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转向”的哲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问题已经在本世纪的哲学中获得一种中心地位。”〔1〕不知有多少现代西方哲学家发出这样的感慨。哲学家们甚至把20世纪哲学这一新的特征称为“语言的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 以把它与哲学史上发生的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相提并论。语言为什么会成为哲学的主要对象？在哲学上，语言灰姑娘式童话般地取得重要地位，又意味着什么？这需要我们对“语言的转向”进行哲学反思。
所谓“语言的转向”，就是指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实现的哲学主题的转换，即由近代哲学认识论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的研究。罗蒂把它概括为，“要求通过改革语言或者通过了解语言的用法来解决哲学问题的哲学主张”〔2〕。西方分析哲学家认为， 这一转向的意义就在于为哲学找到全新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他们认为，语言是哲学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研究对象，全部哲学问题都可归结为语言问题，哲学的基本方法就是语言分析，而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语言分析弄清楚平常语言、日常语言乃至哲学语言的意义。根据分析哲学家的标准，传统哲学（包括古代哲学、近代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研究作为形而上学必须受到拒斥。分析哲学家们认为他们实现了与传统哲学的“决裂”，因而把“语言的转向”看作是一场“哲学中的革命”（艾耶尔语）或是一次“哲学的伟大转变”（石里克语）。
“语言的转向”在西方哲学发展上无疑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一转向的发生、发展，反映了哲学发展中的矛盾，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矛盾的分析，揭示“语言的转向”的理论意义。
一、“语言的转向”反映了传统哲学主题与现代哲学发展的矛盾
众所周知，理性是近代哲学的核心主题，它作为启蒙运动的理论概括，曾激励无数思想家建构体系使之趋于完美。这些近代思想家通常使用“观念”（idea）这一基本哲学范畴，运用思辩的方法来实现他们的目的。“天赋观念”、“清楚明白的观念”、“真观念”、“简单观念”、“复杂观念”，表明了哲学家们对于理性的态度。他们重视观念，信任观念，其中黑格尔的“绝对观（理）念”则把观念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黑格尔的学说中，整个世界不外乎是绝对观念的化身。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哲学可谓是近代哲学发展的顶峰，他不但把自然界，而且把人类的历史（包括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人类思想的发展史）都纳入到他的哲学体系之中。他的“科学之科学”的理论体系把人类理性推到了至高无上的高度，这为他的学说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使整整一代人为他的思想所倾倒，但同时他的成功内在地孕育着他的失败，因为他把哲学等同于理性宗教。黑格尔说，“哲学的内容，它的需要和兴趣，同宗教是完全相同的，……无论是宗教还是哲学，都不过是为神学服务的特殊方法，二者的不同就在于为神服务的这种特殊性。”〔3〕黑格尔把哲学等同于宗教，表明其学说已成为科学和哲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也就等于宣布了其学说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
黑格尔哲学的破产，实际上是传统理性哲学的失败。通过启蒙运动，人们以理性战胜了上帝；但当理性通过思维逐渐膨胀为新的上帝的时候，人们终于发现自己陷入了理性的困境——自我中心困境〔4〕。
培里等新实在论者认为，近代认识论哲学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我们不可能发现我们没有认识到的东西，而这就是“自我中心困境”。它是近代哲学方法论上一致的困境。这一困境的存在，源于近代哲学这样一个基本前提：“对认识意识的先在性肯定，对存在依赖于对它的认知的肯定。”〔5〕培里令人信服地说明，近代哲学，不管是何种流派， 只要它是以认识论研究为基石，以思维理性为主题，就必然导致“自我中心困境”。
“自我中心困境”的存在，哲学成为理性宗教的命运，注定了构建理性哲学体系使命的终结。因为“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形成确切的思想映象，这无论是对我们还是对所有的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体系的建立只能“封闭了一切科学走向未来的道路”〔6〕。因此， 尽管康德、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提出理性批判的任务，尽管新黑格尔主义者为挽救体系哲学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仍无法挽回传统哲学遭到淘汰的历史命运。
