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谈谈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高度重视论文,怎样对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这一重要论断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党”和“发展”为关键词，将30年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为对四个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党”和“发展”的三个问题，此前在党的重要文献中，例如在十七大报告中，已经作出了明确的概括和表述。而被置于以上四个问题之首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则是第一次在如此显著的位置被明确地提到全党面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深入思考和研究。
笔者认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我们应该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本文就此谈一点看法。
一、历史经验表明，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党的理论和实践中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2003年7月1日，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是一个具有高度的“理论的自觉性”的党。[1](P362)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同时，还不断对党的理论探索工作作出总结和概括。1997年，党的十五大概括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2](P11)2003年，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又概括提出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他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1](P361)并且指出，这“表明我们党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P362)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概括提出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指出：“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3](P9)2008年12月，胡锦涛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理论和实践时明确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将党探索和回答的基本问题更加完整地概括为四个问题，再次表明我们党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性。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的提出，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是我们党长期实践和理论探索的总结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全部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自从在中国人民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漫漫征途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P147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在实际上被提上了日程。“马克思主义观”这个概念，早在党成立之前就已经明确出现在党的先驱者的论著中。1919年5月和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并且得到了基本正确的阐释。这篇文章的发展，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5](P263)而这篇文章的标题表明，我们党在创建时期就已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正是这种理论自觉性使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成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党成立以后，立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展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走过20年艰难曲折的道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后，从1941年开始，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党的作风，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的中心问题，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态度问题。毛泽东在整风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6](P795)他指出，和党的幼年时期相比，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但是还存在学风、党风、文风不正的地方。他强调指出，整风中要解决的学风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因而“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6](P813)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表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科学真理，而不是死的教条，论述了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我们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经过延安整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达到了全党空前的团结，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顾党成立以来28年的历史，指出：“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4](P1470)他同时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它同中国实际发生了联系。“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4](P1515)这些论述深刻总结了我们党经过28年的民主革命达到的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
党的历史经验表明，由于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党的全部实践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引，所以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从建党时起就以某种形式被提了出来，而伴随着党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回答也不断发展，并且越来越自觉。胡锦涛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30年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标志着我们党探索和回答这个基本问题的理论自觉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党的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和各个重大问题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态度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得失成败。因此，深入研究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确实是一个如毛泽东所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二、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和理论探索表明，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
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是此前我们党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三个基本问题的逻辑推演。它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适应新世纪新阶段社会实践和理论发展的需要而提出来的。
在我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何处破题的呢？他敏锐地提出了“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7](P114)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被称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的重要讲话中，[2](P10)邓小平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7](P15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由此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从1979年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阐明“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7](P171)到1981年党中央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地阐述毛泽东思想，要求“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从党的十五大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十六大提出兴起一个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到十七大决定在全党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从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强调马克思主义“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8](P382)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学风问题上提出“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要求“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2](P13)到2004年4月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时提出“四个分清”，要求“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9](P54)再到十七大提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3](P33)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贯穿着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红线，留下了一串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坚实的脚印。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明确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有其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就提到了党和人民面前。经过从1956年开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和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严重挫折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凸显出来。邓小平抓住这一基本问题，领导我们党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而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党，党面临着如何加强自身建设、坚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问题，因此，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推进，“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基本问题又被明确地提了出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成为党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基本问题。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形成了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凝结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智慧和心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就是围绕着探索和回答这三大基本问题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指导我们党和人民去从事这些探索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探索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党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理所当然地又提出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将30年来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为对这四大基本问题的创造性探索和回答。
从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2008年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用几乎是相同的语言强调“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之所以能开辟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因为不断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坚持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
三、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迫切需要
明确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并没有结束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而是标志着对它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自觉的阶段，推动着我们结合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进一步深入开展对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列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首要位置，将“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列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首要任务，这就对深入研究和牢固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确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基本前提。不弄清这个问题，就谈不上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在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正发生广泛而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这一重要地位决定了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必然成为并且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焦点。因此，“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既是如前所述的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又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根本问题。
在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斗争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两种不同形式的进攻，而这二者都同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直接相关。
一种形式是，有人站在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提出了指导思想多元化的主张，质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他们表面上主张不同的思想理论体系平起平坐，实质上是企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或源自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体系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中最值得警惕的，是一些人搬来了“代表西方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当作“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工具”。[10]也有人打出了“大陆新儒家”的旗号，宣称要“儒化中国”，用儒教“取代马列主义”，“同马列主义正面对抗”。我们虽然并不指望说服持这些主张的代表人物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是需要面对广大群众讲清道理，帮助群众认清他们散布的错误观点的实质和危害。为此，就要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文化”论、“实践否定”论、马克思主义“非学术”论以及“指导思想多元论”等种种观点，深入阐明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科学真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总之，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此，深入研究和牢固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才能战胜这种挑战，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除了来自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的进攻外，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挑战也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来自如邓小平所说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挑战。[7](P141)假马克思主义，即本质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冒充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历史上早就有过这种现象，列宁对此作过深刻的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11](P307)这时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列宁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列宁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同时也是在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假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公开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一是在理论上打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自称马克思主义，二是其代表人物混迹于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党人的队伍之中，这就使识别其本质多了一层困难。在中国，除了70年代末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开展的对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外，近年来，我们又一次遭遇了假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鼓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思潮。这股思潮是在公开搬用新自由主义等西方理论受到党和人民的批评，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开始引起人们警觉的背景下出现的。谢韬的文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就是这股思潮的代表。①
本来，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从来就属于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②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充当着“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的角色，即使是在谢韬的文章中，也说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我国习惯称之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因此，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实质上是企图用资本主义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在谢文等一些文章中却偏偏要用民主社会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把它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就使我们面临的斗争又多了一层理论上的复杂性。有些人自觉地承续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衣钵，公开反对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却又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按照谢文的说法，19世纪末恩格斯去世后，“不是伯恩施坦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倒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以，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经过他们这么一番搅和，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被肢解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他们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中分解出来，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攻击为“修正主义”，而伯恩施坦的民主社会主义被捧上“正统”的位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被他们塞入“民主社会主义”之中。这样，他们就以极为尖锐的形式，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再一次提到了人们面前。
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出现如此复杂的斗争，有其深刻的原因。当前社会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但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我们党始终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一方面有人公开搬来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企图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方面又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散布错误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企图借此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争取合法性的空间，争夺公开出版物的阵地，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这样就使坚持还是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深入到马克思主义的内部来了。
综观历史和现实可以看到，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必然涉及多方面的理论问题，必然要面对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思想理论矛盾和斗争。其中，既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反对党内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的任务，又要回答干部群众中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思想认识问题，释疑解惑，还要应对来自不同方面、采取不同形式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或曲解，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质疑或挑战。因此，深入研究和牢固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一项极为重要而又十分艰巨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工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刘少奇曾经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为题发表文章，他说：“中国人民十年来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12](P543)今天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人民60年来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胜利。60年极为丰富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探索，也为我们继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财富。为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了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我们理论工作者应该为深化马克思主义观的研究作出自己的努力。
注释：
①该文是谢韬为辛子霖《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作的序言，《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发表时标题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文字也略有删改。
②参见刘书林：《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一章《关于民主社会主义起源的考察与论辩》。
标签：民主社会主义论文;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邓小平论文; 时政论文; 科学论文; 修正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