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安全：中国的一项大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大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期，随着人们强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国际舆论普遍意识到一个新兴大国和一个守成强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冲突性关系，另外一种是仍然有待于探索和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回顾六十多年来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前三十年中国被普遍认为是革命型国家，而后三十年则被认定为现有国际秩序的参与者。最近一些年，关于中国是否仍然是“现状维持国”的争论也持续上升。①从国际政治角度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与1971年中美关系改善密切相关，此后务实而非理想主义的对外政策，在中国国际战略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4年完成的《超越和平》一书中承认，“在冷战期间，促使美国与中国相互靠拢并将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力量是恐惧。在超越和平以后的时期，我们需要用新的经济动机把我们联系在一起。”②尼克松认为，中美之间需要建立以经济合作为内涵的新型关系，“新型关系仅凭恐惧是不可能持久的……如果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命运就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③尼克松指出的以经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理解当代中国大战略仍具有重要意义。
为什么经济合作能够产生新型关系？关键在于国际经济的深入发展不仅需要开放与和平的外部环境，也要求大国建立相互包容的关系。发展中国家通过比较优势有意识地升级自身产业、提升国际分工地位，而发达国家则须克服保护主义势力，拓展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此外，以经济发展水平来理解国际关系，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时间维度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实力地位、制度建设等方面也差距甚大。发展中国家仍需上百年时间追赶发达国家，这种时间维度的差异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十分重大。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两者的发展差距甚大，两国的安全观念也有很大不同。而发达国家之间也有差异，比如北欧国家的安全比较突出社会化，而美国则延续了欧洲传统的大国均势安全观。
从国际政治理论来看，已有不少学者论述了发展程度与安全观念及其应对安全的策略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在总结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时，提出了“一个世界、多种理论”的判断，认为没有哪一种单一的理论可以解释所有的世界政治现实，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抓住影响事件的基本力量。④朱锋曾提出“三个世界、五种安全”的论断，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安全挑战和应对方式上存在显著不同。⑤国防大学金钿教授也探讨了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大国这三种类型国家安全战略谋划的特殊规律，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安全利益的需求并不一致，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要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更强调制度安全，由于中国国情涵盖了当今世界三大类型国家的基本特点，因此在国家安全战略上呈现出混合特色。⑥而唐世平则从国际社会进化的视角出发，认为17世纪中叶以前，主要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此后的西方世界，则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逐渐演变出新自由主义特征，即更加注重规则和制度。⑦唐世平解决了大理论的时代性问题，而朱锋与金钿等的论述则表明，基于发展水平去理解国家安全战略是极为重要的。
自20世纪后半叶起，推行改革开放路线的中国主动快速地融入国际体系，形成了一种基于发展的新型安全观念。这种发展型安全在邓小平时期得到明显的塑造，在后几任领导人那里也不断呈现，因此，这种大战略不只是某一个时期的政策，而是比较持久的一种战略规划。发展型安全以发展而不是以获取世界霸权来界定国家安全，与美国以霸权均势统领的安全理念形成鲜明对比。由于发展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进程，因此以推进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大战略，不同于以往寻找外部敌人的均势战略，发展型安全坚持国防和发展两者相统一，认为和平比战争更能让国家和人民获益，致力于推进一个和平、稳定、开放的外部环境。未来30年，中国将仍以提高国内民众的生活水平为主要目标，鉴于2012年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2％，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加长期的视角去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
一、发展阶段与国家安全观的多样性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立足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历史，这些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人均收入水平和GDP都比较高，而像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人均收入虽较低，在世界经济中的排名却较高。因此，这些兼具经济大国和人均收入小国的特征，是西方世界在建设国际关系大理论时没有碰到的问题。当人均收入和GDP总量分离时，对国家政策会产生怎样不同的影响呢？一个人均收入较高的社会，政府财政汲取能力较强，国内消费市场活跃，因而社会的动员能力强。中印两国经济总量尽管在19世纪分属全球第一、第二位，但农业社会在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上落后于工业社会，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印都是国际政治中的受欺辱者。
按收入水平，当代世界近200个国家可分为发达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这是一个相对脱离意识形态色彩、比较中性的描述，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尽管仍然共存于一个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对安全的认识和判断存在极大差异。与此同时，随着收入差距的改善和趋同，安全理念也将逐步趋同，进而推动各国间的安全合作。因此，就理论建设而言，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安全观念或者说安全战略是否与发展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发展能否作为区分安全战略以及规划大战略的一个先行指标？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全世界在1820年左右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时西方世界开始进入一个经济稳定增长、人口持续扩大的阶段，而中国在这一阶段由盛转衰，农业社会在面对工业强国入侵时，无法有效动员、组织国内力量加以对抗。根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的论述，1500年至1820年，全世界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在0.05％左右，而1820年至2001年，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23％。⑧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乔治·克拉克也提出，世界人均收入在1800年前后开始了飞跃性发展。⑨他认为，在人均收入停滞不前的漫长世纪中，普通人和他们旧石器时期的祖先的生活并无二致。在1800年以前，当代社会注重的原则，比如和平、稳定、秩序、公共健康等，却是社会的公敌，被现代社会唾弃的一些人类行为，比如战争与暴力，反而是那个社会的生存法则。⑩罗伯特·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把研究定位于18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国家力量以及国家间战争的相互关系，并将不平衡发展和收益递减规律作为理解国际体系变革的根本动力。(11)
