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科建设为纽带 提升大学核心竞争力——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纽带论文,核心竞争力论文,中国论文,世界一流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认为，近年来，关于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问题的研究，论者多将焦点集中于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的内涵与特征等方面，应该说这些论述对于丰富我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明确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不少研究却对建设一流大学的核心问题认识不足。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就学科在大学，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中的重要地位展开论述，试图对学科建设这个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中的核心要素、核心问题加以考察，以求把握世界一流大学形成的内在逻辑。由此出发，对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在学科建设方面提出若干建议。
一、从当前关于一流大学研究中找出创建一流大学的核心问题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江泽民同志曾用“四个应该是”全面概括了一流大学的办学目标和评价一流大学的根本标准，认为“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索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围绕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问题，理论界也对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进行了探讨，大致形成了一些“共识”，譬如，人们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往往：（1）学科门类齐全，拥有一批高水平学科；（2）拥有高水平的，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和威望的学术大师；（3）培养出大批世界公认的高质量的人才；（4）科研成果卓著，学术声誉崇高；（5）办学经费充足，教学、科研条件一流；（6）管理卓越，机制灵活；（7）学术环境优越；（8）办学特色鲜明，理念明确；（9）国际交流频繁，开放办学。此外，一些论者还根据我国拟建一流大学的9所院校中有6所基本属于理工大学的实际，归纳出了世界一流理工大学的基本特征。比较而言，一流综合大学和一流理工大学除了学科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外，与上述观点并无本质区别。
这些特征的归纳，对于我们认识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是，对于如何建设一流大学，尤其是为创建一流大学提供可操作的具体策略方面不能给出很好的解答。原因在于：第一，上述关于一流大学特征的归纳几乎囊括了办学过程中涉及的所有问题和所有因素，认为如果各个方面都达到世界一流，这所大学就属于世界一流。这种判断没有突出一流大学的内涵，事实上诸多特征之和并不等于一流大学的内在本质。当我们考察一些公认的一流大学时，会发现你不可能找到一所大学完全符合上述标准。第二，有关一流大学特征的描述虽然被很多人用作衡量一流大学的尺度，却没有抓住建设一流大学的核心和要害。即使我们承认这些的确是一流大学的共性，但它也是各大学经过努力跻身世界一流后所表现出的特征，也就是说，这些要素可以成为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但它不能较好回答一流大学的建设途径和基本措施。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上述有关一流大学的特征中体会到，学科和学科建设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与学科直接有关的包括上述1、2、4，其他几项则间接地影响学科或受到学科的影响。所以，说学科是高等学校凝聚学术力量、培养人才，进行知识创新、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和为社会服务的依托和核心一点不为过。大学的基本职能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而学科实际上是一个中轴，学科发展方向和水平反映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和水平。高水平的学科点，往往具有一流的师资和研究者作为支撑，是培养高质量的学生的前提和保证。同时，由于学科发展水平高，学科发展方向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学科研究成果直接转化为专利技术和产品，这增强了学校服务社会的能力，所以，学科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大学服务社会半径的大小。因此，笔者认为，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在一流大学形成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促进一流大学学科建设应是一流大学创建中的核心问题。
学科的发展问题如此重要，所以学科被某些学者认为是大学的核心竞争力。简单地说，大学核心竞争力就是那些“促进大学走向成功，在大学竞争中起关键作用的要素”。笔者认为，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而学科建设和发展正是这个系统的核心。
二、学科的基本内涵与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
那么，学科究竟是什么呢？按照一般的观点，学科有宏观和微观两种定义。宏观定义如：“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微观定义：“在高等学校，它是依据教育目的、办学任务，修业年限以及一定年龄阶段的学生的发展所组成的科学基础知识体系。其中包括公认的科学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结构，并能反映这门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可见，前者指的是对科学知识系统的分解所形成的局部系统，后者则接近于课程和专业。但是，这样的定义似乎不能让我们感到满意，尤其是当我们用这样一个定义来描述一流大学的学科和学科建设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在实践当中，学科是一个实体概念，大学的学科建设实际是以科学分类为基础（接近于宏观概念）所形成的学科组织为基础来进行的，它既包括根据一级学科所形成的学系（学院）建制，也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二级学科点建制，包括学科研究方向、学术队伍（学科负责人、学术带头人或责任教授及其学术团队），运行环境与运行机制。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发挥影响力，对大学的教学、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后者。也正是基于此，211工程重点内容就是对国家重点学科进行重点扶持，以学科建设促进学校整体水平的提高。
