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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和理论研究中，人们经常会遇到自己虽然熟悉但是却又并不真知的对象，尽管人们对这些事物或理论的议论由来已久，但是，他们所作的评价却往往并不具有合理性。怀疑论，就是这些对象之一，尽管这种独特而悠久的哲学学说自出现之日起，就以各种富有挑战性的论式对人类认识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人们对它的认知和评价却往往并不科学、合理。笔者认为，学术界在对怀疑论的涵义、种类、地位、功能等问题的理解上，至今仍存在一些需要加以纠正的误解，本文将对此作些初步的探讨。
一
提到“怀疑论”或“怀疑主义”（Sccpticism），人们常常会想起古希腊的皮浪和近代的休谟，他们曾因其系统的怀疑主义理论而闻名于世。在我国，长期以来，怀疑论被公认为一种臭名昭著的哲学怪论，这种反映腐朽没落阶级思想意识的哲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阻力和怪胎。由于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怀疑论必然危害巨大而无任何积极意义，而它的荒诞不经则决定了它在生活中必然处处碰壁，因此，怀疑论是不经一驳甚至不值一驳的。
然而，怀疑论在世界范围内时伏时起的事实说明：怀疑论的诘难并非都没有科学根据，怀疑论也并不是从来就没有合理性的。在哲学史上，怀疑论的确与众不同，它以克服独断论为目的，以人类既有认识为反思对象，以人类特有的哲学思辨和抽象思维能力为基础，是一种经过艰辛的探讨而形成的怀疑客观世界真实性和获得客观真理的可能性的哲学学说。怀疑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既是人类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思维有了相当进步而又发展相对不足的必然结果。在西方，从智者派的早期怀疑论，到皮浪、恩披里可等人的古典怀疑论和休谟、康德的近代怀疑论，再到现代形态各异的怀疑主义理论，怀疑论自产生以后，一直以非连续的方式伴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和深化。对怀疑论的传统理解之所以会陷入失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把怀疑论过于简单化。由于把怀疑论视作一种恒定不变的理论，人们对怀疑论的传统批判显得过于笼统而缺乏应有的针对性。
事实上，怀疑论是一个统称，由于怀疑性质、论题、程度等的差异，它包含众多的流派和各式各样的论辩，而这些流派和论辩既可能相互辩护也可能相互冲突。因此，要真正了解怀疑论的立论依据以及这些论辩究竟在谈什么或有何意义，就必须从一定的角度对怀疑论进行分类分层研究。
首先，从性质角度看，怀疑论主要包括三类，即怀疑客观世界真实存在的“本体论的怀疑主义”，怀疑获得知识或真理的可能性的“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和把怀疑作为达到真理性认识的一种工具或方法的“方法论的怀疑主义”。众所周知，西方近代哲学发轫于对宗教神学和教条主义的方法论怀疑，笛卡尔式的“普遍怀疑”是其典型代表，他反复强调，为了达到对于事物的一种坚实的、可靠的认识，有必要怀疑一切，以清除那些可疑的、不可靠的旧见解；与此不同，近代怀疑论的最大代表休谟对物质实体、精神实体及理性的怀疑，则既是本体论的怀疑主义，也是认识论的怀疑主义，但不是方法论的怀疑主义。自称被休谟的怀疑论打破了“独断主义的迷梦”的康德，一方面试图回答休谟对传统认识的质疑，考察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希望以此来恢复被怀疑论所破坏了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另一方面，他也否定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及其认识工具，并认为一切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衰落时刻业已到来。尽管康德穷尽毕生精力批判考察人的理性，但他最终还是把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一般的形而上学如何不可能等大量认识问题留给了后世，康德的不可知论主要是认识论意义上的。
