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锐[1]2016年在《颠覆与重构—数字交往时代的主体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重要的哲学命题之一,主体性承载着现代人文精神的滥觞,表现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建构自我意识、提升自身能动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媒介工具的创造与革新,使媒介已经并且正在成为人们维系正常社会交往、推动自身主体性不断发展、演变的重要力量。所以,人们在数字交往时代所表现出的主体性,更多的是由数字传播技术工具所赋予的能动性与开放性,它们将进一步成为交往主体实现新一轮自我建构的内在价值基础。本文立足于人与媒介之间的这一基本逻辑关系,通过剖析数字传播技术与人们的交往方式之间的互动影响,力图确立一种以社会个体的主体性为核心的价值视角,来阐释数字媒介对于建构普通人的精神家园的现实作用。这对我们研究当前人们的信息传播与社会交往现象、理解媒介与人的关系、探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推动交往进步的核心力量,现代媒介拓展了主体性的动力机制,通过日益人性化的技术发展路径,为普通交往者打造了越来越多元化的主体之维,以及不断延伸的主体价值适应方式。随着数字交往时代的到来,各类新兴的数字媒介在推升主体流动性的同时,也在全方位加速人的主体性在数字交往语境中的嬗变。因而,作为交往主体的普通人,其主体性在面对前所未有的颠覆的同时,也在充分享有技术演化带来的交往自由与价值重构,使主体镜像开始以越来越多的空间化、个体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社交型数字媒介的崛起,进一步为基于普遍的个体化、高维化流动情境中的主体拓展了交往实践的途径,也为其主体性赋予了更多的时代传承与现实隐喻。主体交往方式的自媒体化,在加速主体性的社会化延伸与社群化效应的同时,也在悄然导致更多群体化特征的社会现象的出现,数字依赖的产生,便是对数字交往时代所特有的技术隐喻的最好例证。数字媒介工具在助力于主体对多元自我的体验与建构的同时,也在不断凝聚、强化主体在现实交往实践中的自我动力机制,从而促使主体在高度流动的技术演化之中对于自我身份的及时适应,进而确保主体能够尽可能充分的沿着人类技术创新的道路,在多元纷繁的交往互动体系与自我身份切换中,通过不断的参与、体验与调适来颠覆旧我、塑造新我,在广袤无垠的数字家园中乐享交往自由,重建主体性。
张文东[2]2013年在《传奇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关于中国当代小说向中国古代小说“传奇叙事”传统以及现代小说传奇叙事“经验”进行承袭并获得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有关历程与表现的一种系统整理和论述。本文遵循传统与发展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通过对中国古代和现代小说中传奇叙事传统的全面检视，以及对中国当代小说在不同阶段上呈现出来的叙事特征的系统梳理，发现并确证了中国当代小说发展中富有“中国特色”的传奇叙事样貌，并将这种样貌的形成和发展置于多元、多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结合不同阶段、层面以及不同主题、载体的小说文本的具体分析，充分地论证说明：传奇叙事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样式和基本传统，历经现代小说以来的特殊承袭和转型，其精神和模式也一直延续到了中国当代小说当中，并因特殊的时代际遇和文化内涵，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也更有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本文展开论述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生、发展当中，作为真正具有小说成熟体式意味的“传奇”，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最核心的叙事“表现”模式，同时也是中国普通大众最传统的小说“接受”模式，对于包括二十世纪小说在内的中国小说整体发展演变而言，它必然是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同时也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模式和叙事传统。第二，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和发展尽管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开始其现代化进程的，但作为一种强大文学传统的传奇叙事，还是因现代社会的形成、启蒙与救亡的目的、大众读者的扩展、民间样式的萃取等等社会与文学的因素，不断焕发出更为深刻而巨大的新生力和影响力，在现代小说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当中被有意识并个性化地转化、使用和发展着，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一种特殊形式。第三，伴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发生、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小说，首先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意义上，直接承袭了自“延安文学”以来的“革命文学”的经验和传统，并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主流创作方法的导引下，把最具有民间、大众基础的传奇叙事作为自己完成“为工农兵服务”这一现实革命政治任务的主要手段之一，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革命传奇”样貌。第四，“新时期文学”意义上的中国当代小说，尽管流派众多并有着向西方学习以及“向内转”的“新潮”取向等，但不管是作为小说家的思想资源，还是作为小说创作的艺术传统，传奇叙事始终都是文学开始形成“自觉”之后的重要选择之一，不论是在“改革”或“知青”小说等现实主义主流中，还是在“地域”或“市井”小说等“寻根”的意识里，或是在“民间”或“历史”的重新发现并重构的意义上，始终都有着连绵不断的传奇叙事的艺术取向。第五，进入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小说，面对大众文化兴起的背景以及“泛文学”的语境，其原本属于文学的传奇叙事精神也在大众狂欢的意义上以各种“类文学”的形式发生了新变与转型，并通过言情小说、网络文学以及影视镜像的表现，呈现出种种面向大众、迎合市场、制造消费的姿态，从而使在这个意义上所演发出的传奇叙事，进一步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大众语态的传奇性。