积极投入资源,参与项目计划的制订与实施,提供组织管理和财政支持。

(二)推广机构改革及推广项目的变化

最初依据《史密斯—利弗法》在全国50个州以及每个县建立起来的公共推广服务网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随着客户群体数量和类型的增加,总的推广项目与服务内容越来越多,从而导致一方面,非政府推广机构与商业化服务项目日益增多,另一方面,政府推广机构也在不断进行重组。

在联邦一级,2008年成立的国家粮食和农业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NIFA)负责推广的协调工作。NIFA是美国联邦政府在农业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USDA)下设的一个行政机构,由国会依据《2008年食物、保护和能源法案》创建,以取代1994年成立的美国前国家合作研究、教育和推广服务机构(Cooperative State Research,Education and Extension Service,CSREES)。NIFA本身不执行实际的研究、教育和推广任务,其独特的使命是在赠地大学系统和其他合伙组织体系中,通过支持、资助与领导州和县的有关项目,促进知识服务于农业、环境、社区发展、人类健康和福祉。NIFA给各州分配项目和资金,强调国家关注的重点,在保障赠地大学系统推广工作的开展以及提高美国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水平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NIFA,2013)。

NIFA实现“促动知识服务于农业”使命的工作机制主要有二:一是国家项目领导,即NIFA帮助州在公众关注的领域确定研究、教育和推广工作的优先序,从而影响农业生产者、小企业主、青年和家庭等不同群体。二是联邦援助,即NIFA每年给赠地大学提供专门资助,同时为赠地大学及其他大学的研究人员提供竞争性资金。NIFA同许多机构和个人都有合作与合伙关系,主要合作伙伴是组成赠地大学系统的众多高等教育机构,作为NIFA合作伙伴的赠地大学一共有109所,其中,1862赠地大学57所,1890赠地大学18所,1994赠地大学34所。此外,NIFA还同农业部内外其他联邦机构、行业协会、种植者协会、跨州研究委员会、私人企业、基金会、区域中心、军队和其他团体保持合作。

推广项目的运行增强了美国农业部同其他政府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的合作。NIFA及其合作伙伴尤其关注那些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和国家未来的关键问题。NIFA通过支持开发先进的研究和教育技术,向地方社区和人们赋权,促使他们解决问题和改善生活。NIFA应对的生活质量领域的问题主要涉及6个方面,即提高农业生产率,创造新产品,保护动物和植物健康,促进人类营养和健康,关注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振兴农村社区。这些任务的完成,得益于NIFA遍布全美各州及领地的推广办公室网络体系。这些办公室都有推广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员工负责解答公众提问,同时,它们举行非正式的专题研讨会及其他教育活动,所有美国人都能够通过其附近的办公室同这一推广网络联系在一起,并借助印刷品、视频、CD、网络、电话等多样化的推广服务手段,获得相应的推广咨询服务。NIFA管理的4-H推广得到60多万名志愿者的支持,每年吸引和服务650多万名年轻人,通过实践活动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技能和领导能力。通过所有这些活动,NIFA每天都会影响众多美国人的生活。

目前,NIFA雇员数量约为350人,下设五个机构:粮食生产及其可持续性研究所,生物能源、气候与环境研究所,食物安全和营养研究所,青年、家庭和社区研究所,国际项目中心。2012年,NIFA财政预算经费总额约为13.59亿美元,其中,研究和教育项目支出约7.10亿美元,推广项目支出约4.75亿美元。

为使推广不断满足地方公众的需要,计划与实施多样化的推广项目至关重要。针对美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NIFA通过不断改革,致力于同全美国乃至世界上很多大学和学院的优秀科技人员合作,以寻求有关农业、食物、环境、社区问题的创新性的解决途径;同时,加强同其他联邦机构的合作,为联邦科学政策的制定做出重要贡献。在实施推广项目方案的过程中,NIFA侧重采用一体化的科技策略,整合研究、教育和推广工作,以确保重大的研究成果能够走出实验室,融入教学和服务社区,使人们真正能够将知识应用于日常实践、改善生活。现阶段,NIFA科研工作的优先领域和推广项目集中在食物保障与饥饿、气候变化、可持续能源、儿童营养和食品安全等方面。