传统哲学的终结成为哲学发展新的契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西方科学主义思潮，还是人本主义思潮，都是从批判形形色色的黑格尔主义而发展起来的。其中分析哲学所实现的“语言的转向”，不仅批判了传统理性哲学，而且为理性哲学找到新的研究主题——语言。
纵观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分析哲学始终处于哲学发展的主流，说明分析哲学实现的“语言的转向”是西方理性哲学在主题转换时期，比较成功的理论选择。尽管当今的西方哲学对于语言问题的探讨，早已不满足于在认识论领域对传统哲学进行反叛和清算，而是泛化到本体论、历史观、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但这些研究大都是在分析哲学实现“语言的转向”之后的哲学背景下完成的，因此，理解分析哲学实现的“语言的转向”，是理解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语言的转向”实质上是要求实现哲学语言化的过程。所谓哲学的语言化，就是把哲学问题的研究等同于对语言问题的研究，即把语言作为唯一或主要的研究对象，把语言分析当作哲学的基本方法。分析哲学坚持这一立场，意在说明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问题，特别是认识论研究，已丧失了其存在的理论意义。“语言”比“观念”更为客观，更接近实在，是研究理性的更好的、更方便的工具。由于分析哲学不仅摧毁了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基础，而且为哲学找到了新的、可替代的主题，从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语言的转向”能够得以实现，是有其必然性的。
分析哲学家认为，对语言的分析比近代认识论研究对于经验、理性等心理过程的分析更为客观，更容易为人所把握。建立在心理主义之上的近代哲学认识论研究超不出心理学的范围，随着心理学的不断实证化，思辩研究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认识论研究中，知觉和感觉总是主体个人自己的，因此，这种认识论要么最终导致独断论和唯我论，要么必然导致不可知论。而语言可以取代以感觉、知觉成为基础的观念，就在于它是公共的、社会的、主体间可理解的；因而是客观的。它不仅可以表达感觉、知觉经验，而且使这种经验摆脱个人的狭隘范围而成为有意义的、可交流的东西。罗素指出，“语言有两种相互关联的优点：第一，它是社会性质的；第二，它对‘思想’提供了共同表达方式，这些思想如果没有语言恐怕永远没有别人知道。”他认为，语言的优点体现了“为大家所共有的和只属于个人的经验之间的区别”，具体说来，“语言是把我们自己的经验加上外形并使之为大家共晓的工具。”〔7〕因此， “描述的知识的根本重要性是它能够使我们超越个人经验的限制。我们只知道完全根据我们在认识中所经验的语词而组成的真理，尽管事实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凭着描述对于我们所从未经验过的事物而具有知识。”〔8〕这样，分析哲学家认为， 语言的客观性、 可交流性是避免传统认识论固定在心理学领域而导致“ 自我中心困境”的最佳方案。维特根斯坦把它概括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9〕。
这种语言批判导致的哲学语言化并不是按照传统哲学的发展线索进行的，而是采取了一种元哲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即把“哲学变成对基础的研究”〔10〕。分析哲学家把哲学看作是一种分析的活动，而不是一种知识体系。他们指出，“过去时代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认为哲学命题的真正意义的最后内容可以再用陈述来表达，即可以用知识来阐明；这是形而上学的错误。”〔11〕但“不能仅靠批评一种超验的形而上学体系的产生方式来推翻它，我们要求作的是对构成这个体系的那些陈述的性质作出批判。”〔12〕这一批判就是语言分析。
从表面上看，分析哲学采取了一种对于传统哲学过于消极的哲学观。但这种哲学观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却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它促成了哲学主题转换的实现，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研究不再具有原来的地位，语言分析成为哲学理论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哲学观适应了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实际。
一方面，现代社会呈现出高度的专业化、技术化倾向“强烈地影响了哲学家们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这些主题的方式”。哲学家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发表在普遍的评论刊物上，而是发表于专门论坛之上。“把问题和争论交给同行们作专门批判的这种新的职业实践，导致人们日益关心起哲学的技术问题，以及热衷于讲究推理的严格性。”〔13〕
