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背景下企业合作营销国外研究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群论文,国外论文,背景下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097(2013)07-0148-07
[DOI]10.3969/j.issn.1007-5097.2013.07.031
产业集群(以下简称集群)的发展不仅影响着一个区域和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还使企业的价值链活动跨越国界，实现全球化发展。在此背景下，集群企业间在产品、服务和知识等方面以自愿合作的形式促成交换、分享和共同发展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商业现象。虽然企业合作并非集群必备的特征，但研究表明：其一，集群企业成活率与企业间合作的数量和质量直接相关。能够充分利用集群资源展开合作的企业其成活率高于缺乏合作的企业(Staber 1998)[1]。其二，缺乏合作的集群在发展中难以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Stamer 1998,Schmitz 2000)[2-3]。
合作营销是集群企业的一种合作方式。它既有助于企业充分展示优势和能力(Stefanos 2006)[4]，提高开发新市场和新贸易的可能性，又能在企业间形成标杆营销，促进企业的有序发展。尤其对中小企业而言，通过主动的合作能够使其获得积极的集群外部效应(Brown等2010，Maine E M等2010)[5-6]。因此在集群企业的实践中，合作营销已在很大程度上从操作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成为企业提升市场绩效和持续发展的有效工具(Kandamir等2006)[7]。
虽然学术界对集群的研究已相对成熟并逐步深入，但对集群企业合作营销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且呈离散状态，理论研究落后于企业实践。因此，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评析，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加以思考，将有助于集群视角下营销理论与企业实践的深入发展。由于学者们在研究中交替运用共生营销、合作营销、战略合作伙伴、营销联盟等称谓(Varadarajan等1986)[8]，对其概念未加严格区别，且研究内容目前主要涉及现象解读，主要解决“什么是”和“为什么”的问题，尚未见深入研究，本文将基于上述几种称谓，主要从集群企业合作营销的产生和概念、影响因素、模式和形式、相关理论模型等方面对国外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述评，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期望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集群企业合作营销的产生和概念界定
20世纪20年代已有学者提出合作营销的观点(Hobson 1921，Palmer 1926)[9-10]，但直到Adler(1966)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共生营销》[11]一文，合作营销才引起学术界较多关注。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就“合作营销”的称谓和定义达成统一。但较多学者称其为“合作营销”或“协同营销”。从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来看，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但Polenske(2004)认为，“合作”(cooperation)和“协作”(collaboration)在概念上有所区别。“协作”通常沿供应链或垂直方向展开，是由组织内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主体直接参与某一产品的设计、生产和/或营销的行为，常具有排他性。而“合作”主要表现为由组织外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主体达成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议而实施的共同行为(不涉及对某产品共同的设计、生产和营销)，包括垂直和水平两种形式，灵活且不具排他性[12]。本文研究的合作行为隶属后者的范畴，故采用“合作营销”的称谓。
