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6)02-0120-09
中国近代史研究经过20世纪大浪淘沙式的学术洗礼，到今天已取得了丰硕的成绩。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史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今天中国历史学科中发展最快、最发达的一个分支学科。”①这个评论是公允的。总结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发展历程，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目前学者对此有过很多论述②，但主要还是集中在30年代以后，对20年代甚至之前的近代史研究状况论述相对较少。本文从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近代史著述这个角度作初步分析，力图说明2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为时人看重，但却有不少近代史教科书出版，近代史研究呈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状况。但到1928年，有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且花费气力从事近代史史料的整理工作，提出要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由斯而发，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罗家伦《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意义和方法》是这方面的总结之作。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20年代的近代史著述，近代史著述者在进化史观指导下，认识到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性，初步形成了近代史的历史分期，基本上勾勒出近代史发展的历程，但侧重点主要在政治史方面。这些学术努力为以后的近代史研究开创了一个好局面，但这些著述也有不足之处。
一、20年代近代史研究的畸形发展及其原因
1、20年代近代史著述概况
1923年，梁启超在谈到晚明学者关注和研究明代史事时，有感而发地说：“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考证古史，虽不失为学问之一种，但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方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惝恍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学家对不起人了。我想将来一部‘清史’——尤其是关于晚清部分，真不知作何交代？直到现在，我所知道的，像还没有人认这问题重要，把这件事引为己任。”③梁启超的话说的很真诚的。10年后，《清华周刊》上有一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资料》的文章，在译者附言中，有人再次道白：“近代史中的史实，离开我们的时代最近，与我们的关系最密切；就理论上而言，似应最受我们的重视。但是我国的史学界，却嗜古成癖，注意上古史而忽视近代史。我并不反对研究古史；我对于古史方面作研究的学者，很钦佩他们勤苦的工作和丰穰的收获。不过，就整个史学界而言，这只是一种畸形的现象。我以为，今后的吾国史学界必将以较多的精力，化在近世史的研究上面。”④这话与梁启超说的如出一辙。这时期有人认识到了近代史的重要性，但关注和研究近代史的人却很少，以至于有人在当时的《清华周刊》上呼吁，希望史学家把较多的精力花在近代史研究上。总之，近代史的重要和人们对近代史研究的忽视应该是20世纪20年代近代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罗家伦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现在看重这种研究的很少——当然，带有营业性的中国近代史出版品也很多，学术界却不能认为研究……”⑤。他不仅指出了近代史研究并不受人看重，而且同时亦指出有不少近代史出版品的出版现象。清代史家章学诚在谈到历史著述的问题时，用“撰述”和“记注”两类作区分：“撰述”就是史家运用别识心裁，包括自己思想观点的学术著作；“记注”是史家按照一定的记事原则记录和汇集的原始文献材料⑥。梁启超、罗家伦等学者，即认为近代史研究必须是专家的“撰述”或“记注”工作，并不认为近代史出版品也是近代史研究。本文窃取其意，认为这些出版品属于广义上的近代史著述，尽管这些出版品不是“撰述”的著作，甚至连“记注”也称不上，大多数都是编辑的教科书，在当时人看来没有多大的意义。但经过了时代的发展，这些著述留存至今天，还是部分地反映了时代的特点，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值得去研究。所以说，当时的出版品及论文仍是近代史研究学术发展重要的思想史或史学史材料，我们不妨把他们统称为“近代史著述”。
根据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历史传记考古地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记载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教科书统计，在20年代出版的近代史著述就有9种之多。（参见下表）
书名 作者出版社及初版时间
新著中国近百年史 李泰棻
商务印书馆，1924
中国最近世史 孟世杰
北京文化学社，1925-1926
中国近世史
陆光宇
北京文化学社，1926
中国近代历史讲义 阎人俊编 上海沪江大学历史政治系，1926
评注近代史读本
印水心编 上海世界书局，1926
中国近百年史纲要 高博彦
天津华泰印书馆，1927
中国近百年史 夏德仪编 编者刊，1928
近百年本国史 沈味之
上海世界书局，1929
中国最近百年史
颜昌峣
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
20年代的近代史著述，今天已很难准确地弄清楚有多少，估计会在10部以上⑦。从目前能见到的资料，李泰棻的《新著中国近百年史》是较早的一部。在史料的编辑上，有左舜生编的《中国近百年史资料（上、下册）》（上海中华书局1926年7月版）。另外，还有一些论述近代史研究方面的论文。