在国际关系史上，19世纪最主要的国际政治理念是以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为核心的均势。英国人在对外政策中娴熟运用均势战略，造就了19世纪“英国治下的和平”。19世纪中叶中国败于鸦片战争，标志着英国全球霸主地位的确立。尽管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被迫纳入国际政治体系，但对于国际政治而言，非欧洲世界仍然是边缘地带，主导欧洲大国的根本性国际政治理念，仍然根植于欧洲的大国争霸历史，而不是欧洲对边缘地带的征服，由此，导致欧洲大国的安全观以均势为核心。按照麦迪森的数据，1820年，西欧的人均GDP是除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三倍，1851年英国成为全球人均GDP最高的国家，直至1903年被美国超越。从1880年美国人均GDP首度超过3000美元开始，直到1941年首度超过8000美元，这一期间英国与美国的人均GDP差距不大，但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始成为全球人均GDP最高的国家。(12)这一数据或许能进一步促进我们对英美霸权和平转移的探究，人均收入水平与国家安全大战略有很大关系，位居人均GDP世界第一的大国与排列其后的其他大国在安全战略上具有相似性，英美在长达60年的人均GDP趋同进程中改变了对双方关系的认识，而人均收入差距快速缩小的大国之间则容易产生摩擦，20世纪后期的美日是一个例子，19世纪后期的英德关系也如此。(13)
美国从一个欧洲移民国家发展为当代霸权国家，其安全观和大战略发生了数次较大的变迁和扩展，但不变的是，美国阐述其大战略的基本原则，即基于美国全球最发达国家的身份以及维护霸权地位的需要。国家安全作为突出问题起源于大萧条时期，大萧条迫使美国注意到“社会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影响，而在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则将安全的认识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14)据有关学者考证，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于1943年首先使用了“国家安全”一词，用以替换战争时期的“国家防务”。为了赢得二战，美国社会科学界创建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和概念，以了解和配置能够用于作战的总体资源，比如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发明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概念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美国之所以将防务拓展为安全，正是基于对影响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综合国力的认识。20世纪50至60年代，在所谓战略研究的“黄金时代”，美国安全观的核心是遏制苏联，其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核武器与威慑作为遏制手段的大战略。冷战时代，美苏双方在军事、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进行激烈的对抗，形成了后来被称作冷战思维的旧国际安全观。沃尔特曾将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概括为“军事威慑、军事力量的使用以及军事力量的控制”。(15)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霸权进入一个相对衰落期，安全观念也随即进行调整。在安全理念上对美国造成重大冲击的有两大事件。首先，发展中世界在两个领域挑战美国的霸权，即石油输出国组织带来的石油危机冲击和以联合国海洋法谈判为标志的海洋权益斗争，逼迫美国逐渐开始讨论非传统安全。此后，随着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高污染产业，环境安全也逐步得到重视。(16)进而，西方社会内部的重大挑战也迫使美国改变安全观念，其中一个是欧洲，另一个是日本，这两个美国的盟友同样通过经济力量改变了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由于美国霸权相对衰落，国际关系理论界开始讨论“霸权之后”开放自由的国际秩序是否还能保持稳定。(17)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欧洲国家和日本日渐强调非军事威胁的重要性，产生了如“地区安全复合体”、“综合安全保障”等新概念。(18)对于非军事因素的强调，显然直接源于石油危机对西方社会稳定的冲击，在以定期选举为核心的民主制国家，日益关注经济损益的选民有能力迫使国家决策者改变国家安全战略。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关联甚少，尽管也强调非军事威胁，但主要面对的是国内层面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总结的，“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安全威胁并非来自国外，而是就存在于国内。因此，与日本相比，这些国家的安全保障概念更加内向，更重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政治的稳定、培育国家认同等。”(19)如图-1所示，就人均GDP而言，1980年北欧国家略高于美国，如果不考虑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人均收入水平，那么大量发展中国家集中在左下角区域，人均GDP很低，且无一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序列。
图-1 1980年按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全球国家分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冷战结束后，欧美安全观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相比于美国继续以捍卫霸权地位来界定其全球战略，欧洲人对权力的兴趣降低很多，更关注欧洲能否建成一个地区安全共同体。欧洲之所以不再关注军事威胁，的确与苏联的瓦解有关，但苏联瓦解这样一个单一因素，无法解释冷战结束后20多年里欧美之间围绕国家安全的争论。美国保守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认为，造成美欧在国际安全和世界秩序方面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彼此的实力差距”，相对弱小的欧洲更愿意构建一个以经济力量和软实力为基础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由军事力量和硬实力构建的国际秩序。(20)实际上，就发展程度而言，欧洲比美国更进一步，以注重社会福利为主要特色。而相比较而言，美国仍然处于扩大福利社会的发展阶段。(21)因此，卡根最后将欧美权力失衡提升到意识形态差异，“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欧洲人相信合法性是他们拥有的丰富资源，他们把合法性看作是自己的比较优势，是已经失衡的美欧关系中的平衡器。”(22)
欧洲与美国的差异是量而非质的差异，抛开权力因素，欧美面临的根本性挑战，都是在社会高度发达之后如何平衡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欧洲强调安全的社会化，表现在理论总结上是建构主义几乎主导了欧洲的安全话语。(23)而主导大多数美国学者的安全观仍然是那些事关权力变革的重大问题。(24)因此，尽管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迫于形势压力，不断扩大国家安全的范围，将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也纳入讨论，但美国仍然主要以清除外部威胁、维护其首要地位为优先考虑目标。“9·11”事件进一步巩固了这种逻辑的合理性，摧毁“邪恶国家”成为美国21世纪前十年的主导性战略。(25)鉴于未来中国在经济和安全上都对美国构成巨大挑战，那么人们不由地思考，美国政府所谓欢迎一个繁荣的中国的表述，到底是其基本国际政治理念的自然体现，还是一种策略性安排？
二、以外部威胁界定安全的美式国家安全战略
