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社会论文,中国论文,利益论文,身份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里，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许多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调整和变化。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的问题是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观念和行为发生的重大变化。我们希望表述三个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以及其他国际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重要变化过程，围绕这三个过程提出三个基本假设，并对假设做出初步的验证。这三个过程是：第一，中国经历着对国家身份的再定义；第二，中国经历着对战略文化的再建构；第三，中国经历着对安全利益的再思考。虽然这三个过程仍在进行之中，但是这一过程的各种发展特点已经明显地表现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之中。同时，这个过程继续获得动力，如果没有意外重大事件的发生，就会沿着现在已经显现出来的轨迹向前发展。
国家身份的再定义
国家身份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具体地说，国家身份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主导国际社会的认同程度。
这样的认同程度大致可以划归三个范畴：正向认同、零向认同和负向认同。正向认同指国家对主导国际社会持认可态度，以国际社会成员的身份参与国际社会中的活动和事务。零向认同指国家对国际社会既不认可也不反对，对国际社会中的活动和事务采取一种游离态度。逆向认同指一个国家对国际社会持反对态度，认为自己是非社会成员，或称体系外国家，基本不参与国际社会中的活动和事务，并认为这类活动和事务对自己产生的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
根据这种身份的定义，世界上的国家相对国际社会而言可以大致分为现状性、游离性和革命性三类。与主导国际社会具有正向认同的国家是现状性国家，与国际社会具有零向认同的国家是游离性国家，与国际社会具有负向认同的国家是革命性国家。同时，现状性国家希望维护国际社会的基本现状，游离性国家根据自己的好恶取舍，而革命性国家则希望改变国际社会的基本现状。当然，这三个类别之间的区别在许多时候是一种程度上的区别，但是，在一定的程度范围之内，国家的基本身份定位是可以比较明显地显现出来的。
上述关系可以用下图示意：
图1：国际社会与国家身份
现状性国家又在三个层次上与国际社会认同，或称为三个等级的认同。第一等级是强制性认同，指国家受到强烈的外力胁迫，在自己不情愿的情况下与国际社会认同。这往往发生在一个权力霸权体系之内，强烈的外力来自霸权国。第二等级的认同是利益性认同，指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国际社会认同，自我利益的驱动使国家产生加入国际社会的动机并希望维护国际社会的基本秩序安排。在制度霸权体系或制度化的国际社会中容易产生第二等级认同。第三等级认同是观念性认同，指国家与国际社会的融合，涉及身份、文化和合法性等因素。这是既无需外力强制，也不用利益驱动的认同，是对国际社会制度和规范内化的结果。（注：这一分类参考并借鉴了温特关于内化的三种等级。参见［美］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49页。就分类条件和标准而言，可参见Boulding关于三种体系的阐述。这三种体系分别是威胁体系(threat system)、交换体系(exchange system)和融合体系(integrative system)。参见Kenneth Boulding,Ecodynamics,Beverly Hills,CA.:Sage Publications,1978,pp.333。）
我们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假设是：中国国家身份经历着再定义的过程，从一个革命性国家向现状性国家转化。这一转化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加入联合国开始到改革开放初期，这一转化过程明显加快并持续获得动力，现在已经处于正向认同区域之内。
国家对国际社会的态度和行为是基于国家身份的，不同身份的国家会有着不同的观念和因之产生的政策；同一个国家，如果其身份发生了具有意义的变化，它对国际社会的观念和政策也会因之而产生变化。（注：Ronald L.Jepperson,Alexander Wendt,and Peter J.Katzenstein,"Norms,Identity,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in 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52.）国家的身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因素，但却不是静止不变的常量。环境的变化、社会进程的发展、互动频数的增减都会导致国家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化。这些变化经过行为体在实践互动中的反馈，就会使行为体对原先的身份进行反思、修正或改变。这并不一定说行为体原先的身份定位是谬误的，但是变化的政治文化环境可能会使行为体认识到修正或改变后的身份更适应变化后的环境。身份政治的研究议程要求我们首先观察国家身份和身份定位的变化，然后观察国家因此而产生的利益和基于这种利益的行为。
重大政治、军事、社会变革往往会导致国家对于自我身份的再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国内政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在这种变革的冲撞下，中国对自己在国际社会的身份定位也发生了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国之后到1971年加入联合国之前基本上是一个国际社会体系之外的国家，在1971年加入联合国之后的整个70年代，虽然置身于这个国际组织之中，但是中国真正参与的程度相当有限，这反映在中国参加国际制度方面：至1999年中国共加入220个国际公约，在1949～1979年间只加入34个，而1979年后则加入了186个。（注：以中国签署条约日期计。参见中国外交部：《中国参加多边国际公约情况一览表》，http://www.fmprc.gov.cn/chn/premade/24475/dabiao.htm。）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身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亦即中国国内政治进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的时候，也呈现了根本性转变的迹象。从总的趋势看，在70年代之前，中国自我身份定位是一个具有比较明显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80年代之前则具有一定的游离性；80年代之后则表现出明显的体系内负责任大国的特征。
国家身份的重大调整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
第一，国家经济利益。中国把国民经济的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并且把外交工作的重点置于维持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方面，所以，从国家直接利益的角度看，中国需要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实际上，这些年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国际社会的开放和自由贸易，得益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政策。外贸占GDP份额1978年仅为12%，2000年达到36%；现在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为44%，2001年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六大贸易国；实际利用外资在1978年时为0，2001年为469亿美元。（注：《人民日报》，2002年9月24日第一版。）这些经济利益已经将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使中国与国际社会产生了高度的利益认同。