2、20年代近代史研究畸形状况之原因分析
20年代近代史研究呈一种畸形的状态，主要是说：时人对近代史研究不重视；但却有不少被认为不是“研究”的近代史著述出版。理解20年代的近代史研究状况也须从这两点出发。
梁启超及《清华周刊》译者附言里，说到当时人注意考证古史，有的甚至到了“嗜古成癖”的地步。从近代史学史发展历程来看，20年代史学发展的主流表现为用科学方法考证古史上。“1920、1930年代史学界有三件大事，第一是以胡适为主的整理国故运动，第二是继之而起的古史辨运动，第三是中央研究院创立之后，以历史语言研究所及与它相关的一群学者的活动。”⑧先说整理国故运动。1919年1月，北大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新潮》杂志，与此同时，刘师培、黄侃等人创办了国故社，并于3月份创办了《国故》月刊，双方以此为阵地，就“国故”问题展开论辩。“在20世纪20年代初前后，对国故的阐释和争论，以及随之出现的‘整理国故’运动，开始发展蔓延开去，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广泛关注。”⑨尽管人们对国故理解不同，但主要是指中国过去的历史及其文化。再说古史辨运动。自20年代起，顾颉刚和胡适、钱玄同等学者就开始古书辨伪工作。顾颉刚在考辨古书的过程中，发现“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依了纬书所说已有二百二十七万六千年了），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年，只算打了一个‘对折’！想到这里，不由得激起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⑩于是对古书的辨伪发展到对古史的辨伪，进而形成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震动，赞成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1926年，顾颉刚把这些讨论的文字汇集起来，编成了《古史辨》第一册，该书出版后，对上古史引起了更大的争论。最后谈到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成立。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国立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下设物理、化学、地质、历史语言、社会科学等多个研究所。傅斯年领导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史料，初期工作放在考古学、语言学方面。无论是整理国故、古史辨运动，还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些工作，都没有把近代史研究提高到很重要的地位。史学发展的主流决定了2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可能有较大的发展。
在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随着学科体制不断地完善，各种学科也随之发展起来。这样，中国近代史开始进入到学校的教学中。1906年，在学部制定的《优级师范选科简章》的《历史地理本科主课科目》中，规定历史在第一学年上“中国历代史”、“中国近世史”(11)。1913年，教育部公布的《师范学校课程标准》的《本科第一部里》规定第一学年历史要上“本国史”（上古、中古、近古），第二学年上本国史（近世、现代）、外国史（东亚各国史、西洋古代史）(12)。1922年，教育部再次颁布了新学制课程标准，规定小学中国的历史课中，中国近代史列入其中。与此同时，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也进入到了大学学堂，一些著名的学校如北大、清华都有“中国近世史”方面的课程(13)。为了满足近代史教学的需要，有人开始编辑这方面的教材。李泰棻的《新著中国近百年史》是他大学教学时的讲义(14)。孟世杰指出：“中国最近世史为本国史中最切要之一部分；自新学制颁行以来，各高级中学，多设专科：著者不敏，愿供一得，就正达者。”(15)高博彦也指出：“民国十五年秋，任教南开中学，高级一年，中国近世史一科，原教本为同学孟咸字所编《中国最近世史》一书。嗣以钟点减少，不能按期援毕；乃就咸宇书中大意，删繁就简，提要钩立，辑为此编。”(16)印水心等编的《评注近代史读本》，在封面上就题“新学制中等学校适用”(17)。这些都表明随着近代学制的发展，编辑了不少近代史教材，促进了近代史的教学。另外，一些出版机构为了牟利，出版近代史方面的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文化学社是这方面的典型。
一方面是研究的淡薄，另一方面是教学的需要，于是形成了近代史研究两途发展的趋势，形成了近代史研究畸形发展的状况。
二、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提出
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明清内阁档案整理工作的开展，提出了要求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最初十年间，出现了大批史料——殷商甲骨、汉晋简牍、敦煌写卷文书和壁画以及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与近代史研究密切相关的是明清内阁档案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民国十年以后，罗振玉得内阁大库档案于北平楮肆。因发表史料丛刊，国立北京大学亟请将余档拨归整理，共数千麻袋，档案之为人注意自此始。十三年，故宫开放，存书存档，全部公诸国人，十余年来，广搜博采，陆续发现，资料增加，奚止百倍，园地之广美，盖无逾此者矣。惜耕耘人少收获尚有待耳。”(18)“在中国，……一九一一年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的结果，使得满清帝室的档案，开放于世。满清帝室的倾覆，和清宫作博物与图书馆，使令学者得到空前丰富的历史资料，用批判的精神来使用这些材料，将来很可以得到一副详细精确的近世中国的图景。其详细和详确的程度，恐远非中国悠久历史中其他各朝代史所可比拟。”(19)这些学者都认识到明清档案对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但对明清档案的系统整理和研究经历了一段发展过程。