理解美国大战略的基本逻辑，是看待当前中国崛起的广泛影响的必要条件。正如苏长和最近指出的，英美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各类理论，都可以归结为均势学说和民主和平论两大派，前者深受欧洲的均势逻辑支配，而后者则是将英美的国内政治经验带入国际政治。(26)在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均势至关重要。美国建国之后所认知的世界基本上是英国霸权治下的殖民地世界，在发展模式和思维模式上深受英国的影响，国际政治理念也带有欧洲争霸史的烙印，有学者因此指出，“美利坚的崛起是英国帝国史上的一个新篇章，也是其后果和延伸”。(27)在欧洲历史上，均势曾被当做19世纪西方文明的四大支柱之一。卡尔·波兰尼也断言，1815年到1914年间的百年和平应归功于均势的运用。不过，均势的基础是以金本位制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如果持续扩大的国际经济不能协调国内社会福利，那么其上层结构均势必将瓦解。(28)波兰尼的著作在二战后期的美国写就，其对均势和平、开放国际经济与国内社会契约三者关系的论述，与二战后美国的大战略十分契合。在冷战发生之前，美国决策者已经开始设计一个保障国际经济开放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确保经济安全，与大萧条、二战相比，1940年代中期的苏联还没有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29)此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西方国家之间被证明行之有效，在与苏联竞争时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进一步促使美国下定决心捍卫这一制度，击败挑战这一制度的外部威胁。
美国组建西方联盟抗衡苏联是均势逻辑的自然反应，这一逻辑在苏联军事力量强大之后进一步贯穿于美国的大战略中。(30)20世纪60年代后期，因美国国内民众激烈反对越南战争，尼克松不得不从亚洲削减美国力量。为了重新平衡苏联的影响，美国转而拉拢中国。欧洲裔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是联华制苏战略的设计者和推手，他的国际政治理念从根本上讲就是均势。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中，基辛格认为：“就地缘政治而言，美国是欧亚大陆海岸外的一座岛屿而已；欧亚大陆的资源与人口都远远超过美国。不论冷战存在与否，单一一个大国主宰欧亚大陆两大范围之一(欧洲或亚洲)，都会对美国构成战略意义上的危险。”(31)与基辛格一样有着欧洲背景的另一位地缘政治大师布热津斯基，同样推崇均势理念。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中，布热津斯基明确指出，美国只有阻止别国主导欧亚大陆，才能确保其在全球的首要地位。(32)
冷战结束后，美国学界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选择上意见纷呈。一派观点认为美国单极优势不可持续，一定会有国家崛起并平衡美国的优势地位。这一判断主要源自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推理，沃尔兹认为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之一是权力终将恢复平衡，“未来会成为大国并由此恢复均势的候选者有欧盟，或领导一个联盟的德国、中国、日本，在更遥远的未来还有俄罗斯。”(33)尽管“均势”非常普遍，沃尔兹的理论也倾向于认为会出现一个制衡者，但冷战结束后20年内，美国确实是“一超多强”中卓越的“一超”。鉴于美国实力超群的优势地位异常稳固，多数学者相信，美国能够维持全球霸主地位，但在策略上则有不同方案。一种观点是美国应该扮演离岸平衡者的角色，米尔斯海默认为，只有在欧洲和东亚出现唯有美国才能遏制的潜在霸权国，美国才有必要驻军和干预。(34)同样坚持离岸平衡的克里斯托弗·莱恩则认为，国际体系因素只是构成美国扩张的客观条件，经济和政治上的“门户开放”最终促使美国追求超地区的霸权。(35)另一种观点则是选择性干预，罗伯特·阿特认为，该战略不仅可以帮助美国实现现实的安全和繁荣目标，还能超越这两个目标，去进一步追求价值观等自由主义目标，尽管选择性干预要比离岸平衡战略多耗费20％的预算，但鉴于其金额不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该战略并不会对美国经济构成多大障碍。(36)冷战以来美国在欧洲和东亚都维持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其安全战略显然是最后一种观点。对于美国追求霸权或均势，这些看似矛盾的解读，实际上只是视角不同而已。用两位中国学者的话说，冷战后美国的战略选择是“霸权均势”，包括新现实主义指导下的新均势战略和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制度霸权战略。而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霸权战略是“以均势(大国均势、地区均势)为基础的”。(37)
如果持有均势这一基本的安全信念，那么其主要的推论之一便是安全的威胁来自外部世界，即是否会出现一个外部的挑战者，足以改变力量的分配。以外部威胁界定安全这一特性，也符合二战结束后美国安全观念的变革，美国历届政府的目标就是要消除外部威胁，塑造一个让美国生存并繁荣起来的外部环境。在这样一种安全观念的支配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的关注始终表现为两个基本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军费开支增长是否可持续？美国该采取遏制还是参与战略？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经济总量迅速壮大，接连赶超美国数个盟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加速了美国特别是其盟友在国际体系中的衰落，有的学者强调“单极时刻”已经终结。(38)目前西方的增长势头下降很快，2000—2007年间，发展中世界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6.6％，而发达世界只有2.6％。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测，到2013—2018年间，发达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4％，而发展中世界年均为6％。(39)以面向未来的战略眼光审视，西方社会过去200年来的持续经济增长时代很可能将缓慢结束。按照西方的逻辑，经济力量的衰落最终将导致战略力量的衰落，特别是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卓越的军事能力。如此一来，西方国际体系最终将瓦解。美国是西方世界权力变革进程中的代表者、集大成者，如果美国及其盟友不改变现有政策，那么历史的轨迹将如预期的那样发展下去。
正是出于管控崛起国和维护美国首要地位的考虑，奥巴马政府最终确立了“再平衡”(Rebalancing)战略。在军事方面，美向亚太地区盟国承诺美国将继续保持在亚洲的优势军事地位，特别是在西太平洋的海上主导地位，美国的政策表态至少是当前亚太地区海上争端爆发的原因之一。在经济上，通过“泛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TPP)，推进以美国为主导的地区一体化，此举显然存在着将亚洲贸易中心即中国排除在外的目的，也将弱化东盟在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阻碍亚洲地区的贸易繁荣。美国的新亚洲政策对地区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经济实力相对下滑的美国是否还有足够的耐心和战略远见继续保持开放？是否还有足够的领导力在地区内确保盟主地位，维护地区稳定和安全？对此，各方意见并不一致。在美国面临财政赤字的巨大压力下，不少观察家认为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是一时的。不过，美欧根本性的国际安全理念分歧却表明，当奥巴马政府使用“转向”(pivot)、“再平衡”来命名这种大战略时，它具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和丰富的历史经验。这是一项全球性的大战略，而不只是地区层面战略，不会因一时的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人事调整而随意变更。
从历史长镜头来审视，冷战没能从根本上动摇欧美社会的国际政治理念，其突出标志是冷战结束被宣扬为欧美基本价值观的胜利。美国政治精英深信，以自由民主为特色的国内政治在对抗苏联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国际政治领域，则是西方联盟战胜了苏联集团。美国取得冷战胜利，反而让观察家们注意到一个在冷战时代不那么突出的问题，即“没有了冷战，做一个美国人的意义何在？”(40)诚如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暮年之际所指出，敌人的存在对于凝固美国信念至关重要。美国20世纪90年代对外政策辩论中的主要问题就是找到新敌人，其中两个最主要的敌人是“伊斯兰好斗分子和完全非意识形态的中国民族主义”。(41)寻找敌人这样一个美国国家特性，进一步表明美国是以外部是否存在着挑战者，作为界定本国安全的首要条件。在当前西方世界逐步衰落的态势下，中国的和平发展将颠覆西方世界保持二百年的国际政治根本态势，这就引出一个关键问题：一个不是均势的、非西方主导的世界对西方来说是否安全？
三、作为大战略的中国发展型安全观