第二，中国开始全方位地参与国际社会内的活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从加入34个国际公约到加入220个，不仅表现了一种参与量的剧增，也表明了认同程度的巨大提高。并且，这种参与不仅仅可以获得现时的国家利益，而且也包含着一个中国和国际制度互动的进程，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中国不断通过认知、学习和反馈，更加了解国际规范，中国的行为也更多地受到国际规范的约束，即使在对于自己没有即时利益的方面也会比以往更加注意遵守国际制度的原则和维护自身的国际声誉。参与的活动越多，中国就越会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
第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制度的参与加大了中国的认同程度。战后半个多世纪中国和国际社会关系的发展表明，中国正在由一个体系外的大国转变成为在国际社会内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成为维护世界和区域秩序的现状性国家，维护国际社会和所在区域的稳定已经成为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任务。因此，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被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宗旨。（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从这三个层面上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一个国际社会之外的政治革命性大国转变为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的经济发展中国家。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新的国家身份的定位仍在形成和巩固过程之中，如不出现安全领域的意外事件，新的身份特征会得以继续加强。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中国对于国际社会、战争、冲突等一系列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的认知，也是中国外交战略新思维的基点和依托。
战略文化的再建构
战略文化指一整套宏观战略观念，其基本内容被国家决策人所认同，并据此建立起一个国家长期的战略取向。（注：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ix.）战略文化包含一套统合的符号系统，帮助确立军事力量在国家间政治关系中的作用和有效性的信念，因而建立起国家主导性战略偏好。（注：Johnston,"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Katze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p.222.）战略文化包括对战略环境秩序的基本估计，确立国家决策者对国际冲突及其解决方式的理解，尤其涉及对武力的认识。战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战略选择。
战略文化可以划为两类：冲突型战略文化和合作型战略文化。为了使战略文化的概念可操作化，我们将其进一步定义为三种认识：对战争的认识、对冲突的认识和对暴力功效的认识。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将每一种认识分为两种对立的观念：对战争的认识涉及怎样认识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即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还是异常现象；对冲突的认识指涉及怎样认识冲突的性质，即认为冲突是否必为零和性质；对暴力的功效的认识涉及怎样认识使用暴力所产生的结果，即暴力是否可以有效地保护自我利益和决定国际事件的结果。如果认为战争是人类事务中不可避免和不必避免的现象、冲突具有必然的零和性质、暴力可以有效地保护自我利益和消除安全威胁，行为体的战略文化就属于冲突型战略文化。反之，则属于合作型战略文化。在行为层面上，战略文化则影响到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安全战略的实施。（注：用战略文化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研究国家安全是Johnston提出的。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s China,"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pp.216-268；关于战略文化的精确定义，参见ibid.,pp.222-223。Johnston认为中国战略文化的现实主义政治核心在毛泽东之后并没有改变。他说："China has historically exhibited a relatively consistent hard realpolitik or parabellum strategic culture that has persisted across different structural contexts in the Maoist period(and beyond)."认为这种强现实主义战略文化仍然影响中国的战略行为。我对此不能苟同。参见Johnston,ibid.p.217.）
战略文化的概念可以下图表示：
图2：战略文化概念示意图（注：这是对Johnston的"The Central Paradigm"图稍加改变后做出的。参见Johnston,"Cultural Realism and Strategy in Maoist China,"p.224。）
我们对中国战略文化的假设是：中国的主导战略文化经历着再建构的过程，从一种较多地属于冲突型的战略文化向较多地属于合作型的战略文化的方向转化，亦即沿图中虚线箭头所示方向发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对于战争和冲突的基本看法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冲突是人类事务中的普遍现象。对于对手的性质，强调对手本质的不可改变和战略意图的不可改变。对于与敌人之间的冲突的性质，则强调斗争、斗争的严酷性、将斗争进行到底和将敌人完全消灭的必要性，也就是强调冲突的零和性质，无论是国内的阶级斗争还是国际上对于中国形成的各种威胁都具有这种零和性质。另外，暴力在冲突中的作用也得到了肯定。尤其是在确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世界范围内对抗性斗争更加得到重视。二战以后中国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尤其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于中国形成的威胁，使得这些战略文化的核心因素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所以中国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的意识在二战后的40多年里始终没有减弱，中国战略文化的实质和主导方面是斗争，合作则是非主要方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任务的基本路线，决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来。与此同时逐渐弱化了斗争（国内和国际）的突出地位。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初步提出战争可以延缓的想法。（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1981年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上）》（以下简称《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世界和平是可能的。（注：《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页。）1985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两大问题，认为战争至少十年打不起来。到1987年，邓小平明确指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这表明，从70年代末之前的战争不可避免到8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战争可以避免，中国的战争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仅说明中国不再时时准备打仗和打大仗，也说明中国对于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对国际冲突的性质和暴力的功效等战略文化的重要因素，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定义。
