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影响21世纪中国发展一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人口暴涨的世纪，21世纪则是人口老龄化的世纪。21世纪上半叶，我国将成为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展望21世纪，老龄化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左右着我国人口的变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此，我们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
老龄化与人口发展战略
全面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人口发展战略，可分作“三步走”进行：第一步，把高生育率降下来，实现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的转变，这一步已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完成；第二步，稳定低生育水平并实现人口的零增长，这一步也已走过了10多年的路程，预计可在2030年前后完成；第三步，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零增长以后总体人口将呈现一定程度的减少趋势，再依据届时的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状况，做出理想适度人口的抉择。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下一个目标，应锁定在以人口零增长为主要支撑点，通过稳定低生育水平使之实现。这里提出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即“硬着陆”、“软着陆”和“缓着陆”①。
“硬着陆”低位预测方案。生育率在现在的基础上略有下降，而没有更多地顾及生育率继续下降对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故称之为“硬着陆”。总和生育率设定：2000年—2005年平均为1.65，2005年—2010年为1.56，2010年—2020年为1.44，2020年—2050年为1.32，则2010年全国人口（未含台湾省人口，下同）为13.43亿，2020年为13.86亿，2021年达到最高峰值时为13.87亿；其后出现逐步减少趋势，2030年可减至13.67亿，2040年减至13.02亿，2050年减至11.92亿。如果1.32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下去，2100年全国人口将减至5.56亿。
“软着陆”中位预测方案。生育率保持相对稳定，稍有回升后即基本稳定在略高于现在的水平。总和生育率2000年—2005年平均为1.75，2005年—2010年为1.80，2010年—2020年为1.83，2020年—2050年为1.80，则2010年全国人口为13.60亿，2020年为14.44亿，2030年达到峰值时为14.65亿；其后转为缓慢下降，2040年可降至14.51亿，2050年可降至14.02亿。如果1.80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下去，2100年全国人口可降至10.24亿。
“缓着陆”高位预测方案。生育率逐步有所回升，达到更替水平后保持在相对稳定状态，人口零增长目标要推迟到来。总和生育率2000年—2005年平均为1.90，2005年—2010年为2.00，2010年—2020年为2.13，2020年—2050年为2.15，则2010年全国人口为13.75亿，2020年为14.90亿，2030年为15.48亿，2040年为15.85亿，2050年达到最高峰值时为15.99亿。如果2.15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下去，总人口将在16亿上下波动，2100年为16.05亿。
比较上述三种方案，无疑以“硬着陆”低位预测方案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最为有效，缺点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过于急速，造成老龄化过于严重：202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分别高出中、高方案0.50、0.88个百分点，2050年将分别高出4.07、6.91个百分点；特别是2045年按该低方案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25.62%，高出届时发达国家25.30%的水平0.32个百分点，其后还要升高，这对于“未富先老”的我国说来，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此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过快也值得关注。该低方案2020年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分别比中、高方案减少488万、864万，2050年将分别减少1.21亿、2.25亿；而且，劳动年龄人口中50岁—64岁年龄人口的比例过高，即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高龄化要严重得多。虽然总体上说中国不至于发生劳动力短缺，但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过快和相对高龄化，则会导致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和人力资本活力的减退，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而是不宜采纳的。
“缓着陆”高位预测方案同“硬着陆”低位预测方案相反，最大的优点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较合理，老龄化来得比较缓慢，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或“人口盈利”可维持较长时间，有利于保持中国劳动力廉价优势；最突出的缺点是人口数量控制较差，显然，这对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的我国说来，是难以承受的。