1968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此后东亚四小龙也逐步步入经济起飞阶段，引起国际社会包括中国领导人的注意。1979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版《日本名列第一》一书，则是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发展模式引起国际关注的标志性事件。(42)按照麦迪森的数据，1952年日本恢复主权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2％，而1980年日本人均GDP却已达到美国的72％，当时，在全世界实现这一增速的国家只有日本。1982年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在系统总结日本经济奇迹时，提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概念，指出日本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导向、扶持的作用，此后以发展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模式受到肯定。(43)尽管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美国对东亚模式的批评不断，但以国家深度介入经济发展为特色的东亚经济发展经验，被渐次扩展至东南亚，甚至世界其他地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这一模式大体上也经受住了考验。(44)
日本的例子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初始阶段从日本得到很多启发，也因为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在东亚社会中是最紧密的。从安全战略上看，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安全上多数是美国的盟友，如日本、韩国等。由于将安全拱手交给美国，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都不足以构成新的安全研究范式，它们只是美国安全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尽管有学者将中国界定为东亚发展型国家的一员，(45)但中国广袤的幅员、人口规模和“超常增长”，使得发展型国家还不足以概括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46)自2004年起，所谓“北京共识”逐渐在国际上流行开来，被认为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一种发展模式。创造“华盛顿共识”一词的约翰·威廉姆森曾建议，美国应在其对发展中国家政策中考虑东亚模式中的教育、储蓄和出口导向政策。(47)这似乎是1979年傅高义借用日本警示美国的翻版，在金融危机后，美国主流学者逐步肯定中国模式中若干要素的优势。从安全上看，中国是独立自主的战略行为体，而作为发展型国家代表的日本，却并非战略独立的大国，只是中等强权(Middle-Power)，在安全战略上难以做出替代美日联盟的选择。(48)按照前文所述，不同类型国家在安全观和安全战略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当美国学者开始渐次肯定中国发展的积极意义时，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一个以外部威胁界定国家安全战略的美国该如何看待中国崛起，中国崛起在何种程度上挑战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对中国而言，是否会形成东亚发展型国家早期的安全依附关系或者拉美早期的安全脱钩呢？如果是依附，那么中国最终将不构成足够的战略影响力，不足以对美国体系形成巨大的挑战。显然，从美国的反应来看，中国追求的大战略与东亚其他发展型国家都有所不同。
中国所设定的安全战略总体上是一种发展型安全(Developmental Security)。发展型安全不同于发展安全，后者认为发展安全是与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并列的一种安全，而发展型安全则强调大战略层面的意义，它规定了其他安全的序列和资源配置。(49)发展型安全强调发展是国家安全的先决条件，军事现代化服从于经济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在审视外部威胁时，发展型安全所立足的背景是相互依赖，认为发展是在开放、和平的外部环境中取得的，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外部环境不利于发展。(50)在权衡内外威胁的重要性时，发展型安全更为突出内部因素，并不认为向外扩张有利于提升国家安全。正如唐世平强调，中国当前执行的安全战略不是毛泽东时代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而是一种防御性现实主义，并且制度主义的成分越来越厚重。(51)由于发展是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发展型安全强调国家应根据本国的国情，特别是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优先目标设定安全战略，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结构现实主义关于所有国家在功能上都一致的论断，而更接近于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国家内部因素的审视。(52)
中国发展型安全大战略起源于邓小平时期，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以人均GDP确立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目标，而不是追求缩小与霸权国的实力地位差距。(2)坚持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相统一。国防建设服从于经济建设大局，保障发展的国防支出，不是为了在全世界争夺霸权和维护首要地位。(3)致力于塑造一种有利于发展的和平环境。为了经济建设可以降低意识形态斗争的地位，并随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改变敌友关系，从而创造一种无敌国外交。
(一)以人均GDP确立阶段性战略目标
在邓小平确定中国大战略的过程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不仅要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大国，也要经过大约70年的时间，在人均GDP意义上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在中国重新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国家的根本战略目标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概念成为界定中国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抓手。在会见日本客人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小康”目标，即要在20世纪末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其特定指标是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为了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的发展意图，邓小平提出了“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现代化”等新概念。(53)邓小平并不是以国家总体力量作为战略目标，而是把综合国力作为人均发展之后的结果，首先强调提高人均收入，凝聚政治共识。
在确定新时期中国发展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时，邓小平花费了十年左右的时间。首先是调整战略目标，将1000美元下调至800美元。1975年，周恩来宣布中国将在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在向外宾解释这个目标时比较乐观，认为到2000年中国的发展能接近20世纪70年代美国、西欧、日本的水平。但随后几年大项目引进失败，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西欧带回的直观认识，特别是他本人出访日本、新加坡、泰国以及美国的经历，使邓小平对目标的界定更为审慎。1981年4月，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邓小平提出中国2000年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人均GDP 800美元。(54)其次，根据这个战略目标要求再将任务分解成两个阶段，并根据阶段性战略目标的实现情况，进一步延伸目标，因此这一战略动态性很强。1982年8月，邓小平初步提出实现翻两番之后的目标，即进入21世纪之后，再花30年时间达到接近发达国家水平。1984年10月，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会讲话时，邓小平又进一步将追赶发达国家的时间延长到2050年。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首次完整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
