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哲学看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时代性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性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总体论文,哲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51(2003)06-0060-(04)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总体观回顾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是同总体、全体、整体、系统等范畴的改造发展密不可分的。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1](P492)从客观内容看，总体包括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作为客体，社会和思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无限的发展。马克思把总体、系统范畴运用于分析和解剖人类社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就是一个“有机系统”，“系统在其发展进程中向总体的转化”[2]。他对最复杂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进行经济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规律，并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出发，发现了古往今来贯穿人类整个社会的发展总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
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自然观的创新同样与总体、整体、系统范畴的应用和深化发展分不开。他以康德的宇宙总体自组织双向演化学说为依据，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总体的物质自组织原理。尽管当时对宇宙核能源的生成问题还完全不清楚，但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能动的物质观，站在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基点上，从哲学上超前预测到物质总体的双向演化的功能，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自组织原理，使发展原理和物质原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范畴中达到真正的统一。他接着从总体方法论的新视角研究唯物辩证法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整体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并运用总体(整体)范畴科学地剖析自然界演化的总体系统结构，全面概括19世纪下半叶整个自然科学最新发现，构建了自然辩证法这门关于自然科学的总体辩证发展的哲学新学科。他指出：“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宇宙是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3](P409)
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运动的总规律，使总体范畴上升为统摄唯物论与辩证思维运动的总的方法论。马克思在1845年春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运用总体方法，在人的思维与客观真理、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当中把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纳入新世界观；在人的本质与社会形式上引入“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认识和变革世界的新世界观，使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升华为以变革世界的实践为特点的总体观。
列宁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总体观的同时，还从两个方面深化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原理。其一，把现代唯物主义看成是在时代科学中从系统到总体的不断发展的前进运动，提出了唯物主义在核时代总体发展的新原理；其二，从这一新原理出发，吸取黑格尔的总体方法论有价值的东西，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范畴的方法论功能和辩证法的总体结构的功能研究。列宁重点论述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完整的统一性，使唯物主义世界观推进到核时代的历史新水平。他继续和发展恩格斯的彻底唯物主义路线，不但把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提高到核时代的“客观实在性”，而且从核时代原子核微观粒子的新发现出发，继续深化辩证物质观，提出“发展原则”、“统一原则”，“此外还必须把发展的普遍原则和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质等等的统一的普遍原则联结、联系、结合起来”。[4](P282)他并以这一发展唯物论的总体指导思想为依托，从“原子、电子”等微观粒子层次上提出“物质深邃无限性”的新原理，这一新原理和列宁对物质“客观实在性”的核时代物质观相结合构成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从系统到总体的时代深化的重大发展。他提出的“发展原则”必须同“统一原则”相“联结”、相“联系”、相“结合”的指导性原理，为历史新时期深化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科学提供了完整的现代唯物主义基础和方法论指南。
二、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和方法论的深化
其一，列宁从哲学是“大圆圈”的新视角展开对唯物主义总体观方法论探索。黑格尔提出思辩的总体方法是“真理不外是通过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由于上述方法的性质，科学表现为一个自身环绕的圆圈，这个圆圈的末端通过中介同这个圆圈的开端，即简单的根据连接着；同时这个圆圈是许多圆圈的一个圆圈……这一链条的各个环节便是各门科学”，“方法是仅仅和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因此，它是对自身的简单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存在。但是现在这也是充实的存在，是把握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并且全然集约的总体的存在”。[4](P263)这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重要的规定之一，他以观念的“全然集约的总体”系统性地表述了自然界的“全然集约的总体”，只要打破黑格尔封闭的思辩系统，仍会显露这一方法的总体整合的辩证方法论的现代功能。