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也为分析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人们对信息交流的需要日益迫切起来。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信息产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语言作为信息载体的独特性质，使语言的实践功能和认识功能日益突出出来。语言问题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语言也因此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带头学科（皮亚杰语）。可见，分析哲学重视语言问题的研究，在本质上是社会实践的反映。
二、“语言的转向”反映了传统哲学主题与其不断发展的理论背景之间的矛盾
众所周知，传统理性哲学，特别是构成其主旨的认识论研究，有两大理论背景作为支柱：逻辑主义和心理主义。其逻辑主义的理论核心是以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为代表的传统逻辑，其心理主义的主张则是主张哲学应植根于心理学之上，以心理学为基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逻辑学进入了现代发展阶段——数理逻辑，而心理学也开始走上实证化的发展阶段，成为了自然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传统哲学主题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理论前提，走向衰败成为不可避免的命运。反观分析哲学实现的“语言的转向”，能够自觉地以数理逻辑为基础，并反对形形色色的心理主义，克服了传统哲学主题与逻辑学、心理学等理论背景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哲学主题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
首先，分析哲学家认为，以数理逻辑为基础，运用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哲学问题的认识，而这是以传统逻辑为基础的传统哲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数理逻辑借助于形式化的逻辑语言和逻辑演算来处理形式逻辑中的问题，可以对问题作十分精确的描述。而传统形式逻辑有三个明显的缺限：（1）缺乏精确性。 这与日常语言的歧义性有关。因为传统逻辑中的逻辑常项——逻辑词，在日学语言中有复杂的含义；（2）缺乏严格性。传统逻辑中的一些基本符号、 基本语词和形成规则缺乏严格的界定；（3）传统逻辑以存在， 即“非空非全的类”作为出发点，极易产生逻辑悖论；而数理逻辑的谓词逻辑通过讨论空类、全类，不仅开拓了形式逻辑研究领域，而且比传统逻辑更深刻而富于成效。
实际上，重视数理逻辑的作用，是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的共识。从弗雷格到克里普克等年轻一代的分析哲学家，大都对数理逻辑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而且他们也经常借助于数理逻辑的最新成果来进行他们的哲学实践，通过改进哲学分析的技术，来加强分析哲学的基础建设。罗素指出，传统逻辑“认为一切命题都具有主——谓形式，换言之，以为一切事实都在于某物之具有某个性质，这种想法或不自觉的信念曾使大多数哲学家不能给予科学和日常生活世界以任何说明”〔14〕。为此，他提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15〕，意在以现代逻辑改造哲学。他认为，以数理逻辑来改造经验主义，是建设科学的哲学的唯一出路〔16〕。因为这样就可以为哲学找到坚实的基础——经验和逻辑，从而使哲学能够象科学一样健康发展。卡尔纳普也指出：“现代逻辑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对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问题提出新的、更明确的回答。……借助于逻辑分析，得到正反两方面的结论”。正面结论是澄清科学概念和命题，“为事实科学和数学奠定逻辑基础”，反面结论是清除无意义的假陈述，即形而上学陈述〔17〕。
分析哲学家认为，运用逻辑分析、语言分析的方法，可以与一切传统哲学（包括其思想来源——传统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划清界限。分析哲学认为，传统经验论和早期实证主义都是形而上学。一方面因为早期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不彻底，更重要的是传统经验主义和早期实证主义无法摆脱唯我论的主观唯心主义。分析哲学家指出，早期实证主义者单单利用经验无法拒斥形而上学，因为他们仍然停留在传统经验论的物理——心理层次上，而不是象分析哲学那样在语言—逻辑上进行哲学探索。卡尔纳普指出，“彻底清除形而上学，这是早期的反形而上学的观点还不可能做到的……只有在近几十年逻辑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足够锐利的武器的今天，才能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的论点与早期反对形而上学的人们的区别现在该清楚了。我们并不把形而上学当作‘单纯思辩’或者‘神仙故事’，或者‘迷信’”，而是认为它们“与逻辑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是无法调和的”。因为“根本不能用具有逻辑结构的语言表达出形而上学”〔1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把早期实证主义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
其次，分析哲学家立足于现代逻辑，采取反心理主义的立场，给传统哲学的核心——认识论研究以致命的打击。