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55)
“三步走”战略很快成为指导中国发展的国家战略。1987年10月底中共召开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界定为明确的阶段性战略目标。以世界银行公布的、按现价美元计算人均GDP数据为准，1980年中国人均GDP是195美元，1993年达到374美元，可以认为大体上实现了“第一步走”阶段性目标。1998年达到821美元，实现了“第二步走”目标，从时间点看，第二步要比第一步快得多。在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十多年内，中国的人均GDP平均仅为美日两国的1/70，到1998年实现“第二步走”战略目标时，如图-2所示，这一比重下降到1/40。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美日的人均GDP差距逐步缩小，与美日差距缩小的转折点分别是1990年和1993年。
图-2 中美日人均GDP之比(1980—2012)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2012年中国人均GDP分别是美日的12％和13％，若按照邓小平生前设定的“再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即从1998年的821美元到达3300美元，那么2008年就已经达标。随着中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上对中国如何行使力量的疑虑日渐上升，国内也有不少声音主张要摆脱邓小平设定的战略框架。不过，在邓小平设定的阶段性战略目标中，“更重要的第三步”总体目标是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如果说“翻两番”是一个静态目标，那么缩小与中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一目标，则是动态的。在1990年版《世界发展报告》中，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GNI)，世界银行将1978年的发展中、工业化、资本剩余石油输出国三种国家分类，以1987年为基数年，调整为低收入国家、低中收入国家、高中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等四类。(56)1998年中国人均GNI达到790美元，按照世行1998年对低中收入国家设定的760美元门槛，中国正好跨入这一行列，但在世界银行提供的全球21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3位，落后于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东亚国家。2010年中国人均GNI达到4230美元，一举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在全球排名中也仅列第94位，仍然落后于马来西亚和泰国，但已领先于菲律宾。尽管在过去十年中国人均GDP有了显著增长，但相对值仍很低。
自邓小平之后，中国历届领导人不断强调中国人均处于低水平的国情，也不断向世界解释为什么中国仍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02年1月，江泽民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认为中国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57)2004年1月，胡锦涛强调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将长期存在”。(58)胡锦涛在执政期间屡屡向全党强调，要准确、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难以接近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指出，2020年中国人均名义GDP将达到1.7万美元，巴西、俄罗斯分别超过2.3万和2.7万美元，而七国集团的平均水平是6.4万美元。(59)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则认为，按照2010年的发展水平，中国需要30年才能在人均收入上与高收入国家齐平。(60)显然，中国的总体发展水平依然还处在邓小平设定的70年框架内，未来四十年仍要落实“更重要的第三步”。
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人均收入具有极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含义。正如《2011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大规模政治冲突、高频度凶杀犯罪与较低的人均GDP有紧密联系，而摆脱长期政治和刑事暴力困扰的国家成为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方面进步最快的国家。(61)当外部世界存在着显著高于国内的生活水平时，一国政权的稳定越来越取决于本国政府能否持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评估一国政权合法性及其是否将对外扩张的标准，不在于它是不是美式民主，而在于能否为落实阶段性目标找到合适的发展道路。
(二)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的统一
邓小平在形成发展型安全大战略时，一项突出的特征是不断评估战争发生的可能性，这类研判从1975年开始，一直延续到80年代后期，其表述从“希望二十二年不打仗”，“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发展到“至少十年打不起来”。(62)从1975年开始直至80年代初，邓小平预计战争爆发的时间都是5年以后，但是到了1983年初，则进一步延长至10年以后。
正是基于对战争短期内不会爆发的判断，邓小平要求减少军费开支，降低军队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从1980年10月起，邓小平就要求“备战经费，可以挪出一部分来搞经济建设”，“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63)1985年6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正式阐明了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即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第二个转变，则是改变过去“一条线”的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并要求军队忍几年，先把经济搞上去。
此后一个阶段，中国军费增长持续下降。在1998年首次公布的国防白皮书中，中国就已向国际社会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在下降。2002年版的国防白皮书则强调，“在国家经济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中国的国防费有所增加。”(64)即便按照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有所夸大的估算数据，中国军费占GDP的比重，也是大国中除日本外最低的。有研究指出，1978年以来，总体上财政支出的增速超过军费支出，中国官方认定的军事现代化服从于经济发展这一目标是可信的。而且，在军事开支透明度水平方面，如果与亚洲邻国以及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相比，中国并不算是例外。(65)
21世纪伊始，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防白皮书对发展利益、海外利益的重视逐渐深化。2002年的白皮书首次提到要“维护海洋权益”。2004年国防白皮书首次提出，要“坚持发展与安全的统一，努力提高国家战略能力”，“维护国家发展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66)2006年的白皮书则表述为“维护国家安全统一，保障国家发展利益”。(67)2008年的白皮书的相关表述是，“中国把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发展利益和保护人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68)2010年的国防白皮书则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作为主要目标和任务，而此前的白皮书在表述时，并未将发展利益与主权、安全利益并置。(69)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将国家利益的基本构成从主权和安全拓展为“主权、安全、发展”，而国防白皮书的类似表述要滞后三年半时间。军队的安全战略稍稍滞后于党的政策调整，一方面说明中国国防带有明显的内向性特征，另一方面也表明，国防意义上的安全规划也要服从于中国的战略安排，其相关表述最终要紧紧跟随国家的总体战略部署。另一个例子是关于“海外利益”的表述。2008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出“维护我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权益”，2008年12月中国海军便首次在国际海域护航。国防白皮书直到2013年4月才首次出现相关论述，《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指出：“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海外利益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外能源资源、海上战略通道以及海外公民、法人的安全问题日益凸显”。(70)这一表述体现了国防建设最终将回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是经济利益国际化后的自然反应。