通过上述这种按照不同发展阶段，基于不同文学表现所完成的较大规模地梳理，本文所达到的目的以及形成的结论就是：中国古代小说不仅有其独特的传奇叙事传统，而且这种传统还始终对中国现代以来的小说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并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得到了创造性的承袭和发展，即便仅就中国当代小说几十年的发展而言，作为“中国经验”的传奇叙事传统，也始终是其之所以成为一个丰富性存在的必然条件。因此，本文这种基于“传统与发展”辨证关系的文学史辨析，便不仅可以让我们真正回到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史观来认识中国文学及其小说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同时也使我们能够对传统文学与文化在新世纪文学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形成某种更为科学地认识和把握。
王玉香[3]2017年在《思想及其基础》文中研究表明人是有思想的生命存在,人的一切行为皆受思想的指导、调控与支配。现实中人们往往能够从经验的角度、在不同的语境中理解"思想"的涵义与运用"思想"这一词语,但"思想"的界定,可谓见仁见智。思想本身的复杂性、与人类实践行为的错综关系,使得思想领域存在很多值得探究的问题,如意识流动现象、非理性与理性思想的交融、思想的功能、思想的博弈与选择等等。思想研究的主旨在于揭示思想的实质和基础,这有利于我们了解、认识思想,更好地理解把握它与自我、他人、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中的思想现象与思想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观与人学理论为指导,汲取认知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与建构主义理论等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相关成果,力图在客观的立场上以开放的理论视角探讨思想及其基础。全文共分五章,前三章着力于思想本身,界定梳理思想、思想的功能、思想的选择,后两章探究思想的基础,我们把思想与现实的张力归入思想的基础,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它是实践基础的进一步展现。中西方对思想认识理解的角度和路径有所不同:中国多是从体用的角度进行界定,重视人内在精神境界的达成;西方则多从思想与存在的关系角度进行探讨,着意"认识你自己"的永恒主题。思想是由人内在或外在环境刺激而引发的"符号性反应",通常以意识的形式存在,是我们心中所意识到的东西,是大脑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是大脑在实践基础上对外界事物的反映和构建,是人的精神世界之所在。知、情、意及其它们的联系构成思想的内在结构,三要素之间相互交融,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不可分离,又彼此独立,造就了思想世界的丰富多彩。思想的形成是以概念为基础、按照一定逻辑展开的思维建构活动,它是一个过程,一个从完成之时起就已重新开始的永无止境的过程。思想的外延丰富,从不同角度可以给出不同的分类,本文将思想划分为静态思想与动态思想、非理性思想与理性思想、新思想与旧思想、个体思想与群体思想、主流思想与非主流思想、现实思想与学术思想等类型。本文研究的思想是人们正在思想着的思想,它是鲜活的、动态的、建构的、生成和消逝的、与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而非静态的。动态的思想和认识有重合,又有不同,大致说来,认识是思想的一部分,即思想中理性的部分,而思想不仅包含理性,还涵盖无意识与非理性的内容。思想在支配调控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有以下功能:导引的功能是指思想具有根据现实而推测未来、对现实事物进行美好构想与筹划,从而指示与导向人们行为的能力与作用。调控的功能是在思想反映功能基础之上形成的高级反映能力,贯穿于人们思想形成、发展的全过程,起到调节、控制人们思想与行为的作用。动力的功能是在实践过程中因观念与外在环境所引发的内在驱动力,其贯穿于人们社会生活实践的整个过程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具有形成人们内在与外在动力机制、调动个体身心力量与整合群体意志行为的作用,是人们前行的内在心理动力与精神能源。导引功能、调控功能、动力功能在实践中有机地交织一体,形成思想对行为的牵引力、调控力与推动力。思想领域五彩缤纷,理论、学说、观点林立。支配调控人们活动的不是全部思想,而是经过选择的思想。无意识选择与有意识选择、随机性选择与规律性选择、非理性选择与理性选择等等有机地融为一体,共同构成人们思想选择的复杂性、动态性过程。思想的选择是有限度、有条件的主观性判断,受到内外重要因素的交互影响。但选择并不是内外影响因素简单结合的产物,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内在选择机制形成的结果。内在选择机制是大脑自动系统与反射系统形成的自动联想机制与理性逻辑推理机制共同构成,产生内在的选择意向(潜在、显在),进而经外在刺激而引发选择。思想选择一般遵循合理性、正当性与功利性的原则,其过程充满了思想博弈。思想选择的基础是实践,是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大脑独特功能发挥作用的结果。大脑作为思想产生与选择的生理基础和必要条件,具有获取与选择外界信息进行思想建构的能力,使人不仅成为肉体性的存在,且具有精神性与思想性。文化存在是人们思想与行为选择的主要外在条件与基础,对生活其中的个体产生浸染、熏陶与教化的作用,形成一定的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等,使思想的选择具有文化特性或烙印。实践是思想得以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是检验思想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是人们观察、思考、分析、理解与阐释一切现象的基本维度,也是人们思想的现实来源,是思想逻辑发展的现实归依。也正是实践,使人们的思想具有主体超越性的特征。思想与现实的张力是思想与现实之间互相抗衡、比较、牵制的一种状态,它们对立统一,在相互排斥中相互依存,在相互作用中相互发展,表现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事物发展矛盾法则的一种样态。个体与社会思想建构皆充满了与现实的张力。思想应该立足现实又高于现实,既有形上的超验性,又有形下的现实性。思想与现实之间适度的张力是保证思想超越与指导现实的前提。两者的张力主要表现为:(1)理论与实践的张力,包括普遍性理论与具体实践、主导性思想与具体落实的张力;(2)思想与社会变革的张力,即思想博弈与社会变革现实之间的张力,包括思想的超越性、滞后性与现实的张力;(3)应然与实然的张力,包括理想与现实、应该与实际的张力。