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全球问题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试论论文,当代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的人类格外关注国际关系，因为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把国际关系历史地摆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但是，正像当代人类社会生活各领域都遇到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一样，当代国际关系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全球问题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尤为突出。全球问题不仅改变着国际关系的形式与内容，而且塑造着国际关系的新规则与新机制，深刻影响着国际事务的发展。
一、全球问题及其特点
所谓全球问题，就是指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一系列超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当今，国际社会异常关注的南北关系、战争与和平、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粮食危机、资源短缺、人口爆炸、难民、毒品、艾滋病、国际人权与民族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海洋利用与宇宙开发、精神迷乱与道德失落等等都属于全球问题。这些问题大都涉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又深刻反映出人自身的危机，即精神的、价值的、素质的危机。
全球问题不同于国际社会存在的其他种种问题，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全球性
全球问题在规模和波及范围上具有全球性。规模的全球性是指无论从存在空间还是影响后果上都具有全球维度，如南北关系、核战争威胁、生态恶化与环境污染等问题。而波及范围的全球性则是指某些问题虽然在现象上表现为区域性，但无论从后果还是解决途径上讲都与国际社会整体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区域性问题有了全球意义。如人口与粮食问题，人口爆炸主要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在区域上主要存在于亚、非两大洲，但人口爆炸的冲击波却是世界性的，过多的人口会加剧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和难民潮，从而威胁整个人类。同样，粮食供给不足以及饥饿与贫困现象虽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但粮食贸易和粮食危机诱发的诸多消极影响却是全球性的。这里一定要注意区分全球性与区域性（多指大洲，大的社会—经济地区）、地方性（多指某个国家）等概念。全球性问题必定同时是区域性的、地方性的，但在区域、地方有所表现的问题却未必都是全球性的，尽管有时会引起全球的关切。
第二，全面性
全球问题表现于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科技、环境、教育等诸多方面，涉及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作为主体的人自身三大领域，全面反映了当代人类面临的困境、挑战和亟待反省变革的行为模式与生存战略。不言而喻，全球性强调的是问题规模与影响的全球维度，而全面性则注重全球问题内容的多样化与丰富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全球问题的全面性不仅表现为涉及领域的广泛性，而且表现为某一问题本身的综合性，如南北关系、生态危机、毒品等问题本身就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诸多因素。
第三，整体关联性
全球问题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每一个全球问题都具有自己特定的内容，涉及特定的领域，表现出自身的特点，但是，全球问题产生于相互依存时代，存在于社会生活诸要素相互渗透的时期，彼此相互缠结，相互制约，而科学本身也开始了从分门别类研究向整体综合把握的转变，因此，我们的研究方法和认识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也必须随之变化。若忽视全球问题的相互缠结，相互制约，试图单独地解决某一领域的问题，那必然会碰壁。以发展、环境、资源、人口问题来说，发展是治理改善环境，合理利用资源，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基础。没有发展，就意味着缺少资金、技术与教育，忙于生计，无暇顾及生态环境、资源、人口等问题。而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滥用、人口负荷过重，又必然会制约发展，尤其是难以做到可持续发展。环境危机向人类敲响了警钟，正视、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21世纪的历史要求。但是缓解、消除环境危机需要巨额资金，需要加大资金利用的科技含量，需要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否则，环境治理与改善就是空谈，于是很自然地涉及到发展、资源、人口问题的解决。总之，必须用系统论的观点审视全球问题，制定整体、综合处理问题的战略，唯有如此，在回应全球挑战的历史进程中，才会有所前进，有所作为。
第四，超意识形态性
全球问题在表现形式上会有民族特点，在解决途径和发展前景上会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但应当看到，问题本身是超民族、超意识形态的。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防止战争、保卫和平，寻求发展，保护生态与环境，合理使用资源，控制人口，反对恐怖活动和毒品泛滥，预防艾滋病，保障人权等等令人关切的问题。这些问题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中更一般的内容，在当代具有普遍性。不因你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存在，也不因你是发达国家就可避免，用僵化的意识形态眼光是很难理解的。能否妥善解决这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涉及到全人类的当前利益，更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正是这种普遍的利益相关性，内在地要求人们克服国家、民族、集团的偏见，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全球问题的解决。