(三)塑造一种有利于发展的和平环境
在毛泽东时代，不管我们用进攻性现实主义来描述政策，还是用理想主义的革命型国家来分析，外交政策总体上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决策者认为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能够建立新型关系。但是从邓小平时期开始，意识形态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大幅度下降。1989年2月，在会见时任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邓小平表示，只有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才能发展自己，摆脱落后。为此，我们必须改变同一些重要国家的关系。(71)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仍然把苏联当做敌人，其客观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帮助越南建立地区霸权主义以及入侵阿富汗，但鉴于与苏联接壤的地缘事实，中国若不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就无法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
在邓小平的大战略构想中，改善地区环境首先要从与美国关系较好的东亚国家入手，有了一个战略依托之后，才着手解决与苏联的关系。改善周边关系也有利于中国向世界开放。邓小平曾强调，中国的开放不只是向发达国家开放，也面向苏联东欧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这种全方位开放的思想促进了和平环境的建设。对于当时比较弱小的中国而言，改变自己，不把外部环境看做威胁，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用建构主义的话说，中国重新界定了自己的身份，从而缔造了新的国家间关系。
自邓小平以后，中国领导人以及中国学术界对和平环境的强调与研究从未间断。(72)在中国的政策话语中，和平的环境一般被分成周边和国际环境两块。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进步，中国领导人对周边环境的期望一直在上升，并进一步显现塑造周边环境的能力和意愿。在认知国际环境方面，近些年中国也有显著变化。21世纪初美国进入了一个长达十年的反恐战争，减轻了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十六大政治报告提出未来二十年是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同时也提到“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73)但是此后党代会的政治报告在国际形势部分，已经不再写入“世界大战”，转而深入阐释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和平发展道路不仅是中国大战略的最新表述，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对国际形势的新研判。在中国的战略文化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对“势”的把握，就当前和平与发展的形势而言，主要是两个突出点：一是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频度与战争的暴力程度降至历史最低；(74)二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福利分配，总体上越来越多地进入非军事领域。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公布的军费开支数据，全球军费开支占全球GDP的比重呈现缓慢下降态势。1988年这一比重达到0.89％，但此后逐步下降，至2012年已下降为0.24％。(75)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这一说法是成立的，冷战结束与全球化的确已经改变了世界大势。
四、两种安全观的交集与演进
中国的发展主要是通过经济增长而不是对外武力扩张实现的，总体上与外部的关系比较和平。当前在美国权势相对衰落态势下，中国人均收入持续提升，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军费开支国，那么，它与外部世界的稳定关系能否持续？特别是随着中国海外权益扩增，中国的国防政策提出为“维护海外利益提供可靠的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中国是否会变成一个被激进民族主义主导的“修正主义”国家？国际社会对此有各种不同的预测，在理论方面最有影响力的可能是“权力转移论”。
与均势安全观强调联盟和制衡不同，权力转移论更加重视国内因素和等级制国际体系，它认为国家间的不平衡发展和崛起国的不满会导致大国战争。鉴于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增长前景，中国经济总量最终必将超过美国，如果中国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不满，那么中美之间很容易爆发战争。杰克·利维认为，就理论归属而言，权力转移理论混合了霸权稳定论、新古典现实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部分观点，但该理论的重大不足，是其权力概念过于集中在人口和经济规模上，没有注意到技术创新、国家所采取的战略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从历史经验看，该理论也低估了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和预防性战争的重要性。对中国尤具启发意义的是，权力转移论不善于处理地区体系和全球体系的互动，而中国与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很不同的一点是，中国的地区环境更加严峻。(76)
均势论、权力转移论都是从美国视角出发对外部威胁的理论推理，只不过权力转移论承认国内因素有可能比国际权势分配更重要。发展型安全与权力转移论都关注国内因素，并不认为无政府状态一定会导致国家之间对抗，单元层面的政治能力和战略选择对战争是否爆发具有重大影响。但与权力转移明显不同的是，发展型安全同时也强调外部和平环境的重要性，特别是周边环境的首要地位。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借用巴里·波森关于大战略是“一个国家关于它如何能够最好地为自己带来安全的理论”的定义，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大战略，一种是追求霸权地位的大战略，另一种是以环境为导向的大战略。前者的代表性例子包括纳粹德国、帝国主义的日本、苏联集团以及未来有可能的大中华(Greater China)。伊肯伯里认为，执行后一项大战略的大国“不会将某个特定国家设定为靶子，但会寻求以有利于其长期安全的方式构建其总体国际环境”。(77)对比伊肯伯里此前对国际秩序变革的认识，他提出以构建总体国际环境为目标的大战略，意在通过更广阔的共存性国际秩序建设维护美国利益，但这种论述对于理解中国大战略也不无裨益。
只要美国还是诸国当中的首要强国，那么始终会将外部威胁视为其安全战略的根本性因素。如果美国不再是首要强国，那么内部威胁的重要性也将上升。而后者正是亨廷顿等人试图解决的一个问题，即如何保持美国信念，这也是美国社会正在遭遇的巨大困境。美国作为霸主的历史不完全一无是处，在追求其霸权均势的过程中，美国客观上也为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保障，而中国过去曾受益于这种和平环境。与其让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状态，中国未来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如何促使美国发挥恰如其分的国际作用。
中国近年来的崛起综合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性。一方面在总量上完全是一个大国，因此有国际舆论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美国式的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对中国崛起是忧虑与期望并存。对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希望中国作出更多贡献的期待，中国要报以善意的回应，强调国际责任将随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步扩大。事实上，中国也开始意识到要维护海外合法权益，增强军队在海外的存在，增强远程投射能力，为其他国家的建设创造安全环境。与此同时，中国也要充分照顾到周边的忧虑，在运用权力时更加审慎，更多强调共同发展，让周边获益更多。
