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行业市场扭曲程度的测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程度论文,工业论文,行业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9)09-0056-11
我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过程，其实质就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变的体制转轨过程，也是逐步完善市场机制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过去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等扭曲市场机制的行为一直是中国市场化进程的阻碍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转型和发展(林毅夫等，1993；谭力，2006)。按照Rodrik and Grossman(1995)和Sedden and Wacziarg(2002)的观点，市场扭曲是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尚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健全市场运行机制过程中存在的一种常态；同时，市场扭曲会受到经济运行体制变化的影响，也必然对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对于处于转轨阶段的中国而言，深入研究我国各个工业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并加以比较，对审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着重于对我国市场扭曲行为的计量研究，将各种影响市场扭曲的因素整合在统一框架内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分析各个工业行业市场扭曲的相对强弱程度，试图从市场扭曲这个反面角度来审视中国工业行业的市场化进程，并揭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与传统的从正面说明市场化进程的研究有所不同。
一、文献综述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们就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市场扭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由于对市场扭曲的关注点不同，以及衡量市场扭曲的标准不同，导致其研究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在国外关于市场扭曲的文献中，Bhagwati(1971)从贸易理论的角度出发，首次对扭曲的种类以及相应的政策选择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分析。在此之后，经济学家们开始运用各种方法分析不同类型的扭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Rader(1976)运用生产函数的方法对印度、美国农业中的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进行了估计。一般来说，在对要素价格扭曲进行估计的时候，生产函数方法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方法，但是由于对生产函数采取不同形式的设定，例如在分别采用科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不变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时，其结果会出现差异，所以这种方法对市场扭曲的程度难以精确估计。Atkinson et al.(1980，1984)、Parker(1995)采用成本函数方法对美国等国家规制行业中的要素价格的扭曲进行了实证研究。成本函数方法是在生产函数方法之上发展而来的，其优点是可以避免由于对生产函数做出的各种假定而产生的偏误，但在使用过程中回归元过多可能导致共线性问题，对估计的结果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随后Kwon and Paik(1995)、Zhuang(1996)、Fisher and Waschik(2000)运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简称CGE)方法对韩国、中国、加拿大等国的要素扭曲及其造成的福利成本进行了研究。CGE模型方法可以把市场扭曲放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内进行分析，为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扭曲程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但由于这种方法的前提假设过于严格而且需要非常庞大的数据和繁杂的计算①，因此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现实的解释力和适用性。此外，Easterly et al.(1995)、Allen(2001)采用替代弹性的方法对前苏联在要素价格存在严重扭曲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经济停滞进行了分析。但是采用替代弹性的方法只能通过对要素的市场化程度的测度来间接反映出整个市场的扭曲程度，其结果也缺乏一定的准确性。
Skoorka(2000)通过对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简称PPF)的估计，首次关注了整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市场扭曲程度，在对不同扭曲对市场的影响作了可观测的区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计量模型对1970-1985年的61个国家进行了市场扭曲程度的测量。由于这种方法在数据的获取、估计结果的准确性以及对结果的解释力上优于上述的几种方法，因此在现阶段被广泛地用于对市场扭曲的估计。
在对中国市场扭曲的现象进行研究的文献中，一部分关注于地方保护对中国统一市场的影响，例如Young(2000)、郑毓盛和李崇高(2003)等。其中，Young(2000)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进行研究，定性地提出了“扭曲产生扭曲”的问题，即在扭曲的体制安排下进行渐进式改革会使得其他领域产生新的扭曲②；郑毓盛和李崇高(2003)通过运用非参数的数据包络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将宏观技术效率分解为省内的技术效率、产出结构的配置效率及省际要素配置效率，来讨论地方保护对市场扭曲的影响。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关注要素市场扭曲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例如盛仕斌和徐海(1999)运用生产函数方法，对我国要素价格扭曲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要素市场的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经济类型企业之间的扭曲对我国的就业产生了很严重的影响。盛誉(2005)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中国要素市场跨地区和跨行业的分布进行了测度，其结果表明我国在要素市场上无论是地域之间还是行业之间都存在相当程度的扭曲。史晋川等(2007)也使用生产函数方法对我国要素市场的价格扭曲程度进行了测度，其结果表明我国要素市场上，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价格扭曲，并且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更为严重。但综合来看，对我国市场扭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要素市场的理论或实证分析，而对整个市场的扭曲程度进行系统研究的并不多见。
