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的历史由来和现实思考

杨起予

摘 要：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文化自信成为新时代引人注目的理论命题。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文化自信是一种会接了历史和当下的民族自信；而以19世纪中叶开始的近代中国重重坎坷为背景，则文化自信又显示了越过坎坷的中华民族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同于西方路径的自主和自立。中国文化有着漫长的历史源头，但在经历了170多年的现代化转型之后，今天的中国文化汇融了五千多年延续而来的传统文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化和建国之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者将中国社会的过去与现在、理想与现实、个体与民族联结起来，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内涵。文章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为视角，从近代以来的历史剧变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以及由此发生的文化自信的失落开始，阐释在困境中寻出路的中国人如何历经艰难曲折，重建文化自信，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中国文化何以能够自信的历史由来，以及文化自信对当今时代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话语

继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2014年初以来，习近平多次以“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1) 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2014年2月24日)，《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为主题，阐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2)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6日。 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3)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3页。 这些论述使文化自信成为当今时代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命题。其中的主旨，正是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41页。 与前三个自信相比，以“五千多年文明传承”为“基础”来观照未来，则文化自信非常明确地体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自信，一种会接了历史和当下的民族自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文化自信的多次倡导和推崇说明，当今中国的文化是足以自信的，而这个命题之反复阐述，又反映了今天中国的思想界仍然存在着对自己的文化未能足够自信的事实。而以现实层面为观照，则文化自信的提出，正是对西方话语体系主导之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问题的一种关注和回应。这些都决定了，理解和认识当今中国文化何以能够自信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一、近代中国的历史剧变与文化冲击

文化与历史相依，所以，要深刻理解今天之着力于倡导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及中国文化之足以自信的历史由来，则不能不追溯近代中国的历史剧变曾经给中国人带来的文化冲击，以及冲击之下自信失落的迷惘。

1.百年中西交冲和文化自信的丧失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居于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并长久地以文化影响东亚。在几千年岁月里，对东亚人而言，东亚就是世界。所以，基辛格在论述中国时，曾追溯历史，概括地表述为“中国文化的辐射圈涵盖整个东亚”。(5)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长久地以文化影响了周边的中国人很自然地拥有一种文化上的优势意识和主体意识。这种优势意识和主体意识维持了两千多年，直到19世纪中叶中西交冲之后，西方人用暴力打败了中国，并以其暴力造就的强势化为物力的冲击和精神的冲击，一层一层打破了中国人曾经的文化优势意识和文化主体意识。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中国一次又一次地败于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之下，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与创巨痛深，使中国人不得不面对和审视中西之间的历史差距，并促成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最初意识。随后是从西方搬来的船炮、铁路、航运、开矿、织布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器生产，以及这种机器生产所附着的新的经济关系。这种新的经济关系一面使古老的中国获得了近代化的起点，一面又使中国人的文化不得不面对沿此契入的另一种文化。

本研究在建立青皮药材的HPLC指纹图谱的过程中曾分别考察了乙腈-0.5%醋酸溶液、乙腈-0.2%醋酸溶液、乙腈-水、甲醇-0.5%醋酸溶液、甲醇-0.2%醋酸溶液、甲醇-水为流动相时色谱峰的分离效果。结果，以乙腈-0.5%醋酸溶液为流动相时分离效果最佳，色谱峰的分离度及峰形均良好，且保留时间合适，故最终选择乙腈-0.5%醋酸溶液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本研究还分别考察了在284、300、360 nm不同检测波长下的出峰情况。结果，检测波长为360 nm时的出峰数较多，故最终选择360 nm为检测波长。

1.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历史新起点

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剂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观之，若是物特为天之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6) 王栻：《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4页。

这种观念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与五千年旧有的道理全然不同的观念，并以之解释国家与民族的兴衰起落。对于刚刚被小国日本打败的中国人来说，这一套道理既能够解释西方战胜中国的原因，也能够解释学习西方的日本战胜中国的原因，遂很容易被看成是“天演之公理”。梁启超说：“地球人类，乃一切事物，皆循进化之公理，日赴于文明。”其途径皆不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非图自强，则绝不足以自立”。因此，“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4页。 他的话反映了“天演进化”进入中国之后又在诠释中被泛化的趋向。