中国第三代领导人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合作意识。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世界大战是可能的。”（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后来，虽然出现了一些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安全不利的事件，如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南海撞机等，但是，中国对世界局势的基本估计仍然是“整体和平、局部战争，整体缓和、局部紧张，整体稳定、局部动荡”，（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页。）强调了世界大局的稳定与和平。对于对手性质，江泽民认为“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对于暴力的功效，则是“对彼此之间的分歧，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在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重申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是安全的核心，并认为“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6～48页。）
所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新的战略文化开始显现；至80年代中期，这一战略文化的一些基本因素已经逐步形成；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十几年的时间，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至今，这些战略文化的重要观念有的仍处于形成阶段，有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内化，并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得到了加强。如果说中国战略文化最根本的变化，那就是从以强调斗争为核心的战略观念转变为以趋于合作为核心的战略观念。战争的可避免性、对手的可合作性、暴力效用的明显降低是战略文化变化的外在表现。
对安全利益的再思考
国家安全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概念之一。从传统的、以国家领土为基本考虑的政治现实主义安全观念到冷战之后受到重视的全球安全和国家综合观念，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关于国家安全利益的判断，国际体系结构和国际互动进程都有着重要意义。（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Boston:Addison-Wesley,1979;Robert 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2:379-396.）但是，结构和进程都是通过国家的认知产生意义的。所以，本文将安全观念置于对安全利益研究的核心位置，也就是说，国家决策者怎样认识自己的安全境况和安全威胁是国家安全利益判定的直接因素。人们安全观念的改变会引发他们对国家安全利益的新的思考。（注：参见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3rd ed.,New York:Alfred A.Knopf,1961,pp.562-563;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Addison-Wesley,1979,Chapter 6;Michael T.Klare and Daniel C.Thomas,World Security:Challenges for a New Century,New York:St.Martin's,1994。）下图汇总了目前关于安全的一些基本观念：
图3：安全利益示意图
图3中纵坐标表示三个层次上的安全，即个人、国家、世界，可称为共同安全。横坐标表示的是在国家层次上的诸安全方面，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甚至可以包括更多的安全方面，可称为国家综合安全。（注：关于广义安全的讨论，参见Barry Buzan,People,States,and Fear，转引自庞中英：《广义安全、经济安全、安全合作》，载《欧洲》，1997年第1期，第35页；另参见李少军：《论安全理论的基本概念》，载《欧洲》，1997年第1期，第24～33页。）随着二战后世界进程的发展，尤其是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纵横两个方面的诸类安全越来越表现出密切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关系，逐步构成了一种全方位的动态和立体的安全观念。图中的中心圆区域表示了国家这个层面和比较传统意义上的安全观念，涉及国家安全概念的三个最基本类型：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注：参见Harold Brown,Thingking About National Security,Boulder:Westview,1983,pp.4-5。）中心圆之外表示非国家层面和非传统安全观念。
在国家层次上，安全概念的基本意义是基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也就是说涉及国家是否受到外来威胁以及这种威胁的严重程度。在国际政治范畴内，对安全的定义是以国际环境为基本依据的。国家安全是主权国家在无政府国际环境中对自身生存的需求，其核心部分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指国家主权的确立，即代表国家的政府及其制度不受外来因素的威胁，并在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中具有公认的法理地位。军事安全指国家领土的完整，即国家领土或领土主体不受外来军事力量的威胁。经济安全指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即国家经济发展有着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受外来负面影响的干扰和破坏。非国家层面、非传统安全的观念虽然也不是全新的概念，但其重要性则是在冷战之后凸显出来的，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我们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假设是：中国正在经历着对安全利益再思考的过程，从高度关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到加强对经济安全的重视；从高度关注核心安全利益到加强对非核心、非传统安全的重视。所以，在安全坐标的纵横两条轴线上都有着实质性的扩展和突破。以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认知和认知调整为线，大致可以把1949年至今中国安全观念的演化分为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9年；第二阶段：1969～1982年；第三阶段1982～1996年；第四阶段：1996年至今。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9年苏联入侵珍宝岛和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为止。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的安全考虑集中在核心安全范畴内的高位政治领域：政治军事安全并重，经济安全处于十分次要的位置，其他领域的安全则基本上处于决策者视线之外。