与此同时,各个州也在加快调整推广机构和服务项目。以宾夕法尼亚州为例,长期以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简称“宾州州立大学”)农业科学学院在该州合作推广服务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宾州州立大学一般每年都要召开大学教员参议会议,学校的推广委员会向大家报告州立大学合作推广的信息,分析合作推广的形势变化及应对措施,学校教务长核心委员会也要提供相关的咨询和建议。2011年,根据教务长核心委员会的建议和结构重组的需要,宾州州立大学合作推广系统将县级推广整合到区域推广中心管理,在每一个县保持有一个办公室,以确保地方推广工作的开展;同时,提高推广项目投入的集中度,调整人力资源配置,重组行政机构,改进推广项目逐级报告制度,大力开展电子推广服务并加强其组织管理,努力改革推广项目融资模式,使其较少地依赖纳税人的资助,从而更多地寻求其他资金来源,通过增强推广的品牌效应和营销服务为客户带来推广服务的价值增值。反馈信息表明,这次推广工作的重组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的推广模式在全州范围内得到认同,将被视为一种积极的改革而不断推进,不过,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Calvin,2010;2012)。

作为美国最早的赠地大学之一,宾州州立大学教务长核心委员会认识到合作推广是法律赋予赠地大学的一个重要使命,不过也意识到合作推广需要密切关注和改革的几个重要方面。主要包括:①创新推广服务的传递模式,比如整合办公室、采用区域性的管理模式。②突出服务重点,把重点放在若干关键问题上,包括农村非农产业项目规划和涉及大学不同学院的学术合作。③寻求改变预算模式,更少依赖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投资。④确保推广教育项目规划紧密契合宾州州立大学坚实的研究。⑤减少农业推广中自然工作小组的数量,缩减农业推广项目领域,即压缩那些同大学使命关系不太密切的推广项目。目前,宾州州立大学推广中心下设7个项目,7个项目又分为11个自然工作小组进行管理。自然工作小组由不同学科的教师和利益相关者组成,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并据此实施推广计划。⑥开发新的合作推广融资模式,并出台相关政策,以调动大学内各个领域的教师关注推广融资和积极参与推广活动。⑦牢记和确保推广是农业科学学院的一项重要使命。

在基层一级,合作推广体系最突出的现象之一就是为了节省经费和强化管理,将县推广办公室整合到区域推广办公室进行管理。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州,将原来的67个县推广办公室整合为19个区域办公室和2个都市县办公室,每个区域推广办公室主任负责2~5个县推广办公室。而且总体上讲,美国县级推广办公室的数量比以前有所减少,目前,全美仍然保留了大约2900个县推广办公室。日益明显的趋势是,合作推广系统使用越来越少的资源,却服务于数量日益增多、需求日益多样化的社区民众。

(三)推广人员结构的变化

美国各州州立大学农学院既负责农业教育、科研,又负责全州的农业推广工作。推广人员由农学院各系、各学科的有关教师组成,他们根据各自的专业特长参与相关的项目和小组,具体负责制订推广计划,设计推广方案,实施推广项目。县级推广办公室是州立大学农业推广站(或中心)的派出机构,推广人员由州立大学推广站雇佣,其中多数具有硕士以上学位。

近些年来,合作推广随着赠地大学系统的发展而变化。推广教育工作者(指导员)的职责不再只是促进推广项目的实施,而主要是提供各种推广教育计划,大学教师的职责已经转移到更加集中于基础性和应用性的研究。因此,作为大学教师的推广专家增加了他们的教学和应用研究责任,而推广教育计划不再是个人活动,而是团队的努力。

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伴随着联邦推广经费比例的消减,推广成本的增加,很多州立大学推广机构进行了裁员,而且从事推广工作的教职员工的构成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县级推广教育工作者和州级推广专家中,有些是赠地大学的教师,有些则不是。在有些地方,州级推广专家是州立大学的教师,县级推广人员则不是。不过今天,许多推广教育工作者不再被雇佣来从事具体的推广工作,而是作为大学师资的一员主要在校园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以及设计推广计划和运营推广项目。过去30年来,随着州立大学职能的转变,对教职员工受教育程度和专业绩效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从事推广工作的人员既要具备宽广的知识面,又要从事大量的科研工作。因此,在工作中,他们难免出现时间投入、角色等方面的冲突,为此,各州立大学纷纷制定有关政策加以应对。