所谓心理主义（psycholoyism），简言之，就是认为心理学是哲学和逻辑学的科学基础。这种观点认为，无论是思考哲学问题还是研究逻辑规律，所运用的概念、判断和推理是在思维过程中发生的，所以研究这些问题离不开对头脑中某些主观的、内在的过程，即心理的揭示，尤其是离不开自我观察，自我内省的作用，而且这些心理过程对于认识具有决定作用。19世纪上半叶，许多哲学家都主张心理主义，并认为始于笛卡尔的近代认识论哲学在本质上都属心理主义。其中英国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穆勒（J.S.mill）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认为，作为哲学基础的“逻辑不是与心理学泾谓分明，等量齐观的科学。就它毕竟是一门科学而言，它是心理学的一个部分或分支。与心理学不同的是，一方面它是不同于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是不同于科学和艺术。它的理论基础完全借助于心理学，而且最大量地包括了这门科学为证明这种艺术的规律而作出的探究。”〔19〕19世纪70年代冯特建立实验心理学，标志着心理学开始走向实证科学的发展道路。马赫等实证主义者以此为根据，继续坚持心理主义观点。马赫认为，逻辑只不过是“普遍的思维经济”，它只是经验的自然规律，而没有作出关于经验本质的假定。马赫主义把心理主义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但这种作法不仅无助于经验主义的发展，反而把传统经验主义因重视心理方法而产生的主观主义的唯我论立场暴露得一览无遗。心理主义因此遭到来自多方面的批判。
在反心理主义的观点中，弗雷格的观点对分析哲学影响最大。他指出，“对逻辑的心理论述来源于一种谬误：思想（人们通常说成判断）如同观念一样是心理的东西，于是这必然导致方法论上的唯心论。……这种滑向唯心论在生理—心理学中极为突出，因为它与其实在论的起点形成如此鲜明的对立。”〔20〕弗雷格认为，心理主义错误在于“把一切都归结为主观的东西，把这种观点贯彻到底时就取消了真理”〔21〕。他主张把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区分开来。比如：应当把词的意义和与它相联的观念区别开。因为观念是心理的内部形象，是主观的；而词的意义不是个人思维活动的一部分，它可以成为许多人的共同财富。因此，他认为，心理主义只是把握思维者个人的心灵表象，而逻辑用定义来把握思维的客观内容即思想。而且思想的客观性、可传达性和超主观性是由思想的表达和传达媒介语言来保证的。由于以语言认识来解决思想的客观性问题，弗雷格认为哲学认识论对思想的研究就可转化为对语言的逻辑分析了。弗雷格通过反心理主义而建立的语言认识的基本观点，受到后来的分析哲学家的高度评价。
反心理主义的胜利，使得分析哲学家坚定了以语言的逻辑分析代替传统哲学认识论的决心。石里克认为，对语言的逻辑分析“使传统的‘认识论’问题得到解决。思考表达和陈述的本质，即每一种可能是‘语言’（最广义的）本质，代替了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因为这种研究是不能交给心理学的。……凡是可以表达的，就是可以认识的，就能对它提出有意义的问题”〔22〕。卡尔纳普、赖尔都认为，随着心理学的实证化，哲学认识论问题不再有自己的领地，应当把它交给实证科学去研究，这样哲学任务就只剩下语言分析了。正如达米特所指出的，“各个不同的哲学家，例如：石里克、早期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等一系列分析哲学家，都有着共同的分析哲学的基本信条。它可表达为：思想哲学应当等同于语言哲学，更确切地说，它包括：（Ⅰ）语言的说明不以思想的说明为前提，（Ⅱ）语言的说明给出思想的说明和（Ⅲ）不存在别的恰当手段，可用以给出思想的说明。”〔23〕
概而言之，分析哲学兴起所实现的“语言的转向”，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更不是西方哲学迫不得已做出的理论选择，而是西方哲学主动扬弃自己的理论传统，合乎西方哲学自身发展内在逻辑的一次理论飞跃。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转向”可以说决定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向。
三、“语言的转向”反映了哲学和科学发展的矛盾
众所周知，在世纪之交，自然科学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有深远意义的重大理论变革。这些发现向以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及其本体论和认识论前提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在现代科学面前，那些在传统思想看来是自明的、确定无疑的必然真理，失去了往日的光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取代了牛顿力学，使得以往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绝对时空观的局限性暴露无遗；量子力学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传统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而且改变了主、客体关系的形而上学模式，导致物理实在观的重大变革；非欧几何在现代物理学和宇宙学的应用，彻底摧毁了康德先验主义的一大支柱——绝对时空形式。所有这一切重大变革，不仅引起自然科学家的震动，而且也吸引了那些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浓厚兴趣的哲学家们的深切关注。分析哲学的诞生正处于科学革命的发展时期，许多分析哲学家因此深受影响。当他们试图在哲学上概括这些科学成果时，不可避免地得出实证主义的结论，认为传统哲学由于丧失其必要的科学基础，理应作为形而上学而遭到拒斥。