建国伊始，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巩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胜利成果，争取新政府在国际上取得合法的地位，也就是争取新中国的政治安全。虽然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部分西方中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由于美国这个世界性超级大国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美国的主要西方盟国都没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争取恢复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权威组织中席位的努力也由于美国等国家的干预而未成功。这种状况到20世纪60年代末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所以，在这20年的时间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首先表现在政治安全方面。与此同时，中国也感到军事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宣告成立，朝鲜战争就爆发了，最终导致中美直接交兵，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的最大一次国际性战争。美国在朝鲜战争开始后把中国台湾划入其保护圈内，并于1954年与蒋介石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还与中国的周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军事条约，形成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中国对军事安全的基本估计是“公开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疯狂地扩张军备并且加紧威胁我国的安全”。（注：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6页。）中国明确提出“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注：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页。）如政治安全方面的威胁一样，军事威胁也主要来自世界第一号强国美国。
第二阶段从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役开始至1982年中共十二大宣告不与任何大国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止。在这个阶段，对安全的认知仍然集中在核心安全范畴，但军事安全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中心，政治安全威胁感减弱。
中国政治安全感的增强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改变。从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虽然中美两国还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已准备全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合法地位。第二，中国于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这标志着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成为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个正式成员。第三，在这一阶段中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全部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第二阶段中政治威胁减弱，美国由中国的第一号敌人转而成为中国联合的对象，政治安全不再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最紧迫问题。
在政治安全增强的同时，对中国军事安全的威胁日益突出。对于中国军事安全构成威胁的是世界第二大强国、中国的邻国苏联。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从苏共二十大就已经初见端倪，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时，苏联综合军事力量已经接近美国，这就使得苏联具备了依靠军事力量在更大范围内推行对外政策的能力。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等观点及其实践也表明了苏联有着使用武力的意愿。1977年，中国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个社会制度不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绝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注：转引自丛凤辉主编：《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1978年后苏联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使中国感到苏联从北部、南部和西部形成了对中国包围式的军事威胁。同年，中国决定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种现象持续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的塔什干讲话和中共十二大。因此，中国安全考虑的重点是军事威胁，并且准备打一场全面抵抗战争。
第三阶段从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开始至1996年。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安全观念仍然集中在核心安全领域，但开始从核心安全范畴中高位政治方面向低位政治方面转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开始明显上升，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的地位相对下降。这是第二代领导人在安全领域表现出来的新的观念。
中国安全观念开始从以政治军事为核心转向重视经济安全，首先表现在中国对于世界局势的判断。从20世纪70年代末初步提出了可以延缓战争的思想，到80年代中后期明确做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论断，中国完成了对世界性战争认知的根本转变，明确了军事安全不再是中国国家安全的迫切问题。在军事安全重要性和迫切性降格的同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断上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经济改革的战略。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政策的中心。他说：“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把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定位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开始以创造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为主要目标。进而，中国领导人将经济发展视为其他安全的基础和保证，认为中国如果不能尽快缩小差距，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都会遇到严峻的挑战。中国对于经济安全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感受最深，所以，邓小平一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只能是死路一条”。（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政治安全在这一阶段的重要程度大于军事安全，但小于经济安全。