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晚年关于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的辨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晚年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2)04-0005-07
毛泽东在晚年时期，由于“左”的思想的指导，在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上犯了“左”的错误，提出了不恰当的口号和要求。尽管我们党实际已经改正了对知识分子的错误认识和错误政策，但“左”的年代的有些口号、提法在人们的心中还是似是而非的。本文就几个问题谈一谈看法，澄清、辨正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一、关于知识分子“工农化”的问题
知识分子“工农化”，这是个“左”的提法，是对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都是劳动人民，只是分工不同，工农群众依靠其体力和脑力（以前主要是体力）的付出生产出许许多多工农业产品，支援国家，为广大人民的生产、生活服务，当然也包括为广大知识分子提供所需要的工农业物质产品，满足其工作和生活的需要。知识分子主要以其脑力的付出，生产出许多精神产品，满足广大工农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工农群众为知识分子服务，知识分子同样也为工农群众服务。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社会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他们的劳动是互利的，是互相服务的。在几千年的旧观念中，存在着知识分子看不起体力劳动，看不起工农的现象，这无疑是应该革除的错误的东西，但是，由于我们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农两个阶级是国家政权最深厚的阶级基础，在人数上又占绝大多数，所以，工人阶级及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应该有目的地引导和帮助知识分子逐步革除看不起工农的错误观念。由于知识分子劳动的特点客观上容易形成“自我中心”，因此有针对性地提出知识分子要尊重工农阶级，要向工农群众学习，把立场和感情转到工农一边来，这是完全应该的。作为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广大工农群众，要服务得好，就应该深入工农，深入实践，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同时，就不少知识分子的专业发展来看，也要求他们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到他们那里去吸取营养，呼吸新鲜空气，坚决反对傲视工农群众的“自我中心，把自己看成高出工农的精神贵族。这种把自我与工农隔绝开来的作风，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须反对的。但是，却不能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什么叫“工农化”呢？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变化之谓也。让知识分子彻头彻尾地变成工农，这是不切实际的。首先，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的两大差别、两大分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和社会分工是长时期存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劳动的分工和差别不仅短时期内不会消失，而且是社会发展之必需。社会差别和社会分工的不同，并不必然造成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隔阂，而分工又为社会发展所必需，怎么能说知识分子必须“工农化”呢？其次，知识分子因其知识文化修养的脑力劳动的特点，他们的习惯、爱好、兴趣，会与一些工农劳动者不一样，但这些并不能影响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工农为社会服务，不必要求知识分子把这些都“化”掉，因为无碍大局。再次，提出“知识分子工农化”，无疑是以工农为“标准”、“样板”来“化”知识分子的。这种想法无疑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工农是完美无缺的。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工农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是有其缺陷的，有的缺点或缺陷还很大、很多，要求知识分子一概都以工农为榜样来“化”，这不仅做不到，而且“化”了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我们做这样的推理无疑也是符合逻辑的。
不提“知识分子工农化”，而提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这才是正确的要求。我们也认为，必须同时提出：工农也要向知识分子学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知识分子是工人中的先进部分，科教兴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既然如此，就更应该提倡工农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所以应该提倡工农向知识分子学习。
二、关于“知识越多越反动”和“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无知识的”提法
关于前一个提法，是“四人帮”在“文革”中的提法。毛泽东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也没有这样的思想。这个提法是极其错误的。“四人帮”这样提，意在打击和迫害那些知识渊博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打成“反动学习权威”、“白专道路”，从而剥夺他们在科技教育界的领导权和巨大影响，为他们全面夺权制造舆论。反动不反动不是直接由知识决定的，而是由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决定的。如果站在革命和人民的立场上，知识分子就能帮助他们在革命理论和实践上取得更大的成就，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反之，如果站在反人民、反革命的立场上，其聪明才智可能为反革命张目。这不是知识的罪过。一个人如果知识很渊博，通晓自然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真正懂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就会尊重客观规律，不会逆历史潮流而动，就不会去干反社会、反人民、反革命、反规律的事。“四人帮”的这个说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本身也是反动的，不能把这个思想和说法移栽到毛泽东身上。