思想与现实存在张力是人生、社会的常态,是一个永远无法消除的现象,它不断产生、不断解决、又不断重新出现,推动着社会自我发展。张力过大或缺乏张力即出现同化现象,皆无法发挥思想的超越性作用。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保持适宜的张力。以上探讨中,本文试图通过厘清思想与认识之间的关系,强调思想的非理性内容与动态性的特点;基于思想选择特点的揭示与分类,对影响思想选择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对选择的一般原则进行探寻。重视思想形成的基础研究,注重亚文化对人思想形成直接影响的分析,以及实践是思想逻辑归依的论证,注重人思想形成的主体性内容与承认;立足现实、实事求是,是思想与现实张力不断打破与重新建立、保持适切距离的基础,也是思想超越性作用发挥的前提。由于已有思想研究的基础资料文献较少且没有系统性的呈现,给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本文逻辑关系与理论性还有待于进一步厘清与提升,尚缺乏深入的、细化的研究。如,选择功能也是思想的重要功能,鉴于选择功能过于复杂,则独立成与思想功能并列的一章;思想的选择更多是从个体的视角进行探讨,而对群体思想选择或社会思想选择探讨不足。同时,对思想与意识、思想与思维等的关系也没深入探讨,这些都有待于在未来的学习与研究之中不断进行补充、延展与提升。
刘靓[4]2015年在《马克思社会发展道路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批判传统社会历史观基础上,马克思从实践的视角出发,将人类历史视为主体实践的结果,指出人类历史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并从现实的人出发,认为正是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二者实践的辩证运动不断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进而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人与自然关系。从而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为社会发展道路思想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前提。在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坚持了历史进步论思想。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实践活动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进程,人类的历史是实践活动发展的历史。因此,无论是从人的本质的发展角度、还是人的自由的发展角度,或从生产方式的演进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就是一条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不断演进之路。同时,人类社会发展之路受内在于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支配,表现为一个统一方向基础上的多样性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从整体阐释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具体的历史考证。一方面,马克思基于大量的历史资料与当时现实的历史现象,详细剖析了西方封建社会的解体与资本主义建立的过程,同时指出这一过程也是一个充满血腥与暴力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从整体上描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之路的历史概况。另一方面,马克思具体分析了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之路。在具体考证资本主义发展之路的基础上,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指出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带给人类的巨大代价,在晚年接触到俄国社会资料后,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批判了俄国民粹派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想,阐述了俄国这个前资本主义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随着历史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道路思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寻求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径方面,俄国走上了一条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之路,第一次在民族国家层面上将社会主义从理论转化为实践。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而面对资本主义繁荣与稳定的现实,欧洲发展出通过和平民主道路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在实践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和平改良道路与欧洲共产主义倡导的民主、自由之路。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中国认清了自己所处的历史阶段、明确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并坚持务实创新的路线,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中国的成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并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段宇波[5]2016年在《制度变迁的历史与逻辑—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制度分析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在政治学中,作为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反动,历史制度主义深刻的反映了西方政治的传统与现实。在对西方社会展现出强大的整合能力的同时,历史制度主义也对中国正在经历的人类最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有积极贡献。