(四)推广绩效评估和问责制度的变化

推广环境的变化以及来自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改革呼声,使得人们越来越重视推广绩效的评估和问责制度的完善。2005年夏,美国推广组织与政策委员会(Extension Committee on Organization and Policy,ECOP)委托一个工作组研究赠地大学系统的推广绩效测定问题。该工作组就如何定义推广绩效、制定评价指标、选择评估方法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旨在为新时期合作推广服务的评价与定位提供改革的依据。

作为任职的基本条件,对推广人员要求具有的正规大学教育和特定专业领域认证的标准提高了,因此,在严谨性和频率方面,年度目标设定和工作绩效标准也提高了。现在,多数赠地大学都在使用规范的年度评价系统评估教师,并以业绩为基础,决定薪酬调整、职称晋升、任期奖励等事项。由于对推广人员绩效、素质的预期提高了,所以,有关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计划的数量和复杂程度也增加了。此外,还要定期审查和评价各种推广项目,确定以前实施的推广工作有无负面反应并进行问责,以确保公共资金用于推广项目,并且推广人员的每一美元投资都要产生显著的投资回报,是一种良好的投资。

(五)推广方式与方法的变化

长期以来,推广人员直接与若干农场主保持联系,通过举办农业科技讲座和短期培训班,以及提供经济技术咨询等,向农场主传播最新农业科技成果,帮助其利用现代生产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知识,有效地从事农业生产,确保农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时至今日,尽管传统的农业推广方法仍然重要,但是,新的推广方式与方法不断得到应用,例如,在线出版物和其他多样化的电子媒体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多数合作推广组织建立了覆盖面极广的推广网站,4-H参与者开发了自己的虚拟社区,家政推广人员注重发挥非专业人员的作用。

合作推广体系还开设了一个独特的推广网络服务系统“eXtension Website”(简称“eXtension”,可译为“电子推广服务”或“网络推广服务”),这是一个单一的、全国性的互动门户网站,属于解决推广问题的一种公共资源。eXtension的目标之一是开发一个内容综合的、基于互联网的信息系统,客户可以每天24小时获得关于各个推广主题的可信赖的、全面的专业信息和推广教育与咨询服务。这可以为客户带来个性化的价值,有关信息可以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解决特定的问题。

eXtension网站上的信息被组织成若干个实践社区(Communities of Practice,COP,或称“主题服务领域”)。每个实践社区包含相关主题领域的文章、新闻、事件和常见问题,有关信息来自赠地大学系统的教职员工和专家。这些信息基于客观的研究,而且在发布之前要经过同行评审。目前,实践社区都是围绕很多主题来组织的,例如生物多样性、创业、农业安全、棉花、奶牛等。通过组建实践社区专家小组,汇总针对某个特定用户情况的“最佳”信息,在数据库里组织信息内容,分设服务平台,这样,它就可以用于多种电子服务模式(例如手机、传真、掌上电脑、未来的数字技术)、多种格式(打印、CD、环球信息网、事实表、互动决策工具、专家咨询、模块课程)、多个应用程序(国家、州和县),并开发一个国家内联网,组织信息和协作工具,以方便推广人员和用户访问74所赠地大学的知识系统。此外,eXtension网站还包含一组来自伙伴机构的新闻故事以及“常见问题咨询”、推广事件日历、在线学习机会和内容反馈等板块。

二、美国合作推广服务改革的动因分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是美国合作推广服务改革和转轨的重要时期。美国合作推广服务改革的根本动因在于推广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如下:

(一)推广服务对象的变化

在美国,推广服务的对象从一开始就不只限于农民和农村人口,而是涉及所有对推广服务内容有需求的国民。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推广不断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满足人们日益广泛的有关人类生活、植物、动物等方面信息的需要。1914年,合作推广服务刚开始时,农业在美国国家经济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合作推广服务的对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是农场主,合作推广的任务是帮助传递有关农业及家政等方面的实用信息,并促进人们利用这些信息。然而,发展到20世纪末,情况大不一样。1950~1997年之间,美国农场数量大量减少,从540万个减到190万个。与此同时,农业就业和农业产值在美国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变得很低,加之美国移民和文化多元化进程不断加速,新的服务对象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日益增加和复杂化,合作推广的内容随着推广形势的变化在不断调整。