由于“天演”与“进化”相连，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西之间的比较，一步步演化为古今之间的比较，并最终被归于新旧之间的比较。梁启超称之为“今夫守旧不敌开新，天之理也”，(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26页。 因此，取“开新”而舍“守旧”成为那一代中国人的普遍选择。如梁启超所说：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9) 田晓菁：《民国思潮读本》(4卷)，第一卷，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

而在这种选择的背后，正是处在冲击之下的中国人急切寻求改变和重塑自身的强烈愿望。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是以此为思想起点的。与之前的“师夷长技”以求“富强”的自觉而不自愿相比，此时的中国人所表现出的则是一种为求“大变”和“速变”而产生的急迫。陈独秀说：“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10)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5页。 他的话非常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急迫。由于新与旧的对立本质上都是西与中的对立，因此，以开新为进步，大变、速变都是以西方为取向，从而都是一种对西方世界的深深向往与倾慕。

“死鬼，接招！看我无敌旋风脚！”我一边喊一边把脚踢了出去。只见那些可怜的鬼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我打倒在地了。哈哈！鬼被我打趴下了！我得意地大笑起来，准备对付下一个目标了。

2.从否定传统到全盘西化

“进化”的观念在中西交冲中被引入中国，又在中西交冲中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和西方世界的认识。20世纪初年，《大陆》杂志说：

草害采取药剂化除与人工除草相结合的办法。一般在播后苗前，要趁雨后抢墒，亩用96%金都尔乳油60-70 mL兑水50 kg，均匀喷于土表；在苗期单子叶杂草5-6叶前，亩用25%盖草能乳油40-50 mL加水30 kg，喷于杂草茎叶上，有很好的防除效果。

这些话颠覆了旧有观念，但这些观念又很容易被身在屡起屡扑中，而不得不急迫地回应时势的中国人所接受，因此，在这些观念引导之下的以变应变，会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远离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于是而有清末新政的全盘取法日本和民国之初中国的崇尚“美国思想”。(12) 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与这种剧变相应的是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古所未有的东西，同时也失掉了许多原本熟悉的东西。而在得与失之间形成的盲目与倾斜，则使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一次次深陷迷失。李大钊曾概括地说：“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得太多，空间的接触逼得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有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13)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8—539页。 梁漱溟曾直言，中国改革之所以每次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是因为一方面并不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本末系统，另一方面也不明白自己，因而不知道如何把握自己的前途。(14)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373页。 同在这个过程之中的潘光旦说国人“多年来所注意到的只是一般的社会，甚至于即以西洋的社会当作一般的社会，而忽略了中国的社会”。(15) 潘光旦：《潘光旦选集》，第三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 他们的话都说明：这种以新旧之比等同于中西之比、等同于先进与落后之比的思维，在数十年过度引申之后，已完全抹杀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因历史文化的不同而形成的内在差别，从而把两者当成了同质的东西。以西洋的社会为一般社会，而忽略了中国社会较之西洋社会的独特性和异质性。这种思维发展到极端，便形成了20世纪前期否定中国传统的全盘西化论的思想走向。作为一种思潮，全盘西化论是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产生的。但因为全盘西化论把现代化完全归结为西化，所以，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只能是一个截断历史文化的过程。因此，在数十年岁月里，这种思潮虽以现代化为主题，但由此留下的却是一种以空泛观念扫荡历史传统之后的文化虚无。这就使得全盘西化论在产生了长久影响的同时，既造成了很多扞格，也引发了很多争论。

然而，真正对这种思潮做出否定性批判的，却是历史本身。自20世纪初年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后相接，实现了由民族解放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以及此后70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中国道路”，与这个过程对应的，正是中国人的观念由最初的倾慕西方转向立足自身独特的国情和历史文化。这是一种由事实促成观念的转变，正是借助于这种转变，中国人才能够回归曾经丧失的主体意识，并再造曾经丧失的文化自信。