另一方面，以人均水平衡量，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至少目前仍然处于邓小平1980年代界定的70年规划之内，中国依然须坚持不称霸目标，孜孜以求以提升人民生活水准，使得国强越来越成为民富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能继续秉持发展型安全，让中国军事力量的提升随着国家利益的扩展而自然生长，那么有理由相信，与霸权国美国的竞争性共存是可能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指出，“中国目前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所制定的政策往往也只是着眼于其所在的区域，并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中国发展水平接近于美国之前，双方“可以致力于构建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78)
在英美霸权和平转移过程中，1880年至1940年间，英美人均GDP有过长达60年的交替领先，这可能有助于我们增强对中美关系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理解。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后，中国可能需要另一个70年来追赶美国的发展水平。在追赶过程中，随着中国战略文化的变革，特别是海洋利益对战略文化的持续影响，中国大战略也将十分注重因海外利益扩增而带来的国际利益，积极维护带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开放性世界经济。而美国很可能也像英国那样，在逾半个多世纪与中国的竞争性共处中，学会容纳一个新型权力。届时中美看待彼此的方式也将发生根本变化，走向一个合作性的新型大国关系也并非不可能。
(本文初稿曾在2013年6月19—20日由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和陈复生基金会主办的“亚太地区的安全与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感谢与会者的批评和建议。文中存在的纰漏由笔者本人负责。)
注释：
①较早提出这一命题并做系统阐述的文献，可参考Alstair Iain Johns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p.5—56; Feng Huiyun,"Is China a Revisionist Powe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2,No.3,2009,pp.313—334。
②［美］尼克松：《超越和平》，范建民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47页。
③［美］尼克松：《真正的和平》，钟伟云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88页。
④Stephen M.Walt,"International Relations:One World,Many Theories",Foreign Policy,No.110,1998,pp.29—32,34—46.
⑤朱锋：《国际关系理论与东亚安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28页。
⑥金钿主编：《国家安全论》，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
⑦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第5—31页。
⑧Angus Maddison,"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Art of Macro-measurement 1500—2001",Ruggles Lecture,IARIW 28[th] General Conference,Cork,Ireland,August 2004,p.11.
⑨［美］格里高利·克拉克：《应该读点经济史》，李淑萍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2页。
⑩同上书，第4—7页。
(11)［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12)1820年按国际元度量的各国人均GDP水平如下：荷兰1838，英国1706，法国1135，德国1077，美国1257，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是712，中国600，印度533，日本669。1913年，世界主要大国人均GDP如下：英国4921，法国3485，德国3648，美国5301，苏联1488，中国552，印度673，日本1387。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施发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3)卡尔·波兰尼曾指出，“欧洲协调在俾斯麦时代(1861—1890)达到顶峰。在德国崛起取得霸权之地位以后的20年间，它是和平利益的主要受益者”。见［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3页。而根据麦迪森的数据，1890—1914年间，德国的人均GDP从占英国的60％迅速增至74％，人均收入快速接近显著增强了竞争性和对抗性，不过这一判断还需进一步考察。
(14)Mark Neocleous,"From Social to National Security:On the Fabrication of Economic Order",Security Dialogue,Vol.37,No.3,2006,pp.363—384.
(15)Stephen M.Walt,"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5,No.2,1991,p.212.
(16)Joseph S.Nye,Jr.and Sean M.Lynn-Jones,"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A Report of 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2,No.4,1988,pp.5—27; Cwyn Prins,"The Four-Stroke Cycle in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4,No.4,1998,pp.781—808.
(17)［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8)［英］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闫键、李剑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Richard H.Ullman,"Redefining Secu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8,No.1,1983,pp.129—153；神谷万丈：《安全保障的概念》，载［日］防卫大学安全保障学研究会编著：《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刘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12—13页。
(19)神谷万丈：《安全保障的概念》，第13页。
(20)［美］罗伯特·卡根：《天堂和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刘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0页。
(21)例如，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卫生保健支出数据为例，按照该项目政府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衡量，2006年欧洲国家普遍在70％以上，而美国不到46％。数据来自联合国网上数据库，http://data.un.org/Data.aspx? d=WHO&f=MEASURE_CODE％3aWHS7_149。
(22)［美］罗伯特·卡根：《天堂和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第168页。
(23)朱宁：《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第21—26页；高峻：《哥本哈根学派复合安全理论的修正与演进》，《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0期，第95页；［英］巴里·布赞、［丹麦］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24)Steven E.Miller,"The Hegemonic Illusion? Tradi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in Context",Security Dialogue,Vol.41,No.6,2010,pp.639—648.