笔者认为，居于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学科，其建设主要针对四个方面内容：学科研究方向，学科队伍，学科条件和运行机制。
（一）学科研究方向的确立与调整
确立学科研究方向，就是确立优势学科、特色学科，确定主攻方向。要明确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已经有的特色要继续保持，要把优势变成强势，形成拳头产品。同时，也需要关注其他大学的学科发展动态，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甚至引领世界潮流。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在学科研究方向的选择上，一定要积极利用后发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全球化时代资讯发达，交流便利的条件，及时把握世界科学研究的发展潮流，少走弯路，少走老路甚至是错路。香港城市大学名誉校长吴家玮建议：“中国高校要选准某些领域发展，将来在国际上一提某某学科，人们会说，我知道，中国某某大学是领先的。这个要求看起来低，但实际上非常难达到。”[1]从本质上来说，科学研究的原创精神，首先来自于研究方向选择中所体现的眼光，同时也包括魄力和勇气。
在科学研究中，学科研究方向的选择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科学研究中总会有一些新的学科增长点和研究领域，这些增长点或者对国家发展特别重要，或者引领科学发展潮流，谁能预先把握科学发展的势头，谁就能确保优势，或者后来居上。在这一点上，卡文迪什实验室的成功经验值得重视，19世纪下半叶，英国为改变实验物理弱国的状况，在剑桥大学创办了卡文迪什实验室。卡文迪什实验室在长达120多年中其学科主要研究方向发生过5次转变，使其研究方向一直（至少到20世纪70年代）保持甚至代表物理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使英国迅速发展成为“执世界实验物理牛耳的强国”和世界物理学中心。由此来看，根据学科发展的趋势及时调整学科主导方向，不仅应该，而且是必须的。没有学科研究方向的正确选择，卡文迪什实验室是难以产生众多的创造性成果和培养出一批杰出的科学家的（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卡文迪什实验室的案例，为转型时期的重点理工大学在学科研究方向的选择，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经验，它启发我们：科学研究方向不仅是优势学科顺应时代发展及时调整方向，还需要抓住科学发展的苗头，及时增设新的研究方向，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二）学术队伍建设：构建研究团队
一流大学学科建设，需要有在本学科学术造诣高、有一定国际影响或国内公认的学术带头人和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学术梯队。MIT第十任校长小詹姆斯·R·基利安在1954～1955年校长报告中说：“在基础科学方面我们急需的是那些具备想像力及受过训练并能够发现新技术和提出新理论的科学家。许多人提出基础研究及支持基础研究需要资金，这些需求是巨大的，但更为巨大的则是有才能、有动力、有理论能力从而使得基础研究确实具有基础性质的科学家。……虽然旗手并不足以提供一支强有力的科学进攻队伍，但现在急需的却是一批旗手。”没有优秀的“旗手”，再好的实验条件、再多的经费投入也难以取得世界一流的成果。在创办高水平大学的实践中，许多大学都深深感到学科带头人的重要作用，千方百计为引进优秀人才创造条件，体现出国内在创建一流过程中对学科带头人、科学研究领军人物的迫切需求。
但是，科学研究除了强调个人的贡献，学科负责人的贡献外，还必须形成一个整体水平较高、学科专业互补、内部凝聚力强的学术团队，这个团队更应是一个学术梯队。科学史表明，科学活动是高度创造性的劳动，它需要个人的能动性，还需要发挥团队的精神，尤其是老、中、青三代人的合作，乃是集团创造力借以发挥的最好形式，像BCS理论的成功那样，精通固体物理的约翰·巴丁是长者，精通场论的利昂·库伯是师兄，加上年轻的J·R·施里费为徒弟，三代人合作，提出“电子对跃迁”的全新概念，结果使BCS理论大功告成。[2]当然，重视学术团队建设，也应强调对团队中青年人才的重视，我们注意到，当前，在一流大学学科建设中，一些大学将青年人才的培养作为构建学术团队的重点。譬如，北京大学很多学科都建起了老中青结合的学术梯队，一批优秀青年学者相继涌现。在年轻的学科带头人当中，既有在国外从事高水平科学研究的优秀人才，也有北大自己培养的“本土博士”。据统计，北大有13位教授出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是国内首席科学家人数最多和承担子项目最多的单位。
（三）学科条件
任何学科的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构建良好的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环境，是提供基本甚至是一流的物质和技术条件，是进行科学研究，开展尖端实验必不可少的前提保障。教育部颁布的《全国重点学科评选办法》要求，申报重点学科的单位必须做到“教学、科研条件居全国同类学科先进水平，具有较强的与相关学科相互支撑的能力和获取国内外信息资料的先进手段”；有报道称，在对11所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进行访谈时，若干位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长江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学者都谈到，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大学中学科实验装备水平和条件远远落后于学科理论研究的需要。这主要是因为国家经济实力有限、对大学中的学科基地建设投入不足、学校自身的建设能力也不强；最近几年，这一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根据“985计划”，国家为建设9所世界一流大学，1998到2001年度共投入144亿元，这其中绝大部分经费用于改善学校的基础设施和实验设备，同时，211工程对重点学科的经费支持也为一流大学的创建提供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运行机制
学科研究活动，是研究人员利用一定的设施、围绕一定的方向进行的。学科发展方向确定的同时，学科组成人员的素质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稳定，研究和教学条件得到基本的改善的条件下，学科发展能不能取得丰硕的成果，主要取决于有没有一套有效的机制来让上述几个因素的产出最大化。笔者认为，一流大学的学科建设，人员因素是关键（学科方向也是由人员决定的），外部条件是基础，而运行机制是保障。所以，无论是国家重点学科，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都要求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以推动科学研究。在当前建设一流大学过程中，要积极发挥机制（制度）建设的作用。以机制代替人治，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