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导致并促进该区域的劳动分工、生产专业化、专业知识积累、交易成本降低、经济和社会体系网络化等方面的发展，由此也增强了企业间的依赖性以及企业学习和创新的社会化过程的有效性，从而促使企业间通过广泛和深入的合作来建立、巩固和提升竞争优势(Dickinson等2004，Morgan等1994，You等1994，Schmitz 1999，Felzensztein等2009)[13-17]。面对国际化和信息化的竞争环境，集群的发展逐渐呈现出具有合作意义的特征。第一，大企业的领导地位日益凸显并得以加强，企业网络更趋于正式化和结构化(Carborana 2002)[18]；第二，尽管中小企业倾向于灵活且快捷地应对环境变化，但地理上相互靠近使其在沟通和传播上表现出自然趋同性(Wickham等2006)[19]，并且倾向于与其他企业构建战略合作网络(Brown等2010)[5]。而在此过程中，企业家和相关机构会自然介入集群的社会网络之中(Jack等2002)[20]。
马歇尔和韦伯首先将产业的地理位置与营销因素相结合，提出营销的社会性元素，如合作、合作伙伴和合作营销行为等(Marshall 1923，Weber 1927)[21-22]。Pyke等(1990)所著《意大利产业集群和企业间合作》一书是最早研究集群企业合作的著作之一。书中指出，意大利集群中的中小企业依靠合作营销网络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并取得了成功[23]。Schilling等(2007)在研究了美国11个行业联盟网络中1106家企业的合作实践之后得出结论，地理靠近的企业比没有此种特征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合作和创新能力[24]，并易于形成更具创新性的企业营销战略(Felzensztein等2012)[25]。de Dominicis Laura等(2013)对欧洲的区域性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26]。可见，“地理接近”对于集群企业来说具有空间和社会的双重意义(Felzensztein等2009)[17]。
许多学者认为合作本身就是一种营销行为，因此“合作”和“合作营销”两个词在研究中常交替出现，形成了一个较为宽泛的理论概念和行为范畴。Hakansson等(2006)根据商业关系的关键特征，将集群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定义为：①具有紧密的协作关系；②具有长期、频繁且较为复杂的联系；③以合作为导向且相互承诺等[27]。基于营销功能层面的研究表明，合作营销主要表现为在产品开发和后勤整合和协作、价格和质量管理、销售渠道选择和促销等商务管理过程中，企业间广泛联系、相互适应、信息共享以及各种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协调(Varadarajan等1986，Achrol等1999，Dickinson等2004)[8，28,13]。据此，集群企业合作营销可以表述为是以集群企业为行为主体，以个体企业战略或营销为导向，涉及从产品开发到产品销售过程中一系列企业间的合作和协调行为。
三、集群企业合作营销的影响因素
(一)地域文化
集群处于某个地域内，置身其中的企业与地域文化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这种现象在内生型集群中更为突出。事实上，企业的商业活动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的反映(Johannisson等2002)[29]，某种文化在特定社会中的联系模式、行为标准和个体关系表现均对企业间合作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Hewett等2001，Felzensztein等2008、2009)[30-31，17]。根植于拥有合作文化传统的区域中的企业因受到环境和文化的影响，易于形成合作的共识，这是合作营销的最佳促进器(Wolfe 2003)[32]。例如，受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越南集群企业间的合作行为得以频繁发生并持久发展(Kuchiki等2005)[33]。同样，意大利集群企业因当地家族文化中合作基因的作用而成为合作典范(Motta等2002)[34]。Emir等(2013)通过对意大利和印度大理石集群的研究，揭示出当地文化对R&D、企业合作和网络均产生影响[35]。Felzensztein等(2009)对苏格兰和智利的集群企业的研究表明，因文化差异，苏格兰企业在合作中对社会期望的要求高于智利企业[17]。图1反映出地域文化对根植于集群中的各类组织的作用。
图1 地域文化对集群中各类组织的作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9]。
(二)政府和相关机构的行为