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哲学就是这一科学技术系统在经过“圆圈的圆圈”的科学技术总体进行“全然集约的”整合产生了“大圆圈”——即各门科学的新的哲学“总体”整合的结果。列宁把哲学的辩证思维的总体“大圆圈”看成是在实践中沿螺旋线上升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辩证的思维圆运动，由感性具体的简单的(抽象的)规定性经过实践的检验上升到新一轮实践的更高的辩证思维中的“理性具体”，进而在更高的实践过程中经过检验达到辩证理性的整体的高度的综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唯物主义整体综合方法论意义上，列宁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思维通过整体双重化运动、达到更高的辩证法综合有序化的发展目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黑格尔给当代辩证法设定的目标就是通过否定性(矛盾性)的双重化的整体的思维运动，“更大的扩展同时是更高度的集约”，“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从简单的规定性开始，继之而来的规定性就愈加丰富，就愈加具体……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使自己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列宁称这是“对辩证法这个问题，非常不坏地做了某种总结”。[4](P261)列宁吸纳了黑格尔从总体功能上对辩证法这一最重要的科学界定，在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对于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总体功能仍有现实的价值。
其二，列宁对总体、现象、规律关系的唯物主义新研究。这对于“左”的思潮将辩证法规律的绝对化、简单化、庸俗化和严重扭曲化的批判方面，更加显示其方法论的指导价值。黑格尔认为：“规律是本质的现象”，“规律的王国是现存世界或现象世界的静止的反应”。列宁指出：“这是非常唯物主义的、非常确切的(从‘静止的’这个词来看)规定。规律把握住静止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并在概括黑格尔对总体、现象整体与规律关系的合理论述时指出，“规律”比起“总体、现象”仅仅等于“部分”，虽然“似乎承认，规律能弥补这个缺陷，既能把握否定的方面，又能把握现象的总体”。[4](P166-167)因为黑格尔已从物理学发展史的深刻教训中看到，把任何物理学重要规律绝对化，抬高到代替其他规律的位置，都会阻碍科学的前进和发展。物理学本身的发展也推倒了这种窒息科学、阻碍认识前进的错误行径。正如达尔文的宏观生物进化论已在上世纪逐渐在分子生物学、基因遗传学和信息遗传学中不断深化并向新达尔文主义方向发展一样，把发展的某一规律绝对化、偶像化为唯一发展规律甚至代替了其他规律和辩证法的全部范畴体系，它所带来的窒息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恶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其三，对总体范畴内涵的新研究。古代哲学就已从宇宙学的视角直观地看到宇宙整体的分与合的功能。但在两千余年的人类文明史上，囿于经验观察的局限性，有的把“分”绝对化了，有人把“合”绝对化了，如古代希腊的芝诺把运动空间的可分性绝对化，最后走上了否定运动的歧途。庄子则把“一尺之椎”的可分性绝对化为“日取其半，永世不竭”的无限可分性，从而走上了否定庄周主体存在的荒唐唯我论。
“分”和“合”的现代哲学的表述即连续性表征宇宙总体的“不可分割性”，如各种呈连续性存在的物质场(引力场、核场、电磁场等)；非连续性表征具体物质的“可分割性”，如各种呈非连续性存在的宏观物体，微观分子、原子、核粒子等。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能够更准确地表征场与粒子、“分”与“合”的物质总体的统一，说明当时牛顿无法解释的万有引力定律在巨大宇宙空间通过引力与引力场在宇宙总体中的“超距”作用，因此既不存在离开物质场和宇宙总体的绝对可分的粒子，同样不存在绝对不可分的原子。每个物质层次可分性与不可分性、时间的非间断性与间断性、认识的非区分性与区分性、活动的非间歇性与间歇性、空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事物的联系性与非联系性[5]都是同时存在着的。2500多年以前的老子就认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6]列宁讲在物质总体中二者的连接才是“真正的辩证法”。
其四，对辩证法的总体结构的发展。“辩证法的要素”俗称“十六要素”[4](P249-251)是列宁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遗产的重大贡献，不但在辩证法的内容上总体性思想较明确，而且对辩证法的总体结构建构上总体性思想也是较明确的。如在辩证法的内容上，列宁多次较直接地表述了总体性思想：“一切现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倾向”、“关系的全部总和”、“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等。在辩证法的总体结构上，起初列宁在全盘改造黑格尔哲学遗产时把唯物辩证法概括为“三条”，认为“大概这些就是辩证法的要素”，紧接着又把三要素扩展为“七要素”、“十六要素”，囊括了三个发展规律和系列范畴，这是对辩证法的总体扩展和深化。北京大学的王东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此已有精彩的阐述，[7](P106)故不再赘述。当然，列宁深知宇宙自身不断发展，随着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还会揭示新的要素和方面，来扩大辩证法科学的内涵。列宁的这一重要方法论遗产对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克服“左”的错误，推动辩证法的信息化新发展仍有特殊的现实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总体观是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哲学世界观基础