1926年，傅斯年回国后，被中山大学聘为文史科主任。1928年，傅斯年与顾颉刚等人创办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该所于1927年7、8月间开始筹备，1928年1月正式成立，以研究学术、发展文化为宗旨。下设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个学会，主任初期为傅斯年，后来为顾颉刚等，出版有《民俗周刊》及《国立中山大学浯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20)。1927年11月1日，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中，傅斯年说：
现在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设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给予我们以研究工作，我们对于这个机关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要打破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偶像，屏除以前学术界上的一切成见！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中去发掘，到各种人间社会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我们要使中国的语言学者和历史学者的造诣达到现代学术界上的水平线上，和全世界的学者通力合作！这一种刊物是达到我们希望的先导，我们祝颂他的生命的逐渐发展，他们的成就逐渐增高！(21)
他们创办刊物的宗旨是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搜集资料，建立科学的历史学、语言学；研究工作主要在调查方言、发掘古遗址及采集民俗，至此仍没有把整理明清内阁档案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提出来。但傅斯年强调整理史料的思想影响到了浯言历史研究所的工作，促进了近代史史料的整理。1928年1月，罗家伦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上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主要意思就是整理近代史史料。这份计划是1926年9月8日罗家伦写给顾颉刚的信。（1926年，顾颉刚已“忍痛离开北大到厦大”，后因厦大再出变故，不得不离开，到中大后与傅斯年一起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22)罗家伦说：“弟之研究，非有大宗经费搜集材料不行。厦大诸公如能从这方面赞助，受益者不仅弟之研究，而为将来之学术界（即将来研究之人）。弟于中国近代史留心以来，不敢谓有研究，但于材料方面略知其所在及性质（大都指欧美方面）。深感此时如不搜集，则多过一年即困难一年。”(23)罗家伦曾提出要设立一个“中国近代历史博物图书馆”，专门收集近代史史料。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他知道靠个人很难做到，而要等到政府来办的话，简直就是“河清无日”，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所以，他向顾颉刚提出让厦大来负责这件事，说：“此事规模可大可小，纯视经济的规定。如大规模进行，则当分图书及器物两部。但弟意以为事前不必张扬，最好先连任何名义都不立，先筹一笔固定独立的经费（名义可附属国图书馆或研究院），委定一个固定的人或固定的委员会，专门先从搜集图书着手。”(24)罗家伦还就收集史料的种类和方法提出了六条意见：
（一）可以设法购得的原本材料。（如我此次所得的林文忠亲笔所批档案。）
（二）不可购得而可照相或钞写的。（如伦敦巴黎等大图书馆所藏之重要中国史料，如洪杨文件，景善日记等。中国方面材料，如清宫所藏秘密文件，亦当速钞速照，以免孤本丧失的危险。）
（三）尚可得的绝版西文书籍关于中国史料者。（如当年耶稣会士论中国事的书信，讲鸦片战争的《Nemsis》等书，如不急买，将来更难买。）
（四）随时购买新出的西文书籍关于中国史料者。（如前德国颈子联军大将瓦德喜所出回想录Denkwuerdigkeiten des Grafen von Waldersee等，为研究庚子一役史事之决不可少的书籍。）
（五）尚可得到，但是已绝版的中文书籍关于中国之史料者。（钞本附买。）
（六）随时购买新出的中国文的史料(25)。
据此，罗家伦认为如果按照这个计划进行下去，十年之后在近代史史料收集和整理上定会“大有可观”；但罗家伦的这个想法在厦大并没有实现。1926年9月，他的计划书已经完成，那么表明在这之前，在近代史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上罗家伦已有了初步的想法，但苦于政治变迁和经济条件，根本无法实施。而1928年1月，语言历史研究所将罗家伦的计划书在《周刊》上发表出来，那就表明语言历史研究所认同罗家伦整理近代史料和研究近代史，也说明语言历史研究所在傅斯年等人创办之后，提出用科学的方法来搜集资料，在近代史料整理上也起到了实际效果。尽管这份计划书在1926年甚至之前就已经形成，但它起到实际效果还是要到1928年1月的公开发表为标志，由斯而发，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点。
同年，语言历史研究所就设立了征集近代史料委员会，委托陈功甫负责这项工作(26)。他就征集近代史料发表了《意见书》认为：
吾国开化之早，虽为世界所公认，而进化之钝，亦为中外所同讥。……盖最近百余年间之历史，实吾国历史上变迁最剧之一段，而近代史之研究，所以尤为今日刻不容缓之举也。特在此百余年间，事变繁复，记载无准，征集史料，其事较难(27)。
为此，陈功甫提出从普通政治、国际交涉、秘密社党、革命运动、政党、社会生计六个方面来收集和整理史料。并说：“以上六点，对于中国近代史之史料，虽未敢云备，然于荦荦大端，常无其遗漏，此外专门史料，连类推采，其事自易。”(28)陈功甫指出要进行史料的征集和整理，须通过以下步骤来进行：
一、扩大委员会组织。……二、请求公共机关援助。……三、广征国人援助。除以上三手续外，至校中图书馆藏书，亦拟细事调查；举凡有关于是类之记录，全数移置本会，以供参校之用(29)。
