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评价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辩证法论文,评价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8862（1999）07—0031—33
《自然辩证法》是后人根据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资料，分束整理形成的关于自然观的较为系统的论述。它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有机整体，人类存在及其活动既是自然界永恒运动过程的一个阶段，又构成一个特殊的部分。因而自然与人是统一的、一致的，统一的基础就是人类自然科学认识的辩证发展达到的对自然界辩证发展本来面目的认识。总之，辩证性是恩格斯自然观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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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的出版曾在东西方世界引起截然不同的激烈争论，一方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渊源，另一方则认为是向哲学自然本体论的回归。
从20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喊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他们强调人的意志思想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力图恢复马克思学说中人本主义的内容，因而大都反对对自然界外在的消极的描述和对社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解释。这就使他们努力发掘马克思思想中主体作用的观点，甚至用某些唯心主义看法重新释读马克思的理论，同时对恩格斯、列宁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进行了批评，进而得出了恩格斯自然观与马克思哲学立场的根本分歧的结论。
尽管西方学者对恩格斯自然观的评述非常之多，相互间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而且在术语上有很多容易产生歧义的地方，但从他们浩繁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自然辩证法》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关于自然的概念；二、辩证法的使用。三、本体论的倾向。（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8；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重庆出版社，1988。）
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着眼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的理解，在反对僵死的机械的自然观方面，确实提出了系统的和不乏新见的启示，但他们采取的把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的考察方式，导致了理论体系明显的疏漏与缺陷。由于侧重于社会实践问题的研究，他们对自然仅作了社会的理解，而忽视了恩格斯自然观的真正缺憾所在。因此，客观公正地阐述《自然辩证法》的历史局限，就成为分析唯物主义自然观被机械化、庸俗化的深刻渊源的一项必要而又迫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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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认，恩格斯从他那个时代出发，敏锐地看到了新哲学自然观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做出了富有特色的尝试。其中大量结论性观点丰富了他与马克思早期共同提出的唯物辩证自然观，对自然科学的许多具体探讨也提出了重要的见解。他对自然科学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钻研，不过因各种原因，他对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未能达到完全精通的程度，对如何运用哲学理论思考自然科学的深层问题没能进行充分的研究。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连贯的理论思辨，使恩格斯避免了很多可能的失误，但在今天看来，他对自然观的论述还是存在着自身的不足，这些不足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首先，科学发展的进程。19世纪后半叶，自然科学正处在下一次科学革命的前夜，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近代科学的范围。恩格斯逝世不久，现代自然科学由物理学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其触角从宏观领域向两个方面扩展，进入到微观、渺观、宇观、涨观领域，成为人类对自然界多层次多方位的综合性认识，恩格斯所利用的在当时看来是先进的材料，对应于自然界物质运动形式的认识显然是简略了，任何人要想据此对自然界作全景式描绘，已经根本不可能。正如他自己晚年认识到的，随着理论自然科学的发展，他在具体方面的概括很快就过时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151页。）在这方面， 爱因斯坦的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指《自然辩证法》）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202页，商务印书馆，1977。）不仅如此，随着当代科学越来越远离经验的发展，在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描述中，测量主体的具有某种趋向的意向性和主动性日渐突出，对于自然界认识的阐述，也愈益参与或联结着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等背景要素的说明。
其次，哲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恩格斯强调了辩证思维方法对探索自然界发展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他看到哲学理论思维对理论自然科学的特殊意义，另外也受到了黑格尔《自然哲学》传统的影响。他注重自然科学成果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对辩证法的理解侧重于自然事物间的普遍联系，而没有去重点研究主客体之间对象性关系的相互作用，相对忽视了人类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对自然界辩证性的决定性影响。这样，使得他的自然观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为自然科学成果的哲学分析，而不是对自然界发展动因及其规律的全面研究；也使得他对自然界本质的探究只限制在人的思维和自然界的存在发展之间，成了自然科学成果对自然界存在变化辩证性和人类思维方式辩证性的双重验证。（郇庆治：《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196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