其次，就论题而言，怀疑论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认知怀疑论，它主张知识是不可能的或某些知识是不可能的；第二类是信念怀疑论，它针对人们的生活信念、宗教信仰、人生理想等进行怀疑；第三类是理解怀疑论，它怀疑人类对事物或理论进行合理理解的可能性，并认为某一事物或命题既然不可理解，人们也就无法知道它是否为真，更没有充分理由相信它；第四类是行为怀疑论，它不对“哲学的怀疑”进行探究，而是在行为模式、行为态度、行为准则等与价值相关的领域进行怀疑。古代怀疑论者对哲学的怀疑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并不攻击知识，而是抨击信念，他们希望引起的是日常的、非哲学的怀疑。正是由于联系到他们怀疑的实践的必然后果，古代怀疑论者才经常推荐自己的哲学，他们宣称，怀疑主义能把人们从日常信念中解放出来。从而去掉人们生活中的忧虑，保证人们的幸福。由此，西方一些学者把古希腊怀疑论者的怀疑称为“实践的怀疑”。休谟看出古代怀疑论者的这一声称过于自信了，他的怀疑论证“既十分明显地非难合理信念的概念，也非难那个受限定的领域中的知识的概念，因为它坚持认为，在被观察的东西中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尚未观察的东西。它丝毫没有触及理解概念；休谟似乎赞同认为我们能够理解关于被观察对象的命题，尽管他实际上颇有见解地论证这些命题多半是假的”〔1〕。在《人性论》、 《人类理解研究》及《自然宗教对话录》中，休谟曾特意把怀疑主义分为精密的怀疑主义与粗鄙的怀疑主义、理论怀疑主义与生活怀疑主义，他批评了“粗鄙而愚昧的怀疑主义”，主张自己的理论是“精密的哲学的怀疑主义”；同时，休谟反复强调严格区分理论与实践，不能将理论考察的结果与生活实践的主张混为一谈。可见，休谟的怀疑哲学是典型的认知怀疑论和信念怀疑论，是含蓄的理解怀疑论，但并不是行为怀疑论。
第三，从程度上说，怀疑论又可分为局部怀疑论（Local sceptic-ism）和普遍怀疑论（global scepticism），不完全性怀疑论和完全性怀疑论。局部怀疑论主张，即使知识在其他地方是可能的，但由于一些特殊的理由，它在某个或某些特定的领域却不再有效。在伦理学、宗教和未来领域，局部怀疑论较为流行，人们常常怀疑道德判断的合理性、上帝存在的确实性以及超前认识的可能性。但是，局部怀疑论要使自己囿于有限领域而没有扩张主义倾向，是非常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的。相比较而言，普遍怀疑论一般说来更令人信服和富有成效，对一切事物的真实性及人类所有知识和信念的合理性或合法性提出质疑，它认为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只因为一切都不是不可怀疑的，而对任何一类问题的彻底怀疑最后都会过渡到对所有信念的怀疑。因此，它拒绝承认局部怀疑论成立的可能性。不完全性怀疑论并不排斥一切断定，相反，它的怀疑要么只是以相应的否定或肯定为前提，要么它的怀疑的结论就蕴含着某种否定或肯定；而完全性的怀疑论则力图将怀疑主义原则贯彻到底，避免作出任何肯定或否定的断定。
理论界一般认为，休谟的怀疑主义哲学是普遍的和完全性的怀疑主义。但是，有人则指出，尽管这种普遍的、完全性的怀疑论含蓄地断言人们什么都不知道或不理解，但是，它同时也含蓄地肯定着这个怀疑论证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普遍的、完全的怀疑论是自相矛盾的，它其实也并不真的具有普遍性和完全性。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沃特金斯则认为休谟的怀疑论是局部的、不完全性的，因为“休谟怀疑论承认，我们每个人对于自己的信念、情感和知觉经验都可以拥有大量自我中心的知识；它还承认，我们可以认识逻辑真理。但它否认我们能够通过逻辑推理从知觉经验进到关于外部世界的任何真实的知识，如果存在这样一个外部世界的话。休谟怀疑论的矛头仅仅指向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而不是所有的知识，因而它并没有自相矛盾；它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人们可以知道（或许是基于一些逻辑上的理由），关于外部世界的真实知识并不存在”〔2〕。
第四，从时间角度看，怀疑论则可分为居先的怀疑论和研究之后的怀疑论。前者指先行于一切研究的怀疑主义，它以笛卡尔哲学为代表，主张在确定真理之前先进行普遍的怀疑，不仅要怀疑先前的一切意见和原则，而且要怀疑我们进行认识的各种官能。研究之后的怀疑论，则是“在经过科学和研究以后来的，在这时人们发现了他们的心理官能是绝对错误的，或是发现了那些官能在它们寻常所研究的那些奇特的思辨题目方面，并不能达到任何确定的结论”〔3〕。 休谟的怀疑主义主要属于这后一种怀疑论。
由此可见，怀疑论是具有多种形态的，它既不同于科学意义上的怀疑精神，也不同于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的盲目怀疑态度。黑格尔曾颇有见地地指出：“怀疑论是指一种有教养的意识，在这种意识看来，不仅不能把感性存在当作真实的东西，而且也不能把思维中的存在当作真实的东西；然后更进而有意识地辨明这个被认为真实的东西其实是虚妄无实的；最后则以普遍的方式，不仅否定了这个或那个感性事物或思维对象，而且有教养地认识到一切都不是真的。”〔4 〕真正的怀疑论者是“哲学家中的学者”（马克思语），他们的怀疑论证大多是经过较深的思考和探索之后得出来的。因此，对于不同的怀疑论，我们既不能将之等量齐观，也不能武断地作出结论。