陈功甫认为，通过这些征集和整理工作，大约一年后，像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外交史、中国秘密社党史、中国政党史、中国国民党史、中国近代生计史、中国近代风俗史等一部分或大部分都会取得很大的成绩，关键就看自己努力程度如何了。
从罗家伦的计划书到陈功甫的意见书，都强调要从事近代史史料的征集和整理，但一为个人之研究计划，一为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从深度来看，陈功甫关注的面更广，提出的措施也更深入，论述的问题也较集中，是罗家伦计划书的进一步发展。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也从事了史料的征集工作。据傅斯年1928年度报告称：“史料学组此组由研究院陈寅恪在北平组织之。……陈君拟先利用在北平可得之史料，整理清代史中数重要问题。自去年10月，即从事于此。又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落入私人手者，亦于此时开始接洽购回。”(30)之所以要整理明清内阁档案，是因为“研究历史上的各项问题，因史料上的关系，……以明清档案为研究近代史的对象”。但“本所成立之初，即思利用可逢著之原史料为研究对象。而此项档案（即原史料）在史学上极为珍贵，若不及时设法整理保存，随时均有湮灭散佚。……其时本所远在广州，对此巨量档案之处置，尚未计及。及十八年五月，本所由广州迁至北平，始预备接收李氏所藏北平、天津两处之档案，并勘得历史博物馆午门西翼楼为堆存整理之所。……9月底由研究员傅斯年编辑员徐中舒设计，……为初步整理。”(31)整理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并将整理的档案予以发表，则到30年代了。
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都强调要征集和整理近代史史料，这样很好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有人就评论说：“中国现已由一班现代式学者兴起。这一班人是受过批评的历史研究的技术训练，他们和西方作同样工作者共同开始探究这庞大的档案，欲欲改写晚明及清代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以图适应新时代的趣味和标准。”(32)由此可见，近代史研究的这种畸形状况在逐渐得到改变。
这种对史料的整理工作，就像陈功甫所说“虽为治史工作的第一步，而究与治史不同”，还需要从事更深入地研究。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意义和方法》的发表，标志了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提出。如果说，罗家伦的计划书、陈功甫的意见书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整理工作，强调的只是对近代史史料的整理，尚没有谈到近代史研究的问题。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不仅强调了研究近代史的意义，而且指出了目前应该从事的工作，这样就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更深入地探讨了近代史研究的问题。
在文中，罗家伦指出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性说：
真实的时间和空间相合构成“事”(Event)。事和事是互相推动，互相影响的，所以，无论什么事都是历史。事之中以人事最为复杂，最为灵动，最有趣味，而且关系人类生活也最大，所以研究人事历史的需要也最切。
……
人事间相互的推动和影响，也和自然界受动力的支配一样，愈近的力量愈大。用一个粗率的譬方来说，好象水中抛了一个石子，最近的圈子所受的推动最大，愈远愈淡下去了。所以最近人事的历史，影响于人类，或是人类的一部分——民族——也最大。要知人类或民族过去的来历和演进，现在的地位和环境，以及他将来的生存和发展，都非研究他近代的历史不可。这不是说远的古的不要研究，或是研究了也不重要，乃是说近的切的更当研究，尤为重要。所以做近代的人，必须研究近代史；做中国近代的人，更须研究中国近代史(33)。
他从理论上分析了必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进而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是实际的需要、知识的要求。既然近代史研究这么重要，但当时为什么很少有人从事专门的研究呢？罗家伦分析说：“第一是因学者的好古心，觉得材料愈古的愈可尊重。（不可一概而论，有许多真正的古史学家，并不忽视近代史的重要。）第二是因为时代愈近，个人的好恶愈难避免，深怕不能成为信史。第三是因为恐怕有许多材料不能公开，将来发见，以后他人再来重写，自己的著作不能成为定史。”(34)罗家伦承认从事近代史研究，确实存在这些问题，但他认为“这三点都不能成为不研究近代史的理由”，他说：“比较起来，‘文献足征’，而且‘所见异词’，优于‘所闻异词’，是研究近代史所占最重要的优势。在目前的不研究，难道等到将来湮没以后，对荒丘而太息吗？所以我觉得在国外受过近代史学训练的人，应当积极研究本国史，或是本国近代史。……况且学术的眼光，是把一切材料作平等待遇的，不见得远方来的药材，便是灵些。又何必舍近就远，舍己耘人呢。”(35)虽然近代史的文献很多，但是丧失的很快，他举例做了深刻说明。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来说：
“为求中国有科学的史学和精确的史书起见，史料丛书的编订，实在是基本的工作，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将所有的史料一齐发表，固不可能，而且不必。但是将其有重要性的下一番‘整辑排比’，或是‘参互搜讨’的功夫，实在是新史学的基本建设。”“我觉得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还不到时期。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无论起于任何时代——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我所谓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主要的部分，就是整理中国近代史料的方法。”(36)