认真关注制度变迁命题,并深入思考其对政治过程的重塑作用,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制度变迁理论反映了政治理论发展的最新趋势,与政治现代化、民主转型理论一脉相承；从政治现实角度,制度变迁问题回应了要求制度向民主化、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的诉求。具体而言,本论文的研究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发展历程的回顾,探析其制度变迁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二,通过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探究制度变迁分析的逻辑框架；第三,通过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方法建构的剖析,总结制度变迁研究的方法论价值。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框架,如同一把打开政治世界的钥匙,关注了制度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认为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既是理论逻辑的持续积淀,也是历史过程的不断沉积。文章紧紧围绕制度变迁,关注了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历程、逻辑框架、主要动因、变迁方式、行动者作用和理念等问题,试图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和方法做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具体而言：绪论重点对研究背景和选题价值、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及进一步研究的思路等进行阐述、分析和说明。第一章,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过程。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四次回归,即国家回归、行动者回归、理念回归和资本主义回归,涵盖了制度变迁分析的主要因素,反映了制度变迁理论热点的转移、交织、重叠和此消彼长。重点分析了四次回归蕴含的理论冲突以及制度变迁理论对本体论、研究主题、新制度主义流派、方法论的整合过程。第二章,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逻辑框架和方法构建。分析了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分析的问题意识和概念内涵；探讨了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的逻辑框架的基本要素；归纳了制度变迁分析的演进逻辑；对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的方法构建进行了总结。重点分析了动态的、综合的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制度变迁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结构、历史和制度体系相整合,理念、利益和制度相互作用形成“制度复合体”；在环境、行动者和制度互动,构建多重的、综合的制度逻辑框架。第三章,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分析的模式。分析比较了制度变迁逻辑框架所衍生出的四种制度变迁模式：路径依赖、断裂均衡、关键节点和渐进转型,四种模式相互交叠,不同要素组合共同解释制度稳定、持续和变迁等核心问题。从对制度规则“有”与“无”变化的截然分立,转变为制度规则变化强弱程度的密集分布,形成制度变迁模式的完整谱系。在方法论上超越了变迁与稳定二分法,拓展了制度变迁类型。这四种模式从多维度考察制度变迁,不同模式的边界正变得模糊,模式之间区别但相互借鉴,丰富和完善了制度变迁分析框架。第四章,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分析的动力理论。首先,分析了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动力的理论来源,对比了多种流派的制度变迁动力来源；其次,结合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区分了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动力的分类,对制度属性、行动者、环境变化引起的变迁进行了详细分解；第三,关注了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框架,对动力主体、基础、机制、结构进行理论分析；最后,结合制度变迁的四种模式分析了制度变迁动力的选择。第五章,围绕理念在制度变迁分析中的作用,主要阐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分析新制度主义各流派的理念转向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和理念的关系,重点分析了历史制度主义对理念的整合；其次,探究了理念和制度的关系,分析了理念和制度之间复杂的关系模式；第三,厘清了理念在制度变迁分析中的作用,运用理念解释制度变迁；最后,分析了理念主导制度变迁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价值。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逻辑和历史相统一,强调制度方法和历史方法相结合。运用逻辑方法,由简入繁,对政治世界的制度变迁现象进行逻辑规律的找寻；同时运用历史比较方法,以质性研究为主,少量的案例比较分析为辅,在复杂而多重的关系中探究制度变迁的因果关系,在对制度的变迁分析中强调因果机制、诠释主义、中层理论、时间和空间的统一。重点运用了文献分析的方法,对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有关制度变迁问题的发展做全面的、深入的分析,做到理论分析和价值判断相结合。同时,对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采取跨学科分析的方法,以政治学学科取向为主,综合运用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与制度变迁相关的学科进行了超越和融合,多学科方法使得研究更具有全面性和深入性。