自苏联解体之后，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不复存在，中国作为主要的社会主义大国，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进攻的重点。虽然中国强调淡化意识形态，积极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和合作，但无论在经济和军事领域还是在价值观念和民族意识领域，中国仍然被视为一种严重的威胁。（注：这方面最典型的表述是［美］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著，隋丽君等译：《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1989年，中国的政治安全感急剧下降，中美在冷战以后因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出现的紧张关系，都使中国感到国家政治安全受到了威胁。所以，政治安全的直接威胁源依然存在，并且，由于这种威胁源的强大，政治安全观念也仍然处于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即使是在1989年中国的政治安全面临最严峻考验的时候，经济建设仍然被视为中国头等重要的大事，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发展自己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页。）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时候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强调了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认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还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中国在近几年提出的新安全观更是将经济发展视为政治、经济、社会等安全的基础和前提，经济安全又是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政治安全的紧迫性反而加强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所以，江泽民说：“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惟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系到国计民生，也关系到世界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注：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4年11月16日。）
第四阶段从1996年中国初步提出新安全观到现在。在这一阶段，在经济安全继续受到重视的同时，非传统安全开始受到关注。中国的安全观从纵横坐标的核心圈向外延伸，在横坐标上，其他安全（如环境安全）受到更大的重视；在纵坐标上，国际安全、区域安全等也受到更大的重视。可以说，以合作安全和相互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是第三代领导人的新的安全思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继续强调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在1997年，维护经济安全的明确说法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文件之中。（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但在强调经济安全的同时，安全观念开始向核心安全领域之外发展，这是第三代领导人的新的安全思维的突出表现，其核心是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1996年4月，中俄等五国首脑会议在上海召开，讨论边境地区军事互信问题，创立了上海机制，成为中国考虑新型安全问题的契机。（注：江泽民：《在杜尚别出席“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0年7月6日。）1997年3月，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新安全观。同年4月，中俄进一步提出了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主张以对话和协商、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调寻求安全。1999年，江泽民再次阐述了新安全观的内容，指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注：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9年3月27日。）并在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再次予以强调。（注：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0年9月7日。）在200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全面阐述了这一新安全观：“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至此，新安全观的完整表述得以完成。
新安全观有几个重要内涵：第一，新安全观主张综合安全，即不仅包含传统的军事安全，而且包含经济、科技、环境等诸多方面，经济安全尤其重要，非传统安全得到重视；第二，新安全观强调的是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不片面追求一国的绝对安全，只有加强与他国的合作，才能获得共同安全；第三，安全的威胁来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第四，达成安全的方法是相互信任、合作对话。（注：阎瑾：《浅析中国新安全观形成的国际背景及其内涵》，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2年第1期，第33～35页。）可以看出，新安全观在安全坐标的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表现出重大的突破。在横坐标上，新安全观突破了核心安全领域，向左右两个方向延伸；在纵坐标上，则突破了国家单方的考虑，开始向坐标上方延伸。也就是说，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的安全观念开始或者已经突破了传统安全和核心安全构成的中心圆，这是安全观念的重大改变。
结语
国家身份界定国家的战略文化和国家的安全利益。从以上分析中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一般性假设：一个国家的身份定位与国际社会的正向认同程度越高，合作型战略文化的特征越是明显，安全利益的重点越向经济安全和合作安全方面偏移，这个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基本互动关系也就越可能呈现良性的合作状态。20年来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过程表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观念都在经历着调整和变化，这对于中国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有着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使中国能够以更加合作和负责任的精神发挥重大和建设性的作用。
从现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关系来看，中国正在继续提高与国际社会的认同，深入内化合作型战略文化，对经济安全利益和其他非传统安全利益也更加重视。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中充满活力的成员，会越来越成为世界体系中的稳定因素，也会发挥更加负责和更加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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