二、中国道路与文化自信的重建

就世界范围而言，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改革开放之引人注目，正在于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成功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若以统计数据作描述，则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7121.7亿元；(16)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网址：http://data/states.gov.cn//search.htm?s=GDP。 进出口总额为277923亿元；能源生产总量达到359000万吨标准煤，其中原煤产量、原油产量和天然气产量分别达到了35.24亿吨、19150.81万吨、1480.35亿立方米；成品糖产量达1470.64万吨。2017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366261.6亿元。(17)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网址：http：//www.data.state.gov.cn/easyquery.htm?cn=C01。 2016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总收入分别达到了744127.2亿元和741140.4亿元，与1979年相比，在30多年中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6%；2016年的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3821元。2016年我国能源生产总量达346000万吨标准煤，与1978年能源生产总量的62770万吨标准煤相比，平均每年增长了11.8%左右。2016年粮食产量为61625万吨，与1978年的30476.5万吨相比，平均每年增长近2.7%。(1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2017)》，http：//www.state.gov.cn/tjsj/ndsj/2017/indexch.htm。 此外，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就业率也实现了大幅增长，就业人数从1978年的40152万人上升到2016年的77603万人，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7%。除此之外，我国2016年的投资总额达到了606465.7亿元，比上年增长7.9%；货币和准货币供应量(M₂)为1550066.7亿元；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数达3611个；RAD经费支出为2260.2亿元；高等学校数上升至2596个。(1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2017)》。 这些数据覆盖了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所涉及的各个方面，虽然不算十分完备，但已经实证地反映了中国在40年高速发展中所取得的显著成效，而正是这些人所共见的事实的存在，以及对这些事实的因果的探寻和深入认知，才有了“中国道路”的学理叙述和理论概括。

5、器身内的油在注入储油柜时必须先将输油管路内的空气排净再将管路连接至储油柜注油阀，防止气体进入储油柜。

以中国道路指称新中国的70年历史，对应的是一个从中国自身内在地发生和发展而来的过程。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物力增长和国力提升，虽然可以用与西方相同的指标来衡量和说明，但其自内生成而不同于西方既有模式的事实，却又清晰地显示了这个过程中的中国主体和中国本位。因此，以这170多年从艰难曲折走向辉煌崛起的近代历史、现代历史和当代历史为衬托，则“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2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2页。 正是从历史自身中产生的结论。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形成的民本意识，公平意识，苍生意识，君子人格意识，安己以安人的意识，天人之际和谐的意识，以教化治理天下的意识，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意识，成己成人、协和万邦的意识等曾经为古代中国提供了一种明显不同于西方以法律—政治为样式的文化—政治样式，并以此造就了一种以伦理秩序为基础，合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和伦理秩序为一体的人际结构和国家结构，在漫长的千年岁月里大体地维持了一种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位置的稳定和有序。与之相关的种种意识在长久积淀之后，至今仍成为民俗、伦理、思想学术中的重要部分，从而成为中国人民族精神中的重要部分。

在这个跌宕起伏的过程中，发生于19世纪末期的甲午中日战争不仅给中国带来了丧权辱国之耻，而且激发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震荡，使那一代中国人在追究因果的时候，将重心由器物转向了制度和文化。与之伴随而来的，则是“天演进化”名义下所引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严复在《天演论》中将这一观念表述为：

以19世纪40年代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古老中国的社会转型实际上也是在同一个时期开始的。这是一种始于外力冲击的转型，也是一种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型。此后的80年间，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曾向西方追求真理——其中尤以康有为主导的“戊戌变法”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为典型——但都以失败为结局。因此，80年历史留给中国的是重重挫折，而这种重重挫折又日甚一日地使中国人认识到了学习西方的道路之扞格不通。于是，80年间积累的认知便成了“五四”之后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的历史理由之一。

吴滨：我认为好设计的体现形式表现在它向人们传递出的氛围感受。很多人总认为设计离我们彼此的生活很远，但在我看来产生这样的感受很有可能是设计本身还没有与他们自身的审美与喜好匹配。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间差异很大，每个设计师研究的方向也有不同的差异，所以用更好的设计吸引人们与之交流、沟通才能抹平生活和设计之间的心里界限。

“五四”之后的100年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为中国人提供了关于社会演变和发展的一般理论，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人民大众的存在状态却展现了一般理论所不能全部覆盖的具体性、个别性和特殊性。在两者的对应和融合中产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长久实践中形成的对于中国国情的深刻认知和概括。其理论的真理性来源于内涵的真实性。尤其是在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从搞计划经济到推进各方面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状态和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到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合作”。(22) 亨利·基辛格：《论中国》，第497—498页。 正是这种出自国情并始终依托于国情的根本属性，使得40年来以改革开放为路径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够在步步推进中由经济而社会、而政治、而文化，最终以人所共见的成就为事实，汇成十八大报告所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23) 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22页。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国情为本位重塑文化自信