超意识形态并非不要意识形态，更不是意识形态的消失。人和由人构成的社会共同体的生活，总要受到价值观的指导，而价值观就是宽泛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我们强调全球问题的超意识形态性，首先是想指明，尽管不同社会有不同的价值观，但不同社会遇到的发展、环境、生态、资源、人口、毒品、艾滋病等问题却具有深刻的共同性，反映了当代人类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及自身发展内涵上的危机。其次，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克服意识形态障碍，尤其要防止政治意识形态把问题情绪化。要在尊重对方价值观的前提下，寻求共同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果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束缚，特别是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全球问题势将日趋加剧，无法得到有力遏制与解决。
第五，严重挑战性
全球问题不同于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般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从而对人类构成生存挑战。在社会演化的历史过程中，自然灾害、战争、疾病、饥饿都曾严重威胁过人类的生存。自近代工业文明以来，由于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生存的能力空前提高，所以才有了人口的剧增和寿命的延长。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新科技革命与信息社会的来临，本应享有更佳生活条件的人类却遇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生存危机。核威胁、全球升温、臭氧耗竭、资源短缺、毒品泛滥、艾滋病流行……所有这些因物质文明的畸形发展，科学技术的失控，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社会异化程度加深而突然降临的问题，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正是因为全球问题具有这种整体的、根本意义上的生存挑战，所以才受到当代人类的严重关切。此外还应注意，全球问题的严重挑战性不仅是由于问题性质、内容给人类生存带来严重威胁，而且还在于解决问题的时间异常紧迫。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的空前加强，使全球问题造成的各种困境正在迅速接近甚至超过极限，若不认真对待，及早解决，无论是资源与环境还是社会与人，都将难以承受，以至使人类坠入死亡的深渊。
二、全球问题导致当代国际关系内容的调整
很长时期以来，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是国家安全，特别是军事安全问题。因此，处理政治、外交关系，解决边境冲突、领土纠纷，进行扩军备战直至发动或制止战争，就成为各国关注的中心。这些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确保国家政治军事安全。显然，谋求国家政治军事安全对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而言都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它涉及国家的生存。一个主权不完整，领土被侵犯的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其行为能力就是欠缺的，从而在国际关系中将处于软弱的地位，难以捍卫自身的生存利益。一个被战争、被民族与宗教分离主义所困扰的国家，最关心的当然是赢得战争，实现和平，消除分裂，维护统一。这充分表明，国家政治军事安全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本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向全球更大规模的扩张，经济一体化速度加快，各国相互依存加深，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教育等等因素的作用明显加强。这些因素一方面有助于国家间的正常交往，推动各国发展，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国家间关系的脆弱性，诱发出困扰人类的全球问题，制约着国际关系的变化。正是从这时起人们日益感到，仅仅从国家的政治与军事安全的角度认识、把握、处理当代国际关系已远不适应现实的需要，必须重视国际关系中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等非军事性内容。
国际关系中的非军事内容被称作“低级政治”，以区别于传统的军事安全为主导的“高级政治”。这种“低级政治”覆盖面广，数量大，与当代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密切，因此备受关注。比如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南北差距与全球贫困，环境恶化所引发的生态纠纷与环境外交，人口膨胀、资源短缺所导致的社会动荡，以及贫困、社会不公正和人文精神失落的综合作用所产生的吸毒贩毒、艾滋病等社会问题，都足以表明“低级政治”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当然，承认国际关系中“低级政治”的数量与份量的加大，并不意味着否认传统的“高级政治”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事实上，政治、军事安全仍为各主权国家所关切，国家间领土纠纷和军事对抗也时有发生。但总的来讲，除了伊拉克攻占科威特那种赤裸裸的侵略行为必然导致严重军事对抗外，当代大部分涉及主权、领土、资源纠纷的政治、军事安全问题，都在反复权衡国家利益得失后，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处理方法，比如英国与阿根廷曾于1982年因马尔维纳斯群岛归属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海战。事隔13年后，尽管马岛归属问题并未解决，但两国却于1995年签署了一项共同开发马尔维纳斯群岛石油资源的协议。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国际关系中的“低级政治”内容不仅开始占有量的优势，而且在国家利益的权衡中急迫性普遍加大。换言之，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下，由于世界和平趋势加强，发展问题日益突出，所以国际关系行为体关注的焦点开始转向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等问题。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固然重要，但在国家利益的摆位中，未必时时处处都居于首位。“低级政治”就其重要性而言已获得了与“高级政治”难分伯仲的同等地位，而就其紧迫性而言，“低级政治”往往甚于“高级政治”，两者综合的结果，就导致当代国际关系内容的调整。