关于后一个说法，毛泽东在延安确实说过。那是延安整风时反对一些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毛泽东讲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作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作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而从学校刚出来的知识分子，这两种知识都缺乏，因此算不得完全的知识分子。[1](P815)从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其实毛泽东说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其用意在于：一是针对那些摆架子的知识分子说的，要他们谦虚一些，否则是有害于自己的；二是针对那些脱离实际、只掌握一些书本知识的青年学生说的，要他们多接触实际，“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1](P815)。
因此，绝不能简单地、武断地把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概括为：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不符合毛泽东的意思。知识分子的知识虽然不全面、有缺陷，但是既然称之为知识分子，就总是掌握了某种知识的，而这些知识（包括很专业的知识）对革命无疑是有用的。诚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革命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强调，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要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如果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吸收他们对革命又有何用？
毛泽东晚年经常讲历史故事，他常说：历史上常常是文化水平不高的皇帝，往往治国平天下很在行，而有些皇帝虽然文化知识水平很高，可治国平天下却不行，反而是国破家亡。诚然，这些确实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么，这是不是说毛泽东在宣扬文化知识会误国呢？我认为不是，毛泽东只是说，光有文化知识，没有实践经验，没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还是不行的，只有书本知识，不重视治国、管理国家的实践和实践经验的思想，还有可能亡国。
毛泽东晚年反对死读书，读死书，主张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这是他一个鲜明的观点。因此他提出，书读得太多会使人愚蠢。这丝毫不是说他提倡不要读书，或者说书读得越少越好。毛泽东只是强调书还是要读的，但必须联系实际，脱离实际，完全为书本牵着鼻子走、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的读书方法，非但不会因读书而变得聪明起来，反而会越读越蠢。对毛泽东这一类话，我们应该领会其真正的思想。不难体会：他是有感而发，有情绪，表述可能不合常理，但客观冷静地理解，还是能把握其思想要领的。毛泽东是一贯主张勤奋读书的，他自己就是一个一辈子喜欢读书的人，他反对的只是那种脱离实际，不能学以致用的死读书，以及不能独立思考完全迷信书本，做书本的奴隶、读死书的教条主义态度。
三、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为了适应时代的前进，跟上社会发展，知识分子需要改变自己的旧思想、旧观念，以适应社会和人民的新要求，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是应该和必须的，也是很自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都需要改造，而不独是知识分子需要改造。毛泽东这个话讲得是对的。如果说中国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过去为旧中国服务，世界观方法论都过时了，加之他们过去受的旧教育，从家庭和社会受到的不良影响，要求他们自觉改造自己的思想，接受马列主义的新思想、新观念，这也是应该的。我们在建国初期一段时期内，引导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转变旧观念树立新观念，引导他们接触社会实践，接触工农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自我教育，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和改造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教训也着实不少。
第一，用搞运动的办法解决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很难奏效。把知识分子集中起来学习，或集中起来参加社会实践，有一定的气氛，有一定的压力，他们可以上纲上线、表态。但从几十年的实践来看，收效不大。任何人的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靠压力、靠运动“攻击”、“轰炸”是不能真正解决的，而主要依靠本人的生活实践长时期地“省悟”才能解决。
第二，夸大了知识分子思想中的阴暗面，猜疑、不信任知识分子，无端怀疑知识分子言论的动机，这不仅无法沟通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而且会伤害知识分子。比如1957年整风，就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都出于帮助共产党整风的真诚动机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即使有的言论尖刻些，但他们的动机和目的并不是反党。可我们的教训是从根本上怀疑他们的动机，采取极其粗暴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惩罚——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另册，直接打击迫害了几十万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严重影响了我国科教事业的发展，伤害了广大的知识分子，挫伤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损害了党在广大知识分子中的良好形象。
第三，强迫知识分子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特别是对“出了问题”的知识分子强迫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其重新做人。即使是“右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应该区别于刑事罪犯，不能强迫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其“怕”，而不能使其“服”。因为他们的人格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甚至身体也受到摧残，即使有思想问题也不能解决的。长期以来，好像形成一种认识：通过体力劳动可以促进人们的思想改造，这其实是片面的。强迫知识分子从事这种劳动，消耗其体能，无疑是达不到思想改造的目的。对于没有“问题”的知识分子，离开他们的专业岗位，从事过重的体力劳动，既会影响他们的专业发展，也会因其是被迫、被动参加的而产生抗拒心理。强迫体力劳动只能用于罪犯，不能用于知识分子，虽然知识分子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参加一些体力劳动，这对于自己的身心健康、接触社会、接近群众是有好处的，但过犹不及，甚至是极其有害的。