陋哉！我支那之大陆乎！古之大陆，为开明最早之大陆，今之大陆，为暗黑最甚之大陆；他之大陆，为日新月盛之大陆，我之大陆，为老朽腐败之大陆。(11) 《大陆发刊辞》，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

相比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之能够以社会主义为方向而实现，关键也在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之能够中国化。毛泽东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并非常明确地把这种“具体化”归结为“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并形成“民族形式”。(2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7页。 因此，社会主义进入中国，自始即进入一个与中国国情汇融合一的漫长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由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说变成了中国社会内在的部分。

社会主义为中国社会走出艰难困苦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同时也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方向意味着新的起点，在此后的100多年里，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又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长期关注中国的李光耀曾概括这种发展成就，认为“中国通过经济奇迹把一个贫穷的国家转变成了当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其速度在5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一个无人预料到的巨大转变”。(21) 李光耀：《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作为一位外国的国家元首，这些话表达的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对中国的观感。

与此前80年学习西方而产生的全盘西化论相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出一种明显的不同。全盘西化论把中国看成与西方同质的和无须区别的东西，因此，在全盘西化论者的眼中，中国实际上既没有自己的国情，也没有自己的民族性。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自始即以具体国情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进入和扎根于中国的支撑和依据。以170多年的历史为比较，两者之间的这种区别，既说明了社会主义理论是通过民族化才成为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又说明了中国社会正是通过自身提供的具体化而与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这两方面的互相交织和汇融合一，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交汇一体地实现，而贯通三者的正是中国的国情。国情是中华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之所在，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之所在，也是中国之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之所在，而构成其内核的则是五千年延续不断的历史和文化。正是因为这一内核的支撑，党的自信、国家的自信、民族的自信才能够一以贯之，也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这一内核的作用，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背后和深处，“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26) 参见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参与贵州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始终的中国道路之能够成功，正是基于一种尊重现实国情的中国本位意识，在这种中国本位意识的背后是一种文化的主体意识。正是这种文化主体意识的回归，使中国人在经历了百年历史困苦之后，能够通过中国道路的成功重新找回自己的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也因此成为中国道路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文化自信的历史由来

今天的中国已走出了曾经的历史困苦，但在面对新时代的社会转型问题时，认识和理解当今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文化自信的来源同样也成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文化与历史相连，历史与现实相连，习近平曾具体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2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3页。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41页。 从这些联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中国文化的构成基本出自三个源流，即五千多年延续而来的传统文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化和建国之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三者的共存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变迁中造就的，并且这三者都各自对今天中国的现实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深远而恒久的影响。它们将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现实和理想、个体和民族联系起来，共同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的内涵，并因此而成为文化自信的来源。

选取2016年1月～2017年12月我院收治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80例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不同程度的心衰、心律失常、疼痛、发热等临床症状，患者知情同意，而且此次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研究通过。按照护理方法不同将其均分成对照组和实验组，各40例。其中，对照组男22例，女18例，平均年龄（59.2±4.1）岁；实验组男24例，女16例，平均年龄（59.5±4.4）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五千年传统文化积淀而成的民族精神

在中国绘画的历史中，“以山为德、以水为性”的内在修为意识，散点透视的观察视角，一直是山水画演变发展的主线。山水画历经一千多年的社会变革与发展，唐代之前山水仅仅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出现于作品中，到了唐代山水画才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科，经过五代两宋时期，山水画得到迅猛的发展，作为山水画中重要技法之一的皴法，也在此期间产生。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农业部关于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的意见》《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开展产业兴村强县示范行动的通知》先后发布。文件将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视为重点培育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产业生产经营市场主体。之所以将联合体视为推动农村产业融合的主体之一，是由于二者在驱动力、产业依托、联结要求、合作基础等方面高度契合。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自信，是因为从源头而论，作为一个穿越了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中国人所拥有的是一种五千年绵延不绝又生生不息的文化。绵延不绝说明古老，生生不息说明常新。而古老和常新的一体共存，显示的正是中国文化自身蕴含的不竭的生命力和丰沛的活力。

