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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1-0115-07
自20世纪初年国学运动兴起以来，国学家们对“国学”概念有种种的理解，意见甚为分歧，难以有一个为学术界所能接受的定义；然而，国学运动自始至终存在着明显的两大派，则是事实。1905年，邓实等民族文化保守主义者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并创办《国粹学报》，其影响所及形成了国粹派。1919年2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了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影响所及形成了新潮派。钱基博称前者为“人文主义”，称后者为“古典主义”。他说：“然‘古典主义’者，国学之歧途，而‘人文主义’则国学之正轨，未可以一时之盛衰得失为衡也。”[1]所谓“盛衰”是指自1919年之后新潮派逐渐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而《国粹学报》已于民国元年(1912)停刊，国粹派逐渐衰落。虽然如此，国粹思想却一直存在于整个国学运动之中。陆懋德于40年代以为国粹派是国学的正统，他说：“吾国旧有的国学，本是有体有用之学，昔人所谓‘穷经致用’，所谓‘经义治事’皆指此而言，此实为正统的国学。……民国以来，治国学者多循一时之尚，而入于琐碎考据之学，故三十年之结果，竟无全才可用。”[2]我们暂且不论国学两派的得失，从它们对待理学的态度而言则很值得关注，因为国学与理学的关系是特别密切的。
中国儒家学说发展至北宋中期，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形成了一个新学派——理学。它自产生以来便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成为时代思潮并在南宋中期上升为中国的统治思想，之后尤为明清两代统治者大力提倡，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新儒学派特别注重师承关系，富于理性思辨；他们所学的是儒家圣人之道，以求臻于自我道德之完善，从日常生活实践中培养道德情操，发扬本性之善，其最高的理想便是复现古代的治世。当我们回顾传统文化时，理学精神与反理学精神，各有积极的与消极的因素，它们无不带着东方文化的特征，而且它们异常顽强地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深深地影响着现代的人们。
理学是国学的重要对象，但它是国粹，或者是学术的对象呢？国学家们是将它作为传统伦理道德学说予以提倡，或者仅仅作为学术探讨的问题呢？理学与国学是存在密切关系的，但它在什么条件下成为国学研究的一个有机部分呢？这些是目前国学热潮再度兴起时不应回避的问题。我们从国学的历史考察中发现，20世纪前期的国学运动中国粹派与新潮派对国学与理学的关系的认识是完全不相同的。
一
国粹派学者认为中国学术的精华——国粹是儒学，他们力图提倡儒学，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来改变世道人心，抵制西学和新学，担任起重大的社会使命。章太炎是最有影响的国学前辈，他从保存国粹的观念提倡国学。民国初年，他极力反对国民政府言治兴学皆取法于西方文化的取向。他认为，中国的儒家经籍是立国的根基，是国民道德之源，因此在中华民国建立之际，主张宣扬国学。章太炎对国学深有研究，关于国学基础学习，他主张：“以讨论儒术为主，取读经而会隶之。”[3]185关于儒术和读经，他提出一个简明的纲领，以之进入国学之门，这就是“国学之统宗”：
周孔之道，不外修己治人，其要归于六经。六经散漫，必以约持之道，以为统宗。……今欲卓然自立，余以为非提倡《儒行》不可。《孝经》、《大学》、《儒行》之外，在今日未亡将亡而吾辈亟需保存者，厥惟《仪礼》中之《丧服》。此事于人情厚薄，至有关系。中华异于他族即在此。余以为今日而讲国学，《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实万流之汇归也。[4]13-14
章太炎以为学习这四种儒家经典，可以树立儒家政治理想，接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了解古代封建礼制，这样能恢复古代儒家的传统教育。但是，此“国学之统宗”在国学运动中并未受到国学家们的支持。在许多国粹学者看来，儒学是国粹，而宋代兴起的新儒学——理学才是国粹的核心。《国粹学报》的创办者邓实认为自西汉儒学独尊以来，所谓“神州之学”即是儒学。儒学的派别众多，邓实特别强调宋代理学才使原始儒家之说发扬光大。他说：“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辨明阴阳五行之理。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情。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弟程颐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论》、《孟》并行。迄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名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至是皆焕然而大明。”[5]
邓实虽然很重视理学，但它仅是儒学派别之一，尚未将国粹等同于理学。国粹思潮发展的过程中，宋明理学的价值逐渐得以发扬。
