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文化与贵州精神文明建设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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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如何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防止和克服一手硬、一手软;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防止和遏制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低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这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

在这一历史性课题中,又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重要性的问题。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文化方针,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把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在市场经济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协调、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发展。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文化是由这个民族大家庭中56个兄弟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各民族文明与发展进步的标志。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民族传统文化是一条历史的长河,它汇集着民族优秀文化的成分,也融混着时代的、阶级的文化沉渣。因此,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就是对各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扬弃,以其优秀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割离的部分,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水乳交融,才有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也是自然条件比较艰苦的地区。苗、布依、侗、水、仡佬等少数民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战天斗地、生息繁衍,创造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而在民族间长期的友好往来、文化交流中,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丰富和发展,又形成了文化的共同特征。这样,在这个区域内,各民族(包含汉族)文化既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又有作为中华文化的共性。

民族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它主要体现在民族精神、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人际往来,以及生活经验、生产技术、休闲生活等等方面,它是民族智慧的结晶。

民族文化的形成与民族生存的环境及生活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生存环境的特点,对民族文化个性特征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以民族性格为例。民族性格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也可以说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形象表现。贵州是一个高原地区,生存环境比较险恶。千百年来,各民族人民在这里战天斗地、艰苦创业。艰难的条件磨炼出他们勇敢顽强、坚韧不拔的性格。这可说是贵州各少数民族的共同性格,是生态环境铸造的结果。不过,各民族并非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实际上正是各民族人民世代面对的山川地理环境不同,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也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民族习俗。生活在高山险崖的苗族,世世代代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拼搏,坚硬的岩石炼就了他们的钢筋铁骨;险恶的条件养成了他们的吃苦耐劳;千百年来与阶级压迫、民族歧视的斗争,形成了他们同心同德、勇敢顽强的民族精神。因此,屹立于中华民族之林的苗族,就以勇敢、坚定、率真、质朴的民族性格,展现着的独特的风采;生活在河谷山塝的布依族,生活环境相对良好,他们可以用更多的聪明才智发展生产、创造美好的生活。而同时,他们也一样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也有同穷山恶水的顽强斗争,这样的生存环境,形成了他们的勇敢、乐观、热情、善良的民族性格;水族喜爱依山傍水而居,生活的环境一般都比较优美,秀丽的漳江、奔腾的龙江、清澈的都柳江,陶冶出水族人民刚柔相济的性格特点。水族勇敢勤劳、善良热情的性格,在他们的民俗事象中得到充分显现。此外,侗族、仡佬族、彝族、瑶族、土家族等居住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都在自己生活的环境中形成了民族的性格,表现出民族文化的内蕴。

从各民族的性格特点中我们看到,在民族传统文化中,精神文明的教育是特点重要的内容。例如,以聪明智慧著称的侗族人民,“普遍热情好客,家中来人,不论亲疏,都以酒肉相待,以敬酒敬菜为至尊,以客人吃饱喝醉为最荣。邻居有客,只要得到通知,皆喜悦作陪,且自备酒肴相助,叫做‘帮盘’。无论男女老少,都很讲究礼貌,途中相遇,无不笑脸相迎,应声招呼。素尚义气,捡得失物,主动‘喊寨’,或放在触目地方,招失主认领。山间各物,只要标上‘草表’,决不会有人擅自移动,或随意带走。热心公益,凡婚丧喜庆,修房盖屋,莫不无偿相助。对鳏寡孤独,老弱残疾,皆乐于集资或轮流抚养。对修桥补路,设渡过河,均乐于献工献料,筹划兴办。山道两旁的刺蓬丛草,常组织寨人,铲光除尽,便于通行。这都是侗族的优良品德,也是侗族社会的传统风尚。”(注:《贵州少数民族》第77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热情好客,互敬互助,这些闪耀着精神文明光彩的文化传统,实际上也是各民族的共同道德观念的体现。例如,生活一贯俭朴的水族,在传统的“端节”、“卯节”之时,不仅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都要应邀参加,就是过路的陌生人,也同样会被视为稀客,受到盛情款待。此时,水族人民总是倾其所有,热情待客,并以此作为最大快乐。