教学质量是高校的生命线，更具活力、更具实效性的大学课堂是教育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教学学术理论为解决大学创新教学瓶颈提供了崭新视角和实践指导。教学学术能力是教师以教学学术观念为指引,按学术研究方式从事教学工作所必需的素质与能力。它是教学能力与学术能力的彰显与融合。文章基于教学学术理念探讨大学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相关策略和可行路径。教师应在树立教学学术理念的前提下更新教学观念，加强教学研究，守正创新，优化教学设计, 为课堂赋能，激发学生探究性思维习惯，帮助其深度建构知识，确保创新课堂的有效实施，以此保障和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这种党的自信、国家的自信和民族的自信之融为一体，是在古老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的。现代化开始于欧西，而从欧西开始的现代化留给历史的是一种资本主义范式。但中国的自信，却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欧西模式之间的明显差异，并在这种差异中展现出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和中国理论所内含的现代性、本土性、真理性和必然性。其背后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2.社会主义文化和革命文化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核

19世纪中叶之后的中西交冲使中国人由“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移入西学，并在“五四”前后汇积为新文化。新文化虽然取法于西学，但这种取法在本质上又是对于西方冲击的一种直接回应和反激，由此派生的富强观念、国家观念、进步观念、科学观念、民主观念、平等观念、民族观念和走向世界的观念等都能内化于中国的历史演变之中，随后又在层层内化中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观念，并催发和促成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而五四运动也被认为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以这一事实作观照，则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被引入和发展的理论，在进入中国之初即已汇入改造中国的现代化变迁之中。由此形成的文化指向，又使其理论能够以足够的广度涵盖和统摄五四以来新文化的追求和向往。以此为起点，于是而有后来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前后相接的漫长革命历史，以及形成于这个过程之中，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构成革命文化的主干，反映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真实历史和中国人走过的心路历程，并沿此历史和历程汇入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之中。

此后继起的社会主义时代从民主革命延续而来，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文化与革命文化的一脉相承。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4页。 又特别说明，“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30)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这些话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场说民族文化，鲜明地表达了兼容古今中西而会通之的博大。对于中国人来说，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可以寄托公平正义的制度，而且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这是一个千年历史与当今时代融合的过程，因此古今中西的会而通之使中国文化在历史传承和时代精神汇通中生生不息。

作为社会主义文化重心所在的核心价值观，以12个概念提炼出今天中国人公认的立身处世准则，其中既含结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留给我们的精神取向，也含结了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170多年历史中形成的精神取向。由此所显示的正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内核的社会主义文化与革命文化同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结和融合。正是这种内在联结和融合构成了今天我们文化自信的来源。

四、文化自信与中国话语

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被引入当今时代。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对文化自信的连续论述和集中论述，使这一理论命题上升到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而这种对文化自信的反复倡导和高度重视的背后所反照出的正是我们今天的文化自信之尚未具足。

1.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困境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探索已经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任何已有西方模式的“中国道路”，今日的中国因此而受到世界的关注。但是，中国道路之不同于西方既有的现代化之路这一事实，又决定了中国需要向世界说明“中国道路”、讲述“中国经验”，使世界认识一个具体的、真实的中国。以此为背景，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和中国话语权的提升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然而，时至今日，虽然对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倡导已有近十年，但中国的话语权问题仍然成为理论界的一个话题，正说明中国话语仍然没有完全形成，其本质上的困难在于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中国话语”。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以中西交冲为起点。怀着对西方现代性的倾慕，落后的中国曾大量引入并接受西方的观念、西方的制度和西方的思想文化。这个过程中，成为西方的观念、制度和思想文化基石的便是西方的词汇和话语。在此后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些西方的话语便常常被用于解释和描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现象。然而，话语由一个一个词汇组成，每个词汇对应着特定的概念，概念与概念互相组合又形成了理论。而这些来自西方的词汇和语言是在西方特定的历史文化中产生的，因此，所形成的概念和理论所对应和解释的也只能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特定现象。然而中国的历史文化自始便与西方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就决定了西方话语之引入中国，并被用于解释和说明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以及今天的中国道路，会因为与国情现实的不相匹配而扞格不通，因而难以解释和说明中国道路的真实面貌。所以，中国话语权的缺失，其实质是中国话语的缺失。