二
在传统的视界内，怀疑论是荒诞不经的，也是不值得重视的。长期以来，这种观点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然而，怀疑论在哲学史上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地位，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怀疑论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和哲学难题是构成哲学必不可少的要素，它们决定着哲学的结构和本质特征，推动着哲学的发展。
众所周知，最早的希腊哲学是从原始宗教神学世界观中分化出来的“自然哲学”，这种哲学具有朴素性、直观性，当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进一步反思自己认识自然本性的可能性和合理性问题。以智者派为代表的早期怀疑论者首先对人类认识的绝对性和合理性进行质疑，它不仅开启了西方人主客二分的宇宙观，而且还第一次以令人不快的方式，从反面尖锐地指出必须为认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寻找理由，从而促进了西方认识论的真正产生。例如，高尔吉亚的怀疑论建立了三个原则。“第一个是：无物存在；第二个是：如果有某物存在，这个东西也是人无法认识的；第三个是：即令这个东西可以被认识，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5〕。梅特罗多洛进而认为，“我们谁都不知道任何事物， 甚至于不知道‘我们究竟是知道某物还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是否有东西存在”〔6〕。 这些主张实际上提出了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哲学问题，如神、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是否具有真实性（世界的本质问题）；人类认识是否具有可能性和可靠性（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语言与思维及实在的关系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合乎逻辑地成为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本体论、知识论和语言论。活生生的世界哲学史表明，在恒久的哲学问题中，有许多问题是由怀疑论最先提出，有的问题则通过怀疑论而得到坚持、深化和发展。如果没有怀疑论的探索和研究，哲学就会因“贫血”而不够丰满，甚至根本不可能有系统、完整的哲学理论。
其二，怀疑论作为独断的对立面，是哲学发展链条中固有的、必然的环节。
怀疑论以其特有的怀疑、批判精神和思辨力，对绝对主义、独断论提出了种种致命性的质疑，促使哲学不断扬弃绝对主义和独断论而获得发展。对此，黑格尔曾有非常深刻的论述，“独断论坚执着严格的非此即彼的方式。譬如说，世界不是有限的，则必是无限的，两者之中，只有一种说法是真的。殊不知，具体的玄思的真理恰好不是这样，恰好没有这种片面的坚执，因此也非片面的规定所能穷尽”〔7〕。 怀疑论“所指斥的，事实上就是一种独断论哲学……，但不是就独断论哲学具有一种积极内容而言，而是就其断言某种确定物为绝对而言。独断论哲学的概念，在怀疑论者一般是指断言某物，将某物认定为自在者”〔8〕 。怀疑论则“是要从一切确定的和有限的东西中进行证明，指出它们的不稳定来的。积极的哲学可以对怀疑论具有这样一种认识，就是：积极的哲学本身之中便具有着怀疑论的否定方面，怀疑论并不是与它对立的，并不是在它之外的，而是它自身的一个环节”〔9〕， “积极的哲学是容许怀疑论与它并存的”〔10〕。联系怀疑论来考察哲学史我们将获得一个新的视角，我国学者俞吾金就明确提出，“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透视哲学史，哲学史就是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相互冲突、相互替代的历史”〔11〕。
由此可见，怀疑论并非不经或不值一驳的胡言乱语，它的出现具有合理性。正确认识其哲学地位和理论意义，我们对怀疑论才可能有适当的回应和公正的评价。
三
正如怀疑论本身是矛盾的一样，怀疑论在哲学史上的作用也是矛盾的。由于结论的反科学、反理性的倾向，怀疑论对人类的科学和哲学事业必然会也确实产生过不利的影响；哲学怀疑论向生活领域的渗透，怀疑主义思潮的蔓延和泛滥，也常常会给社会带来消极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怀疑论进行批评是理所当然的、无可厚非的。
但是，恰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怀疑论曾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反独断论的初衷，怀疑方法和批判精神决定了怀疑论具有非常积极的功能，发挥着可知论哲学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怀疑论具有两大积极功能：