这种局限性一方面归于历史的原因，机械论自然观心灵与物质对立的思维方式在恩格斯身上还未彻底消除；另一方面，自然界内在联系规律及其发展条件十分复杂，要作出准确的概括是项非常艰巨的工作，远非辩证规律的运用所能完成。
最后，思维视角的选择。观察角度的差异会使个人思考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恩格斯从自然的历史来认识、说明自然，逻辑地导向从自然的角度来理解人类自身。这种视角在把人与自然通过历史发展实现时空上的统一上是独特的，但同时也容易导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同一化。在自然科学上正确的结论，离开了人类认识活动的历史分析，就会成为哲学自然本体论的直接依据，从而与从人和自然关系辩证性理解得出的结论发生矛盾。因为从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来看，正是人类活动从认识和实践上完成着不同时代的现实统一。离开人类对象性活动，自然界自己运动变化无论如何有秩序规律，对人来说，都无直接意义。 （同上， 197页。）恩格斯把辩证法直接应用于这一思考， 难免有失成熟和妥当。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自然辩证法》是以承认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根本性一致为前提的，恩格斯在全力以赴进行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时，并没有抛弃自己早年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天才大纲”时对抽象唯物主义机械自然观采取的批评立场。相反，在主张自然与人类实践的社会历史相统一这一点上，恩格斯与马克思是一致的。他坚定不移地反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指出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认为只是自然作用于人，只是自然界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为此我们应当首先肯定恩格斯自然观论述中正确的东西，探讨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启示，从而丰富我们时代的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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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是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它具有大思想家手稿的共同特点：既有不周全、不完备之处，又燃烧着长期引发人们思维烈焰的火种，而且，它还是一部内在结构完整的著作。著作中，恩格斯大量采用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新材料，但并不是对这些材料的百科全书式的整理，而是依据这些材料所表现的人类思想进行的历史的、辩证的哲学论述。恩格斯所说的对科学材料进行“整理”，主要是从科学本身的历史发展来谈的。他把18世纪以前的自然科学称为“搜集材料的科学”，19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前者是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后者是“过程”与“系统联系”的科学；前者研究“存在”，后者探索“发生”。（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35—38页；《自然辩证法》“导言”部分。）
在科学新成果基础上出现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哲学，包含了对自然界图景的描绘，但这不是旧的自然哲学体系。恩格斯“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以与旧的自然哲学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的原则相区别。认为自然哲学只能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像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而当现代的自然辩证法为科学家所接受以后，“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消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36—3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观研究上的确有思路的差异，但却是以他们考察方式的根本性一致为前提的，这种一致并不意味着他们全部理论观点的相同，并不能否认他们在自然问题研究上的不同侧重，他们的亲密合作本身就包含着合理的分工，虽然他们在性格、气质、工作方法和学术兴趣上有着各自的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各自研究问题的重点和观察的视角，但“要想把这两位朋友的成就截然分开，即使他们自己也是办不到的”。（曼克利姆：《恩格斯文献传记》，2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因此，对这两位密切相关的思想家不能作简单孤立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研究采取了不同的角度：马克思着重从人类社会的某一特定形态考察人与自然关系，他虽然也一般地论述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但更多的是考察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社会条件；恩格斯是从自然的历史考察自然的，他利用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揭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描述物质自然界从无机界向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因而，自然是由近现代自然科学得以说明的统一的和发展的物质世界。然而无论如何，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建立在人与自然根本性一致的基础上的，正如普里高津在论述自然界的发展是一个过程的时候，曾以欣赏的态度肯定道：“自然史的思想作为唯物主义的一个完整部分是马克思所断言，并由恩格斯所详细阐述过的。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不可逆性所引起的建设性作用的发现，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一个早已由唯物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认识自然就意味着把自然界理解为能产生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自然界。”（普里高津：《从混沌到有序》， 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