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可能的创新和贡献在于：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变迁概念进行了归纳和梳理,针对现有研究缺乏整合性分析框架和概念杂乱的问题,本文从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的历史和制度变迁的逻辑双重维度出发,独创性的指出制度变迁是在特定的制度情境下,以利益、理念和制度形成的制度复合体为内核,强调行动者、制度和环境三者之间互动,在历史和结构约束下多重互动、不同的变迁动力重组,形成不同的变迁模式、最终推动制度动态变化的综合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这种历史制度主义的综合性分析框架,有效的解释了结构与能动、物质与理念、变迁与稳定、时间和结构等多种本体论冲突和融合,解决了制度变迁的多样性和趋同性矛盾,并且为复杂的变迁动力重组过程提供了资源,还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断裂均衡、关键节点、渐进转型等变迁模式进行了拓展和丰富。本文主张不同的变量序列结构在不同环境中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变迁模式和制度格局,突出强调了行动者能动和理念交织对不同制度要素组合过程的影响。本文认为有效的宪政制度安排、民主宪政理念、合理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划分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和制约力量。最后,本文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通过分析制度变迁的综合框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逻辑和历史规律,提炼了制度变迁的方法论,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制度建设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回应制度变迁的内外需求,有效的吸收基层制度实践创新并学习国际制度模式,为中国宏大的、综合性的制度矩阵变迁进程提供方法论支持。
赵燕[6]2016年在《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文中指出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儿童文学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所以借鉴历史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梳理了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发展线索,即从近代儿童文学教育早期独立性起步,到五四运动之后的激进式发展,再到反思期和深化期。在这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杂志》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教育期刊,始终关注儿童文学教育问题,并以近40年的历史忠实地记录了其发展历程。为此,本研究的目标是:首先以一部《教育杂志》期刊的起伏演变为缩影,从中获得有关儿童文学的地位与作用、教育价值、课程、教材、教法、教师等丰富的史料;然后以教育活动史的视角,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确立了学术视野下移、微观化的研究取向,探寻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为儿童文学教育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由此而形成的研究内容与论点如下:首先,通过对《教育杂志》在办刊过程中的历史评介,分析了《教育杂志》作为儿童文学教育发展一个典型缩影在中国近代教育历史中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凸显出它以非官方的形式记录的历史资源,推动了儿童文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深入开展。与此同时,考察了《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主要对日本现代教育思潮、欧美进步主义儿童教育观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近代儿童观的演变、各种课程、教材和教学法的推广等做了认真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从而形成全部研究的基本理论格调。其次,以《教育杂志》及其史料为基本来源,对儿童文学课程、教材、教法和师资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一是在课程方面,分析《教育杂志》中公布的儿童文学的课程标准,掌握当时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儿童文学教育的相关政策导向,同时梳理了儿童文学课程分阶段的实施情况与争论经过,以《教育杂志》为窗口全面展现了官方和民众对儿童文学教育课程的关注点。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文学化"逐渐成为小学语文教材的主流,语文教材的"儿童文学化"也引发了诸多论争。《教育杂志》以详实的史料忠实地记录了五次有关儿童文学教材论争的过程,认真审视这些争论观点,对现今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的比重问题亦有启示。三是教育杂志》从民初、五四到国家本位时期,儿童文学教学法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国人通过大量的新式教学实验,摸索与寻找适宜于近代新教育发展的儿童文学教学方法,以此推动儿童文学理念在中国的深入开展。四是探讨了《教育杂志》中改善儿童文学教育的师资问题,具体措施有加强师培、制定俸给标准和优待条件以及改善教学环境和提升教师的修养等;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个案研究——以连载于《教育杂志》中的教育小说《倪焕之》为例,讨论了小学教师与儿童文学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对《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进行了深入的追溯,探讨了有关儿童文学"新"与"旧"的争论、渐进式的发展以及本体性的问题等,从而得出相关的历史观点是,教育传媒与儿童文学教育应形成了一种互动式关系,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董新春[7]2010年在《在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之间》文中提出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关系问题的核心是历史规律存在性问题。