分析哲学以实证主义态度提出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实际上正是对思辩哲学敌视科学发展的一种反抗，这反映了科学发展与哲学的矛盾。在分析哲学产生当时的背景下，以新黑格尔主义为代表的思辩唯心主义无视科学的发展，以自然哲学的思辩来对抗科学，试图建立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哲学体系，这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同时，以尼采、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哲学家宣扬非理性主义，反对科学进步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大多数分析哲学家认为，传统哲学妄图探究宇宙的奥秘，发现宇宙的真理，结果只能达到超验的神秘世界。这不仅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成果，反而引起一些永无休止的争论。在这方面，哲学大大落后于科学的发展。科学能飞速发展，而哲学始终停步不前。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科学的理论是公共检验的，而哲学理论做不到这一点；科学的语言是可以相互交流的，而哲学的语言无法达到普遍的理解；科学的方法是精确的，而哲学的方法是笨拙混乱的。”〔24〕因此，他们提出哲学发展的出路，就在于扬科学之长，克己之短，效法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从语言和方法上对哲学加以彻底改造，澄清哲学命题的意义，消除哲学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争论。因此，他们主张，全部哲学问题根本不涉及自然和社会，而仅仅是语言问题，哲学的任务就是进行语言分析，也就是卡尔纳普所讲的，与形而上学对立的“科学的哲学”“不是陈述、不是理论、也不是体系、而只是一种方法，逻辑分析法”〔25〕。
分析哲学批判思辩唯心主义哲学传统，追求客观性和明晰性的哲学目标，顺应了科学发展的现实，符合哲学发展的需要，赖欣巴哈指出，“新哲学是作为科学研究的副产品而发生的”，“特别是由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论中产生的结合完全产生在二十世纪中，因此， 二十世纪所提供的哲学面貌就完全与十九世纪的不同”〔26〕。 海森堡指出，对物理科学进行概念分析，为现代物理学建立严密、完整的语言基础，是现代物理学确定和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他分析到，数学无疑是科学的语言，但科学语言仅靠数学是不够的。近代科学利用逻辑和数学来规范日常语言，使日常语言表达规律成为可能〔27〕。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日益表明日常语言表达自然规律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由于旧理论与新理论之间具有相同的实验基础，所以海森堡认为，新旧理论之间的巨大矛盾，“与其说是有关事实的问题，不如说是语言问题”〔28〕。虽然玻尔提出“互补原理”有助于缓解这些矛盾，但这是以允许在科学中使用含糊性语言为代价的，是不利于科学进步的。因此，建立严密的科学语言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分析哲学理想语言学派由此深受启发。
与此同时，数学发展也提出了概念分析的要求，这就是数学基础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的主要原因。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微积分理论乃至整个数学可靠基础的算术的理论，受到了无穷小量的悖论、集合论悖论等一系列悖论的严峻挑战，这就是所谓的“第三次数学危机”。面对这种危机，数学家们感到整个数学的可靠性受到极大的威胁。希尔伯特指出：“必须承认，在这些悖论面前，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况是不能长期忍受下去的。人们试想：在数学这个号称可靠性和真理性的模范里，每一个人所学的、教的和应用的那些概念结构和推理方法竟会导致不合理的结果。如果甚至于数学思考也失灵的话，那么应该到那里去寻找可靠性和真理性呢？”〔29〕可见，数学基础研究与现代物理学一样提出分析科学理论的概念基础的任务，而且数学家们为完成这一任务提出的一系列方法，同样给分析哲学家以很大启迪。分析哲学家认为，数学基础研究对于数学基本概念及原理的逻辑分析，“使哲学终于能看到：那些种类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那些种类的问题是由于超出人们能力而必须放弃”。据此他们认为，“哲学工作的任务在于澄清问题和论断，而不在于提出特殊的‘哲学的’论断。这种澄清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方法。”逻辑分析方法“通过对数学的批判考察，已进入哲学，……它代表了正如伽里略带给物理学的同样进步”〔30〕。
“效法科学，就能成为科学”。这只不过是分析哲学家们的一种理想和愿望。但这种理想和愿望比起传统哲学来说，无疑是一个进步。尽管分析哲学的实证主义哲学观过于消极，但它对摆脱传统哲学面对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危机来说，仍不失为一种十分明智的理论选择。