罗家伦提出要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目前的任务就是从事史料丛书的编订开始。他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31年2月份的《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表面上看来，与论述20年代的近代史研究无关，似乎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之内。但只要细细分析一下罗家伦的思想，这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书》以及20年代后期提倡整理近代史史料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20年代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是这种思想的总结之作。有学者指出：“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倡议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体系的开始。”(37)但如果把1928年的《计划书》、《意见书》以及对史料的整理工作联系起来考察，笔者以为科学地研究近代史思想的提出从20年代就已经开始，至少到1928年这种转变的特征就已十分明显。我们可以认为，至少到1928年，通过一些学者用科学方法整理近代史史料工作，由斯而发，罗加伦从理论和实践上明确提出了科学地研究近代史，开启了近代史研究的新局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着深重的民族危机，历史学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现实的状况决定了罗家伦科学地中国近代史研究并不能实现，他所提倡的科学地研究近代史也遇到了新的困难，这样30年代的近代史研究又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有自己新的时代特色。（这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此不赘述。）但科学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思想还是20年代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近代史著述特点及其评价
20年代，出版了不少近代史方面的教科书，尽管人们并不认为是研究，但从广义上把他们归为近代史方面的著述应该还是合理的。从史学生的角度对这些近代史著述作分析，并不是没有意义。下面以李泰棻的《新著中国近百年史》、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印水心编的《评注近代史读本》等为例做初步的说明。
1、对中国近代史重要性的认识
这个时期近代史著述者大体上都认为，近代中国是一个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内忧外患，面对这种状况，国人必须重视近代中国历史，从中找到解救的办法。这是史家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经世意识的体现。
李泰棻认为：“国家为集合之有机体。政治社会，变化愈烈，文明进步愈速。然变化太剧，往往辙出常轨，结生弊害，反为进化障碍。亦如人身以质体改易，为生存之本；而改易剧烈，反生痛苦，人群与一身无二致也。吾国开化，四千余年，进步迟钝，遂即衰弱。海通以来，受外人之刺激，与欧美强国，接触再历。全国政治社会，呈种种不可思议之纷淆险象；故百余年中，为变迁最剧之期。”“此百年中：变迁剧烈，实为千古未有之奇观，亦即中国存亡之关键也。”(38)孟世杰指出：“中国在清代中叶以前，内部诸侯虽更起迭兴；要不外汉满蒙回分握政权演其融合同化之迹而已！故其史迹单纯。自开港以来，世界各国偕来，或用武力侵地，或用经济掠财，此为中国民族与世界各国民族竞存之时代！故其史迹繁复，在甘为一姓之尊荣，其事尚小，近世为民族之消长，所关甚大；非仅政体由专制易为共和，社会由朴质进于文明而已。”近代中国社会，遭受到外来势力的侵略，因此“吾国民不欲知其国积颓败之根原与夫振衰起废之途述则已！如欲知之，不可不研究中国最近世史”。沈味之指出：“最近的一百年中，各国的势力，渐渐侵入，无法抵御，竟至受尽了外人的欺侮，这是很可痛的！依此说来，那最近的一百年来，不是中国的生死关头吗？”(39)他们都论述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按照李泰棻的说法，乃是“千古未有之奇观”，于是提倡要加强近代史的研究，进而有益于社会发展。从史学发展的角度，这些都是史学家爱国思想和经世意识在著作中的体现。
2、特点及内容分析
这时期近代史著述主要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有了初步的近代史分期，基本上勾勒出近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侧重点在政治史方面，为以后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参考。
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极大变化。梁启超倡导的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主要是用进化史观来改造中国旧史。此后，进化史观成为史家做史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这一点在近代史著述中表现得也很明显。李泰棻指出，做史就要“于清季国事之纷更，与近日军阀之私战，详列之；使国人知其致乱之源，以图政治之改革，于学术之进步，生计之情形，详列之；使国人知人群文明之进化，以图社会之改良。”(40)孟世杰指出：“世事转变，因果相生，社会进化，首尾一贯。”(41)近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既然历史发展是不断进化的，那么，我们可以总结过去的成败得失，找到社会改良的措施。印水心等人从中华民族进化发展的角度，论述了近代史要让人们知道“近代民族，全体延续活动之真精神”。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窥见进化史观对近代史著述的重要影响。