范皕海将国学分为两派，他说：“国学有两派，一派是重知的，一派是重行的。大约说来，所谓汉学家，大概属于知的方面；所谓宋学家，大概属于行的方面。汉学家终身孳孳于声音训诂名物的考订，但是这种学问，无论怎样淹博，返诸自己的身心，没有什么益处。宋学家以为那是玩物丧志。为学须鞭辟入里，作身心上的功夫，方是圣贤学问。”[6]这种两派的分法是沿袭清代的学术观念。清代学者将儒学中的古文经学派称为汉学，注重考据之学；将儒学中的今文经学派称为宋学（实指宋代理学），注重义理之学。范丽海认为注重义理之学的宋学是关于个人道德修养之学，并是社会实践之学，因而是传统儒家的圣贤之学。在比较两派之后，他是主张承传注重个人社会实践的重行一派，即国粹派。国学运动中这种思潮的发展终于出现以宋代理学作为治国学的途径的结果。萧莫寒鲜明地表示：“宋之理学诚为承五代以上学问家所研究之结晶，启元明清后代治国学之门径。故吾人研究国学者，得宋儒理学为辅佐，则无异获得第一把锁钥也。”[7]治国学以学习宋代理学为途径，在国粹派学者看来，这是最正宗最便捷的途径，因格物致知，修身养性，参与社会道德实践，便可作到通经致用，实现儒者的最高理想。何健在湖南国学专修学校开学典礼上发表的训词云：
我们今日研究国学，要抱着“致用而读经”的目的，处处都抱读经书应用到应事接物上，才能算得通经，也才能算确实提倡国学。……其实程朱之学重在内圣，陆王之学重在外王。一个属精微，一个极广大。尽精微者是偏于格物之诚正一方面，致广大者是偏于修齐治平一方面。把两种结合起来，或可以内外兼到，后人何必强分异同呢？[8]
宋明理学可分为程朱（程颐与朱熹）一派，为理学正宗，而陆王（陆九渊与王阳明）一派盛行于明代中期以后。前者关注个人的道德修养，后者关注社会的事功。将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是晚清以来的一种学术倾向，试图使知行合一，以发挥儒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何健以为这是研究国学的目的，国学既是弘扬国粹，国粹既是宋明理学，那么研究国学便是去实现“通经致用”的儒家理想。
在国粹主义者的观念里，除了儒学之外没有其他的学术，而他们理解的儒学仅是儒家的政治理论学说。中国学术中政治道德学说最为发达。这种情况自先秦以来成为中国学术的特色，虽然在历史上有助于统治思想的丰富与严密，但却严重地制约了探求客观真理的纯学术的发展。国学运动兴起之时，国粹派学者虽然出于爱国热情，极力保存国粹，以期拯救中国。他们抵制西学，反对新学，抱残守缺，尤其是他们纯将国学等同于政治伦理，缺乏真正的学术观念，结果是根本不适应中国新文化的趋势。当国学新思潮兴起之后，顾颉刚激烈地批评国粹派说：
老学究们所说的国学，他们要把过去的文化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律，要把古圣遗言看做“国粹”而强迫青年们去服从。他们的眼光全注在应用上，他们原是梦想不到什么叫做研究的，当然谈不到科学，我们也当然不能把国学一名轻易送给他们。[9]169
随着国学运动的发展，新潮派逐渐取代了国粹派的历史地位。我们从国粹派对待理学的态度，无论其社会意义与学术意义如何，但可表明理学与国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二
新思潮的学者们是反对国粹主义的，他们重新阐释国学是什么，提出治国学的新方法。1919年，胡适对整理国故提出新的建设性的意见：第一步是条理的系统的整理，清理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头绪；第二步是寻求每一种学术思想的发展及其对后世影响的历史线索；第三步是用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文献精确的考证；第四步进入研究阶段，认清各家学术的真面目，给予合理的评价。治国学从整理国故开始，这无疑是最切实的途径。胡适说：“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批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功夫。”[10]558胡适认为研究中国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是国学，国学研究是一种纯学术的研究。他说：“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在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择个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10]327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从国学是研究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的观点来看，宋明理学自然是国学研究的对象之一；从求真理的观点来看，对宋明理学的研究是纯学术性的，不考虑通经致用的社会功利效应。因此，整理国故的首要工作是弄清中国各种学术的历史真实。胡适主张：“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家还古文家，以今文家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断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11]这是从中国学术史着眼的，要求对每个时代、每个学派、每个学者的基本事实进行客观的考察，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作出价值的判断，而且这种判断仅是学术性的。