相比之下，“软着陆”中位预测方案兼顾了“硬着陆”方案对人口数量控制比较有效和“缓着陆”方案人口结构比较合理的优点；同时较好地克服了“硬着陆”方案人口结构不尽合理，“缓着陆”方案人口数量控制较差方面的缺点，人口总量2030年达到14.65亿峰值以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2050年达到23.07%峰值以后逐步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结构比较适当，是适应我国当前人口态势和未来数量变动与结构合理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比较理想的方案。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0年和更长远一些时间的人口发展战略，应建立在该“软着陆”中位方案基础上。这一方案的指导思想是：一方面要有效控制人口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要防止过度老龄化的发生。据此，可将我国老龄化的最高“警戒线”设定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26%（发达国家2050年可能达到的老龄化程度）。基于这样的考虑，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可表述为：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人口数量、素质、结构的合理变动，积极稳妥地实现人口的零增长，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这一人口发展战略与20世纪80年代初确定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并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的战略相比，有历史继承性相同的一面，也有展现当今时代和人口变动新特点的一面。其核心是兼顾人口数量控制的有效性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合理性，老龄化在颇大的程度上制约着21世纪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和生育政策的合理选择。
“人口盈利”、“人口亏损”与经济发展
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制约和影响，表现在不同年龄组群人口的变动上。最为值得关注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不断升高、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比例不断降低的变动。进入90年代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更升高到占总人口65%以上，老年和少年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比例则下降到35%以下，标志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步入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代”，或曰“人口盈利”、“人口红利”期。如以从属年龄比(dependency ratio)低于0.5作标准，这一“人口盈利”期可持续到2030年前后，每个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老少被抚养人口即从属年龄比，已从1982年普查时的0.63下降到1990年的0.50，2000年的0.46；中位预测表明，2010年可进一步下降到0.37的最低水平；虽然此后从属年龄比呈上升趋势，但是上升的速度较慢，2020年可升至0.45，相当于2000年水平；2030年可升至0.48，接近1990年水平。2030年—2040年间上升比较显著，2040年可升至0.59；2040年以后则变动不大，2050年略升高至0.61，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水平。未来二三十年特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余下的15年，正值劳动年龄人口充裕、从属年龄人口比处在低谷的“人口盈利”期，我们应当充分利用“盈利”的有利时机加快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步伐；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人口盈利”期过后就是从属年龄比上升较快的“人口亏损”期，在“盈利”期就要筹划如何以“盈”抵“亏”、以“利”补“损”的方略。老龄化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②：
老龄化与储蓄率、储蓄水平。根据中国1978年以来人均GDP、储蓄水平、储蓄率、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等有关数据分析，老龄化与储蓄率关系为：老年人口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可提高0.37个百分点，而劳动年龄人口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则提高1.47个百分点。鉴于国际社会这方面的经验，随着老龄化的加深储蓄率还有下降的趋势。特别是达到严重阶段以后，老年人口动用储蓄金会显著上升，导致储蓄率下降。
老龄化与劳动参与率、劳动力供给。中国20世纪90年代劳动参与率的降低，主要是由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模式的变动引起的，特别是较低年龄组群入学率提高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引发的。由于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中25岁—44岁年轻年龄组群所占比例下降，45岁—64岁相对较高年龄组群所占比例上升，即使未来各年龄组劳动参与率保持2000年水平不变，劳动参与率也将出现下降趋势。尤其在2045年老龄化达到严重阶段以后，这种下降的趋势更为显著。
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研究说明，老龄化程度越高、上升速度越快，其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就越大，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越慢；反之老龄化程度越低、上升的速度越慢，其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就越小，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越快。无论在何种消费函数下，人口老龄化通过对消费的影响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都以低位方案下的高度老龄化的产出能力为最低，中位方案次之，高位方案则比较高。
老龄化与收入分配。国际社会一般将支付老年的退休金等费用占到国民收入的10%或工资总额的29%定为“警戒线”，超过这一“警戒线”将使国家财政和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我国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福利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已从1980年的1.4%上升到了1993年的3.7%，13年间上升了2.3个百分点；预测2025年—2030年可超过10%，占工资总额可达30%左右，逼近并突破上述“警戒线”。然而此时距离老龄化峰值的到来尚有20多年的时间，足见问题之严重，对“人口亏损”必须有足够的估量。
老龄化与社会发展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养老保障、科技进步、制度建设、社区发展、文化生活、婚姻和家庭等，都有着一定的制约和影响。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
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体系