从近代史著述的名称上看，李泰棻、高博彦等人称近代史为“近百年史”，孟世杰等称为“近世史”，印水心、罗家伦等则称为“近代史”。同属近代史方面的著述，名称差异如此大，主要原因是各自对近代史分期的认识不同。李泰棻在《新著中国近百年史》中，没有明确地论述近代史分期，但在书中，他把道光时期作为近代史的开始时期，一直写到20实际20年代初。孟世杰则明确地指出了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他在“中国近世史起迄”中说：“中国向来闭关自守，即壤地相接之邦，亦少有往来。自西力东渐，五洲大通，举凡界绝不临之国，莫不联袂偕来；通商布教，徐谋攘夺利益。清室隆盛时代，既未能高瞻远瞩，与列强偕进。及其已衰，犹复卑祀临对，天朝自雄：诸外国始愿得而甘心焉。鸦片一役，开对外战争之端，创门户开放之局，藩篱尽撤，外力交侵：实为近百年忧患之种原。故论中国最近世史；要起于鸦片战争；止于今日。”但是，他也指出：“吾人于史，不能割然有所分割。然史家为研究便利起见，每就事变足影响一时代者，区分时期，俾便研索，用意至善。”(42)既如此，孟世杰把中国近代史分为三个时期——自鸦片战争，到各国租借军港为积弱时期；自德宗变法到宣统即位，为变政时期；自民国成立以来，为共和时期。李泰棻、孟世杰在论述近代史的起迄上，从时间上都是以鸦片战争前后开始，一直写到当日。阎人俊、高博彦、沈味之、严昌蛲等也是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这样就可以把这些近代史著述归为都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来叙述中国近代史。那么，从时间上计算，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了。
但有人并不这么认为。印水心从中华民族发展的过程考察认为，“近代史中，最重要之史迹，为中华民族之扩展。本书对于近数百年来，满蒙回藏诸民族之同化，以及东北东三省，西北新疆青海等领土之扩展，无不明细叙述，使读者得知吾国民族扩展的经过情形，与其原因结果所在。”(43)那么，中华民族实现各民族统一发展的过程，当自清入关后开始，于是“本书起自清帝入关，迄民国十五年，本书发印之日为止”。那么，中国近代史就是近三百年来的历史了。
40年代，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曾对此做了很精辟的概括，他说：
所谓近代史，现在史家对于它的含义与所包括的时代，有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认为新航路发见以来，世界的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然有不同的地方，是为中古史与近世史的分界；这时期历史孕育出未来的局势，每以民族的思想为演变的原动力；故近世史的范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来的历史，无论中国与西方皆系如此：此派可以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为代表。第二种则认为在新航路的时候，欧洲仅产生了商业苹命，明季以来，中国虽与西方接触，但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后欧洲产生了工业革命，中国与西方发生新的关系，以中国言方系近代史的开始：此派可以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44)。
顾颉刚指出了人们对近代史的两类不同认识，他所列举的两部著作都是30年代出版的，实际上，这种不同的认识在20年代甚至之前就已经开始，所以，要考察近代史分期的认识至少要包括20年代人们的认识。李泰棻《新著中国近百年史》和印水心等编《评注近代史读本》可作为这两类的代表。正是各自对近代史分期认识的不同，才导致了近代史著述名称差异很大。但他们也指出，分期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所以，这种分期的认识还是很初步的，不像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那样，科学地揭示出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发展过程。
从内容上，这时期近代史著述基本上勾勒出了近代历史发展的大势，突出了政治史的重要地位，但也兼顾到其他方面，不是单纯的政治史，体现了时人考察近代史的独到眼光。但也有不足之处，甚至有人公开地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辩护，抹杀叶，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这种反历史主义的态度是错误的。
李泰棻《新著中国近百年史》分近代史为三编，编下有篇、章、节。第一编是政治之部一，叙述了道光到清朝末年的历史。下分五篇——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光绪时代、宣统时代，叙述了每个皇帝在位时的内政以及典型的历史事件。第二编是政治之部二，叙述民国时代的历史，下分五篇——自民国建元至国会颠覆、自实行总统制至袁世凯之暴卒、自黎元洪代理总统及洪宪皇帝之末路、自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至直皖战争、自直皖战争后至直奉之战。第三编为文明史，叙述从道光以后至作者当时的学术、制度、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分四篇——制度、宗教、学术、社会来叙述。
印水心在《评注近代史读本》中，强调近代史的特别之处说：
近代史，与前代史不同之点有三：一，民族之扩展；二，政局之改变；三，外交之失败，请申言之：始，我中华民族，不过为数个小部落，分占山东，河南一带地，数千年来，逐渐发展，与其他民族相竞争，直至近代，始告一段落……辛亥革命，推翻满洲政府，而东胡民族……至今日而始完全同化。从此满汉蒙回藏诸民族，皆同化为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日益以扩展，此近代史与前代史不同之点一也。中国自黄帝以来，皆为专制政体，全国主权，皆操于皇帝一人之乎；历数千年，未有改变。直至近日，人民思想发达，渐悟君主专制之非，酝酿而为民族大革命，结果率能扫除数千年专制之毒焰，改建为中华民国；此近代史与前代史不同之处二也。中国自古以来，皆守闭关政策，国人只知自己国家之尊大，其四方临近各国，皆指为蛮夷戎狄。此风延至清初，犹未改变。殆咸同以来，东西各国，挟其强大之势力，侵入中国，中国无力抵抗，酿成国际交涉上种种失败。直至今日，举国几全为外交势力所支配，此近代史与前代史不同之点三。……此近代史读本一书接续前代史而作之本旨也(45)。