二战后，在全球生态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西方的学者和科学家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作了大量的工作，中国政府在领导经济发展中吸取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合理内容，并把它作为我国未来发展经济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哲学世界观是什么?西方思想家还不能从科学的哲学世界观来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如美国著作家、社会活动家杰里米·里夫金与特德·霍华德(Jeremy Rifkin with Ted Howard)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出版了《熵：一种新世界观》[8]一书，试图回答可持续发展的哲学世界观问题，该书出版后曾轰动西方世界，我国很快就有中文译本问世。但通观全书，作者站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立场上，把热力学的熵的单向发展搬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对全球的生态现状作出悲观的描述，把“热熵”当作自然界最高的科学定律，所谓《熵：一种新世界观》实质上是世界“热寂说”的新翻版，按照这种新世界观可持续发展最终只能导向发展的“零的增长”，最后走向全球的生态灾难和人类的灭亡。这种以“新”为标榜的世界观没有汲取核时代宇宙的双向演化的熵功能，没有看到生态系统的熵的双向演化功能，客观上起着只让富国发展，不让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宇宙间实际上只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能量。一类是以光子作为物质基础的能量——物质热辐射能，另一类是以暗物质粒子作为物质基础的能量——物质冷辐射能。”[9]并认为，后一类是“负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17世纪30年代英国渥塞斯特(Worcester)侯爵制造的非常著名的“永动机”实验，现在看来实际上就是想利用负能运转的机器。关于“永动机”，可将其简单地理解为：非人力、畜力和常规能源为动力的一经开动就永远不停地运转的机器。古今中外有很多有识之士尝试制造“永动机”，目的都是为了“省力”而“作用大”。13世纪就有了企图制造“永动机”的记载。实际上“亚永动机”早已出现：如，水车、风车；风力、水利、太阳能发电机等。当今，达到第一宇宙速度(7.9km/s)的人造地球卫星和航天器实属真正意义上的“永动机”，它的诞生意义深远，已经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人造飞行器的宇宙速度会不断提高，研制“永动机”的脚步不会停止，“负能”的利用将会诞生更多更好的“永动机”。
我们不是否定包括能源危机在内的生态灾难发生的现实可能性，但不能把可能发生的东西当作唯一的现实根据。只要充分利用现已达到的防止生态恶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只要和平与发展仍占时代主流，在各国政府协商和通力合作的基础上，推行全球化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得力政策，通过加大生态环境防治的人、财、物的投入，就有可能逐步扭转全球生态恶化的现实，恢复全球的生态向良性方向即有序化的减熵方向转化。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物质自组织原理为指导对核时代揭示的物质总体熵的双向转化进行新的哲学概括，提出了总体性的哲学熵原理。[10]哲学熵范畴是以宇宙熵原体为客观依据的，但它是以信息高技术为依托的现代人的智能对宇宙熵的能动的社会反映，其现代技术前提是智能化的全球环保高技术，而形成哲学熵的最重要的智能要素，是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和不断提高环境意识的能动的人类主体。[11]技术客体是硬件，掌握环保技术的人是软件，但软件——人有无限的环保技术的创造力，两者的结合构成现代哲学熵的空前巨大的保护、恢复生态环境的能动力，可更快地恢复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自然科学的理论方面，哲学熵原理是以耗散结构的非平衡态热力学、协同学等最新科学理论为自然科学依据的，着重点是解决自然界由无序向新的有序化的生态环境的恢复，这一哲学熵唯物主义总体自组织原理既是恩格斯物质自组织原理的运用，同时又为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当代生态经济学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现代理论依据。应该承认，二战后半个多世纪，全球工业化空前扩展，由于忽略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导致全球环境的不断恶化。草原大规模沙化，森林大面积毁灭，江河污染不断扩大，大气污染日趋严重，工业污染排放物仍未受到控制，气候条件变化异常，最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日趋减少等等。但是，只要自觉贯彻哲学熵物质自组织原理，在各国政府积极的环保政策的指导下，特别是工业大国主动地减少排污量，竭力改善和保护全球环境，就一定能够尽快实现环境由增熵向负熵的发展方向转化，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二战后，西方涌现了两次信息科学革命，创立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信息通讯理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始于西方的数字化电子网络化信息革命引发的智能化机器人的后工业化的革命方兴未艾。高科技不断取得重大的突破，但整个西方科学哲学仍未脱离旧实证论的窠臼，多囿于某一科学成就来替代哲学世界观。如，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的“整体主义”，就是把维纳的控制论的正、负熵观点和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直接提升为“现代整体主义”哲学方法的主流，而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1901～1972，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则试图以生物系统论为基点建立一种“系统哲学”，其创造哲学总体论的尝试在“时兴”一阵之后就在世界哲坛上如昙花一现，销声匿迹了。因为这种急功近利的哲学创新，在哲学上既缺少正确的方法，又离开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不是建立在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全面的科学哲学的认识之上。
总之，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总体观是以理性具体表明事物及其相互联系的全然性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是运用总体观，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方式。新中国的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实事求是、开拓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人，在新世纪、新挑战、新机遇面前，将会以新思路、新作风、新面貌率领中国各族人民走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马克思主义总体观是开放的思想体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她的智慧源泉，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期待着创新、腾飞的马克思主义总体观。
收稿日期：200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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