由于21世纪前半叶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比较快，迫切需要构建全面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基于“未富先老”这一基本国情，没有条件实施像西方国家那样覆盖全社会的养老保障制度；也鉴于当代“福利国家砍福利”的教训，也不应该走那条道路。从实际出发，我们提出走渐进式、逐步扩展的养老保障路子。鉴于未来老龄化在时间上呈S曲线推进趋势，21世纪前20年为人口老龄化推进较慢时期，在此期间内应逐步形成包括集养老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于一体的养老社会保障框架；2020年—2040年为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并进入严重阶段，主要是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和制度建设；2040年—2050年人口老龄化速度减慢并趋于稳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相对稳定，只对个别不适宜部分做出相应的调整。毫无疑问，构建全社会的养老保障体系需要加大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投资，政府扮演主力军角色；然而从实际出发，还必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挖掘各种潜力，盘活各方面的养老资产，走改革的路子。两点具体建议：
建立农村责任田养老基地。当前除“五保户”和个别经济发达地区外，广大农村还没有社会化养老保障。如果要将农村纳入其中，在国家和地方财政支持力量有限情况下，就要挖掘其他方面的潜力。在农村，一般老年人个人积蓄不多，走商业化养老保险只能是少数人的事情。但是农村老年人都拥有一份责任田，尽管在法律上，责任田不属于个人所有，是一种使用权和经营权；但是因其具有使用价值，转让这种使用价值便可带来财富，因而也可以将其视为“财产”而发挥养老保障作用。具体办法是依据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多少，60岁以上老年人可将其责任田的一部分或全部，入股带到农村老年责任田基地。基地是社会化养老组织，组织低龄老年人和其他志愿者从事生产劳动和经营，取得经济收入，供给基地老年人生活和消费，创立一种不需要额外投入即可实现基本养老的组织形式。
创建城镇房产养老保险。城镇中多数老年人口享有不同程度的养老保障，但也有部分城镇老年人口由于历史的原因，不能享有离退休金。调查表明，虽然他们现金储蓄较少，但是许多人拥有自己的一份房产，尽管房屋的质量一般不是很高。故可采取类似农村责任田养老基地办法，城镇老年人口也可以将属于自己的房屋财产投资到城镇专业养老保险公司，按照房屋的数量和质量作价入股，再按照股份多少按时领取养老金。房屋作价入股，可以采取：(1)出让式——老年人将属于自己产权的房屋作价卖给养老保险专业公司，等于以出卖房产作价投保养老保险，出让后老年人将不再拥有房屋的产权和继承权；(2)期货式——城镇老年人将属于自己产权的房产作价交付专业养老保险公司，但保留一定期间内的老年人的居住权（如保留到老年人去世为止），不保留房屋产权和继承权。(3)典当式——既保留老年人对原有房屋的产权，又保留将来的继承权，只是将若干面积的房屋出租给专业养老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以养老金形式支付给老年人一定的费用。类似在当铺里典当东西一样，等到老年人去世后，再由家人赎回来。
老龄化与科技进步
老龄化对科技进步的影响和作用是二重的：一方面，老年人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不断增长，而老年人才长期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具有不需要培训、成本较低和实用性较强等优点，能够也应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老龄化的加深和用在老年人口上的投资不断加大，会影响到科学、教育、技术改造投资的增长，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知识、技术的老化，阻碍着技术的进步。综合两方面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要开发和利用好老年人力资源，充分发挥老年人才的作用。据统计，目前全国城镇4000多万离退休老年人口中有500多万各种类型人才，仅有不到20%继续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形成老年人才资源的很大浪费。我们应当重视并开发利用好老年人才资源。
老龄化与社区发展
实践表明，社区是除家庭之外老年人社会生活最主要的场所，无论生活照料、医疗保健，还是精神慰藉、文化生活，都离不开社区，老龄化呼唤加快社区发展。从我国实际出发，加快老龄社区发展除了政府重视、增加投资、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外，当前应着重解决好：老年住宅建设和社区环境改造；大力发展社区志愿者服务；试验开办“时间储蓄银行”等，广泛动员和利用社会资源增强社区功能，推进社区养老保障建设。
老龄化与老年婚姻、家庭
据北京市等的调查表明，65岁以上女性老年人口丧偶率在40%以上，再婚率较高。但由于婚后子女、财产等矛盾，造成离婚率的持续攀升。同时许多老年人再婚没有履行婚姻登记手续，处于很不稳定状态。与不稳定婚姻相关联的是家庭的不稳定和小型化趋势。由于家庭小型化和家庭赡养功能的弱化，使老年单身家庭、只有老年夫妇家庭数目上升很快，导致传统家庭养老发生危机，甚至老年人不愿忍受子女歧视而弃家出走。拯救濒临崩溃的老年家庭，是社会道德建设发出的呼吁，也是社会法治化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
老龄化与文化发展
老龄化必然影响到科学、教育、文化的发展。当前，一是反映老年生活题材的小说、诗歌、散文、戏曲、电影、绘画、音乐、舞蹈等的大量增加，新闻媒体开辟反映老年生活的专题、专栏大量增加。随着老龄化的加深，这类老年文化还会继续扩展，以反映老年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新的精神风貌。二是老龄化的加速推进，带动老年教育和终生教育的迅速发展。自20世纪20年代末英国人提出成人教育，60年代法国教育家林格兰特(P·Lengrand)提出终生教育以来，包括老年教育在内的终生教育先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也获得迅速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老年教育发展起来，特别是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老年大学，集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于一堂、琴棋书画和音乐舞蹈于一体，形成独具一格的老年大学文化，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力。三是老龄化加速发展提出重新认识和评价“孝文化”问题。我们应当继承和高扬传统“孝文化”中孝敬父母的合理内核，同时抛弃糟粕，将其融入现代发展理念，实现其在更高意义上的复归，实现代际平等、代际民主、代际和谐符合现代文明道德准则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新的“孝文化”。
注释：
①预测方案参数由田雪原、王金营讨论确定，设计和上机由王金营完成。参见《老龄化：从“人口盈利”到“人口亏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
②参见田雪原、王金营、周广庆：《老龄化：从“人口盈利”到“人口亏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