尊老家幼,和睦邻里,也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例如,“苗族很讲究家教家规。对父母要孝敬,对兄弟姐妹要友爱,尊重长辈,爱护晚辈,是传统美德。叔嫂之间不可越伦。长辈不能对儿媳、孙媳开玩笑。晚辈不能在长辈面前戏耍轻浮,设宴时必须长辈先入席,且长辈上座,晚辈下座。长辈入室,必须起立让座。与长辈同行,须让长辈在前。途遇长者,必须恭立路旁让道,并向长辈问好。有客来家,必须敬烟敬茶,并热情款待。”(注:《贵州少数民族》第22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走进少数民族村寨,随时可以见到抄写在白纸上、书写的木板上甚至是勒在碑石上的乡规民约,有些已是老祖宗留下的遗迹,例如,1939年大厦大学社会历史研究部曾在贵州省惠水县摆金苗族村寨发现一块清朝时期的榔规勒石,其内容主要有;一、纳粮缴锐;二、孝顺父母;三、编甲连坐;四、齐心御盗;五、护卫牛马;六、严禁抢婚;七、勿生口角;八、力禁赌博;九、节制饮酒;十、重罚偷盗;十一、保护庄稼;十二、惩办邪恶等,可以说从各个方面对村寨生活秩序提出了严格要求。今天,这些榔规民约已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更换了许多新的内容,同样在摆金苗族乡,新的乡规民约就增加了爱党爱国、提倡文明礼貌、加强团结、学习文化、热爱科学、计划生育、建立文明村寨等新鲜的内容。不论是古老的榔规还是今天的乡规民约,其基本内容皆是对道德的一种规范,对不文明行为的约束和规劝。实际上,也就是不同时代对精神文明要求的体现,因此,对乡规民约的执行是很严格的。对不符合乡规民约要求的行为,轻者可进行规劝,如贵州台江县巫脚乡反排村苗族家族,在村民有矛盾纠纷时,由“六方”(即地方长老)进行调解,“六方”往往用韵语演唱一番道理开导当事人,如规劝儿子赡养父母:“……母亲总是自己的母亲,/父亲总是自己的父亲!/怎能忍心遗弃(他们),/让他们住在田边的草棚里?/让他们留在地边的破屋里?/好也是自己的父亲,/不好也是自己的母亲。/他教我们:劳动才有饭吃,/他教我们:劳动才有衣服穿。/……我幼年他养我,/他老年我养他,/怎能丢得下,/怎能放得落?——……”对于比较严重的违规行为,则必须按议规严厉惩罚。在旧时代,为了维护村寨秩序,保证社会安定,有些乡规民约的惩处条例是极严的,如反排村清朝时期的“勾榔”就规定:“偷窃仓内粮食、屋内的钱、衣、布和牛的,初犯罚银三十三两,再犯用火烧死;挖掘田坎放水偷鱼的,初犯罚银十二两,再犯吃钢针或投河……”并已按“勾榔”惩处过一些案例,分别烧死、投河与强迫吞钢针等多人。出于对乡规民约意义的认识并有制裁手段的辅佐,乡规民约一旦制订,村民们的言行举止都会受到制约,社会风气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匡正。1939年,大厦大学社会历史研究部的学者在进行了民族调查后就写道:“苗人村寨,定有‘乡规’,且较严格,全寨的人没有一个敢加以侵犯,寨中的牛马常放在野外栏圈,谷米稻草等都储存寨外,偷窃的现象从不发生。就是耕耘播种的植物,若有偷窃一枝一苗的人,查觉后恶惩

不赦,大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遗风。”今天,乡规民约已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法制教育的重要内容,它不仅规范着人的道德行为,还关联着国家的繁荣发展(计划生育等)和社会稳定,引导人们走上致富道路(学习文化、科学种田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传统的乡规民约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了。

在民族传统文化中,民俗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内容。民俗可分为社会民俗、经济民俗、信仰民俗、仪礼民俗、游艺民俗等内容。可以这样说,民俗就是民族文化全面的、直观的反映。民俗,特别是信仰民族及游艺民俗中的民间文学、民间音乐等,对陶冶人的情操,形成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从而融合成民族的性格,起着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因此,良好的民俗事象与民俗活动,是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形或无形的力量。贵州少数民族以勇敢顽强而又善良勤劳为共性,这种共同的性格是因生存的环境条件,经历史的积淀形成的。而这历史的积淀过程,就离不开民俗的传承影响。苗族在历史上不甘忍受统治阶级深重的压迫和歧视,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同时,还要与生活的恶劣环境进行抗争,从而形成了剽悍的性格。这种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反抗性格,在他们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口耳相传,世代赞颂;同时,在祭祀、节日(如“四月八”)及游艺项目如上刀山、抢花炮、射弩等活动中,都有缅怀英雄、表现勇敢无畏精神的内容,如此耳濡目染,便使得勇敢坚强的精神得以世代传承。水族同样有着反抗统治者的光辉业绩,清代潘新简率众起义,是水族革命斗争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在水族歌会、席间传唱的赞颂简大王的歌谣,以及广为传颂的简大王的传说故事等,让这种无畏的反抗精神成为水族性格的一部分。而其端节赛马等带有强烈竞争性的游乐活动,又从另一个方面让民族争强好胜的强悍的性格成分得以显露和继承。