Brown等(2010)指出，集群企业通常需要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并借助于当地专业化辅助机构来实现合作营销[5]。例如在意大利以及中国、日本、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政府的政策支持对集群企业间的合作营销起到了促进作用(Kuchiki等2005)[33]。此外，经济组织和社会机构以直接或非直接的方式协调企业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促进交流；提供诸如帮助企业进行竞争分析，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建立国外合作，支持技术开发，发展地方供应商网络等服务(Richard 2003)[36]，这些均对企业间合作起到桥梁作用(Biggiero 1999，Johannisson等2002，Carborana 2002)[37，29，18]。例如，Motta等(2002)的研究显示出，意大利的集群信息中心(CITER)通过发布国际市场趋势和国内外竞争者活动报告，通报原材料和市场价格及技术发展动态，建立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站点等服务来支持和促进企业间合作[34]。同样，近年来日本集群企业、学术机构和政府间的横向合作也在不断增加(Arita等2006)[38]。
(三)集群规模和企业规模
Staber(1998)基于后制度化和生态学两个视角的研究表明，较大规模的集群因受内部资源限制，企业间竞争更为激烈。相比之下，小规模集群中的企业间熟悉程度和接触程度相对较高，有助于增进了解和信任，更易进行合作[1]。Johannisson等(2002)通过对瑞士两个规模不同的集群中的企业间合作行为进行对比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即与规模较大的集群相比，小集群中企业间的合作更为紧密[29]。
在企业层面，Felzensztein等(2008)认为，不同规模的企业对合作营销持不同态度。大企业通常不愿被其他不知名的品牌拖累，因而对合作营销不感兴趣。而中小企业则倾向于通过合作展开营销，以收到更好的市场效果[31]。
(四)合作关系要素——信任
由于地理集聚，集群企业合作营销均发生于某种特定的社会网络背景下。Bucklin等(1993)认为，作为社会网络的关键要素，信任是建立和发展合作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39]。集群企业在地理上的靠近能够促进企业间社会关系的建立，随之发展的信任可以强化企业间的商业关系(Harrison1991)[40]，而积极的合作经历又进一步培育信任，进而增强继续合作的意愿(Parkhe 1993)[41]。因此，作为维护合作关系的长期交换和保证，信任能够促进企业合作营销的有效展开，并有助于企业间长期的成功交往。
四、集群企业合作营销的模式和形式
(一)集群企业合作营销的模式
现有研究对集群企业合作营销模式的提法不一，大多数学者基于价值链的视角，将集群企业合作模式划分为纵向合作模式(沿价值链展开，如供应商与制造商间、制造商与分销商间的合作，或称垂直合作模式)和横向合作模式(在经营同类产品的企业间、跨行业企业间、企业与其他经济机构间进行，或称水平合作模式)。
为了有效利用外部资源，或通过减小企业规模实现在某个领域的专注是企业寻求合作营销的目的之一(Luis 1998)[42]。Brusco(1990)认为，由于集群的劳动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特点，具有资源互补性的企业间更有可能发生合作行为，形成纵向合作[43]。例如，最终产品生产商出于技术的考虑，通常希望与次级承包商建立联系，而在空间接近、易于面对面接触、关系持久、社会和文化密切且深入的环境中这类合作更为常见(Cainelli等2012)[44]。Carborana(2002)的研究表明，意大利集群企业的纵向合作常以大企业(或称领导企业)为主导[18]。大企业的战略将直接决定纵向合作的方式。例如，采取集群外部发展战略的大企业常选择价值链整合方式，在集群内与次级承包商形成强有力且稳定的结构化关系网络(Rama等，2003)[45]。而采用集群内部发展战略的大企业则通过投资或并购的方式进行集群内纵向整合，最终发展为产业集团。上述两种纵向合作的方式既有助于大企业自身的发展，也推动了与之合作的中小企业的成长[18]。目前企业实践和学术研究大多集中于纵向合作营销模式(Lifschitz 2005)[46]。
另一种现象是集群内的中小企业常采用灵活的横向合作来弥补其技术落后、生产能力和顾客资源有限、营销专业人士匮乏以及资金短缺等资源缺陷(Felzensztein等2008)[31]。Wickham等(2006)指出，澳大利亚Tasmanian船业集群中的企业通过横向联合，运用整合营销传播的方式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由此成为澳大利亚最成功的集群之一[19]。Arita等(2006)认为，考虑到竞争的因素，在高新技术领域中从事不同贸易的企业才有可能展开合作营销[38]。