对于国际关系内容从“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的转换，不少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和政治家都有所阐述，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尽管他是公认的现实主义信徒，但对当代国际关系内容的变化却把握的十分准确。他于1975年就指出：“在处理传统的议题上取得进展已是不够的了。一种崭新的、前所未有的问题已经出现。当今的能源、资源、环境、人口、海洋和空间利用等等问题与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和领土争端等传统的外交议题处于同等地位”（注：[美]基辛格：《一种新的国际伙伴关系》，载《国务院公报》，1975年2月17日，第199页。转引自[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则在《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一书中，对相互依赖政治的内容、特点作了更详尽、更有权威性的阐述与分析。而在他们概括的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特点之中，有两个涉及到“低级政治”与“高级政治”的关系问题。一个特点是“各种问题之间无等级之分”，“军事安全并不始终是国家间关系议题中的首要问题”；另一个特点是“军事力量不起主要作用”，在实现“经济福利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等目标时，“武力也往往不是一种恰当的手段”。（注：[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第27—33页。）威廉·考普林于1980年出版的《国际政治入门》一书中，进一步分析了“问题政治观”，并列表与权力政治观相区别，指出围绕问题所形成的冲突与合作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注：参见陈汉文：《在国际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247页。）80年代中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由于东西军事对峙的消除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主张更多关注国际关系中“低级政治”的人日渐增多。“低级政治”不仅为新现实主义所认同，更成为新自由主义（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点之一。他们之间的论战并非在于排斥还是接受国际关系中的“低级政治”，而是如何处理“低级政治”，更确切地说，是通过霸权体系还是通过更具多元化色彩的制度安排来整合国际关系，实现自身利益。
由于认识的提高和政策的相应调整，国际关系内容变化的力度大大加强。围绕当代全球问题，联合国先后主持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1992年），《世界人权会议》（1993年），《第三次大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1994年），《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1995年），《世界妇女会议》（1996年），《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1996年），以及1996、1997两年分别于日内瓦、东京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缔约方会议》，1996年世界各国部长级官员在南非召开的“信息社会与发展”大会等等。这些会议从一个个全球问题切入当代国际关系，形成了90年代国际关系的鲜明特色。
三、全球问题促进了当代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多元化
既然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是国家安全，所以传统的国际关系主要指国家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国际政治主要指国家间政治，国际关系行为体主要为国家。今天国家为国际关系的主角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最基本的行为体，主导着国际事务的处理。国家行为体的这种主导性表现为：
其一，国家利益是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动因。利益是人类的一种客观需要，这种需要能从不同方面保障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在人类的各种利益需要中，国家利益需要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利益需要，因为国家是迄今为止能够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最有效形式，它可以凭借其特有的组织力量与物质手段争取、维护更多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国家利益的判断权衡，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宗旨的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就成为各国对外关系的轴心，并由此导致了国际舞台上的各种事件与关系。
其二，国家是行为能力最强的国际关系行为体，是国际法的主体，它拥有足够的手段去履行国际法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独立开展各种对外活动。无论从国际关系对行为体能力的要求，还是从国际法对主体履行法律的能力的要求来看，国家都居于有利的地位。它无需依托于他人，而是凭借自身的权威、力量、意志去独立处理对外关系与对外事务。
其三，国际组织的作用往往受到国家或多或少的影响。政府间国际组织自不待言，因为无论从产生还是功能上讲，政府间国际组织都受制于国家，国家利益与意志的碰撞在这里的表现仍很突出。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另当别论，但一般说来，从它们的意见、主张中依旧会听到政府的声音，这一点尤其表现在那些国内政府控制比较严格的国家。
然而，承认国家行为体的主导地位只是审视当代国际关系的一个方面。随着国际关系内容的调整，全球问题的凸现，国家行为体的主导地位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明显加强。