在各民族社会民俗中,都有尊敬老人、爱护幼小的习俗,如请老人先入席、给老人盛饭斟酒、为老人让路,为老人负重及孝顺父母、祭祀祖宗等,对于树立道德观念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此外,邻里间互敬互爱,婚丧嫁娶、起房造屋之时倾力相助;急难之时无私救援;迎宾待客盛情款待等,皆已是习以为常的民风民俗,若有人悖离传统的文化准则,将受社会舆论的谴责和鄙视,这些礼俗对于为人处世的价值观、审美观的形成,无疑是很有益的。

信仰民俗对人的道德行为有着更加不可忽视的制约力量。贵州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着多神崇拜意识,一般说来,他们并没有明确的人文宗教的信仰,但普遍敬畏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古树、巨石,崇拜雷、火……事实上,也就是“万物有灵”原始信仰意识的反映。多神崇拜的意识让他们相信冥冥之中有无形的力量左右着人的凶吉祸福,监察着人的行为。为了避凶趋福,他们便自觉或不自觉地按自己理解的高尚道德标准约束自己的行为,多作善事,乐于助人。久而久之,这种因信仰制约而发生的行为便逐渐形成传统的道德规范,成为共同遵守的社会生活法则。

由此可见,民族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大量精神文明的宣传教育的内容。事实上,正是有这些积极的、健康向上的成分,民族才得以发展和兴旺。但是,民族传统文化毕竟是历史的积淀,涓滴成河的漫长过程,加上时代的、阶级的局限,免不了沉淀下一些渣滓。因此,对传统文化必须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鉴别,才能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化遗产,让民族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绽放新花。

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剔除其糟粕,让传统文化为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服务,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要解决这个课题,必须深刻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真实践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为指导思想,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剖析、推陈出新,才能让传统文化的精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精神文明建设的力量。

民族传统文化中,勇敢进取、团结友爱、助人为乐、艰苦朴素、热情真诚、勤劳善良,皆是优秀的文化精华,是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优良成分。民族民间文学、民族歌舞、民族游艺娱乐,在促进民族文明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些优秀文化财富,就要加以弘扬。同时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或提供必要条件进行倡导和推行,使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为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作用。例如,贵州省独山县翁奇乡金寨村与都匀县良亩乡的黄良村毗连,两村村民常为山林地界发生纠纷。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文明村寨的活动中,两个乡党委根据当地少数民族村民喜爱唱歌,并有传统歌节的特点,对传统歌会进行了有目的性的组织引导。确定每年正月十五前后举行“匀独关歌会”,邀集四方八面歌手参加对歌,并组织文工队表演,组织集市贸易及科技知识、法律知识、计划生育知识等宣传讲座,使歌会成为健康向上,增进团结和交往的娱乐活动。由于组织得好,两个乡及附近的群众兴致浓烈,每年匀独关歌会期间,两三万各民族群众欢聚一堂,唱歌对歌,交流感情,青年人还借此机会寻觅情侣。借着这健康文明的活动,良亩村和黄良村的村民感情日深,有的还结成了亲家,大家互敬互让,从此再无山林地界方面的纠纷发生。这就生动表明,挖掘、弘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贯之以时代精神,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非常重要的。

在民族传统文化中,也混杂着一些杂质,例如封建迷信意识、因循守旧意识等,对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是一种障碍。封建迷信思想是原始宗教信仰的极端化发展的结果。原始宗教信仰是人类先民在认识水平低下的条件下对自然物与自然现象解释的最初尝试。这种尝试让他们相信,大自然是有人性的、有意志的实体,而其力量是人类远远无法抗衡的。这就有了自然崇拜、鬼魂崇拜、图腾崇拜等意识,同时产生了众多的信仰民俗。原始宗教信仰的极度发展,就产生了迷信思想,相信鬼神、相信天命等,从而发生大量的祈祷、占卜、祭祀、驱鬼等活动。由鬼魂崇拜而带来的众多禁忌,严重地禁锢着人的思想,妨碍了生产安排和经济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封建迷信意识束缚着人们的改革精神和开拓意识,把人们牢牢禁锢在狭小的天地里,对于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不敢有所突破,有所变革。这也是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见,民族传统文化中杂糅的糟粕,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桎梏,对此,应当有所认识,认真加以剔除,才能推陈出新,让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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