第四，最惨痛、最深刻的教训，莫过于在“文革”中对知识分子人格尊严的侮辱，那样的斗争只能造成对立和仇恨，一些人甚至以死相抗，如老舍之投太平湖之死，把知识分子弄到这般地步，这是党之莫大悲哀，国之莫大不幸！
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基调是一改造二使用，改造好了才可以使用，才可以信任，改造是前提。由于毛泽东把社会主义时期的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定错了，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又操之过急，手段又失之于简单粗暴，因此就总体来看，直到“文革”结束，他所认定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变相的惩罚，反右派斗争及其后对右派知识分子的强迫劳动改造和“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的人身摧残、残酷斗争，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尽管如此，我们的知识分子还是拥护党的领导的，还是热爱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还是勤勤恳恳地工作的。
四、关于“钓鱼”和“引蛇出洞”说
“钓鱼”和“引蛇出洞”说，指的是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和反右派斗争的所谓“真正”用意。我不同意“钓鱼”说，我持“转变”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和搞共产党整风，并邀请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并不是用来“钓”知识分子这个大鱼的，而是后来认识发生了错误，并改变了指导思想。“双百方针”是在1956年那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经过三大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党的“八大”提出了新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这就是主要是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毛泽东提出：要搞技术革命，向科学进军，向自然界开战。因此，毛泽东和党中央适时地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既是为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繁荣文学艺术创作，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同时也是总结斯大林时代缺乏科学与民主，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教训，也是总结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的结果。因此，“双百方针”提出的动机是不用怀疑的。但是，由于形势的变化，国内反右派的斗争，国际上的“波匈事件”，大大强化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观念。他自己公开否定了党的“八大”提出的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重新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的观点，并明确地把知识分子推到资产阶级一边，提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这张“皮”上长出的“毛”。“皮毛论”的提出，知识分子实际上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武断地提出世界观“两家”论。为了防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双百方针”，使之成为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工具、手段。毛泽东又明确提出几条政治标准，作为实行“双百方针”的前提。如此一来，学术问题就成了世界观的问题、政治问题，成了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大问题。这样谁还敢再来争鸣、来讨论、来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呢？这就没有很多的学术自由了。事实上，从50年代中期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在经济、哲学、文艺等各个领域都曾有过关于学术问题的争鸣，但后来却被不适当地引导到关于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进行批判斗争，不少人从参加学术问题、理论问题争鸣开始，最后被打成修正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如孙冶方、杨献珍。“双百方针”被扼杀了。实事求是地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双百方针”只是提提而已，从来没有实实在在地实行过。当然，毛泽东在一些特殊领域也曾支持过平等的争鸣，如鼓励谈家桢坚持摩尔根遗传学、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等，他都不想参与评判是非曲直，直到1965年，毛泽东还就高二适与郭沫若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的争论，明确表过态：“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但这只是局部的、枝节的，这些并没有带来整个学术界真正的平等争鸣的民主空气。
因此，我认为，把提出“双百方针”说成是为了“钓”知识分子这个鱼，这个“钓鱼说”是轻率的，也是不能成立的。我也不认为1957年，毛泽东和党中央邀请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是“钓鱼”，“钓”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这个“鱼”。整风是共产党的习惯，常常在历史的转变时期，或为迎接新的历史任务，或为了总结重大的历史经验、教训，共产党就开展整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结合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统一思想认识，以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到新的革命运动中去。我们党多次进行过整风，影响最大的一次是延安整风。1957年初整风的目的，一是为了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二是为了迎接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任务。开始是关门整风，毛泽东觉得关门整风不好，应该请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此毛泽东还批评了党内“左”的关门思想）。