本文在Skoorka(2000)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市场扭曲对生产可能性曲线产生的不同影响，并利用中国1996-2007年的宏观经济数据，构建一个Panel Data模型对我国不同工业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进行测度，并以此为依据对影响我国整个市场扭曲程度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在研究结论上，本文通过计量分析发现，我国各个工业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差异很大，但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影响市场扭曲的各种因素中，转轨阶段国有企业运营体制的变化和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影响我国市场扭曲的主要因素；同时发现，由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垄断行业形成的特殊性，垄断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在这三个阶段里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最后，本文根据所得出的结论，对如何减小我国市场扭曲程度提出了相应的参考建议。
二、市场扭曲测定的理论模型
1.PPF曲线与市场扭曲
要构建一个计量模型来估计市场扭曲的程度，首先应对市场扭曲的类型加以区分。根据一般均衡理论，对于均衡市场而言，生产要素应在要素市场上得到合理的分配，同时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应该在产品市场上合理地分配给所有的消费者。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要素市场上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实现生产和消费最优化并达到最大福利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即资源的有效分配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是最优化的分配，例如生产并没有按照消费者的偏好来进行，当生产并没有完全满足消费偏好时，即使资源是有效分配的，整个市场也只能达到次优水平。因此，本文把市场扭曲定义为市场的不完善，即市场机制不能引导资源在经济中达到最优配置，也就是指经济活动对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偏离。
假定在现实情况下，给定一个生产部门的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就可以从理论上构造出一个部门的生产可能性曲线(PPF曲线)。在此基础上，给定市场中的产品价格，该部门的生产目标就是在PPF曲线与相对价格线相切的点上进行生产，以达到产出最大化。在现实中，有两种情况使这个目标不能实现：一是生产点本身就不在PPF曲线上，而在PPF曲线内；二是即使生产点在PPF曲线上，但却不在与相对价格线相切的最优产出点上。
结合谭力(2006)研究，本文把市场扭曲分为三类：第一类扭曲为技术扭曲，即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的生产无效率状态。Bhagwati(1971)对同种生产要素在不同生产部门的价格差异的研究以及Brecher(1977)对要素市场存在粘性工资的研究都显示出一定形式的市场扭曲会造成PPF曲线的收缩，即生产点本身就不在PPF曲线之上，而在PPF曲线以内。这种扭曲反映了在给定某部门技术和要素禀赋的情况下，实际产出与最大可能产出的差距。第二类扭曲，即产品市场上的价格扭曲。这种扭曲的出现常常是由于市场因素所导致的产品价格方面出现扭曲，例如歧视性关税、部门间的壁垒、生产的外部性和市场中的垄断力量所引起的价格扭曲。尽管这些影响因素主要涉及生产方面，但实际上只要保证生产有效率，满足要素市场所需的优化条件，实际生产点就可以达到PPF曲线上。但上述因素否定了一般均衡产品市场完全竞争的假设，使得实际生产点虽然在PPF曲线上，但并不发生在最优生产点上，因此造成了产品市场上价格的扭曲。第三类扭曲，即要素市场上的价格扭曲，即相对于一个部门要素禀赋而言的某种要素价格对其均衡价格的偏离。这种偏离常与一定的政策、体制联系在一起。例如，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不能准确地反应中国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政府对能源价格的控制也不能及时反映中国的能源供求状况③，这些情况的发生也会使实际生产点在PPF曲线上但却偏离最优生产点。
由此可见，第二类扭曲和第三类扭曲都不会使PPF曲线收缩，但会使实际生产点与最优生产点分离，即在给定市场价格条件下，价格线与PPF曲线并不相切。由于这两类扭曲都只涉及生产点在PPF曲线上的移动，常常被称为配置扭曲，它反映了在生产有效率的前提下，各产品的分配并没有使社会收益或生产总值最大化的情况。
图1是对以上三种市场扭曲类型的直观解释。在图1中，虚线所表示的是由于第一种扭曲所导致的PPF曲线，处于扭曲的PPF曲线上的A点是实际生产点，而E点是最优生产点。直线
和
分别代表产品1和产品2在完善市场上的相对市场价格和在市场扭曲时的相对市场价格。生产点A本身就不在PPF曲线上，因此A′B'之间的距离代表了第一种扭曲造成的产出损失；而生产点B虽然处于PPF曲线上，但却不是与相对价格线相切的最优产出点，因此B'C'之间的距离表示第二种和第三种扭曲之和；A'C'之间的距离代表了整个市场的扭曲损失。
图1 三种类型的市场扭曲
2.固定效应的Panel Data模型与市场扭曲的估计
方法上，本文利用固定效应的Panel Data模型对PPF曲线进行估计，也就是通过对不同的市场扭曲对各个产业的PPF曲线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测度，进而推算出不同产业的市场扭曲程度。具体来说，假设各部门的生产函数满足新古典主义的全部假设，即生产连续、可导、凹向原点且生产规模收益不变，并且都具有统一的形式。在一个两部门的经济中，假定生产要素投入仅包括资本和劳动两种，在不存在技术溢出的假定下，各个部门生产的加总就形成了一国的总体生产函数。虽然各部门在生产技术上会存在差异，但是就生产效率而言，最优效率应该是分布在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沿。因此，只要根据各个部门实际生产中的资本、劳动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确定各个行业中的生产和配置效率，那么各个市场扭曲的行业结构就被确定出来。区别于以往的研究，该方法可以直接被用来进行不同市场之间扭曲程度的比较。
以上说明可以具体表示如下：给定一个产业的技术、要素禀赋与产出，一个部门的生产过程可以表示为：