于是在内容上，他注意从民族、政局、外交这三个重要方面来叙述近代史。立宗旨后，分编、章来叙述。他分近代史为三编，第一编为近代史上，在近代史上下面又题为清史上，然后从清之创兴、前三藩之平定、后三藩之平定及台湾之平定、西北外藩之平定、西南外藩之平定、顺康两朝之政略、雍乾两朝之政略、康雍乾三朝之文字狱八章来叙述近代史上的发展过程。在他看来，从清初到乾隆末年的历史是清代极盛时期。第二编为近代史下，在近代史下面又题为清史下，然后从嘉道间之内乱、太平天国始末、同光问之内乱、与西洋各国之交涉、外藩与丧失、清末之内政、清末之外患、清祚之告终、清之文明史九章来叙述。在他看来，从嘉庆到清末的历史是清代衰亡时期。第三编为现代史，在现代史下面又题为民国史，然后从革命之运动、民国之创兴、二次革命、正式政府成立、帝制运动、共和恢复与清帝复辟、护法战争、直皖战争、奉直战争、黎元洪复职、曹锟被选与江浙战争、奉直再战与段祺瑞入京来叙述。在他看来，从民国革命到现在的历史是民国发轫时期。
从上面的分析看，李泰棻和印水心大体上是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中心，来叙述近代历史发展的过程。这种侧重政治史叙述在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居主导地位。“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基本上是一种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线性结构。”(46)从20年代的近代史著述来看，也有这个特点，但不能一概而论，李泰棻在《新著中国近百年史》第三册题为文明史，将道光以后至作者当时的学术、制度、社会做了一番梳理。印水心也辟专章写清代的文明史，他按照疆域沿革、官制、兵制、赋税及刑法制之沿革、学校及选举制沿革、学术、宗教之派别、实业之发展依次叙述。由此看来，这种侧重政治史的叙述在20年代也存在，但兼顾到了其他方面，不是单纯的政治史，体现了时人考察近代史的独到眼光。这是我们看20年代近代史著述必须注意的一点。
他们的论述中也有些可贵的思想，如印水心在“清史结论”中说：“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兴京，一举而灭尼堪外兰，再举而克辽沈，太宗继之，数败明兵，长城内外如入无人之境。及世祖福临，长驱入燕，统一华夏，何兴之暴也。……约而论之，顺治以前，如日之初升，明而未融，昧爽之时。康雍两朝，光明四射，平旦清明之气象也。乾隆一朝，熊熊晔晔，则日之方中时矣。嘉道两朝，日晡以后之晷刻乎！咸同而后，盖由薄暮而至于中夜之时。殆武汉军兴，如锦鸡一声，庶几由昧爽而复返于平旦也与！起而振之，是在我中国民国今后之贤豪矣。”(47)尽管他把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等同于自然现象的发展变化，并不恰当，但是他论述的目的，希望人们振作起来，看到前途的光明。
他们的这些论述，今天仍值得我们尊重。但问题也存在。如李泰棻称太平天国为太平之乱，说“太平之乱，英将戈登，率所谓常胜军，助朝廷平乱，故对于中国信用颇加”；义和团运动为“拳匪之乱”，说：“拳匪自称义和团，其原出于白莲教”，“拳匪既至京，谓铁路，电线，皆洋人借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正阳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拳匪纵火四千余家，数百年精华尽矣。”(48)只看到他们的一些破坏作用，没有看到他们在反封建反帝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作出的判断就不一定很客观，这些是应该值得注意的。
甚至有人在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后，写作近代史替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辩护，这就是颜昌峣的《中国最近百年史》。他说：“予纂近百年史，至于五口通商以后，强临势力愈逼而愈亟。政府冥顽怯懦，婉转服从，苟偷权位，不惜举土地人民政事之三宝，敝屣弃损。财尽能索，乃复大举外债，专事内争。牺牲民命，增重负担。……吾数千年酋长世袭专制之国家，人们自视若马牛犬豕禽兽然。……以如是之民，欲与世界平等自由博爱之民族，非催抑之使至于此极，其能激乎。由斯以谈，则帝国主义者，昌吾民族之天使也。亡清官僚军法政客，天使之佐助也。……吾愿读此书者之破涕为笑也。”(49)他公开地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辩护。当他写到宁汉合流时，他说：“当党军平定东南时，而武汉发生问题。初党军克武昌，国民党议决由广州迁都武昌。”“四月十八日，南京政府宣布成立，并发表建都宣言，揭橥驱逐共产分子，取缔跨党分子，实行清党。并电促汪精卫谭延闿来京行使职权。”最后，以蒋介石为主席，“十七年五月，国民军克复北京，北伐完成，全国统一。”(50)颜昌峣称国民革命军为“党军”，意思就是说，国民革命就是国民党从事的革命，完全抹杀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宁汉合流，中国并没有实现统一，他仍然说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北伐完成，全国统一”，这都是反历史主义的态度，没有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尽管这个时期近代史著述中有值得尊重的地方，但也有不少消极的思想，甚至有的是完全错误的。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我们要做辩证的分析之后，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注释：
①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可参见较近的论文有：欧阳军喜：《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欧阳军喜：《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龚书铎、董贵成：《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东南学术》2000年第3期；张海鹏：《五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和方法评析》，《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专著有：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7册，上海中华书局，第84-85页。