基于信息化技术，可以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与交流，从而大大提高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当地社会高效益发展。目前，我国生产已经实现由传统测绘向数字式测绘转变，且正沿着信息化测绘技术方向不断发展。《测绘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文件的颁布，进一步肯定了构建数字中国地理框架的必要性，并需要初步形成信息化测绘体系。具体而言，基于数字化测绘基础，可以实现在互联网环境下的数据服务，提供地理综合信息服务与其它功能形态。信息化测绘技术是当前我国测绘技术由传统向数字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同时也代表着我国测绘流域步入新的发展纪元，为我国后现代化建设相关战略的施行保驾护航。

2.文化自信与话语的“中国化”

中国多年来致力于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却至今仍未成功，说明了建构中国话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话语体系，前提是这些话语所对应和表达的应该是内生于中国发展进程中独特而具有本土性的词汇和语言。它们来源于中国文化，又内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由此决定了它们所要表达的“中国经验”，本性上是出自中国的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本位意识的。因此，建构中国的话语，就不能不以文化自信为内在支撑。

然而，我们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和人文学科理论仍然处于100多年来引进的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和人文学科理论所构成的话语体系的影响之下。因此，文化自信对我们而言的一个非常现实的意义，就是要从100多年来西方话语的支配下走出来。时至今日，由五千年传统文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化和建国之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共同构成的中国文化的内涵，在事实上已经证明了中国文化是足以自信的。中国道路正是在这种事实中形成的。而与之相矛盾的则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没有形成一套中国的话语来解释这一事实。中国道路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之路，因为不同，所以需要说明和阐释。而一百多年来从西方引入的话语体系出自另一种文化和另一种历史过程，实际上无从完成这种说明和阐释。因此，我们今天倡扬文化自信，正是因为只有文化自信，才可能使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形成一种从话语开始的“中国化”的建构。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多元中的一员，并不是西方文明的补充，而是以其具体性体现自己在“世界中的共性”。因此，化文化为话语，我们既要有明晰的主体意识，也要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和与时俱进的心态面对世界。由历史反照理论，则“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3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因此，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自信，根本的一点在于中国文化既不是基于对西方文化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基于对本国传统的简单延续，而是在人民群众的创造与实践中形成的，以五千年文明和170多年历史为根基，同时又在面向世界、面向现实中不断超越五千年和170多年历史中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相比于政治因时势而变和经济因市场而变，文化是一种更深沉稳定的东西。因此，在不同于任何已有的西方模式，却成功走出了一条现代化之路的“中国道路”的形成过程中，其内在的支撑必定是“中国道路”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观层面的感召力和普适性。所以这个过程又说明：“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32)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正是中国文化的这种历史性与现实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决定了中国文化在为我们提供自信的同时，以其自有的生命力和活力，一定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利用MATLAB进行系统仿真分析，根据以上算法设计考虑腹地货物产生数量、装卸时间和泊位资源等约束条件的干支航线网络确立系统，对比分析3个因素不同状态下对港口群内航线确立的影响，同时分析每种状态的运输效率变化。

On Historical Origin and Realistic Thinking of Cultural Confidence

YANG Qiyu

Abstract: Since the 1978’s reform and open policy, cultural confidence has become the noticeabl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of a new era. For today’s Chinese people, cultural confidence connects the past and current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 China’s frustrations since the mid-19th century, cultural confidence indicates that Chinese 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ation differs from autonomy and self-support of the Western route. Chinese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ical origin. After 170 years’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today’s Chinese culture has integrat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5000 years history,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since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1919, and socialist advanced culture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three cultures connect the past and present, the ideal and reality, and the individual and n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onstitute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the paper reviews the impact of historical changes to Chinese culture and discusses how the Chinese people reconstruct cultural confidence.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Chinese culture confidence and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culture confidence in the new area are also explored.

Key words: cultural confidenc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raditional culture, revolutionary culture, socialist advanced culture， Chinese discourse

中图分类号： G02;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34(2019)06-0051-(08)

DOI： 10.13852/J.CNKI.JSHNU.2019.06.006

作者简介： 杨起予，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20)。

(责任编辑：何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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