现阶段推广的任务是针对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要,通过教育手段传播科学知识与信息,帮助人们改善生活。它强调了帮助人们自助的原则,认为推广项目不应受学科、对象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因此,各个州在推广服务的不同发展阶段,都选择了和推广服务对象的变化相适应的推广内容。以宾夕法尼亚州为例,宾州州立大学推广中心的推广服务对象和推广内容主要包括:①个人。推广内容是管理时间和压力,提高就业机会,协助居家维护,改善营养、饮食和健康状况,开发青少年潜能,提高园艺技能,改善老年人的生活。②家庭。推广内容是管理家庭资源,指导健康合理的营养搭配与食品选择,安全制作和保存食物,改善育儿技能,照顾孩子和老人,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提供园艺和景观服务。③企业。推广内容是增加农业盈利能力,评估社区和区域资源,认证安全食品,排除生产故障,创办家庭企业,正确编制纳税申报表,适当使用技术,支持食品和森林产品行业。④社区。推广内容是培养社区领导技能,通过经济发展振兴社区,促进产业发展和规模经营,开展县级和社区官员教育培训,改善社区关系,管理水、土壤和森林资源,促进机构之间的合作(Calvin,2012)。

(二)推广人员与机构的变化

美国农业推广机构与人员的核心是州立大学及其教师。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州立大学农学院的教师多数都要从事推广工作,推广教师的主要任务是运用各种推广方法促进农民采用大学的研究成果,他们被称为推广指导员,长期和社区的服务对象直接接触。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加快,人们认为,大学应当加强研究的职能,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科技发展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于是,大学在招聘人员及人员角色定位上向研究人员倾斜。新一代的大学推广教师不再注重和社区的直接联系,其研究也侧重于基础研究。一些原来从事推广的教师也开始转型,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分配在应用研究上。这样,新阶段的大学推广教师被称为推广教育工作者,其主要职责是制订和提供各种推广教育项目计划以及从事社区居民教育工作,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下到基层社区,而是主要待在校园里。

(三)现代科技的发展

以前农业推广工作的方法主要是推广人员和服务对象面对面地直接沟通。现在,由于农业推广面临的问题日益增加和复杂化,因而州立大学的推广机构需要加强同校内其他相关机构和校外伙伴的合作,而现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多方合作开展推广服务提供了可行的条件。今天,合作推广服务越来越多地采用大众传播、网络技术和电子推广服务方式与方法,这必将更加快速和高效地满足服务对象的需要。

(四)推广政策环境的变化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农业推广政策的制订要受到国际国内复杂环境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上公共部门的农业推广体系不断受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严厉抨击。公共部门农业推广体系受指责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所提供的服务缺乏针对性、影响力、效率和效益,而且推广项目对公平因素重视不够。美国农业推广面临类似的问题,加之前面所述美国农业形势的变化,近年来美国财政经济状况不够理想,公共推广部门还面临着来自私人部门的竞争压力,因此,美国也实行了对部分推广服务收费以实现成本补偿的做法,而且政府推广经费特别是联邦政府公式预算经费(即联邦政府按照法律规定,依据各州人口状况为各州提供的资金)所占比例逐渐减少,同时,联邦政府竞争性公开招标项目经费所占比例不断增加,合作推广服务需要不断寻求新的经费来源。

应当说,美国合作推广服务的改革是大势所趋,既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又有相应的理论支持。总体上讲,推广服务属于准公共物品,当然,其中有些可被视为纯公共物品,也有一些可被视为私人物品。推广服务供给由政府垄断走向多元化,促使部分推广服务商业化与私有化,在推广管理结构分权和财政分权上实现突破,有助于克服推广服务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推广服务外部效应的内部化(高启杰,2012)。

三、对中国农业推广改革的启示

中国近期面临着农业推广体系改革与重建的艰巨任务。其中,在农业推广组织体系建设和有关制度安排方面,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的一些成功经验。

(一)正确认识和评价推广工作的公共价值,跳出就技术推广论推广

应该通过更广泛的教育、评价和沟通工作,在推广系统内外部促进推广价值的认同与传播,让社会大众理解推广的使命,认可推广的公共价值。美国农业推广体系是美国整个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工作体系的一部分,三者紧密相连,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三位一体、分权体制和伙伴关系。研究、教育和推广一体化的科技策略,可以确保重大的研究成果走出实验室,融入教学和服务社区,从而提高研究、教育和推广三者分工和协作的效率。研究提供解决国家乃至世界面临的难题的答案,教育增强学校面向未来培养科学家、教育工作者、生产者和公民的能力,推广把通过研究和教育获得的知识带给有需求的民众。中国未来应当强调推广工作的教育与咨询性质,为了使推广、教育和研究工作更好地集成,推广需要获得制度支持和寻求机会,以便就各方共同关注的集成项目开展合作。中国急需进行大学制度改革,研究新时期大学的使命何在以及推广在实现这一使命中的角色。在大学内启动和完善对推广教育者的任命及学术头衔应用系统,建立以业绩为基础的奖励制度。