20世纪,围绕该问题,形成了一场以自由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为代表、西方各主要政治思潮积极参与的轰轰烈烈的世纪争论。本论文试图对各主要思想派别的观点加以梳理、比较、分析和扬弃,以期恢复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的本来面目。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一方形成和坚持传统历史规律观。这是一种以教条化的思维范式对待历史规律问题的态度、观点和方法。它虽然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曾起过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但其中却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的种种误读,主要表现在它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的绝对性而忽视相对性,舍弃偶然性来谈必然性,教条化地理解历史规律的重复性,过分夸大历史规律的预言功能。尤其遭人诟病的是,它过分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忽视了人、特别是个人在历史规律中的作用,忽视了个人自由选择权的行使。以波普、阿隆、伯林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是传统历史规律观的主要批评者。从个人自由至上这一基本原则出发,他们或用逻辑的力量,或从现代社会偶然性增多和价值不断多元的事实出发全盘否定传统历史规律观,捍卫个人自由。客观地说,他们的批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传统历史规律观的要害,对结合新的历史语境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在对其文本的研读中,人们也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自由主义者所批判的实际上仅仅是苏联形成的那种教条化的传统历史规律观而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正因如此,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也批评传统历史规律观,但又试图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规律思想进行重新解读和挖掘,使其适应现代社会价值日益多元、主体性不断增强的事实。社会民主主义者选取了伦理道德视角,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将主体性和价值作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切入点。他们与自由主义者的批评一起引发了60年代以降苏东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长期而深入的反思,同时也为20世纪后半叶兴起、至今方兴未艾的后现代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后现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和理论前提所作的深入探究及对语言等问题的关注是极为深刻且颇具颠覆性的,必将成为未来较长时间人们探讨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难以跨越的视界。通过漫长的回顾梳理,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历史规律存在性之争的关键并不是历史规律是否存在而是历史规律如何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客观历史规律和主观自由选择有机融合的问题。新的历史语境正为深入解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规律思想提供着难得的契机。
贺新宇[8]2016年在《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我国56个民族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地域上长期共存、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共生共荣、和谐共处,其经长期历史演化而形成的“多元一体”发展格局尤其是多样性发展特征表现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等层面,为探寻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和谐发展与教育传承提供了难得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样本。同时,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元化对我国民族教育与国家安全的现实挑战与我国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又对传承民族文化多样性特征基础上我国民族地区教育的和谐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因此,论文试图从教育与文化两个纬度,围绕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的目标进行跨学科的民族教育问题的综合研究,认真厘清这些关系的特征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力图构建一个充分体现多元文化时代特色、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需要的系统的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理论体系,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教育”理论。全文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元”与“教育和谐”的基本理念,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理论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指导下,充分汲取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与和谐教育理论、我国古代“和合论”与当代多元一体化教育等理论的营养,比较、借鉴世界各国多元文化教育与和谐教育的经验与教训,借助国内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主要样本,在对民族地区多元文化教育现状和民族教育非均衡发展现状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我国民族地区教育非均衡发展等各种非和谐现象及其成因,指出了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学校在课程设计与实施中所存在的文化多样性缺失、主流文化中心倾向和少数民族儿童失学、辍学与学业失败问题、文化认同迷失问题以及双语教学、教师队伍等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客观分析和探讨,提出了多元文化背景下开展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的一系列实践策略和建议。