④Cyrus H.peake著、作民译：《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资料》，《清华周刊》第39卷，第11、12期，1933年5月。
⑤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2集，第14期，1928年1月31日。
⑥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中通义校注》内篇一《书教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⑦李泰棻《新著中国近百年史》就曾引用过杨栋林的《中国近世史》（《新著中国近百年史》，第204页），可见在李之前尚有中国近代史著述问世。高博彦《中国近百年史纲要》也提到孟咸宇《中国近世史》，说“学校仍拟采用是编为教本，而以咸宇原书为必备参考书”；（高博彦：《中国近百年史纲要·编辑原起代序》）但这些著述我们今天有的已经无法看到，有的即使能见到，也不一定全，这是必须加以注意的。
⑧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0页。
⑨张越：《五四时期中国史坛的学术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⑩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11)(12)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706、73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13)可参阅欧阳军喜：《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4)李泰棻：《新著中国近百年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15)孟世杰：《中国近世史·编辑大意》，北京文化学社1925年版。
(16)高博彦：《中国近百年史纲要·编辑原起代序》，天津华泰印书馆1928年版。
(17)印水心编：《评注近代史读本》，上海世界书局1926年版。
(18)萧一山：《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志林》第3期，国立东北大学编印，1942年1月，第8页。
(19)Cyrus H.Peake著、作民译：《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资料》，《清华周刊》第39卷，第11、12期，1933年5月。
(20)梁山、李坚、张克谟：《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44-46页。
(21)《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1期，1927年11月1日，收入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22)可参阅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7-135页。
(23)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2集，第14期，1928年1月31日。
(24)(25)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2集，第14期，1928年1月31日。
(26)(27)(28)(29)陈功甫：《征集近代史料意见书》，《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集，第34期，1928年6月20日。
(30)《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13页。
(31)《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八年度报告》，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59页。
(32)Cyrus H.peake著、作民译：《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资料》，《清华周刊》第39卷，第11、12期，1933年5月。
(33)(34)(35)(36)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2卷，第1期，1931年3月。
(37)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09页。
(38)(40)李泰棻：《新著中国近百年史·绪言》。
(39)沈味之：《近百年本国史》，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1页。
(41)(42)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叙论》。
(43)(45)印水心编：《评注近代史读本·序例》。
(44)顾颉刚著、王晴佳导读：《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46)沈渭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兼论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蒋廷黻著、沈渭滨导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47)印水心编：《评注近代史读本》，中册，第266-228页。
(48)李泰棻：《新著中国近百年史》，上册，第165、167页。
(49)颜昌峣：《中国最近百年史·自叙》，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年版。
(50)颜昌峣：《中国最近百年史》，第216、218、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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