本文使用以上方法测定我国工业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采用1996-2007年作为研究时段，并将其按照国民经济计划期划分为3个时期，其中1996-2000年为第一个时期(“九五”时期)，第二个时期是2001-2005年(“十五”时期)，第三个时期是2006-2007年(“十一五”时期的前2年)，这样有助于分析市场扭曲程度与时间变化的相互关系。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全部样本包括全国36个工业行业的年度数据。模型中所涉及的主要变量，本文将资本定义为各个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平均固定资本年末余额，劳动定义为各个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年末职工人数，产出定义为各个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的附加价值。所有与价值有关的数据变量都以1995年为基期采用指数平减的方法进行处理。
在行业的划分方面，本文采用《国际工业标准分类》三分位代码将中国的工业生产划分为36个行业，其中包括采掘业5个部门：煤炭采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制造业28个行业：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服务业3个部门：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以及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业。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1.模型检验
在Panel Data模型的使用过程中，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还是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s Model)。如果Panel Data模型中表示个体间差异的不可观测效应，即联立方程(2)和(3)中的
，与模型中一个或多个解释变量相关，则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若不可观测效应与所有的解释变量均不相关，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因此，首先对本文所选择的模型进行检验，具体检验过程如下：
(1)固定效应模型显著性检验。固定效应模型显著性检验是检验模型中固定效应系数是否有差异，即原假设(HO)是“面板数据模型不存在固定影响效应”即适合混合模型，而备择假设(H1)是“面板数据模型存在固定影响效应”。联立方程(2)和(3)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固定效应模型的显著性检验结果可知，p值小于5％，因此拒绝固定效应系数相同的原假设，所以我们选取固定效应模型比较合适。
(2)Hausman检验。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是随机效应模型的系数与固定效应模型的系数没有差别，如果接受原假设，表明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否则就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联立方程(2)和(3)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中Hausman检验结果可以看出，p值在5％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所以，我们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
2.计量分析
在联立方程(2)和(3)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固定效应的Panel Data模型对我国36个工业行业1996-2007年的生产可能性曲线进行估计，进而得到各个工业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我们所希望考察的问题是市场扭曲随各种因素变化以及自身变化的程度。通过分别估计出三个不同阶段内的固定效应，可以使我们能够测度和分析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框架内我国各个工业行业市场扭曲程度的变化趋势。这将提供一种深入的解释，一方面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分阶段的经济政策给市场扭曲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说明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对各个工业行业市场扭曲所产生的影响。
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各个工业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在不同的时间段和不同的行业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具体呈现出如下特征：
(1)我国的市场扭曲程度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内，按照数据计算出的市场平均扭曲程度分别为：19.15％、7.43％和6.28％⑥。这说明我国工业行业的市场扭曲并不具有时间不变性这个特征，而是在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时会出现很大的波动。这种结果的产生，笔者认为与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密切的关系。按照钱纳里等人提出的分类，我国“九五”时期属于工业化中期的第一阶段，即以原材料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化阶段，在此期间国家提出了重点加强农业、水利、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产业政策，用以振兴国家的支柱产业。而“十五”和“十一五”时期则进入到工业化中期的第二阶段，这两个时期国家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处理好“九五”时期工业化快速发展暴露出来的诸如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等突出问题。因此，后两个时期的产业政策促使对生产要素进行更合理的分配，使得各种要素资源更多地流入到产业结构更为合理的行业中，这样一方面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了不同行业在资源分配上所生产的配置扭曲；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这些行业自身的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了前面所讨论的第一种扭曲，即技术扭曲，进而从总体上降低了相应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同的产业政策所引起的资源再分配，一方面会导致在不同时期同一个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会出现差异；另一方面，也会造成同一个行业在不同时间段内的扭曲程度产生差异。