实际上，纵横向的合作营销模式在集群中共生并存。Camuffo(2003)的研究发现，意大利眼镜集群企业的合作营销同时存在纵向和横向两种模式。其中纵向模式表现为大企业的垂直整合和层级式合作，横向模式反映为由社会根植性而形成的小企业社会网络中的合作，前者在集群中更为普遍[47]。Schmitz(2000)在对墨西哥、巴西、巴基斯坦和印度集群企业的研究中，将纵向与横向合作进一步分为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两种类型，并用矩阵来表示(参见表1)。其中，双边横向合作主要在同类企业间进行，如巴西的集群企业通过合作营销来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销量；多边横向合作则在上述合作的基础上增加企业与各类协会的合作；双边纵向合作以制造商与供应商或次级承包商的合作为主；而多边纵向合作则以基于价值链所形成的本地联盟形式为主[3]。与Camuffo相同，Schmitz也得出集群企业间的纵向合作多于横向合作的研究结论。
Boschma等(2002)进一步阐述了意大利集群企业纵横向合作营销模式下的三种轨迹。其一，专业化中小企业之间或与其他机构间最初以横向合作的方式参与国内市场竞争，然后进入由一个或数个领导企业管理、企业间以供应商关系为主导的阶段。其二，领导企业虽在集群内建立了纵向联系，但集群仍是多种组织整合的经济体，领导企业仅作为桥梁帮助其他企业建立与外部的联系。其三，众多小企业以地方性网络的形式参与国际竞争，拓宽当地市场，增加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并通过合作营销网络或专业化服务建立与外部的联系[48]。
(二)集群企业合作营销的形式
1.基于组织形态的视角：营销联盟和社会网络
Lin等(2012)揭示出在亚洲的OEM型集群中，以相互依赖和密切相联的个人联系为特征的战略联盟已成为一种独特的合作现象[49]。Swaminathan等(2009)认为，企业通过营销联盟的形式以平等和独立的地位展开合作，如打开新市场的通路；获得产品、品牌和服务以及获取新知识和技能[50]；分担成本；增强供应链等能够有助于增加企业价值(Ahn等2010)[51]。而企业与学校及跨行业组织间的横向营销联盟对企业成长更为有益(Arita等2006)[38]。Li等(2010)通过对比164个国家48个行业中的18616个营销联盟在1992年和2008年的数据发现，在集群中发挥作用的营销联盟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灵活的无权益联盟，即企业间的合作不涉及任何权益问题；另一种是合资形式，即在一个组织框架下进行管理，参与合作的企业分享权益。合作的范围包括联合产品开发、生产、分销以及促销等[52]。
社会网络是一种以交换、资源依赖和相互沟通等横向互动为特征，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企业合作的组织形态(Ibarra 1992)[53]，每一成员在网络中仍保留自己的核心价值观(Abreu等2009)[54]。因其特殊的灵活性、适应性以及成员的独立性，社会网络常被称为“虚拟组织”(Josep等2008)[55]。Johannisson等(2002)认为，当企业根植于某个特定的区域中，企业家或小企业主在建立私人关系网的过程中势必涉及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考量[29]，因此相对于地理接近而言，作为企业的一种特殊资源，社会网络对集群企业合作营销影响更大(Johannisson 1995，Felzensztein等2008)[56,31]，尤其在国际市场上更是如此(Huggins 1998，Keeble 1998)[57-58]。而集群企业在社会网络中的频繁接触、有效的信息交换、知识和文化的分享等既能够促进诸如产品等方面的创新(Casanueva等2012)[59]，又可以创建或吸引一批地方性机构，从而形成更为良好的集群合作环境(Wolfe 2003)[32]。
Huggins(1998)根据沟通性质的不同，将社会网络分为硬性网络和软性网络。其中“硬性网络”涉及企业间合作生产、合作销售、合作采购及合作开发新产品和市场等正式的合作行为；“软性网络”则主要用于帮助企业解决普遍性问题、分享信息和获取新技术等，具有非正式的性质[57]。Eraydiny等学者(2005)基于网络的作用将社会网络分为洽谈网络、朋友网络、商务网络和专业网络四类。其中“洽谈网络”为企业提供在商务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对话平台；“朋友网络”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社会控制和社会资源的安全；“商务网络”为新老企业提供地方或区域市场；“专业网络”则用于企业间的经验性和专业性学习[60]。Felzensztein等(2009)深入研究了网络结构和网络成员合作互动的关系，用网络结构的“密度”(亦称社会凝聚力)测量集群网络对其成员合作活动和行为的影响，用网络成员关系的基础(如：友谊和信任)和作用方向(如：与谁建立关系)来测量在集群网络中个体关系的强弱[17]。