作者认为,民族地区和谐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宏观的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到中观的和谐学校建设再到微观的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等多个层面去整体建构。就宏观层面而言,民族地区教育的和谐、均衡发展是构建和谐教育并进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为此,需要从政策制定、教育立法、资源配置、教师交流、监测评价、优化布局等层面,以教育公平为基本价值取向努力实现;就中观层面而言,从民族地区学校和谐文化建设到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从基于文化理解的多元和谐的课程设计、实施到尊重差异、合作共享的课堂教学生态、切合民族地区实际的民汉双语教学的开展以及拥有跨文化理念与技能的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都是和谐学校建设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再从微观层面而言,人的全面、充分、自由、和谐发展是教育追求的终极理想目标,而基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教育的具体目标是帮助不同民族的每一位学生在获得多元文化相应知识、拥有“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培养跨文化适应能力的同时,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辩证取舍、美人之美、和而不同之观念和消除偏见、歧视的情感、态度以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的文化价值观,获得相应的消解文化冲突的社会行为技能,从而在享受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和谐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的普遍繁荣与和谐共处。为此,论文对立足多元民族文化以促进民族地区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问题、从民族文化认同到中华文化认同的多层次文化认同的系统建构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谐教育的基本理念和培养目标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章池[9]2005年在《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生成流变》文中研究表明对于中国而言,悲剧是舶来品,一百年来的成长历程曲折而复杂,20世纪中国求新求变求生存求发展的转型局面,更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对于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较全面研究,是随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悲剧讨论慢慢展开的。从现有成果看,这些研究主要着眼于20世纪上半期,即使有人论及下半期,也只是寥寥数语带过。这一方面是由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所作的现代、当代的划分决定的;另一方面则可能因为20世纪下半期未曾出现超越前人的经典作品或理论创见。中国现代悲剧观念一直在发展着,如果说建国前表现为显在的理论、观念的开拓、确立、生成等;那么建国后则更具有一种思想史的意味,潜在的思想之流横贯其中,并趋于深化。本文认为,中国现代悲剧是一个在西方悲剧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有别于中国传统悲情戏曲的概念。中国现代悲剧观念中的“现代”与其理解为时间的限定,不如理解为性质的界定更准确。本文将悲剧在中国从引进到确立、衍变的整个20世纪的发展历程作为研究对象,采取历史梳理与现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史为线,在历史的梳理中,分析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流变过程和基本状况、整体特点;以现象为点,从史线上选取有影响或有代表性的观点、作品、现象作相应的探讨,并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曹禺的悲剧创作和带有发展谕示的郭沫若的历史悲剧创作进行专章的探讨,一是探析生成的方式、形态及特点;一是揭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生成后偏向单一并最终走向畸变的思想根源和时代必然性。在点线两方面的研究中,凸现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发展、生成、演变的历史轨迹,总结其不同历史阶段的生长态势和理论特点,从中提取其流变的基本脉络和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分析它们产生的作用和所导致的结果,探求中国悲剧的现代化之路。这是本文的具体研究目标。根据悲剧的精神特质和它在中国的发展情形,本文认为对中国现代悲剧作一种观念的考察,比单纯的理论研究或作家作品研究更切合悲剧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也更能发现问题。文学观念虽然蕴含在作家的作品及其相关言论和批评家、理论家的评论文字之中,但又超越于它们之上,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体现着这一时代文化语境的宽容度、人的个性自由度和意识独立程度。本文在对20世纪中国现代悲剧观念作具体研究的同时,也对悲剧在中国孕育、生长中所出现的种种现象或问题,从思想文化的层面上进行了求索和考察。这是本文深层的精神探求目标。毕竟悲剧不仅仅是文学的,它关注的更是人的终极生存和生命的存在意义。悲剧中的抗争与超越精神其实正是人的一种独立自为的生存精神。