一是解构功能。怀疑论不承认任何终极真理和绝对权威，它通过怀疑、反思、批判的方式，向已构建起来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哲学传统的合理性提出挑战，促使绝对主义、独断论哲学趋向解体。在古代，智者派怀疑论对“认识的可能性”的诘难，促使人们放弃当时那种盲目的知识乐观主义和独断论，转而对认识的基础进行反思。16世纪发展起来的哲学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则以哥白尼体系作为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卡西尔指出：“蒙田在对人和人类理性的批判中利用了古希腊怀疑论体系的一切人所周知的传统论据，但是他加上了一个新的武器，这个武器在他手里被证明是具有最强大的力量和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的。最足以使我们感到羞愧，最足以粉碎人类理性之傲慢的，莫过于一种不带偏见的物理宇宙观。”〔12〕此后，皮埃尔·培尔的怀疑论沉重地打击了宗教神学并宣告近代唯理论探讨方式的终结，而休谟的怀疑论则意味着近代经验论的破产。休谟之后，“德国哲学家们，从康德到黑格尔，都没消化了休谟的议论。……这些哲学家们——至少康德和黑格尔——代表着一种休谟前型式的理性主义，用休谟的议论是能够把他们驳倒的”〔13〕。在现代，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思潮通过孔德、克尔凯戈尔、叔本华和尼采、柏格森等哲学家，冲垮了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堤坝；而以晚年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和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新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思潮，又不断对新兴的各种绝对主义哲学发起冲击。怀疑论的解构功能使它成为反对独断论和绝对主义的强有力的哲学武器。
二是建构功能。怀疑论的积极意义不仅表现在它具有解构性，而且表现在它具有建构性。由于怀疑论的建构功能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本文不妨作详细分析。怀疑论的建构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怀疑论把“思维的基地完全打扫干净”〔14〕，它对绝对主义、独断论的批判、解构，为新哲学的创建提供了可能。智者派提出的“认识是否可能”及“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促使西方哲学重心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导致了西方认识论的真正产生；皮浪等人的怀疑论，“削弱了某些学派的极端独断主义，诱导另一些学派修改了他们的观点”〔15〕；休谟的怀疑论则揭露了传统认识论内部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矛盾，标志着西方传统认识论开始向现代认识论转换。
第二，怀疑论提出、深化和发展了许多深刻的哲学问题，从而有助于建构完整的哲学体系，并使自己成为完整哲学的重要因素和环节。为了对怀疑论提出的种种诘难作出应答，非怀疑论哲学家往往不得不作深层次的理论探索，从而促进了哲学思维方式的更新和哲学水平的提高。丹西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在认识论问题上有两种研究方法可供选择，“同笛卡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第一种方法是从考察怀疑论的挑战即认识论是不可能的这一论断开始的，它希望在回答这个挑战的过程中被迫揭示所要认识的东西的本性，由此得出认识之可能性的结论”〔16〕。当然，怀疑论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认识论领域。例如，受休谟的影响，西方哲学进一步分化。休谟关于在经验范围内无法回答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议论，成为实证主义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休谟关于因果律的非理性解释，则促进了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产生。罗素的下列评论是很中肯的：“整个19世纪内以及20世纪到此为止的非理性的发展，是休谟破坏经验主义的当然后果。”〔17〕现代人本主义哲学重新修饰了被休谟诘难的“世界本原”，建立起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的形而上学建筑，这两大流派呈现了休谟之后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风貌。可见，怀疑论对既定理论的解构，同时也意味着对新理论的建构。因此，怀疑论尽管常常令人不快，但它的历史功绩却不可磨灭。