此外，Biggiero(1999)运用神经机械学的理论，从Ashby定律、组织间接近、往复性和积极反馈循环四个方面解释了处于复杂动态系统中的集群企业在市场、企业、网络和区域的不同层面进行合作的生物性机理。他认为，集群是一种由个体网络、企业网络以及企业网络间的网络组成的区域性巨型网络。只有当其成员建立周而复始的、充足而稳定的联系时，才称其为网络并被外界识别，且该网络的系统效应也随成员间的往复作用而动态增强[37]。
2.基于合作性质的视角——正式合作和非正式合作
企业间的合作营销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Soh 2003)[61]。其中正式合作体现为企业间在商务层面上的交易关系，如定期商务会谈、与贸易机构的合作等(Johannisson等2002)[29]，对中小企业的成功十分重要(Schoonjans等2011)[62]。相对于正式合作而言，Felzensztein(2008)认为集群企业间非正式合作更为关键，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备受关注[31]。企业间往往基于相互理解和信任(Maskell 2001)[63]，通过非正式的交往并以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方式(纵向和横向)展开合作(Bengtsson等1999，Dahl等2003)[64-65]。例如，通过私人会面、私人俱乐部和集会等形式发展个人以及企业间的联系(Migchels 2001)[66]。Felzensztein等(2009)更为深入地研究表明，非正式的个人(或经理)层面的交往或沟通现象在集群中高达85%。尤其在合作营销的洽谈阶段，企业间的大多数接触(62.3%)表现为个体行为。而营销信息共享、管理者对资源共享的承诺在私人面对面交往中也更为重要[17]。此外，信息交流、通过互访向标杆企业或主导企业学习等非正式交流在集群中都有发生(Stamer，1999)[2]。
五、集群企业合作营销相关理论模型
(一)Carborana的矩阵评价模型
Carborana(2002)[18]运用合作企业间的联系强度和协调机制来体现领导企业与合作企业间的关系特征。其中，合作企业间的联系强度由协作度和依赖度两个参数表示，并分别由定性和定量的不同指标加以衡量(参见表2)。协调机制分为市场化、混合型和层级式三种类型，由信息变量和合约期限两方面加以考量(参见表3)。
(二)Johannisson的集群合作网络模型
Johannisson等(2002)[29]通过对瑞士Anderstorp产业集群内67家企业和Lammhult家居产业集群内29家企业、20家经济组织和49家社会机构的调查，从经济因素(结构性根植)和社会因素(企业个体根植)两个方面构建了由企业、经济组织和社会机构构成的基于商业联系的三层次网络模型，用以解释商务合作中集群内各方的作用以及合作层次特征(参见图2)。
图2 集群合作网络模型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9]。
图2所示的合作网络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表示企业间对称的一对一本地化商业网络，呈现出企业间相互给予和接受的交换关系；第二层次是在第一层关系的基础上增加企业与经济组织之间的联系网络；第三层次则是基于以上两种关系再增加企业与社会机构间的联系网络。因专业和技术等因素，在第二层和第三层网络中企业与其他机构之间具有非对称关系。为了对上述三个层次加以量化分析，Johannisson等以知晓度、商业及专业化往来、联合发展等九条线索来考察第一层网络；以知晓度、商业及专业化往来、问题的解决等八条线索考量第二层网络；以引入社会机构、委托业务、本土及国际商务交换等五条线索考量第三层网络，并构建出各层的关系矩阵。
(三)Gummesson的价值共创模型
Gummesson等(2010)扩展运用B2B和B2C供应链中两两互动的理论，以服务为主导，构建出网络环境下多方(A2A)合作互动和资源整合的价值共创模型(参见图3)。该模型显示出各合作方通过合作互动进行资源整合，达到资源、过程和结果的匹配，最终实现合作各方共创价值的目标，从而揭示出网络环境下多方合作共创价值的过程、内容、方式和路径。其中，合作互动是关键，它能释放出网络环境下价值创造的机会，促进企业的社会化过程[67]。该模型虽然并非针对集群企业，但其多方合作的背景与集群企业合作营销类似，因此该模型所阐释的合作方式、路径和结果对于全面研究集群企业的合作营销有着实际意义。
图3 网络环境下A2A合作互动和资源整合的价值共创模型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67]。
总体看来，上述几个模型均以企业为出发点，重点从微观(集群企业或个体合作方)的层面阐释了集群企业合作的关系特征，明确了企业合作的目标，揭示了合作的关键指标，是集群企业合作营销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但其仅为研究初期的经验性结果，其合理性、全面性以及适用性还需进一步加以验证。
六、研究评价与展望
(一)研究现状评价