综上所述，“语言的转向”作为对传统哲学的扬弃，反映了哲学发展中的诸多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集中体现了语言对于哲学发展具有的重要作用。这不仅标志着20世纪哲学正式走向“分析的时代”，而且更重要地说明哲学家对于语言本身的反思，已经由潜在、自发的认识，走向具体的、自觉的认识。“语言的转向”表明，语言是哲学的一个全新的、富于价值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传统哲学的主题、方法都显得黯然失色；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不再那么至高无上，而越来越趋向工具化；传统哲学的认识论让位于知识论、方法论的研究；传统哲学的思辩方法的缺陷，在语言分析面前暴露无遗。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转向”的确可以称为一场“哲学革命”。
还需指出的是，“语言的转向”在澄清传统哲学所造成的混乱方面取得成功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已然成功解决了所有哲学问题。正如罗蒂所指出那样，分析哲学有两个困难影响了对它做出更高的评价，一是分析哲学难以在语言观上，在语言分析方法上，找到确定统一的理论基础；二是分析哲学普遍采取了一种消极哲学观，这无益于哲学的发展〔31〕。这些评价同样适用于“语言的转向”背景下发展起来的20世纪西方哲学。
同时，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语言的转向”把哲学囿于语言的领地，有可能导致新的形而上学——“意义的形而上学”。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对“语言的转向”及其哲学后果做更为详尽的评价。如果能为理解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主流做些正本清源的工作，正是本文的题中之意。
注释：
〔1〕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 年，第6页。
〔2〕〔31〕R·Rorty：《The Linguistic Turn》，New York，第3、11页。
〔3〕《黑格尔全集》第12卷，第291页，转引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
〔4〕Perry：《The Ego centrical Predicanent 》， 见《The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hilosophy》。
〔5〕培里：《现代哲学倾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12页。
〔6〕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2、34页。
〔7〕罗素：《人类的知识》，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1—72 页。
〔8〕罗素：《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 转引自沙夫《语义学引论》，第326页。
〔9〕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德英对照本， 中译本见《名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0〕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页。
〔11〕〔17〕〔18〕〔22〕〔25〕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13、33；13、14、26、33；8；32页。
〔12〕艾耶尔：《语言、真理和逻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13〕艾耶尔：《哲学中的变革》，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14〕〔15〕罗素：《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34、24页。
〔16〕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第395页。
〔19〕转引自《哲学百科全书》，美国版，“心理主义”条。
〔20〕转引自斯鲁格的《弗雷格》，第74页。
〔21〕弗雷格：《算术的基本法则》，英文版，第1卷第Ⅶ页。
〔23〕达米特：《弗雷格的语言哲学》，英文版，第39页。
〔24〕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26〕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8页。
〔27〕参见海森堡的《物理学和哲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3页。
〔28〕海森堡：《物理学和哲学》，第115页。
〔29〕转引自夏基松、郑毓信的《西方数学哲学》，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页。
〔30〕陈启伟：《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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