胡适谈到的古文家和今文家即儒学史上的古文经学派和今文经学派，提到的程朱和陆王即是宋明理学的两大学派，于此可见他是很重视儒学和理学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宋明理学是新潮国学家的学术研究对象之一，研读宋明理学著作必然是国学研究的基础。1923年，胡适答清华学校同学关于怎样学习国学知识时，发表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他认为读了他所拟书目的著作是进入国学的门径。胡适说：“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那些国学有成绩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干出来的。死工夫固然重要，但究竟不是初学的门径。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他然后肯下死工夫。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的方法来：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12]87这个书目计收典籍181种，除所收儒家经典和小学原典而外，所列之宋明理学著作有：
朱熹《四书集注》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 黄宗羲《明儒学案》 程颢、程颐《二程全书》 朱熹《朱子全书》 王懋竑《朱子年谱》 陆九渊《陆象山全集》 陈亮《陈龙川全集》 叶适《叶水心全集》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 罗钦顺《困知记》 王艮《王心斋先生全集》 罗洪先《罗文恭全集》 胡直《胡子衡齐》 张伯行《正谊堂全书》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
此书目发表后引起许多批评。梁启超以为：“我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14]梁启超在答《清华周刊》记者问时，又拟了一个《国学入门书及其读法》，他虽然主张史学典籍为国学基本书，但在其所列126种典籍之内，除去儒家经典而外，仍列有下列宋明理学著作：
朱熹《四书集注》 程颐《程氏易传》 朱熹《近思录》 王懋竑《朱子年谱》 程颢、程颐《二程遗书》 王守仁《传习录》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 黄宗羲《明儒学案》 朱熹《朱子语类》 王艮《王心斋先生全书》
20世纪20至40年代，商务印书馆支持国学运动，特刊行《国学基本丛书》，陆续出版国学典籍计287种，其中仅关于宋明理学的著述即有：
朱熹《四书集注》 朱熹编《河南程氏遗书》 朱熹编《二程语录》 张伯行辑《濂洛关闽书》 张载《张子全书》 朱熹编《近思录》 江永《近思录集注》 张伯行集解《续近思录》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 黄宗羲《明儒学案》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 周敦颐《周濂溪集》 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 杨时《杨龟山集》 金履祥《仁山集》 罗从彦《罗豫章集》 朱熹《朱子文集》 张栻《南轩集》 陈亮《龙川文集》
以上各家所列宋明理学典籍的选择与详略大同小异，但它们都是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和国学的基本典籍，新潮国学家亦是将它们作为了解国学基本知识的必读书籍。我们仅从以上书目可见新潮派国学家并不特重程朱理学精神，已将理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宋明的各派与各家，提供了全面认识宋明理学的历史线索。我们如果阅读了以上理学著作，可以认识理学家各家各派的真实面目，由此才可能进一步去研究。
在新思潮的推动下，国学运动在全国造成一种热潮，但新文化的某些学者对它的意义是存怀疑的。1927年，徐浩在《现代》杂志第106期发表文章攻击“整理国故”，以为从西方文明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明，经整理国故之后，让人们失去幻想，在那里见到的只是空虚。他说：“所以国故整理家，给国故所下的结论，才是那在半生不死的国故动物的喉咙里杀进去的最后一刀。”[14]122胡适同意“那‘最后一刀’完全得让国故学者来下手”，还指出在古老的“烂纸堆”里有无数吃人、迷人、害人的“鬼”，因而国故学者应“打鬼”、“捉妖”，所以整理国故的结果，“它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15]117。这是胡适整理国故的最终目的，表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新潮派国学家将宋明理学作为研究对象，将宋明理学典籍作为国学基础之一，而不是尊之为“国粹”。这是新潮派和国粹派的分歧所在。然而，事实上，新潮派国学家知道对理学的批判并非他们的任务，他们的任务是从纯学术的观点出发，采用新的科学方法以解决理学的某些困难的学术问题。
三
1925年，国学运动已有20余年的历史，国粹派与新潮派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潮派已成为国学的主流。曹聚仁分析当时国学发展的趋势说：