(25)Alexandra Homolar,"Rebels without a Conscience:The Evolution of the Rogue States Narrative in US Security Polic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7,No.4,2010,pp.705—727.
(26)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4—22页。对英美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详细论述，可见该文第6—8页。
(27)［美］韩德：《美利坚如何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马荣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页。
(28)［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
(29)对美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的是防范苏联还是应对又一次大萧条的分析，可参考：Robert A.Pollard,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5—195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
(30)最近有学者推翻了历来对冷战格局起源形成于美苏意识形态竞争的判断，认为美国政策的变化与欧洲大陆均势的变化基本吻合，而意识形态的作用是第二位的。参见Paul C.Avey,"Confronting Soviet Power:U.S.Policy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6,No.4,2012,pp.151—188。
(31)［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753页。
(32)［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33)［美］肯尼思·沃尔兹：《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张睿壮、刘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8页。
(34)关于离岸平衡者的大战略分析，可以参考［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35)［美］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孙建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36)［美］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7页。
(37)倪世雄、王义桅：《霸权均势：冷战后美国的战略选择》，《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第17页。
(38)Christopher Layne,"This Time It's Real:The End of Unipolarity and the Pax Americana",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6,No.1,2012,pp.203—213.
(39)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Economic Outlook:Hopes,Realities,Risks,Washington,DC,April 2013.
(40)John Updike,Rabbit at Rest,New York:Knopf,1990,pp.442—443.转引自［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90页。
(41)［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49页。
(42)Ezra F.Vogel,Japan as Number 1:Lessons for America,New York:Harper & Row,1979.
(43)［美］查默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戴汉笠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
(44)Shigeko Hayashi,"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Beyond the Northeast Asian Model of Political Economy",The Pacific Review,Vol.23,No.1,2010,pp.45—69.
(45)Shaun Breslin,"The 'China Model' and the Global Crisis:From Friedrich List to a Chinese Mode of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7,No.6,2011,pp.1323—1343.
(46)关于中国的超常增长，可参考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47)John Williamson,"Is the 'Beijing Consensus' Now Dominant?" Asia Policy,No.13,2013,pp.1—16.
(48)Yoshihide Soeya,"US and East Asian Security under the Obama Presidency:A Japanese Perspective",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Vol.4,No.2,2009,pp.292—307.
(49)有学者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观概括为“以发展求安全”，将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观概括为“以合作求安全”。尽管笔者也同样赞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问题的突出地位，中国的确是以发展求安全，但并不认为这只是第二代领导集体这一特定时期的安全观。束必铨：《从三代领导集体看中国国家安全观之演变》，载《新中国对外关系60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年会文集》(2009年度)，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卷，第38—50页。
(50)比如阿尔及利亚资深外交官赫尔比(Kherbi)指出，发展中国家解决冲突的能力日益与经济复苏和融入全球框架相联系，以军事威胁界定安全的传统方式行不通，要将安全置于更大、更宽广的背景下来理解。Amine Kherbi,"Development's Security:A New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Vol.29,No.3,2007,pp.14—18.
(51)唐世平：《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到防御性现实主义：对中国安全战略的社会进化论诠释》，载朱锋、［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9—133页。
(52)在对外政策领域存在着国内政治、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四种现实主义流派，所有流派都认可决定一国对外政策的首要因索，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及其相对物质能力，但在影响时间、资源动员过程以及功能性问题上各派的解释有显著差异。Gideon Rose,"Review: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World Politics,Vol.51,No.1,1998,pp.144—172.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9、281页。
(54)同上书，第187—188页。
(55)同上书，第385页。
(56)参考世界银行对这一规划的介绍，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country-classifications/country-and-lending-groups。
(57)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6页。
(58)胡锦涛：《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2004年1月1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30页。
(59)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December 2012,p.47.
(6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2年全球发展展望：变迁世界中的社会和谐》，张菁译，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25页。
(61)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1:Conflict,Security,and Development,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2011.
(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76、230、249—250页。
(63)同上书，第174、302页。
(6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中国的国防》，《人民日报》，2002年12月10日。
(65)Adam P.Liff and Andrew S.Erickson,"Demystifying China's Defence Spending:Less Mysterious in the Aggregate",The China Quarterly,2013,pp.1—26.
(6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中国的国防》，《国务院公报》，2005年第9期，第27页。
(6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6年中国的国防》，《人民日报》，2006年12月30日。
(6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8年中国的国防》，《人民日报》，2009年1月20日。
(6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中国的国防》，《人民日报》，2011年4月1日。
(7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人民日报》，2013年4月17日。
(7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419页。
(72)可参考笔者对相关文献的论述，钟飞腾：《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框架、指标体系与评估》，《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4期，第64—82页。
(73)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载《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74)Azar Gat,"Is War Declining-and Wh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50,No.2,2013,pp.149—157; Mark Harrison and Nikolaus Wolf,"The Frequency of Wars",Economic History Review,Vol.65,No.3,2012,pp.1055—1076.
(75)参考该研究所网上数据库和世界银行网上数据库。
(76)［美］杰克·S·利维：《权力转移理论和中国崛起》，载朱锋、［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第3—35页。
(77)［美］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5—306页。
(78)［美］约瑟夫·奈：《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3月11日，第A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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