三、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学科建设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当前，我国大学学科建设总体情况距离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发展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尽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九所大学，其数量仅占全国高校的1％，重点实验室却占近一半，年科研经费约占1/3，在校硕士生占20％，博士生占30％。这些大学共有国家重点学科295个，占全国重点学科的30.6％。[3]同其他大学比较，这些大学学科建设处于领先水平，但与国际一流大学相比，却比较落后。有人曾经分析了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学科发展状况，认为上述大学的学科处于跟踪型的居多，处于世界前沿水平的极少，即使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但真正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几乎没有。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认为，北大学科发展水平的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学科群和学术成果还比较少，教师中有世界影响的一流学者人数很少，培养、吸引和汇聚优秀拔尖人才的机制尚未形成。可见，差距是全方位的。[4]
显然，有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建设问题非常庞杂，这里主要探讨几个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重新审视一流大学的学科布局
自9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高校纷纷开展学科重组，力图改变我国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所造成的文理脱节、理工分家和偏科现象严重的问题，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一流大学的学科综合化，除了基于个人完满发展的考虑以外，更重要的是基于科学发展和科学发现的内在要求。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所不同的是，社会科学以各种社会现象为对象，自然科学以自然现象为对象。前者偏重形象思维，后者偏重抽象思维。
但是，即使有上述的理由存在，笔者仍要指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走学科综合化道路，仍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走向综合化，这是世界上高水平大学发展的必然趋势”。[5]他们援引了一些学校的例子来证明，譬如牛津、剑桥、哈佛这些名牌大学，原是文科为主后来发展为文、理、法、管、医、工结合的综合大学；MIT、加州理工学院，以及德国的柏林工业大学都是从技术学院逐步走上了理、工、文、管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学科综合，一是学校学科覆盖面的大小，二是学科内部的整合，尤其是各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后者对学科综合化更具有深远的意义。就前者而言，学科综合化很容易让人觉得只要学科覆盖面广，学校就是综合性的，就是好的。事实并非如此，有学者指出，“在最近几年美国最佳大学排行榜中，各学科齐头并进、门类齐全的大学的排位普遍落在其他类别大学之后，而像普林斯顿、加州理工学院这些实际上只有理、工、文等少数学科的，却始终处于美国大学排行榜的最前列。[6]
我国的9所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中，有6所基本属于理工大学，建设综合性大学，促进学科综合化一时成为这几所大学的共同趋势。一些学校在短时间之内建立起教育学院、人文学院、经济学院……学科的创建着眼点主要不是促进学科交融，而是为了通过添置新学科，使自己不至于在大学排行榜上失分。反观MIT、加州理工学院等大学尽管经过80多年的调整和发展，非理工学科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始终未改变其理工为主的状况。早在1979年，MIT教务长罗伯森教授就明确告诉浙江大学考察团，MIT不是一所综合大学，而是一所现代化大学。这说明“认为只有理、工、文、管、经、法、农、医等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大学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认识是武断的，通过组建联合舰队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做法也是值得深思的”。[7]也许，用“现代化”而不是“综合性”为标准来指导一流大学的学科建设，或许会帮助我们走上相对正确的轨道。
理工大学原本没有较强的经、管、农、医、教等学科建制，一下子要组建新的学院（系），短时间内要拿博士点，申报重点学科甚至一级学科，高水平的研究人员和师资从何而来？除了向国内招聘和吸收海外归国人员，最主要的做法还是从国内其他大学“挖”来一些学术带头人，这样做的后果，既可能导致各个学校学科建设趋于同质和雷同，也造成各个学校的恶性竞争，可能的一种情形是，一个联合舰队出现了，但一些原本有一定基础的“二流”学校形势却因人才流失更加严峻。抛开上述问题不讲，短时间内添置起文、管、经、法等学科，也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所以，在学科建设的综合化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学校既有的学术传统沿革与学科特色，有学者曾经谈到，“即使要在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清华，作为一所工科性的大学，对于刚刚起步的人文社会科学也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或者有些怪味，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思路也常常被纳入理工科的轨道。”[8]
仍然就理工大学的学科建设而论，今后，提高理工大学的学科水平应是传统理工大学创建一流大学的首要任务。有学者曾经以清华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四校的学科覆盖面、理工学科的强势领域和非理工学科的优势领域进行比较后认为，我国著名理工大学的学科覆盖面并不比世界一流理工大学窄，问题在于国内著名理工大学的学科覆盖面随着办学层次的提高越来越窄，而世界一流理工大学的学科面却随着层次的提高而越来越宽，“这说明国内著名理工大学学科覆盖面宽只是在本科和硕士教育层次上，其综合只是低层次的综合、装饰性的综合，而世界一流理工大学的综合才是高层次、高水平意义上的真正的综合”。[9]
（二）充分确立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重要地位