(二)适时完善有关的机构设置与制度建设,强化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协调功能

技术推广是技术创新体系的一部分。美国根据国情的不断变化不失时机地改革推广机构和资助机制等。相比之下,中国虽然在1982年成立了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在1995年组建了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然而至今没有进行过农业推广的实质性改革,更谈不上形成高效率的农业技术创新体系。中国需要重视研究与推广的一体化,完善农业研究与推广活动中的竞争性资源配置制度和人员奖励机制。由于现阶段农业推广服务的对象可以从许多途径获得相关信息,推广只是众多信息来源中的一种,在机构合作与协调方面,要确保推广机构与外部有关推广团体的协同(高启杰,2010)。比如,通过建立非盈利性实体来管理所有的民间推广活动和推广项目的筹款活动,鼓励和奖励推广组织与其他具有类似利益的组织合作。这有利于共享农业推广的资金、资源和机会,以便接触和惠及更多的服务对象,提高有限推广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合作效率。

(三)拓展推广服务领域,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推广工作的对象是人不是物,推广旨在开发人力资源。美国农业推广工作的教育性目标是能够有效地分享教育资源和开发人力资源。目前,中国农业推广服务应更多地关注服务对象的需求,同时,加强政府农业推广内容与方式的创新。这需要调整推广机构的职能,拓展服务领域,使其与推广对象的需要相适应。同时,推广人员急需提高素质,用现代农技推广手段及先进设备武装自己。针对中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人口老龄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特点,在推广服务领域中可以增加家政推广服务、青少年发展教育、老年人群体服务、企业咨询服务等重要内容。以家政推广服务为例,它可以帮助家庭处理由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从而协助农民过上健康的生活。农村家政推广服务的主要目标是从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改善农村家庭生活,即通过家庭示范和家务咨询等帮助农民学习有关家务料理、饮食营养、服装衣着、环境美化等方面的知识,以改进农民家庭的生活条件。

(四)改进推广服务的方式与方法,重视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现阶段,农村社会变得日益多样化,因而推广服务也需要更为灵活,尤其要求推广组织与人员、服务内容与方式方法的多样化和灵活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推广服务对象和推广环境。为此,需要鼓励推广人员不断适应环境和改变自己,寻求团队工作和与其他团体合作。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正在改变推广实现其使命的途径,技术使得更多的推广工作集成化,因此,充分适应技术的变化,提高推广人员的技能水平尤为重要。这需要激励推广人员开发技能和集成技术,加强同信息技术专家和通信专家的合作,从推广项目计划的一开始就吸收他们参与,听取他们的建议。同时,与不同服务对象沟通也是必不可少的,各级推广人员需要不断提高沟通、营销和公共关系能力,利用在线资源实现全天候的推广服务。

(五)完善公益性推广服务的资源保障机制,同时,适量、有序地推行部分推广服务的商业化与私有化

发展合作推广,建立多渠道的资金投入机制,是解决中国农业推广经费不足和提高推广工作效率的重要考虑。从美国及世界农业推广投入模式的演变过程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和非政府部门的农业推广投资在总投资中的份额不断上升,政府和私人部门对农业推广的投资领域各有侧重(高启杰,2004)。私人投资的范围主要集中在物化程度比较高、市场潜力比较大因而竞争力比较强的科研成果的推广上,而政府投资则逐渐侧重于公益性的技术推广项目。中国政府对农技推广投资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中央财政拨款中,除了要根据一定的标准分配基本的推广经费外,还要重视完善特别拨款和竞争性拨款等项目性拨款的分配比例和分配机制。对于非政府部门能够参与且有效开展推广工作的领域,政府可以逐步退出。在完善公益性推广服务的资源保障与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应借鉴国际农业推广领域分权的各种形式与经验,发展中国的非政府农业推广事业,适量、有序地推行部分推广服务的商业化与私有化,逐步扩大农业推广中非政府投资和志愿人员投入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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