首先，非国家行为体数量增多，活动领域扩大。“二战”前，国际组织仅有500多个，而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已超过3万个。这些组织除涉及政治、军事性领域外，还广泛涉及经济、社会、科技、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全面地、多层次地推动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跨国公司发展迅猛，其数量已达近4万家，控制着世界贸易的1／2， 世界总产值的2／5，以及75%的技术转让和90%的生产技术。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跨国公司已不是发达国家独有的经济组织，它扩展到发展中国家，据统计，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近50个。跨国公司虽主要从事经济活动，但由于它是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加之利益的驱使，所以无论从客观还是主观上讲，必然广泛介入国际关系。
其次，非国家行为体拥有参与解决当代国际关系的独特权力，从而加大了影响国际关系的力度。国际组织的独特权力来源于组织的政治影响或经济、技术手段的支持。由于世界相互依存的加强和全球问题的困扰，每个国家都深感力不从心，难以凭借自身的力量独自承受生存与发展的挑战，于是，对国际组织的需求与期望值加大。虽然，至今为止国际组织的政治权威性还难以同主权国家相提并论，但单一国家的无奈，客观上已强化了国际组织的政治作用，其对国际关系的整合力、约束力已不可忽视。以联合国而言，冷战后的作用大大加强，无论是维护世界和平还是促进世界发展，都做出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它们的权力来源不同于联合国。作为专业性、技术性组织，它们凭借的是经济、技术手段。而在世界金融、贸易问题日益突出，竞争与风险加剧的形势下，这些组织备受青睐，作用显赫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跨国公司的情况更为特殊，它融经济实体与政治实体于一身。作为经济实体，它以其在资金、技术、市场销售和经营管理上的雄厚实力，影响着国际生产结构、金融结构、贸易结构的发展和技术的使用与转让；而作为政治实体，它具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和民族国家相比拟的严密的组织系统和等级官僚体制，被看作“商业帝国”。这种双重实体身份，使跨国公司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中的后起之秀，其影响不可低估。由于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结构性权力，并且能游刃于各民族国家之间，利用各国法律之间的冲突及互不隶属性，逃脱民族国家的法律管辖，以攫取更大利益，赢得更多权力。所以，一方面它可以凭借由经济权力转换而来的政治权力直接参与国际问题的讨论与解决，卷入国际机构的活动；另一方面又能直接或间接地对母国或东道国政府施加影响，作用于国际关系。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从事信息产业的跨国公司对建设“全球信息高速公路”握有重要发言权，从而会影响围绕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展开的新的国际合作与国际冲突。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积极活动对70年代智利阿连德政权的垮台，曾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美关系的维系及正常化，除两国领导人的正确抉择外，美国实业界（主要是指跨国公司）也做出了贡献，他们基于其经济利益，采取务实的态度和立场，对克林顿政府施加积极影响。
第三，非国家行为体具有政治障碍少、灵活性大的优势，从而开辟了国际对话、沟通的新前景，推动着国际关系的深入发展。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交往中往往因政治独立、经济主权、政治主权、领土安全等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而陷入安全与外交困境，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国际关系。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大量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则可以绕开政治障碍，保持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正常往来。这些往来有助于缓解政治对峙国家的紧张关系，并提供消除政治危机的可能。近十年来中美关系一波三折，发展可谓艰难，中日关系也并非一帆风顺，但均未走向破裂，重要原因之一是非国家行为体的交往促进了感情交流与信息传递，从而为克服政治障碍创造了条件。
总之，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加强是一个基本事实，考察当代的国际关系若忽视了这一事实，则很难把握全貌。从趋势上讲，方兴未艾的全球问题会不断导致新的非国家行为体问世，从而进一步改变国家行为体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格局。今后，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将逐渐让位于多边关系，而多边关系又会更多地被置于国际组织之中，以国际组织成员的平等身份加以处理。在这些组织中，区域性合作组织地位又格外突出。以90年代的最新情况来看：拉美于1995年初正式成立南方共同市场，1996年安第斯五国第10次首脑会议决定加速建立安第斯一体化体系步伐，安第斯一体化体系与南方共同市场开始着手组建南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非洲，1994 年5月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生效。根据该条约，非洲大陆各国计划在34年内分6个阶段，建立一个单一货币， 内部取消关税，允许人员、资金自由流动，实行统一经济、金融政策的统一体。在该条约促进下，非洲已建立或将要建立大量区域或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如1996年建立东非经济合作组织，西非各国决定2000年前建成西非关税同盟，南部非洲计划8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亚洲，东盟一体化加速，2003年将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 1995年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达成一项特惠贸易协定，并决定200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除此之外，1993年亚太经合组织正式启动，1995年南非、印度、澳大利亚等七国签署了关于建立环印度洋经济圈计划的联合声明，1995年《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地区间合作框架协议》达成，关于建立《欧盟——地中海自由贸易区》的构想也已提出。