党很诚恳地希望并认真听取民主党派的批评意见，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根本说不上毛泽东和共产党是在搞什么阴谋、在“钓鱼”。只是在听了一些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出格的言论，比如批评共产党是“党天下”，要“轮流坐庄”等，这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他说“他们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的想法出现了逆转，萌发由整风转向反右的思想，也就是说准备“钓鱼”。毛泽东向党内打招呼：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报纸照登，一个月不反击，引蛇出洞，以后再反击等之类的话。应该说，这是在等“鱼”上钩，引蛇出洞。这就是说，毛泽东搞党内整风，号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其初衷并不是为了“钓鱼”，但后来毛泽东的想法变了，要反右派，以后再整风，一段时间中甚至采取措施、鼓励“右派言论”出笼，这当然是“钓鱼”。我这样分析并非是说毛泽东整风中思想的这一变化变得对，应该搞一个反右派运动，反几十万的右派。可能有少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可以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来解决，用不着搞这么大的反右派运动，使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五、关于“又红又专”和“白专道路”的问题
“又红又专”是在1958年“大跃进”中向知识分子和干部提出的要求，是从政治和专业业务两个方面提出的全面的要求，其中对知识分子是针对只“专”不“红”，着眼点放在“红”上；对干部是针对其缺乏业务本领和专业知识，在具备“红”的同时，还要求做到“专”。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提出一定的要求，这是应该的，问题是这个要求要切合实际。当时“又红又专”的“红”的内涵大概有这些：1.关心政治，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2.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主义的人生观；3.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4.旗帜鲜明地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作坚决的斗争；5.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个人主义思想、行为作坚决斗争。如果要求“红透专深”，“红透”就要在这几个方面做得更突出。显然，这是对党员干部，甚至可以是对无产阶级职业政治家的要求，而要求广大知识分子都这样“红”，是不切实际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知识分子的“红”作了实事求是的要求，这就是一要爱社会主义祖国，二要为人民服务，这就是“红”的基本要求了。
如果说对知识分子提出“又红又专”的总的要求还算可以的话，那么这种要求显然是过高了，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做到的。相反，批“白专”道路，则更是没有道理的。
“白专”与“红专”对立，在那个“左”的岁月里，被指认为“白专”典型的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埋头业务，埋头学习专业知识，不关心政治；二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比较突出；三是因其业务突出，骄傲自满，不把领导和群众放在眼里。“白专”知识分子的“专”是好的，但政治思想有问题，方向道路有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他的专业本领就不可能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相反却可能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因此要批“专”而不“红”的“白专道路”。
上述几种情况在一些知识分子身上确实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说是缺点，但绝不能把这个缺点上纲到与“红”相对立的“白”的高度。知识分子是以其专业特长为人民服务的，对专业业务埋头钻得越深，越有特长，他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就越大，应该鼓励他们埋头钻研业务，埋头钻研业务的时间多了，关心政治学习的时间就少了，这没有什么害处，因为他们不是政治领导，只要他们在政治上拥护党的理论与政治就够了，政治理论掌握多少不会影响他为人民服务。名利思想，这是扣在知识分子头上，好像永远摘不去的帽子。这要具体分析，知识分子中确实存在惟利是图、追逐名利，甚至不顾大局、不顾人格国格的人，对这种人应该批评教育。但这种人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的情况正好恰恰相反，在那个“左”的年代，知识分子通过自己辛勤的创造性劳动，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应该得到的名利而往往得不到，这关系到对他们劳动的社会承认，也关系到他们对社会贡献的自我评价。在这种情况下，关心自己的“名”和“利”是完全应当的，党的组织应该将社会回报的“名利”及时地转达到应该得到的知识分子名分上。漠视知识分子的贡献，反而指责他们有名利思想，这真是岂有此理！有人说工人制造的机器，农民养的猪并没有写上工人、农民的姓名，而知识分子写个什么作品，就一定要写上自己的大名，甚至要为署名的排序而相互争执，足见知识分子的名利思想之重啊！这并不确切，他们并不全是为了名利，还为了表明自己应负的责任。“骄傲自满”、“文人相轻”好像也是知识分子的“通病”。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赞同知识分子可以骄傲看不起人，但这种缺点也不要上纲到“白专”道路上。应该看到，知识分子的劳动有很多是个体劳动，关在小房子里开动脑筋，出精神产品，横向联系、纵向联系都比较少，也没有精力、时间和兴趣与上级领导谈心，向上级领导汇报、请示。知识分子因其专业特长和个体劳动的特点，有些研究成果是多年积累和埋头钻研的结果，在学术问题上敢于坚持真理，不人云亦云，看起来好像是固执己见（在事实面前，他们也会放弃自己的错误意见的），我们应该充分理解谅解他们的“情绪”，只要他们的劳动确实是对人民有益的就行，怎么可以看不顺眼就造出理由说他们走的是“白专道路”呢？
我以为，今天我们已经解放思想，从过去“左”的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对知识分子应该抛弃“又红又专”的要求，“红”与“专”应该分开，“红”主要是对党政领导，特别是职业政治家的要求，他们的身份、职责要求他们好好地把政治搞好，把思想理论搞好，言行一致，严格要求自己。知识分子除少数已成为政治家和党政干部的以外，从事于专业研究的知识分子应以他们的专业特长为社会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要求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和专业上都很强这是做不到的，对知识分子不提“又红又专”的要求，而提“德才兼备”的要求，是比较科学的。德包括思想品德，也包括政治品质，德才就优，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