国故学之新倾向，昭然显呈于吾人之前，新考证之盛行，即昭示吾人以国故学中心之所在。按考证之工作，清初已发其端，乾嘉而后益盛，近顷之考证，原无以出清儒之范围。所不同者：清儒之考证，其方法东鳞西爪，不可捉摸；近顷之考证，其方法较为具体，学者得袭而用之也。[16]
曹聚仁肯定“新考证的盛行”已成为国学的中心。国学新潮派的学术特征这时突显出来了，自此学术界谈论国学，即将它等同于考证。我们纵观中国学术的发展，在清代乾嘉学派兴起之前，学者们治学是缺乏实证精神的，易流入空疏。1919年，新文化学者毛子水曾说：“国故的研究，大半的事情就是疏证。三百年来这种疏证的学问，倒是一天比一天精密。它的最大的利益，就是能够使人生成‘重证’‘求是’的心习。这种心习，是研究各种科学的根本。”[17]同时，胡适在号召整理国故时，倡导“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10]557。我们可以说，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国学是新潮派的基本特征。在曹聚仁所说的国学新趋向盛行之后，国学实等于考据学。关于这个判断，我们可以从反对国学的学者的批评意见里得到证实。创造社的成仿吾以为从事国学运动的有三种人，即学者名人、名儒宿学以及一些盲从者，他们的性质稍有不同，但共同点是：“他们的方法和态度，不外是承袭清时的考据家。所以他们纵然碰命研究，充其量不过增加一些从前那种无益的考据。……我看我们这种所谓国学运动，充其量不过增加一些更烦碎的考据学者。”[18]这种国学家是承袭清代的考据学家。郭沫若早年也是反对国学的，特别反对大规模地号召整理国故。他说：“我们常常向朋友们谈笑话，说我们应该努力做出些杰作出来供百年后的考据家考证。——这并不是蔑视考据家或者国学研究家的尊严，实在国学研究或考据、考证的价值原只是这样。”[19]他在谈到考据家和考证时总是与国学家和国学研究并称的，在其观念里国学研究即是考证。学衡派的孙德谦是主张经世之学的，极力反对支离破碎的考据。他说：“今之世，将一无治国学者乎？曰彼以汉学家言，而谓合于科学方法者，则考据之学是也。”[20]20世纪40年代是国学运动的鼎盛时期，史学家蒙思明分析了科学考证方法在中国产生的学术渊源，谈到学术界考据学风靡一时的情形：
中外学术交通的结果，是一批所谓的学者们，在中国不能承继公羊家的经学，而承继了考据派的经学；在西洋不能吸收综合派的史学，而吸收了考据派的史学；于是双流汇合，弱流竟变做了强流，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金字招牌之下，有如打了一剂强心针，使垂灭的爝火，又将绝而复燃，竟变成了学术界唯一的支配势力。学者们高谈整理国故，专崇技术工作，使人除考据外不敢谈史学。评文章的以考据文章为优，倡学风的以考据学风为贵，斥理解为空谈，尊考据为实学。[21]
新潮派在国学运动中提倡以科学考证方法整理国故。胡适关于《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醒世姻缘》等系列长篇白话小说的考证，使这些小说的作者生平事迹、本事来源、版本源流及历史背景等学术问题得以解决，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风气。1926年，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出版，标志着古史辨学派的兴起。1928年，傅斯年主持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出版，标志了中国历史语言学派的兴起。这两个学派的共同点皆是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为对象。《古史辨》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连续出版，它们各自的作者阵容庞大，发表了许多学术意义重大的考证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这两个学派在性质上属于国学运动新潮的两大流派。从学术渊源而论，古史辨派吸收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历史语言学派则吸收了19世纪历史语言考证学派的方法，它们在实质上都是属于西方近代实证主义方法的。国学运动所提倡的科学方法即是西方近代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实证方法在研究中国文化史或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的学术问题时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还得使用中国清代考据学——朴学的方法，即采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为工具，对历史文献资料进行考订、训释、辨正。胡适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16]95国学研究方法是我国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学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的结合的一种新的方法。