所以,相对于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时代倾向的影响来说,本文认为动态而开放的多元化思维方式,尤其是作家独立深刻的主体精神和思想的养成,在中国现代悲剧的发展中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苗元华[10]2016年在《中国新时期纪录片创作与民族文化传承研究（1978-2015）》文中指出在中国社会和文化面临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民族文化传承日益受到关注与重视。纪录片具有承载和传播民族文化的特色、优势与价值,探讨如何通过纪录片创作推动民族文化传承便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研究课题。论文通过梳理中国新时期纪录片传承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分析、考察各阶段纪录片的创作特点,阐述民族文化的主要方面在纪录片中的表现特征,指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纪录片传承民族文化的策略。论文采用个案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借鉴文化人类学、传播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探讨。论文包括绪论、相互关联的六章内容和结语共八个部分。绪论部分对论文中的核心概念与研究对象进行界定,说明研究的缘起与意义,对研究历史与现状进行述评,并指出论文写作运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探讨纪录片与民族文化的相互关系,即纪录片具有承载、传播民族文化的特色与优势,民族文化能够提升纪录片的水准与接受效果,二者之间具有相互交融、彼此促进的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分析纪录片传承民族文化的价值,阐明纪录片有助于挖掘、展示民族文化资源以及建构健全人类文化的多元化格局。第二章针对新时期每一阶段纪录片传承民族文化的状况进行分析,阐述各阶段纪录片的创作特点、手法与风格,指出这些方面形成的原因并进行评价。本章最后一部分对于三个阶段纪录片的历时性演进状况加以比较,厘清不同阶段影响纪录片传承民族文化的主要因素,并对于1980年代和新世纪纪录片领域出现的“民族文化热”现象进行比较与分析。第三章主要研究民族文化的基本思想、伦理内涵、审美意蕴在新时期纪录片中的表现特征,从是否有助于推动民族文化传承的角度对于相关方面予以判断和评价,结合人类文化发展和纪录片创作的规律与特点,明确其中哪些方面值得倡导和发扬,哪些方面需要规避与防范,并指出应当对民族文化进行正确的看待、调整与转换,使之与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相互融合,以促进中国纪录片在现代文化语境下获得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第四章主要针对中国新时期纪录片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展开探讨,从创作者的态度与立场、文化意识、娱乐诉求这三个方面加以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大体上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创作者的文化素养、创作能力等作为内因,市场经济、大众文化等方面作为外因,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局限了纪录片对于民族文化的承载与传播。第五章展开纪录片传承民族文化的策略研究,指出创作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以及运用的创作原则与方法。创作者应当健全、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包括提升自由与自觉的文化意识、构建辨析文化优劣的理性精神、扩展开放高远的文化视野以及强化面对观众与市场的传播理念。纪录片的创作原则包括以文化生态观为核心的原则、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原则、具体与抽象相结合的原则等。为了增强纪录片传承民族文化的效果,应当合理选择和运用纪录片的创作方法,注意深入探寻与发掘文化现象、增强影像的表现力、合理采用故事化策略以及发挥主持人的作用。第六章针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和研究,选取新时期不同阶段且分别代表主流、精英、大众文化形态的三部纪录片加以解读与阐释。通过分析在时间阶段与文化形态上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三部纪录片,把握每部作品的创作背景、观念、手法与特色,综合考察和辨析影响纪录片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进一步了解每一时期纪录片的独特性,并探明纪录片传承民族文化的普遍规律。结语部分针对当前社会文化以及中国纪录片的发展现状,指出加强纪录片传承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关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亟待拓展与深化。
参考文献：
[1]. 颠覆与重构—数字交往时代的主体性研究[D]. 张军锐. 上海大学. 2016
[2]. 传奇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D]. 张文东.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3]. 思想及其基础[D]. 王玉香. 山东大学. 2017
[4]. 马克思社会发展道路思想研究[D]. 刘靓.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5]. 制度变迁的历史与逻辑—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段宇波. 山西大学. 2016
[6]. 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D]. 赵燕.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7]. 在历史规律与自由选择之间[D]. 董新春. 天津师范大学. 2010
[8]. 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民族地区和谐教育研究[D]. 贺新宇. 西南大学. 2016
[9]. 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生成流变[D]. 章池. 苏州大学. 2005
[10]. 中国新时期纪录片创作与民族文化传承研究（1978-2015）[D]. 苗元华.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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