（注：参见周圣葵、王春法：《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又一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2期。）这一切均表明， 以国际组织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活跃于国家舞台的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四、全球问题改变着当代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传统的权力政治观，把国际社会看作是国家间争夺权力与利益的场所，认为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只有冲突与对抗。从实践上看，直到本世纪50年代，国际冲突的确主导着国际关系，其间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及8个国家，死亡人数达90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40个国家，投入兵力1.8亿，广泛使用了自动化火炮、 坦克、飞机、军舰、潜艇，最后甚至投放了刚刚问世的原子弹，死亡人数近6000万。“二战”后，饱受战争之苦的亿万民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全球性战争得到有效遏制。但是，东西严重对峙，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国际冲突仍居于主导地位。
自本世纪60年代起，由于世界主题发生转换，全球问题日渐突出，所以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所谓世界主题的转换就是从强调战争与革命转向重视和平与发展。世界的主题是由时代决定的，时代不同，世界主题也不同。“二战”后，时代的变化已经开始，到60年代更为明显。此时，尽管国际范围内的各种矛盾依然存在，但一则战争的创伤使人们格外珍视和平，二则世界经济的内在联系和科技进步提供的先进手段把各国联系得更为紧密，所以，控制国际冲突有了迫切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新的时代已超越了以战争和革命为主题的旧时代，它要求和平与发展，这一历史性转换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曾长期潜伏着的环境、资源、人口、粮食等问题到了60年代一下子尖锐起来。因寻求发展而加剧的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债务危机、金融危机、贸易摩擦以及海洋利用与宇宙开发、毒品的肆虐和艾滋病的扩散等等新问题也相继困扰人类。面对这些跨地区、跨国界的全球性问题，一国的努力已无济于事，传统的对抗型思维和政策更于事无补，只会加剧人类困境。这种境况更加急迫地推动国际关系的变革。
正是在世界主题转换的大背景和全球问题严峻挑战的双重制约下，当代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发生了明显变化。
首先，国家行为体的对外目标进行了重大调整。世界各国不管是出于自觉还是迫于无奈，都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基本目标。这意味着，以武力或武力相威胁来谋求利益、控制国际社会的作法已不合潮流，片面夸大国际冲突，特别是军事冲突已无市场，更难有作为。当然，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目标的同时，有些国家仍会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诱惑，试图在和平的较量中称霸地区、称霸全球。但重要的是较量已很少诉诸武力，争取达到的目标也很少是直接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用和平的手段，通过综合国力的提高去扩大本国的国际影响和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已成为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这种选择正是国际关系主旋律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
其次，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有了更多的对话、协调与相互尊重，国际合作有了长足发展。在国家对外目标定位于和平与发展，世界的相互依存不仅以利益的共同化而且以问题的共同化更加鲜明地表现出来以后，各行为体审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和方法也随之出现了变化。愈来愈多的人接受着这一共识：在我们生存的大千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历史传统、民族文化、发展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千变万化，它们将长期并存于同一个地球，任何国家、民族也不能凌驾他人之上，独霸天下。不同社会制度和政治力量多元并存的基本事实要求人们学会相互尊重，学会协调对话，以处理相互间的各种问题。传统的对抗性政治思维和“一方所得必定是另一方所失”的国际交往法则已不适用。因为在核战争与核扩散、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混乱与不公正、生态失衡与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爆炸、毒品泛滥、艾滋病传播等等全球性问题面前，人类整体的生存威胁已摆到首位。这些问题不解决，损失的将不是某一国的利益，而是全人类利益。换言之，由于全球问题的凸现，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很难有单独的赢家，试图损人利己，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虽可能得益于一时，但结果必将品尝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苦酒。由此看来，“零和博弈”（即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让位于“猎鹿博弈”（即各有所得），已是历史大趋势，而后者的核心就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的国际合作。
当然也应看到，国际关系主旋律的变化仅仅是开始，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仍然受到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南北差距与冲突等诸多阻力的困扰。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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