在理论方面，对现有文献的梳理表明，迄今集群企业合作营销的研究总体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特点。现有研究主要借鉴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理论，较多从地理集聚、价值链、社会网络和企业联盟等视角对合作营销进行概念和作用阐述、现象识别和归类、模式探讨以及理论建模，这与集群研究的视角相一致，并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学者们对该领域的研究内涵和外延未形成统一认识，研究边界尚不清晰，因此研究范围较宽泛，研究内容零散且缺乏系统性。此外，由于集群企业合作营销是一种复杂行为，既不能简单移植传统营销的理论框架，直接以个体企业营销加以推论，又难以用单一学科的理论全面阐释其本质和机理，故现有研究反映出其微观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的缺乏。
在实践研究方面，现有研究存在以下特点同时也是不足：其一，以集群个案研究为主。个案研究虽然能够较为贴切地反映出真实世界的情形，但研究结果通常只是个案的经验性结论，未经更多实践验证，因此对企业实践的针对性指导意义尚显不足。其二，以企业层面的研究为主。现有研究主要围绕着企业合作的目的、方法和行为展开，较少从政府、中介组织或社会机构以及集群整体的层面加以研究。虽然企业是集群中合作的主力军，但随着集群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当地政府和各类机构在企业合作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若缺乏上述研究就难以全面揭示集群企业合作营销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从而很难为实践提供全方位指导。
在研究方法上，大多数研究采取企业走访的形式获得一手资料。虽然这种形式能够确保与企业面对面沟通，但因所涉及的企业数量有限，调查样本难以具有代表性，且不足于运用统计方法加以分析和验证，致使定量研究受限且研究结果缺乏说服力。虽然学者们已在定量研究上有所尝试，但大多仅局限于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和分析，研究方法仍显单一。
(二)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上述研究评析，本文认为未来应致力于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第一，加强系统性研究。首先需清楚界定合作营销的研究领域，以形成基本的研究框架和体系，改变研究内容过于宽泛且离散的研究现状，进而展开深入研究，充实合作营销的基础理论。例如，基于系统的思考，进一步研究集群企业合作营销的影响因素、合作营销形成、维护及发展的途径；已有理论模型在各类集群中的验证；集群企业在各种合作营销模式下的合作理念、运作特点和行为偏好，等等[68]。
第二，拓展研究层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其一，对当地政府、不同经济组织和社会机构在企业合作营销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深入研究。例如，根据集群的生命周期发展阶段，动态研究上述组织在各阶段对企业合作营销所发挥的作用。而由于网络联系是动态、复杂和情景特定的，因此需要对政府、其他相关机构或社会组织间的“关系组合”加以研究。其二，合作营销除了在集群内的个体网络和企业网络之中进行，也发生于集群内部和外部的企业网络之间(也称“巨网”)，后者对集群整体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巨网”极具研究价值。其三，从集群的层面研究，诸如集群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合作营销模式和特点、行业特点与合作营销的关系及其影响之类的问题。
第三，变换研究视角。后续研究若要有所创新，需从研究视角上寻求突破。例如可以从生态学、生物学、神经学或物理学等不同视角，结合不同学科的理论进行交叉研究，进一步展开现象描述、机理剖析和归因诠释等研究，并探索其健康发展的途径及方法。此外，就管理而言，合作营销的网络十分复杂，因此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研究有效管理的问题也十分重要。
第四，加强定量研究。为了确保定量分析顺利展开，应在企业走访的同时加大问卷调查的投入。虽然发放企业调查问卷的工作量和难度较大，且回收率低，但其费时少，成本低，企业覆盖面大。既可弥补样本数量的不足，又较少占用企业的时间和人员，能够有效提高研究样本的代表性、数据分析的可靠性以及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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