顾颉刚在谈到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经验时说：“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许多散乱的材料，再用了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喜欢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立假设，收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22]20世纪40年代时，新潮派早已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而科学考证方法的使用成为学术界的时尚，所以反对国学运动的学者们往往将国学等同于考据。蒙思明即指出了考据之风盛行的情形，他对此是不大赞同的，而对科学考证方法的历史渊源的认识亦不够确切，尤其是他未能认识到科学考据方法的学术意义。国学运动因新潮派采用了科学考证方法以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上的学术问题，使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进入到新的现代的阶段，使人们由此可以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真实。
国学研究的确仅注重考据，仅对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若干狭小而困难的学术问题以科学考证方法去解决。它为各学科提供事实的依据，若涉及理论的探讨则超出了国学的范围而属于其他学科了[23]。在此意义上，宋明理学自然是国学研究的对象，但不是从哲学或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去研究，而是仅仅关注宋明理学中存在的若干狭小的困难的学术问题，它们必须用科学考证方法才能解决。例如国学论文中涉及宋明理学的课题：
《理学字义通释》，刘光汉，《国粹学报》第l卷8-10期，1905年
《宋末朱熹的〈诗经集注〉和〈诗序〉辨》，傅斯年，《新潮》第1卷4号，1919年4月
《庐山白鹿洞书院沿革考》，陈东原，《民铎杂志》第7卷1-2号，1926年1-2月
《朱子著述考》，吴其昌，《国学论丛》第1卷2期，1927年9月
《陈同甫生卒年考》，颜虚心，《国学论丛》第1卷1期，1927年6月
《闽中理学名臣诗学名家考》，孙克刚，《厦大周刊》第15期，1931年1月
《朱子与吕成公书年月考》，叶渭清，《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1期，1932年1月
《朱子著述分类考略》，牛继昌，《师大月刊》第1卷6期，1933年9月
《慈湖著述考》，张寿镛，《光华半月刊》第4卷3-4期，1935年
《周敦颐〈通书〉多采晋人说考》，但值之，《制言》第21期，1936年
《龙川文集版本考》，何格思，《民族》第4卷2期，1936年2月
《陈亮狱事考》，邓广铭，《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39期，1936年3月12日
《朱子学禅期考》，邓梅羹，《文化与教育》第122期，1937年4月
《宋周元公墨刻考》，周肇祥，《古学丛刊》第1期，1938年12月
《关洛学说先后考》，张德钧，《图书月刊》第1卷6期，1941年9月
《宋代哲学史料丛考》，吴其昌，《文史哲季刊》第7卷1期，1941年10月
《朱陆两派直觉思维异同考》，张达愚，《学术界》第2卷3期，1944年4月
《影宋本（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补正》，杨勇，《新亚学术年刊》第1期，1959年10月
《朱子行谊考》，费海玑，《大陆杂志》第29卷9期，1960年5月
《朱子升配考》，昭晴，《建设》第10卷9期，1962年2月
《（宋元学案）辨微录》，马联络，《建设》第14卷9-11期，1966年6月
《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原本与删本》，郑骞，《中央图书馆馆刊》新第1卷2期，1967年10月
《朱子门人性行考》，费海玑，《东方杂志》第6卷1期，1972年7月
《南宋九经考》，阮廷焯，《孔孟学报》第26期，1973年9月
《周敦颐〈太极图说〉及考述》，徐宗兴，《孔孟月刊》第19卷12期，1981年1月
以上论文涉及的学术问题均是宋代理学中的狭小的问题，却又是理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的事实依据。它们不属于哲学或思想史研究的课题，亦非用哲学、史学或文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解决的，而是属于国学研究的课题。这些课题正是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狭小而困难的学术问题。我们从宋明理学中可以发现尚有许多关于理学家的生卒年问题，理学家的事迹考，理学著作的成书年代和真伪问题，理学著作的版本源流，理学家的文学作品的系年与本事，学侣的交游与渊源，理学术语考释，理学史上历史公案的线索，理学著作辑佚与考证，各家学说的流变，学案的辨误，等等。它们都是理学研究的基础，需要国学研究来解决的。这些问题都是狭小而繁琐的，只能用科学考证方法才能解决的。因此，国学家们对理学基本事实的考证是能促进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收稿日期：201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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