现代中国教育尤其是5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对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虽然这和中国现代化主要以工业化为导向有关，本质上还是功利思想在作祟，社会发展的衡量标准主要以GDP为依据，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一定时期内受到忽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也明显滞后于时代要求。
表面上看，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一种“无用”科学，因为它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不直接提高生产效率。但这种“无用”其实包含着一种“大”用处。尽管人们在思想上能保持对“唯科学主义”或“唯自然科学主义”的分辨力，但在行动上，往往更加认同自然科学的重要性。人们较易承认自然科学是技术进步、生产力提高的决定性前提，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性力量，却对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天然联系认识不足。实质上，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自然科学的每一重大突破，都为人类提供了一幅更完整的世界图景，为科学世界观的发展与丰富提供了新滋养与新论据。而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高低，则直接制约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先进的哲学社会科学会极大地推动自然科学发展，而陈旧、落后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会严重阻碍自然科学与技术进步。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今天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首先表现为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竞争。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引导人如何面对现实生活的科学，也就成为引领社会前进、推动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键性智力力量。近代以来，我国所以越来越落后的教训之一，即在于没有必要的社会科学研究”。[10]
我国是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资源丰富，尽管中国现代学术在建立过程中大量的吸收西方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观点，但是，立足中国现实，以中国人的视角，吸收人类的先进文明成果，解决中国的问题，仍然是中国学者应有的立场和使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人的文化血统。当前，时代要求我们进行文化的创新，培养创新人才，这个过程也是建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扬弃基础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建设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大学，应该是“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能够体现这一精神的，直接体现在中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上面。
（三）强化学科优势、突出学科特色
1994年，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教师协会，根据世界各大学的学术成绩、学生与系的素质已经在科研中取得的学术成就，拟定了一份世界十佳高校，包括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立分校、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等知名大学。这些学校往往拥有比较强势、世界领先的学科，比如，牛津大学的环境科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医学、化学；东京大学的物理学、金属材料学、电子工程学、经济学；哈佛大学的商业管理、政治学、化学；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电子工程、植物学、教育学；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语言学、物理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和航空航天工程等等。[11]这说明，世界上没有一所大学的所有学科都在世界处于最优秀的水平。举凡世界公认的知名大学，往往有一个或几个学科形成自身的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在同一学科内部，也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向。
已故的加州大学伯克立分校校长田长霖曾经谈到：“研究型大学一定要想办法扶植最优秀的学科，把它变成最好的。然后其他学科也会自然而然地上来。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突破。一个学校不可能在很多领域同时达到世界一流，一样要有先后。如果你确定要把某个专业办成世界一流，那就让每个系都去配合它。”[12]他认为，加州理工学院的腾飞主要就是靠两个教授，一个是密立根，物理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使该校的实验物理迈上了世界一流；然后是冯·卡门，钱学森的老师，他把美国的航空技术带起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之所以世界著名，是因为劳伦斯教授发明了加速器，一下子拿了17个诺贝尔奖。斯坦福大学被认为近年来美国上升最快的学校，就是因为电机系出了一位“硅谷之父”弗拉迪克·特尔门。当时他是工学院院长，他说我们已进入电子商业时代，应该找我们的学生去做创新科技企业。因此，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优势和特色建设，核心的问题是要依据世界科学发展趋势，选择有一定基础和条件的学科进行重点扶持，形成学科发展的突破口。
“有所为，有所不为”，体现在学科建设上，就是要注意到，一所学校的财力、精力有限，各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也有先有后，某个学科雄视天下的时候，也许一些学科才刚刚建立不久，所谓十个指头不是一样的齐。因此，慎重地进行重点学科、重点项目决策非常必要，英国剑桥大学校长卢卡斯教授认为，“中国大学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投入的问题，要进行明智的、有选择的投入”。[13]这个建议，对任何一所试图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学校都有参考价值。所以，不必苛求所有学科都要国内第一、世界第一。需要警惕的，倒是那种学科建设什么都要有，什么都要全，什么都要“永争第一”的背后所潜伏的浮躁和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