第三，怀疑论曾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或者说，有些哲学体系开端于怀疑论），它们并未导致不可知论”〔18〕。与不可知论相比较，怀疑论的重要特点在于不作判断，而不作判断则可能成为防止独断、开始沉思的第一步。例如，蒙田的怀疑论不是知识发展的“盐碱地”，而是清除知识中糟粕的一种方法，是陈述自己本人判断（它的立足点不是权威而是经验材料）的一个条件；培尔的怀疑论则是同当时的形而上学作斗争的武器，马克思指出，培尔“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他为了编纂形而上学的灭亡史而成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学家”〔19〕，“比埃尔·培尔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智学打下了基础，他还证明，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并从而宣告了注定要立即开始存在的无神论社会的来临”〔20〕。此外，培根和笛卡尔的哲学也是起始于怀疑以前的认识成果，前者表现为对种种偶象的批判，后者则表现为会导致一个毋庸置疑的命题：我思故我在。“但是在这两种场合下，怀疑都在履行着使认识从经院哲学的权威性和独断论中解放出来这样一种职能”〔21〕。
总之，怀疑论在哲学史上曾处于重要地位并且具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积极功能，我们对它曾有的合理性应该予以肯定。当然，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性质决定了怀疑论的合理性必然是有限的、历史的，随着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发展，怀疑论曾有的合理性已经逐步丧失，它应该而且可以被具有更为科学、合理的怀疑思维和怀疑精神的哲学所超越，而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正是这种哲学。
注释：
〔1〕〔16〕丁·丹西：《当代认识论导论》第17—18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2〕〔英〕约翰·沃特金斯：《科学与怀疑论》第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
〔3〕〔英〕休谟：《人类理解研究》第133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
〔4〕〔8〕〔9〕〔10〕〔14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110、139、107、106、146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
〔5〕〔6〕《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38、341页，三联书店，1961年。
〔7〕〔德〕黑格尔：《小逻辑》第138、341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11〕俞吾金：《寻找新的价值坐标——世纪之交的哲学文化反思》第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
〔12〕〔德〕恩斯特·卡西尔：《人伦》第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年。
〔13〕〔17〕〔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211页， 商务印书馆，1986年。
〔15〕〔美〕梯利：《西方哲学史》第127页，商务印书馆， 1995年。
〔18〕〔21〕〔苏〕柯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第49、5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19〕〔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2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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