此外，在这三个时间段中，第一个时间段的整体扭曲程度明显要大于后两个时间段。就平均值而言，第一个时间段的市场扭曲数值分别高出后两个时期11.72和12.87个百分点。笔者认为这种结果的产生应归因于我国所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在第一个阶段的最后3年里，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重要任务。通过3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三改一加强”)，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得到转换，并相应地建立起了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市场化程度得以大大提高；同时那些改革效果良好的企业都属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也相对较大，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结果反映到本文通过加权计算出的市场扭曲平均值，就显示为改革之后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时期的市场扭曲程度明显要小于第一个时期。从表3中可以看到我国重点行业的市场扭曲在不同时期间的变动程度。
(2)同一个时间段内，行业之间的市场扭曲程度差异较大。在三个时间段中，扭曲程度最高的行业与扭曲程度最低的行业之间在数值上的相差分别达到了57.63％、30.14％和26.51％。从中可以得出：①就产生扭曲的原因而言，前文所提到的第三种扭曲，即要素市场上的价格扭曲是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常常采取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经济，结果必然会使要素价格产生扭曲，进而影响到各个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这种扭曲尤其突出。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要素价格应该逐渐市场化，要素的价格扭曲应该减少，但在这个过程中传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经济政策、体制以及地方保护机制，都会对这一过程产生阻碍，并且这种阻碍在不同的行业表现出来的程度也不一样，具体反映在市场扭曲的行业分布上，就是不同行业之间市场扭曲的程度差异较大。②就扭曲程度的大小而言，三个时期不同行业之间市场扭曲程度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小。笔者的解释是，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和体制改革的深化，许多计划化的要素配置体系被打破而相应的以市场为主导的要素配置机制逐渐建立起来，大大提高了各种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各项经济政策的制定也逐步市场化，其结果必然会导致市场扭曲程度逐渐减小。这也进一步说明我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市场体制的改革是具有相当成效的，其对市场扭曲的降低具有很强的正向作用。
(3)在不同阶段，我国市场扭曲程度较高的行业其分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第一个时期，我国市场扭曲严重的部门主要分布在如能源、交通、通信、冶金和化学工业等基础性产业上。这个阶段，在我国市场扭曲程度排名最高的10个行业中，这类行业占据5席，分别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58.94％)、专用设备制造业(45.32％)、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43.00％)、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28.62％)、煤炭开采和洗选业(28.55％)。而在第二、三个时期，我国市场扭曲严重的部门主要集中在日用消费品制造业及其配套产业上。在这两个阶段中，我国市场扭曲程度排名最高的10个行业中，属于日用消费品制造业及其配套产业的有：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这些行业两个时期的平均扭曲程度分别为12.69％、15.03％、22.78％和23.17％。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在“九五”期间，国家产业政策的发展目标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上，各种价格管制、行业准入的限制不利于这些基础工业在内部展开竞争，降低了这些行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形成了一定的配置扭曲，进而提高了这些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而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国家产业政策的目标主要是针对前一个时期快速发展中暴露出的一些突出问题加以调整，例如限制部分重化工业的盲目扩张，强调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实现从“快字优先”到“好字优先”的转变，这样就大大降低了这些重化工业的市场扭曲程度。同时由于日用消费品制造业及其配套产业属于初级制造业，并不是我国“十五”和“十一五”期间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针对目标，因此，这在两个时期内我国所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给这些行业带来的正面效果并不明显，并且这些行业在市场因素的作用下，自发的调节自身经营机制的能力也有限，因此，在后两个时间段内其自身市场扭曲程度的降低也十分有限，此消彼长就形成了这样的结果。
(4)在三个阶段内，我国市场扭曲程度较低的行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中具有一定高附加价值的行业，例如医药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金属制品业。从表4中可以看到：①从数值上看，在三个不同的时期中，这类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都在8％以内，接近甚至低于发达国家这些行业的平均市场扭曲程度。②这些行业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或者是比较符合我国比较优势变动的趋势。因此，这些行业特有的行业结构和特点使得其生产的技术含量和要素回报率都相对较高，因此要素资源在这些行业中的流动性较强，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较强，所以这些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相对较小，这与盛誉(2005)所得结论基本相同。
(5)按照样本空间内的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垄断行业，例如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烟草加工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其扭曲程度在这些年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如表5所示。这种结果说明，在市场供求因素不能影响我国垄断行业的同时，我国近期所实施的经济政策和加快改革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对减小我国垄断行业市场扭曲的作用也很小。笔者认为导致这种结果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是中国垄断行业的形成，不是由于竞争出现生产集中而形成垄断，而是由国家所有制、政府某一部门单独经营而形成的，其形成机制决定了这些行业受到的市场因素影响较小；另一个方面是中国的垄断与政府部门结合非常紧密，它不是靠经营形成垄断，而是由政府的一个部门转化而来，是靠政府权力来行使垄断。这样，政府针对各个行业所实施的体制改革并不会影响到政府的各个部门，也就不会影响到这类由政府部门转换而来的垄断行业。因此，在本文所分析的时间框架内，我国垄断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四、结论与启示
根据计量分析的结果，本文认为，对中国这样的经济转轨国家而言，除具有一般性由于市场因素形成的各类扭曲之外，还存在着更广泛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非市场性因素所形成的扭曲，并且这种非市场性因素所形成的扭曲成为导致我国现阶段工业行业市场扭曲的重要根源。从表面上看，资源配置的欠效率是导致我国工业行业市场扭曲的根源，但实际上，资源配置的欠效率却来源于我国在不同时期所实施的各种产业政策以及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因此，这些非市场因素“塑造”了我国工业行业市场扭曲的如下特征。一是不同时期所实施的各种产业政策，引发了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行业之间的重新分配，而这种对资源的重新分配并不是以减少各个行业的市场扭曲为目的，而是对其他非经济目标的追求，如就业、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从而会使各个工业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在各种产业政策的引致下发生变化；二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例如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错位；各个行业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特殊政策的寻租等，这就使得我国工业行业的市场扭曲具有了时变性的特征；三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部分行业的改革滞后，例如，初级加工业和日用消费品制造业的改革滞后加剧整个市场的扭曲程度等，从而我国工业行业的市场扭曲具有“非市场性”与转轨特征；四是由于我国垄断行业形成的特殊性，使得这些行业的市场性扭曲具有了抵抗各种市场和非市场因素的不变性特征。因此，可以得出，现阶段各种非市场因素对我国各个工业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此外，本文研究进一步发现，在考察期内我国工业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在不同的时间段和不同的行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在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本文认为，除了市场因素之外，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近期所实行的产业政策和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体制的转变。①产业政策和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体制的转变会引起市场扭曲的行业分布发生变化，即行业之间扭曲程度会存在巨大差异。例如经济转轨初期不完善的国有企业运行体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各个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同时，国家制定的产业政策会使各种要素资源在不同的行业中重新进行分配，使得不同行业资源的配置效率出现差异，导致相关产业出现配置扭曲，改变各个产业的市场扭曲程度，进而引起市场扭曲的行业分布发生变化；财政和信贷政策的投资导向性，也会导致部分产业出现过度投资，提高这些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改变行业间市场扭曲的相对程度。②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市场化以及我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深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小了我国各个工业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三个不同的时间段，我国工业企业的市场平均扭曲程度逐步降低这一趋势就充分说明了这些改革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也反映出我国产业政策的操作取向已经逐步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也逐渐增强，同时也表明我国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③从对我国垄断行业市场扭曲程度变化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对于我国扭曲程度最高的国有垄断型行业来说，我国现阶段所执行的各种产业政策和体制改革措施在推动这些垄断行业改革的过程中明显缺乏力度。要改变这种状态，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垄断行业的形成机制，打破这些行业与各级政府之间的依存关系，加大这些行业的内部竞争程度，从根本上消除国有垄断行业进行体制改革的阻碍，加快我国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进度，降低其市场扭曲程度。
因此，针对我国现阶段我国工业行业市场扭曲的分布特征，在经济发展的下一个阶段，要进一步降低我国工业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一是应该加快消除各项产业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资源配置欠效率的问题，降低由此产生的配置扭曲，同时要加快转变各项产业政策操作取向并提高产业政策的市场化程度。二是要加大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力度，尤其是对那些市场扭曲程度高、垄断性强的行业，要加快推进以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向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消除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非市场行为，降低各个行业的市场扭曲程度。三是应进一步消除由于市场体系的不完善所产生的市场扭曲，其关键在于放宽各个行业，尤其是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加强各个行业之间和行业内部的竞争，消除各个企业对特殊政策的寻租，同时应进一步加快我国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建立一个内外统一、透明规范的市场体系。
注释：
①在Zhuang(1996)的研究中，CGE模型包括了485个方程和485个内生变量。
②例如，在扭曲体制下制定的财政分权政策会导致各个地方政府之间采取贸易保护的政策，这样就限制资源在各个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进而会引起新的扭曲。
⑥这里的平均值采用的是加权平均的方法，即在估计出我国各个部门的扭曲程度之后，根据不同部门工业增加值占整个国家工业增加值的比例赋予各个行业以权重进行加权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